道安大师──中国僧制开创者

道安大师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师事佛图澄，精于般若与禅学的研究，创「本无宗」，为六家七宗之首。统一中国僧姓为释氏。制僧尼轨范，开中国僧制之始。晚年于长安组织译经，编纂《综理众经目录》，为我国第一部佛经目录。

佛教传入中国，依据比较保守的看法，有将近二千年的历史。尽管两汉之际，佛教渐行中土，但到了魏晋以后，佛教才真正对中国社会生活，人们的信仰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为其它宗教所不及。这其中，不乏许多高僧古德的伟绩传奇，而能以其卓越精神，高蹈的德行和渊深的学识独步一世，为中国佛教发展开辟一代风气者，实是本传的主人──东晋伟大的学僧「弥天释道安」。在道安的七十多年生活中，主要行化于华北地区，大约是在河北、山西、河南一带地方，也曾南下湖北荆州的襄阳客居十五载，最后弘化于长安（今陕西省安市）。他经历的时代，正是西晋末年的混乱和此后相继兴替的「五胡乱华」时期。西晋末年，王朝日益腐败，司马氏宗室内部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相互混战，这种国家之祸，至亲之乱，使西晋陷入「政乱朝危」，风雨飘摇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各地流民的揭竿起义，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纷纷反晋，使西晋在建兴四年（公元三一六年）覆灭于匈奴族的刘聪。第二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南渡士族、官僚的拥戴下，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称晋王，翌年称帝，改元「太兴」，东晋由此建立。与偏安于南方，无风尘之警、和平、安定的东晋相比，北方和巴蜀广大区域，正经历著由内迁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和巴（上宗＋下贝）等少数民族的连年混战和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安大师一生颠沛流离，避难各地，仍讲经不辍，弘法殷勤，其人格上的风骨坚挺，非他人所可比拟，堪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楷模。北方祸乱，民生凋敝，心理上反倒使老百姓们希望通过企求某种神灵的助佑，来获得福田和平安。加之这个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之部落首领们，在屡年的东征西战过程中，也常有旦不保夕，命如悬丝的惶恐感，所以他们也大都扶植佛教。其中尤以羯人建立的后赵、氐人建立的前秦、羌人建立的后秦、匈奴人建立的北凉崇佛比较突出，从而使得佛教不论是从民间信仰的普及，还是佛典的翻译、教义的研究、僧团的建设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道安一生天涯行脚，坚毅弘法，之所以能使佛法灿烂于当时，使佛教泽被于来世，也实赖于民间的信仰和王官贵戚们的扶持。这也就印证了道安自己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道安是一个学僧，他从不以道术神通来吸引信众，而是通过自己实地的修证、不尚玄谈的人格，及对佛教义理的深入研究来形成强烈的感召力。可以说，道安的出现，开辟了中国佛教的新风尚，他把中国佛教从民间流行的方术提升为一种文化精神和理想，使佛教变成一种精致的义学，从而引起了当时士大夫文人阶层人士的注意和参与。佛教自从汉代传入中国，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为是一种道术的、祠祀的。汉以来的许多佛教僧人，把佛教弘传依附于传统的黄老道术，甚至对道士们编造的「老子西去化为佛陀」的说法予以默认。当时一些外来僧人大都掌握某些方术，例如东汉安息僧人安世高，就颇精通五行观象、医术、乃至鸟兽呜呼，他都能闻声知心。又如三国时吴国的僧人康僧会于天文图纬、风云星宿莫不贯涉。即使是道安的老师佛图澄，亦时常藉著道术来吸引信众，传播佛教。据载，佛图澄曾以道术来取得后赵王石勒的崇信。一次，石勒召佛图澄问道：『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深知像石勒这样的一介武夫不可能深达妙理，决定用神通来争取石勒的信任，便回答道：『佛道虽然很幽远高妙，但也可以通过眼前的事来印证佛道的灵验。』随即取钵盛水，燃起一炷香，供在钵前。合掌念几句咒语，大喝一声，顿见钵中生出一株青莲，须臾长大开花，光色耀目。一向相信神灵、奇迹的石勒一看此境，便心生欢喜，极为歎服佛图澄。借助于阴阳星算、神咒方术等方法来吸引信徒，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这是一种方便的权宜之法。在战乱方兴，生灵涂炭之际，可使掌权者信服，稍歛残暴，从而使百姓蒙益。但这种方术的最大弱点，是不能取信于士大夫文人阶层，因而也限制了佛教的发展。再加上佛教的本来精义不在神通变化之术，而在于证得佛性，解脱成佛。实际上，汉魏晋时期信佛的知识分子是极其少数的，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大都醉心于很有思辨、学理意味的老庄玄学。道安大师顺应了社会上盛行的玄学风气，大力研究和宣传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有不少著述。据统计，道安所著各种佛教著述四十八种，其中关于大乘般若学说的就有十四种。在这些著述里，道安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的语言、概念，来解释、发挥佛教教义，特别在般若学方面，运用玄学贵无派学说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理论，成为东晋时期中国佛教义学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把佛教与玄学相互比观，深得当时文人学士的激赏，使得佛教能在当时知识分子阶层广泛流通，此道安之功不可没也。佛教在知识分子中的流传，离不开佛经的翻译、整理。过去翻译佛经，大都由民间分散进行，道安大师在长安主持翻佛经，由于他在佛教界所处的领袖地位和人格、学识的影响力，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资助，因此在选择译经人才，主持译经事业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进展。道安主持译出的佛典约有十部一百八十七卷，共百余万言。其中的小乘佛教典籍占绝大部分。这些小乘佛典主要是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传承的《阿含经》和论释《阿含经》教义的论书（阿毗昙）。这是在东汉安世高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地把一切有部的经典译为汉文。中国后世虽盛行大乘佛教，但因为小乘经典，特别是阿毗昙，对佛教的基本教义作了分门别类的诠解，所以流传也很广。大师还博览群经，辨其真伪，亲自编撰了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成为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圭臬之作。东晋佛教的广泛普及，实赖于道安大师分派徒众，广令布教。大师德高望重，慕名而归者有几百人，其中学有所成的著名弟子就有法和、竺法汰(二人皆与道安少为同学)、慧远、昙翼、昙徽、法遇、道立及僧(契去大加石)、僧叡等，可调名贤备出。大师从河北到襄阳，最后西入长安，其间两次「分张徒众」，令其弟子各行一方，化导群迷。其弟子们或率徒入蜀（今四川省），或弘教东南，或栖隐匡庐，或立寺荆州……分布于大江南北，传法于山乡城镇。僧 (契去大加石)、僧叡曾助道安译经，后又投鸠摩罗什译场，成为罗什的得力助手。道安大师为了净化僧团，曾多次肃整戒规，并提出凡出家僧人一律不用俗姓，改以释为姓；这成为此后中国佛教僧团的定规。穷大师一世，修学并重，解行相扶，其道行风骨足垂千史，古人即有赞曰：「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