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柳大师与深柳堂

深柳大师与深柳堂
　　武延康
　　唐代诗人刘眘虚《阙题》云：“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1897年夏，金陵刻经处迁往南京延龄巷，其中杨仁山居士(1837—1911)的住室即以诗句“深柳读书堂”(简称深柳堂)命名。“深柳大师”则是门人弟子对恩师杨仁山居士的尊称。
　　一
　　杨仁山居士名文会，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县)人。道光十七年(1837)11月16日丑时出生于石埭县城西南三十华里穰岭下杨家村。10岁开始读书，甚颖悟。咸丰三年(1853)正月，太平军弃武昌东下，破安庆，安徽巡抚蒋文庆被杀，乡里备受兵扰。在父亲朴庵先生带领下，全家老幼近10人开始了10年的流浪生活，辗转于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一带，多次遭遇逆境，都因杨仁山部署有方，终未罹险。其间，杨仁山还参加了清军张芾、周天受[1]的军队，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并曾“手刃间谍，血溅衣袂”，而论功行赏，则“固辞不受”。战争平息后，他在《赠别程碧山归里》一诗中描写了当时的惨况：“我闻兵燹余，惫矣吁可怖。废井腥有人，荒邱赭无树。田畴乱蓬蒿，村落聚狐兔。”战争的残酷，黎民百姓的苦难，对杨仁山的刺激很大，同时也在其心中播下了尔后学佛的种子。同治元年(1862)，杨仁山时年26岁。此年太平军放弃安徽省，他由江西率家族迁居安庆，开始接触佛法，即《杨仁山居士事略》[2]所言：“先是有不知谁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刚经》一卷，怀归展读，猝难获解，觉甚微妙，什袭藏弆。嗣于皖省书肆中，得《大乘起信论》一卷，搁置案头，未暇寓目。”同治三年(1864)，杨仁山28岁，因长期劳顿，不幸感染上瘟疫，病了很久。“病后检阅他书，举不惬意，读《起信论》，乃不觉卷之不能释也。赓续五遍，窥得奥旨，由是遍求佛经。”(见《事略》)由此，杨仁山居士正式走上了学佛之路。
　　同治五年(1866)居士全家迁来南京。同年，居士首刊《净土四经》。此书的刊印，标志金陵刻经处的成立[3]。金陵刻经处是近代中国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融雕刻、印刷、流通及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金陵刻经处成立以后，如皋、杭州、常熟、扬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刻经处。光绪四年(1878)，杨仁山居士以随员身份随钦差大臣曾纪泽出使英、法。于次年(1879)夏，与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首次在英国伦敦见面(当时南条文雄正在牛津大学读书)，并结为终身好友。他们后来一直保持联系，居士托南条文雄在日本、朝鲜共觅回我国隋唐时代古德著作三百余种，其中不少在中土久已失传。杨仁山居士择其最善者刊刻流通，致使唯识、三论、华严、净土诸宗得以昌明。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初四，居士全家迁入南京延龄巷新居，这是金陵刻经处第4次搬迁[4]。杨仁山居士当时考虑到金陵刻经处应有一处固定的基地，才有发展前途，故在花牌楼杨公井附近购置土地六亩多[5]，于其上新建房屋六十余间。因当时居士之母孙氏病重，想亲眼看一看新居，所以房屋还没有油漆就搬了进去。当时，家人让孙太夫人半躺半坐在藤椅上，抬着她在宅院内看了一转。这幢宅院大门朝东，面对延龄巷，后来的门牌是延龄巷49号。门额上题有“金陵刻经处”五个大字，大门右边有“池州杨寓”四个字，门联为：“法遍沙界，春到芜菁。”杨仁山居士命人将历年所刻经版和整个印刷作坊都搬进了新居。宅院前部为经坊，后部则为家眷住地，而居士的居室在宅院的最西隅，是一座独立的平房建筑。居室前有池塘，四周植柳，命名为“深柳读书堂”，系取自唐人诗句。此处是居士校勘经典、著述讲学的地方。深柳堂共分三间，东间是居士卧室，中间是会客室，西间是书房。金陵刻经处作为杨仁山居士一切佛教事业的基础，自从迁入新居后，刻经和讲学便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而居士一生最后14年的佛教活动，又和深柳堂密不可分。
　　该年六月十四日，居士之母孙太夫人去世，享年98岁。服阙，居士召集长子自新、次子自超和五子福严来到深柳堂，向他们表示了分家的意愿，希望将延龄巷的房屋捐作金陵刻经处的永久办事处所。居士嘱咐他们：“我自二十八岁得闻佛法，已誓愿出家，而衰白在堂，鞠育之恩未报，未获如愿。今老母寿终，自身已衰迈，不复能持出家律仪矣！汝等均已壮年，生齿日繁，应各自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为十方公产，以后勿以世事累我也。”[6]居士自此安居乐道，然会释经疏、维持法教，日无暇晷。居士曾对别人说：“吾在世一分，当于佛法尽一分之力。”[7]四年以后，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九日，居士再次招集三个儿子来到深柳堂，订立《分家笔据》，将延龄巷房屋捐给金陵刻经处，作为十方公产；而历年因刻印流通经书所欠债务共计银三千八百一十两，则由三个儿子分认归还[8]。
　　深柳堂不仅是居士读书和工作的地方，也是居士平常会见朋友故交、门人弟子的场所。他们多为佛教学者，也不乏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如谭嗣同、欧阳渐、苏曼殊等都与深柳堂有一定的关系。
　　谭嗣同(1865—1896)，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底，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来到南京。在宁期间，他对官场黑暗极为不满，心中甚感苦闷，于是从居士研究佛学。从此，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谭嗣同在给其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固知官场黑暗，而不意金陵为尤甚……幸有流寓杨文会者，佛学、西学海内有名，时相往还，差足自慰。”杨仁山的佛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谭嗣同深得华严奥旨，所著《仁学》一书深受佛学思想的影响[9]。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说：“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教，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间，杨仁山居士与谭嗣同两人联络了郑孝胥、蒯礼卿、徐积余、缪荃孙、刘聚卿、茅子贞等人组织了“金陵测量会”，会址就设在居士家中，并由谭嗣同起草了《金陵测量会章程》。当年居士从西欧回国时[10]，带回了各种仪器图纸“约计不下千数百张”，还购置了大批仪器，如天文仪、天文镜、地球仪、地上望远镜、经纬仪等，谭嗣同对“仪器亦颇考究”，经共同商议，故有此中国近代第一个测量会之设立。谭嗣同在南京期间，经常来深柳堂向杨仁山居士请教佛学问题，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携家眷离开南京，返回湖南。临行前，谭嗣同将其住处南京东关头公馆的一套红檀木家具赠送给杨仁山居士。此套家具后来一直放置在深柳堂。同年七月谭嗣同被召入京，任军机章京，授四品卿衔，与林旭、杨锐、刘光第同参新政，号“军机四卿”。受职后，谭嗣同特地从北京寄来报单贴在居士家大门口，末署“受业晚生谭嗣同”，以示荣宠未忘师恩。同年八月十三日(公历9月28日)，谭嗣同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一起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不久之后，杨仁山居士家中即被搜查，深柳堂亦未能幸免。因居士学佛名声很大，且与地方官多有交情，有关官员早与居士家暗通消息，使之早有准备，最终当然什么也没有搜到。
　　桂伯华(1869—1916)，江西德化(今九江)人。少年时与新建夏敬观同师皮锡瑞，经学词章根柢深厚。他于光绪丁酉年(1897)乡试中举后，即参加了康梁变法运动，到上海沪萃报任主笔，撰文鼓吹变法维新，与维新人士梁启超相往还。后来“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被捕罹难，梁氏逃往日本，桂伯华亦潜回故里，藏匿乡间以避祸。是年岁暮，他患疟疾病卧在床，中夜难寐，寻得一册《金刚经》，晨夕阅读，竟至不忍释手，恍然感悟人生如幻。病愈，到南京金陵刻经处见居士，请教佛学。杨仁山居士在深柳堂接见了他，经过交谈，认为是可造之材。不久，桂伯华回到家乡，但经常与杨仁山居士通信请教佛学问题。后来黎端甫、欧阳渐、梅光羲从居士学佛，都是由于桂伯华的介绍。杨仁山居士感念桂伯华刻苦好学，而家境贫苦，遂有意扶持，于是函招桂氏来南京。居士在信中说：“有友人愿每月资助他赡养费六元，但在研究因明、唯识之余，每日需校书三点钟。如可其意，可前来南京，久住敝宅，专心研究。”信中所谓“友人”，大约就是居士本人。桂伯华接信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初旬，带着母妹和弟妇，共计一家五口住进了金陵刻经处[11]。受他的影响，他的母亲和妹妹也皆持斋念佛。桂氏常去深柳堂向杨仁山居士求教。这样，他在刻经处研究因明唯识之学约两年多时间，于1904年偕弟元度东渡日本，兄弟二人藉官费生活，后来又把母亲和妹妹圆成接到日本。
　　梅光羲(1878—1947)，字撷芸，江西南昌人。光绪丁酉(1897)科举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由桂伯华介绍，往深柳堂叩谒杨仁山居士，并听讲《起信论》，皈依佛法。后梅氏于1909年完成《心经浅释》，求正于居士。杨仁山居士为作《心经浅释题词》，置于书首。杨仁山居士认为，《心经》文约义丰，诵之者众，注疏虽多，皆古奥难懂，故《浅释》乃初学入门之津梁。
　　高鹤年(1872—1962)，名恒松，号隐尘。祖籍安徽贵池，后世迁于兴化，复移刘庄，遂定居。他是佛教居士中独一无二的为朝山访道而徒步行脚的旅行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底，高鹤年住进金陵刻经处，从居士学佛。次年正月二十三日，高鹤年来到深柳堂，从居士告假，又将开始其行脚生涯。居士示以“外出参访，务须著眼。学必参而得悟，津以知而不迷。知之非难，行之维艰”等语[12]。
　　欧阳渐(1871—1943)，字竟无，江西宜黄人。光绪庚寅年(1890)考中秀才，后入经训书院学习，与桂伯华同学。从杨仁山居士学佛，是由于桂伯华的引见。光绪三十年(1904)，欧阳竟无34岁，以优贡赴京考试。南归途中，到南京深柳堂谒见居士，得启示后，回乡办“正志学堂”。
　　苏曼殊(1884—1919)，名元瑛，后改名玄瑛。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907年，苏曼殊在日本得陈独秀赠英文底本，完成汉泽《梵文典》。1908年初，又与章太炎联名发表《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告宰官白衣启》，在佛教界产生了不小影响。同年，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开办“祗洹精舍”，特地函请他来任英文、梵文教师。“祗洹精舍”于十月开学，苏氏先于九月十三日晚抵达刻经处。空闲时，苏曼殊常到深柳堂听居士讲经。他对杨仁山居士极为景仰，在给友人刘三的信中说：“瑛于此，亦得时闻仁老说经，欣喜无量。仁老八十余龄(注：应是72岁)，道体坚固，声音洪亮。今日仅保我佛余光，如崦嵫落日者，唯仁老一人而已。”苏曼殊本来身体就不好，又因授课过于疲劳，后来患了咳血症，仅在“祗洹精舍”授课一个多月，就于十二月上旬离开了。
　　此外，同盟会会员余同伯、孙毓筠都曾前往深柳堂叩谒居士，请益佛学[13]。余同伯曾长期住在刻经处，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后来孙毓筠于1906年从日本回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事泄被捕。孙氏被捕后，其眷属即隐藏在金陵刻经处，并由杨仁山居士照顾生活。
　　二
　　宣统三年(1911)七月间，南京遭受大水，杨仁山居士带领全家出去看水。因天气炎热，受了暑气，回来就病了，病势日益严重。当时居士的学生欧阳渐、梅光羲、蒯若木[14]等都在南京，他们延请了当时南京、上海最好的中西名医来寓诊治，病情终无起色[15]。一日，居士对恭侍在侧的蒯若木说：“我孙辈中有两个人你力所能及地特别关照一下。第一个是三孙女(注：指杨步伟)，她虽是女子，志气却胜过男子。她要出洋学医，将来可以济世。第二是五孙子，我希望他学梵文，将来研究佛经。”蒯若木听后，答应一定办到[16]。居士见沉疴难起，一日，招陈宜甫[17]来，对他说：“余病恐不起，刻经处须付托有人，余欲以陈樨庵[18]、欧阳竟无及汝三人共同担任。樨庵(注：当时在上海)处汝写信去。竟无(注：当时住在刻经处)亦代徵询。”陈宜甫与欧阳竟无洽谈后，都同意居士的意见，于是一同去见居士。杨仁山居士甚感欣慰，对二人训勉有加。并说：“余即霍然，亦归汝等三人接办。余可专心念佛，不杂他事。”
　　至八月十一日，杨仁山居士命召开佛学研究会临时会议，订期在十七、八日在宁开会。会议将讨论维持保护金陵刻经处的办法；报告刻经处托付三人之事，由会议追认，以示公意；杨仁山居士辞去会长，并推选佛学研究会新会长[19]。当时会中主要成员，均散处京沪各地，时间紧迫，一时难以聚齐。陈宜甫建议延期举行会议，杨仁山居士说：“日期不能迟，迟则不及矣！”于是函电交驰，众人如期集合，至十六日垂暮时，京沪人士果然都到了。于是订在十七日午后二时，在碑亭巷蒯若木住宅开会。当日将近中午时分，居士口授会场应议事件，陈宜甫侍侧笔录。临去会场之前，陈宜甫又去居士处请示，居士说：“你可早点去，布置会场。”当时居士神态自若，毫无变异。谁知到了下午三时许，会议尚未终结，居士家人奔告说：“老居士已西去矣！”[20]会场在座人士闻说此语，皆为之惊愕，急忙驰归。
　　据居士家人说，约下午二时许，居士自言自语：“此时人当到齐矣！”过了一会儿，说：“此时已开议矣！”不久又说：“此时刻经处事当议定矣！”语毕，顿时面上现出异常豫悦之色。接着对左右说：“余心放下，毫无挂碍，可以去矣！”须臾小解，身作微寒。于是高声念佛，久久声渐低渐微，端坐向西，瞑目而逝。项及足至第二日早晨摸之犹温，面色不变，肌肤细滑不冰。论者谓临终种种现相，皆生西之征也。
　　杨仁山居士去世的当天上午，犹与同人详论刻经诸务。当听说又觅得古本注释数种，欢喜不已，说：“予幸得闻此书之存也。”午刻嘱家人为之洗足、剪指甲。
　　居士病中曾嘱其子媳说：“我之愿力，与弥陀愿力吻合，去时便去，毫无系累，维乘急戒缓，生品必不甚高，但花开见佛较速耳。尔等勿悲惨，一心念佛送我西去，如愿已足。”并嘱咐说；“经版所在，即吾之遗体所在。”
　　居士去世后的当天晚上，佛学研究会同仁仍在蒯宅集议，讨论组织金陵刻经处董事会，推梅光羲、吴康伯、欧阳柱、狄楚青、叶子贞、梅斐漪、李翊灼、王雷夏、李晓暾、蒯寿枢、濮伯欣等十一人为董事。旋开成立会议，定刻经处办事简章。承居士遗意，规定三人各负专责：陈樨庵负责印刷流通，欧阳竟无负责编校经典，陈宜甫负责外来交涉事项；事关全体者，三人共同处理决定。当时并准备加余同伯负责交际，适十九日武昌革命爆发，余同伯连夜赴沪活动，故作罢。
　　杨仁山居士一生弘法四十五年，校刻经版二万余片，印刷流通经典著述百余万卷，刻成经典211种、1155卷；刻成佛菩萨像24种(幅)，印刷流通十余万张。
　　杨仁山居士被众人誉称“深柳大师”，门下有：谭嗣同、桂念祖、黎养正、欧阳渐、李翊灼、梅光羲、蒯寿枢、孙毓筠、章炳鳞、梅光远、陈樨庵、陈宜甫、濮伯欣、李晓暾、狄楚青、欧阳柱、廖世臧、邱晞明、梁启超、太虚、普光、惠敏、仁山等。
　　居士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四卷、《佛教初学课本》一卷、《十宗略说》一卷、《观无量寿佛经略论》一卷、《无量寿佛经愿生偈略释》一卷、《坛经略释》二纸、《论、孟发隐》二卷、《阴符、冲虚、道德、南华四经发隐》四卷、《等不等观杂录》八卷、《阐教篇》一卷，另有《天地球图说》一卷单行。尚有居士手辑《大藏辑要》四百六十种、三千三百余卷，《贤首法集》二十二种，《华严著述集要》二十九种，《净土古佚十书》十种，《净土经论》十四种，《大乘起信论疏解汇编》、《释氏四书》、《释氏十三经》、《释氏十三经注疏》和《佛教中学古文课本》甲乙丙丁四编，均别行。
　　欧阳竟无认为杨仁山居士对佛法有十大功德：一者，学问之规模弘扩；二者，创刻书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书；四者，为雕塑学画刻佛像；五者，提倡办僧学校；六者，提倡弘法于印度；七者，创居士道场；八者，舍女为尼，孙女、外甥女独身不嫁；九者，舍金陵刻经处于十方；十者，舍科学伎艺之能而全力于佛事[21]。
　　杨仁山居士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有很大的影响。太虚法师认为，杨仁山居士为“中国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中国佛学》)。蓝吉富先生说：“从近百年来的佛教发展史看，杨仁山是一位使佛教起死回生的枢纽人物。”(《杨仁山与现代中国佛教》)赵朴初先生则说：“近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杨仁山居士遗著开佛教一代之风气，为居士著述之先河，有功于我国近世佛教之发展者至钜。”(《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图像略记》)纵观杨仁山居士一生，除了雕刻流通经书外，所造就佛学人材甚多。由于其门下弟子在民国佛教界具有影响力者为数甚多，因此美国学者唯慈乃称杨仁山为“现代中国佛教之父”。可见其历史地位之重要。
　　注　释：
　　[1]张芾(1814—1862)，字黼候，号小浦，陕西泾阳人。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咸丰二年(1852)擢江西巡抚，后治安徽徽州、宁国两府防务，对抗太平军。周天受(？—1860)，字百禄，四川新都人。咸丰初为把总，从向荣至广西征讨太平军，转战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等地，积功至游击，后为张芾部下。他是清军骁将，在战斗中曾屡次挫败太平军。咸丰十年(1860)八月，在安徽宁国的防卫战中，城陷阵亡。《清史稿》中二人皆有传。
　　[2]《杨仁山居士事略》，载《佛学丛报》第一号(民国元年10月1日在上海出版)。未署名，据说作者为佛学研究会成员、金陵刻经处第一任董事濮伯欣。
　　[3]《金陵刻经处章程》订立于1868年(同治七年)，是由发起人杨仁山、杨西华等十六名居士公议，最后由杨仁山居士手订。而说金陵刻经处成立于1866年(同治五年)，是因此年杨仁山居士刊刻第一部佛经——《净土四经》。此部经书既为刻经处版刻之祖，故以此年作为金陵刻经处初创之年。始创此说者，为解放后金陵刻经处第一任负责人徐平轩居士，以后即沿用不替。
　　[4]同治五年(1866)杨仁山居士全家迁来南京后，曾长期租用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的房屋(即现在南京常府街45、47号)。同治七年(1868)，金陵刻经处设置于金陵鸡鸣山之北极阁。后来在同治十三年(1874)，因该处庋藏经版之所为他人觊觎，杨仁山居士遂将全部经版移往常府街寓所存放。后来杨仁山居士全家迁居花牌楼，经版也随同搬迁。故1866年金陵刻经处成立以后，设置地点先后为：杨仁山居士常府街寓所、金陵鸡鸣山北极阁、杨仁山居士花牌楼寓所和1897年新建的延龄巷宅院。
　　[5]实际面积为陆亩贰分零陆毫伍丝。
　　[6][7]见《杨仁山居士事略》。
　　[8]当年杨仁山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刻印流通佛经佛像，均以弘法为目的，并无赢利。长年积累，透支严重，致使“所欠各处债项计银三千八百一十两”，故以三房“目前进款大小分认归还”。
　　[9]王克骏在《谭嗣同》一书中说：“谭嗣同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是《仁学》。这本书是在1896年到1897年的时候，在南京一所清净宅院(现在南京的延龄巷)写成的，当时他在南京作江苏候补知府。”这一说法使人们产生误解，认为《仁学》写作于金陵刻经处。实际情况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上旬，吴雁舟从上海来到南京，转告梁启超的嘱托，希望谭嗣同为香港《民报》写文章，畅演佛教的“宗风”。谭嗣同接受了这个建议，但迟迟未动笔，直至次年一二月间，才完成《仁学》的写作。此时杨仁山居士住在花牌楼寓所，尚未迁入延龄巷新宅。
　　[10]指杨仁山居士在光绪四年(1878)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两国，及在光绪十二年(1886)随刘芝田出使英国。
　　[11]金陵刻经处内当时有空闲房屋二三十间，经常有居士友人及门人弟子入住，从居士学佛。
　　[12]见高鹤年《名山访游记》。
　　[13]余同伯，生平事迹不详。仅知为同盟会会员，曾从杨仁山居士学佛，又是佛学研究会会员，于1914年以前去世。孙毓筠(1872—1924)，字少侯，安徽寿县人。曾住刻经处从杨仁山居士学佛。1906年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回南京被捕，判徒刑五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获释。辛亥十月中旬，安庆全局由孙主持。1912年3月，任安徽省都督；7月赴北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1月任总统府高等顾问。1915年与杨度发起筹安会。1916年7月被通缉，1918年3月获特赦。1924年病逝。
　　[14]蒯若木，名寿枢。蒯礼卿之从子。杨仁山居士学佛弟子，佛学研究会会员、金陵刻经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1926年，梅光羲辞去刻经处流通处主任职务，此职即由蒯若木担任，直到1945年冬去世时为止。他对杨仁山居士创立的金陵刻经处事业忠心耿耿，尽心尽力。欧阳竟无称他为“我亲爱钦敬之老友”(见《竟无小品·与蒯若木》)。
　　[15]杨步伟在《一个女人的自传》(以下简称《自传》)中说，杨仁山居士大约患的是肠癌，因居士常闹肠疾。
　　[16]杨步伟《自传》：“出洋的事他没有来得及帮忙，可是我以后(办)医院他出了些钱。五弟处他也出钱让他到日本的，但是五弟自己未去。蒯若木总算不负所托。”
　　[17]陈宜甫(？—1952)，名义，号宜甫，江苏镇江人。杨仁山居士弟子。自1911年杨仁山居士去世后，一直任交际部主任，并于1947年冬兼任流通部主任。至1946年底，1911年选出的董事会已形零落，健在者仅有他与梅撷芸、李证刚、濮伯欣。当时金陵刻经处经济困难，日趋衰败，房屋大部出租，职工全行遣散。还有个别的工人已经遣散未即离去，白天出外卖竹篮糊口，晚上则回来住宿。到1948年，刻经处大院内住有30余户人家，树倒墙塌，垃圾满地，甚至连储存经版的十间经版房的窗户铁条也被人盗卖，屋内壁板被人抽去，尘土厚积，四万余块经版已经散乱，部分虫蛀经版被人取去烧火。最后仅有他一人，局居一间小屋，看守经版，经济拮据到连自己的伙食用度也难以维持，犹不忘杨老居士临终重托，一人枯守残局，终因贫病交加于1952年3月15日夜去世。杨仁山居士的孙女杨步伟在1948年12月致他的信中说：“先生如此高年，犹不负先祖之亲委托，以维难局。真是不但杨氏子孙应感激万分，即十方向护持刻经处者，亦应同极感激也。”他在刻经处工作40余年，为护持金陵刻经处做出了很大贡献。
　　[18]陈樨庵(？—1919)，名镜清，安徽石埭人。杨仁山居士弟子。杨仁山居士在《与日本町田书》中说：“陈君镜清……敝处校经友也。”杨步伟在《自传》中说他曾担任过杨仁山孙辈的家庭教师。1911年杨仁山居士去世，遗命他与欧阳竟无、陈宜甫负责金陵刻经处事务，他任流通部主任。金陵刻经处的工作实际上由他总负责，直至民国八年(1919)己未七月去世。
　　[19]杨仁山居士去世后，佛学研究会就未再选出新会长，该组织即于无形中解散。
　　[20]杨仁山居士于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七日(公历10月8日)去世，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杨仁山居士去世之前，已预知国家将有大的动乱发生，故遗言家人，对自己的丧事从简从快为要，不要照礼守丧。并要家人紧要时刻都离开，自己总要跟着经房和经版。经版在哪里，自己的墓也在哪里。(见杨步伟《自传》)
　　[21]见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