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制还是僧制

佛制还是僧制

　　神教伦理来自神，如摩西十诫；佛教伦理来自布萨，由团体共同决议共同遵守的各种戒律。当年佛陀圆寂，优波离主持的律典结集会上，反对阿难所提“小小戒可舍”，最后大会接受大迦叶提议，全体通过“若佛所不制，不应妄制；若已制，不得有违。”从此，佛教伦理变成“佛制”，不是全体通过制的布萨“僧制”。“佛制”使佛教伦理走向神诫式的绝对化，没有变通适应的余地。
　　仔细考量大迦叶的提议，不免想到不另制戒，有两个理由： 第一、避免僧团因制戒意见不同而分裂，以维持僧伽和合； 第二、顾虑世间舆论，减少在家众疑虑，维持大众信赖。毕竟，阿难也说不出什么是小小戒可舍，短期内为免僧团纷诤与在家众误解，不另制戒，似有必要，但如长期持续，戒律就难免停滞，与世间不能相应，违反布萨强调地方性、时代性的立法原则。
　　布萨的真正目的，是透过依“法”摄僧，使僧伽和乐清净。如偏重教条形式，忽略立法精神，即可能舍本逐末，变成重律轻法的教条主义者，所谓“戒禁取”就是这个意思。
　　依“法”摄僧的“法”，包括“法” (教诫波罗提木叉：苦恼的流转与还灭)与“律”(威德波罗提木叉：僧伽的约束力)。传说，释迦佛最初二十年只说“法”，不说“律”后因僧众品杂，难免纷诤，才由“声闻弟子说威德法波罗提木叉” (参见《善见律毗婆沙》卷五)。律典编集时，为了“统一”起见，全部说成“佛制”，其实僧事僧决，都是“僧制”；“佛制”只意味佛是见证人，是僧众一员而已。戒条的议决需要每位僧侣的背书。
　　“法”偏重积极的作为，“律”则偏重消极的不作为，先有法，后有律，是佛教界毫无疑问的史实。法是佛陀的亲证，律是参考佛及佛弟子的亲证
　　僧众布萨时议决的戒条。除非把佛陀神化，使佛陀全知全能，“佛制”才可能“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改)”，事实上，佛陀自己所提议并经僧众全体通过的戒律，自己就改了好几次，据罗睺罗法师的研究，有关共食的规定，就改了七次。
　　戒一般可分成“自然戒”与“施设戒”。“自然戒”又称根本戒，如杀人、抢劫、邪淫、大妄语，自然戒的“自然”有自然不犯的意涵。其所以相当根本，是因为不易犯，若犯则相当严重。“施设戒”又称惯行戒，有约定俗成的意涵。“自然戒”有如宪法或基本法，“施设戒”则好比“民法”，若严格细究，自然戒中仍有施设戒的成分，不必然能截然分开，正如宪法虽是根本大法，也未必不能修改，毕竟一切法律(包括宪法)，都只是手段，都是为了对生命权、自由权做基本的保障，戒也是如此，目的是为了僧伽和乐，互相增上，以俾益修证，“依远离，依离欲，依灭，向于舍(涅槃解说)”，即所谓“法增上”是也。
　　佛教的善，是向解脱，向涅槃，不是世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世间是相对法，涅槃是绝对法。佛教的戒律是依据“向涅乐”，相对地参考世间法而来。
　　所谓世间法，包括“我增上”与“世间增上”。“我增上”指的是将心比心的“自通之法”，我希望人家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人家，常常设身处地替对方想，可以长养悲心，但“我增上”未必完全可靠，因为“我”难免有我执，很容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甚至以自己经验解释别人经验，造成误解或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只要有“自我”就难免不断追求，巩固并扩张自我的对象(“我所”)。这时就需要“世间增上”来节制。
　　“世间增上”于制戒的考虑，消极地说是避免世人讥嫌，积极地说是尊重别人。基本上，世间增上是一种社会契约，需要不断改善。如第一根本戒“戒杀”就是对社会契约生命权的尊重，但死刑的存在，就显示对生命权的有条件尊重，如第二根本戒“戒盗”，就是社会契约财产权的尊重，但如政府课重税或预算编列不当或预算运用不当，虽系“合法”，也可能要归入合法的暴力或恶法；如第三根本戒“戒淫”，有很大成分是考量世人的信赖，当时的印度人对娶妻生子第一印象就是家庭本位，很难想像一个全心全意要修行的人，竟然可以不出家，所以，才制定“戒淫”的出家生活。而对在家信徒则制定“戒邪淫”，“邪淫”的“邪”原意是“不正当”，古代人可能理解为婚前与婚外，现代人则可能论释为任何有暴力、诈欺、恣纵成份的性行为，不再偏重婚前与婚外，婚内有暴力、恣纵，照样归入不正当；如第四根本戒“戒大妄语”，是社会契约“信实为本”的考量，社会都要求信实，僧团更要求如实，阻止未证果的人为了获得利益供养而宣说已证果，而引起教内外的极大困扰。
　　社会契约当然施设的成份绝大，是相对法，特别需要不断改善，因为它不是绝对的，所以也非完全可靠的。严格来说，戒律是世间法，个人修证可以不要戒律，但个人惰性大、盲点多，光靠个人，没有团体助缘，很容易变成盲修瞎炼，至头来未证言证，自欺欺人，很可惜。对四圣谛八正道，虽知或有浅证，仍可能只是个增上慢人。戒律虽是世间法，施设成份大，其中仍有“法增上”的顶大意义。简单说，有助解脱、向涅槃的戒律，才与“法增上”相应。
　　总的说来，制戒需要我增上、世间增上、法增上三者配合。制戒不能只靠佛，要靠僧。靠佛，一定会走向绝对化；靠僧，佛教伦理才有适应、商量、包容的余地。靠僧则首先要恢复僧事僧决的布萨制度，有了相当的共识之后，进一步修订已被冻结几千年的僧戒才有意义。
　　(1991.2.《新雨月刊》第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