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研究者对杨惠南教授的申辩

一个被研究者对杨惠南教授的申辩
　　──并请学界公评
　　一、前言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惠南先生，分别在两份学术论文集上所发表的两篇论文，也就是：〈人间佛教的困局-以新雨社和现代禅为中心的一个考察〉[1]和〈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2]，虽然从题名看来，论述的课题方向不同，一个是考察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的困局，一个是探讨新雨社和现代禅的宗教发展，但是从内文来看，事实上是同一篇论文的“初稿”和“二稿”。在杨教授从事这次研究计划的过程中，包括现代禅创始人李元松老师、前任宗长连永川师兄、释禅瑄法师、释禅音法师以及笔者在内，总共五位现代禅教团成员，都曾作为受访人，在杨教授的提问下，详尽的提供所知，供杨教授作为研究的素材。但是，如今，笔者却以现代禅教团成员的身份，撰写本文公开评论杨教授的论文。作为被研究的对象、受访人，最后却撰文澄清立场，这样的事，在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甚至可说是很荒唐的，但是现在却发生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二、学术研究伦理何在
　　杨教授的这两篇（或应说是“一篇”）论文（以下简称“杨文”），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论述的内容，这些论文实质层面的问题，都有许多可以讨论和质疑的，这些当然会在后文详细的铺陈，但是我认为，首先应该谈的，是杨文牵涉到的学术伦理问题。
　　为了讨论此一问题，叙述基本的事实是必要的。据杨教授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在托林光明先生[3]转给现代禅李老师的信中说：
　　本次访谈，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一个研究计划的一部份，该计划名称是：“当代台湾新兴宗教现象的研究”[4]，计划总召集人是所长瞿海源教授。本人负责的是其中一个子计划，名称是：“解严后台湾佛教新兴教派的研究”。这一子计划下，预计研究现代禅、新雨社、维鬘、万佛会、佛教青年会、关怀生命协会等几个主要的新兴教派；另外，佛光山、法鼓山、慈济功德会等传统教派，所具有的新兴现象，也一并列入子计划的研究范围内。
　　由于这是一个纯粹学术的研究计划，为求客观起见，本人希望能访问到每一教派的开创者、重要干部和少部份信徒；必要时，也会访问该教派之外的其他人士，包括传统教派的人士。这些访谈，都以录音带、照片存档，保存在中研院社会所和台大哲学系、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等三地，若经当事人允许，也有可能记录成文字，刊行于相关期刊或专书当中[5]。
　　基于前述杨教授在邀访时的说明或约定[6]，作为受访者，我们原先认为这个学术研究成果，也就是中央研究院这个大型的研究计划，会在明年，也就是二○○一年的六月底，全部完成时方才发表。但是没有想到，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三日，杨教授就根据他对包括笔者在内的访谈，在弘誓文教基金会主办的“人间佛教．薪火相传”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单篇研究论文，题目是：〈人间佛教的困局-以新雨社和现代禅为中心的一个考察〉。作为受访者，杨教授这样的处理，使我觉得不被尊重。因为，我们之所以接受访谈，所配合的课题是在中央研究院“当代台湾新兴宗教现象的研究”-“解严后台湾佛教新兴教派的研究”这个架构下的宗教实证研究，而不是在探讨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有没有怎样的“困局”。在二○○○年七月出版的《台大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五期当中，杨教授改题目为〈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二度公开发表。从这个新题目更可看出杨教授仍是站在印顺思想的立场来研究现代禅（和新雨社）。作为一个学者，杨教授当然可以有他个人的立场，可以有他自由论述的角度；但这种方式对受访者来说，难免有“资料被挪用”的感觉。同时我觉得，这关系到学术研究工作者道德上的自我要求，在学术研究伦理中应是可被讨论的问题。
　　中央研究院“当代台湾新兴宗教现象的研究”要到二○○一年六月底才完成[7]。我们不确定的是，杨教授这篇已发表的论文，是否还须要经过中研院再讨论、再整合的过程；或者，这已经是中研院这一次宗教实证研究的定稿。若已是定稿，那么，中研院这一次众所瞩目的大型宗教实证研究，在学术水平整齐度方面的表现，令人遗憾。若是未定稿，则杨教授恐有藉中研院该项宗教研究计划之名义，获取资源之嫌，并在未经受访团体、受访人同意下，迳自移作“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研究”之用，这样的作法，对全力配合接受访谈的团体和当事人是不公平的，甚至在诚信原则上，是有瑕疵的。
　　三、作为印顺和现代禅思想之讨论，杨文流于浮泛
　　杨文的论述要点，简要的说，如杨教授在他论文的前言所述，要以新雨社和现代禅这两个新兴教团为中心，探讨印顺“人间佛教”的理念，在台湾所遭受到的困局[8]。可见杨教授在论文中提出的问题意识，乃是以印顺人间佛教为主体的，而非一般社会学式的宗教调查研究，既然杨文以他自己提出的“探讨印顺人间佛教的理念，在台湾所遭受到的困局”为主题，那么我们就先顺著杨文自己提出来的主题来评论它的内容。
　　有关印顺法师“人间佛教的几个理念”，杨教授提到的是：（一）佛教的社会关怀；（二）“凡夫菩萨”的强调；（三）“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乃至“不证实际”；（四）推崇原始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杨教授认为这四个理念的赞同或反对，和现代禅及新雨社有关[9]。但是杨教授并没有在论文当中，对双方的论点进行起码的讨论，只是在陈述印顺的看法及现代禅、新雨社的意见之后，就迳自加上“温金柯的这些说法，有违佛典原意”[10]“初期大乘菩萨道的这一本意，新雨社和现代禅的人士并不能体会”[11]这类独断式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在杨教授发表初稿、二稿之间，我撰写〈回应林建德先生之考察现代禅-兼平议最近有关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引申之学术论辩〉[12]一文，于此文第十小节，我特别因林建德对杨文的引用，而就“温金柯的这些说法，有违佛典原意”这一段话所涉及的“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之诠释问题进行了申论。在申论时，我已明确指出，我在受访时的说法具有佛教经典的根据；相反的，杨教授所提出那种“不修禅定、不断烦恼”的诠释，方才不符佛典原意。但杨教授发表“二稿”时，仍然未对我的质疑提出任何的讨论或补充说明。
　　若从“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困局之研究”的角度来说，杨文的处理明显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是以印顺思想为主来研究现代禅，那么，现代禅与印顺法师思想的交锋，牵涉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都是佛教思想极核心的讨论，并不是简单浮泛的辩证所能厘清的[13]。甚至印顺法师在一九九三年年底，还亲自撰写〈《我有明珠一颗》读后〉评论现代禅的思想[14]，随后由笔者代表现代禅，针对印顺法师的指教，给予全面的回应[15]。像这样双方针对佛教根本思想的论辩，如果真要处理印顺与现代禅思想的话，应该是不容回避既有之文献。尤其像杨教授是以佛教思想为专业的哲学系教授，更不宜对此论辩采回避的态度。
　　四、令人质疑不公正、不客观的事例
　　从杨文对现代禅教团所作的田野调查式的宗教实证研究，似可略见杨教授并未深涉社会学领域，因此我们在“田野调查”“实证研究”的方法上，可以不作太多的苛求。但是无论如何，应要有起码的公正客观的学术伦理，譬如在叙述时，对受访人基本的尊重-有不同说法或有疑义时，应尽可能比对、再访谈，以趋近最可能的真相，或至少让不同的意见两案并呈。然则，我们看杨文“现代禅的成立及其中心理念”这一节的呈现，却有多处偏颇的态度。以下就举其中的几个例子来说明。
　　（一）切入点立场偏颇
　　杨文在“现代禅的成立及其中心理念”这一节的开始，是这样说的：
　　现代禅……创立后，受到传统佛教僧俗的严厉批评。特别是一些因故离开现代禅的人士，几乎都心怀怨恨。传统佛教人士的批评，大体是和佛典的道理或教界的传统有关；而来自离开现代禅人士的批评，则是基于对现代禅的组织运作、领导风格不满所致。这一部份，牵涉到创立人李元松个人的人格特征；因此，让我们先从李元松的人格特征入手，进而分析现代禅的组织结构、运作方式和领导风格[16]。
　　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杨教授对整个现代禅研究的总纲和切入点。如果我们对这一段话略作分析便可以发现，杨教授在未进入评论之前，已经先把他的研究对象，放到一个被“严厉批评”、被“怨恨”的位置，而这些“批评”和“怨恨”各都有其清楚而合理的理由，至于招致这一切的原因，则归诸被研究者的“人格特征”。这样的表述方式，反映出杨教授对其研究对象怀有预设的成见。
　　为了说明杨教授这种切入角度的偏颇，以下我仿照杨文，作如下的描述。虽然身为佛教徒的立场，以下的譬喻是对太虚大师[17]非常不恭敬的，但为了说明杨文研究现代禅切入点的偏颇，暂且这样说：
　　太虚从开始在佛教界活动以来，就受到传统佛教僧俗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对他非常了解，曾经和他情同手足的盟兄弟，以及他的弟子辈，后来也坚决的反对他。传统佛教人士的批评，大体是和佛典的道理和僧团的传统有关；而来自昔日同志和其后辈的反对，更是对他的种种作风与思想不以为然所致。这一部份牵涉到太虚这个人的人格特征，因此让我们先从太虚的人格特征入手，然后再来分析他提出来的各种不为传统佛教界所接受的主张究竟是什么？
　　以上的譬喻叙述，虽然也有部份的“事实”根据，但是若以此作为研究太虚大师佛教革命的总纲和切入点，明显是偏颇的，甚至可说是荒谬！
　　（二）“深浓恨意”考
　　杨文说：“一些因故离开现代禅的人士，几乎都心怀怨恨。”这是杨教授在研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论断。但是我们在杨教授的论文中，看不出来杨教授这个论断有何根据。反而在“后记”中，看到廖阅鹏先生否认杨文的说法，廖阅鹏说：“再者，我对……‘即使是怀著深浓恨意离开现代禅的廖阅鹏……’有意见。我的感觉是，‘怀著深浓恨意’并不是精确的描述……，从我打包离开现代禅龙江道场那天，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感觉到‘怀著深浓恨意’。[18]”事实上，廖阅鹏在离开现代禅教团七年后的一九九七年七月，还写信给李老师表达怀念及感念之情。这是在杨教授对廖阅鹏进行访谈前一年的事。此外，近日（二○○○年八月三日），廖阅鹏亲自造访现代禅前任宗长连永川先生，希望代为转告李老师：“依旧怀念、敬重李学长（李老师）”。从这前后资料和讯息所呈现的，廖阅鹏本人似乎没有对李老师“怀著深浓恨意”才是，相反的，应是“依旧怀念和敬重”。
　　于是，这里有个问题：到底是廖阅鹏前后说词不一？还是杨教授误判？如果是廖阅鹏前后说词不一，杨教授却将之作为杨文的重要参考依据，则本篇论文瑕疵不想可知；如果是杨教授误判，则对廖阅鹏是不公平的，并且更波及无辜受冤的现代禅！
　　事实上，根据我们在佛教界的经验，几乎每一个团体，难免都有人来人去的现象，这本是平常事。杨文提到早期离开现代禅的几位弟子，实际上都是富寓宗教情操的一时俊杰，他们跟李老师完全没有任何现实利害纠葛，他们的不满情绪，顶多只因佛法理念之不同，或不服李老师的领导风格。但这“不满意”或“不服”是否即等同于“怨恨”甚至“深浓恨意”？杨文所断言的“深浓恨意”说，使李老师和现代禅予人一种极为负面的印象，但事实是否如此？仅以廖阅鹏一例，就值得进一步求证了。
　　（三）未给予当事人内心情感的诠释权
　　到底是“心怀怨恨”，还是“怀念敬重”，这一类属于个人内心世界的事，尽管他人可以有观察者的诠释，但至少应该问一问本人的看法，保留让本人能够表达意见的空间。但杨文在诠释他人内心世界这方面，其认定之主观，几乎到了肆意挥洒的程度！以笔者本人为例，杨文在初稿时，引用昭慧法师的话说：“我很反感他们（指现代禅）对僧伽的意见……我不容许他们污蔑僧伽。”“尤其是温金柯，经常对僧团有很大的敌意。[19]”这是对我极严厉的人身攻击。昭慧法师在佛教界形象清新，一言九鼎，杨教授这样的引用，对我造成的伤害非常明显。我在杨教授初稿发表之后，看到这一段文字，觉得非常的纳闷。因为杨教授有机会当面访问我，他为什么不问我：“有没有对僧伽怀有敌意？”
　　笔者身为三宝弟子，长期薰习佛法与佛学，在我内心深处，对佛法怀著很深的景仰与孺慕之情，有时纵或对传统佛教有爱深责切的言论，但也不能解释为“敌意”。这事攸关我内心情感的真相，我想，对此问题，我比昭慧法师有更大的解释权，可惜在杨文中，早已被未审先判了。事实上，杨教授在对我的访谈中，有一段谈到与此相关的话题。我在回答杨教授所提“你对居士佛教的看法怎么样？”的时候说到：
　　我认为说居士佛教是佛教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份。当然，出家佛教也是很重要。出家佛教能够在我们这个欲望充斥的世界里面，示现出欲望是可厌弃的，而愿意过那样一种清净的生活，示现出那样清净的形相，是值得赞叹的，能够让一般人得到一些反省的[20]。
　　也就是说，我曾明确向杨教授表达我赞叹出家僧伽的看法，但杨文却引用昭慧法师的话，说我“污蔑僧伽”“经常对僧团有很大的敌意”，且完全不理会我当面对他表达过的态度。作为一个无端受害的受访者和当事人，我不能认同杨教授的处理方式！
　　（四）不理会受访团体意见，过当推演“内密”意涵
　　杨教授在力邀李老师受访时，他提出的理由是：如果没有“教派开创者”第一手的访谈，则无法进行完整的研究[21]。事实上，包括李老师在内，现代禅教团所有被指定的受访人，在答应接受访谈之后，对杨教授的研究需要可以说是完全的配合。换句话说，如果杨教授是一个追根究柢的访问者，那么他的所有疑问，应该都可以得到李老师和现代禅受访者提供给他充份的“第一手”资料。尽管，杨教授有权不采信现代禅提供的资料，但不应该有太多凭空臆测的言词，同时人与人最起码的尊重和信赖也是必要的。
　　但，我们从杨文可看出，杨教授对李老师访谈中陈述的现代禅组织型态的明显不信赖，当然，如上所述，这是杨教授的自由，旁人应充份尊重。但至少应该平衡报导，供读者自行判断，方符合学术常规。
　　在介绍现代禅的组织型态时，杨文用了整节的篇幅介绍。杨文有关这一节的论述，主要的资料根据，就是被他强调是“密件”，编列为“附件二”的〈现代禅入室弟子入门前训练教材（一）〉，用此来描述现代禅的组织型态和教团性格。有趣的是，这一份被杨教授如此重视的所谓“密件”，其主要内容早在一九八九年五月的时候，李老师就公开发表在当时名盛一时的《文殊杂志》上了，当时题为〈现代生活禅善巧七阶〉[22]，不仅如此，并编入《现代人如何学禅》一书之第一篇，题为〈现代禅善巧七阶〉[23]。令人非常不解的是，杨教授在对李老师进行三次（含书面）访谈总共超过一百多个问题中，对此只字不提，也不问这个文献的撰写者、现代禅教团制度的创立者-李老师本人对此一文献有什么看法。尤其，在一月二十九日的访谈，杨教授最后的开放式问题：“今天我想问的，差不多都问完了，最后你有没有自己最想说而我没有问到的问题？”李老师的回答是：
　　就如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我觉得对现代禅最重要的便是《佛教现代禅菩萨僧团宗门规矩》(简称“现代禅宗门规矩”或“宗门规矩”)，宗门规矩是现代禅教团的根本法、根本律，是所有现代禅同修（包括我自己）都必须尊重实践的；现代禅从创立迄今将届满十年，之所以不断内省改革数度修订宗门规矩，目的便是在于建立一部如实可行的宗门规矩，以达到佛教“以法为师”“以法摄僧”的意义目的。而从现代禅创立迄今，宗门规矩的内容每有修订的时候，现代禅都会透过《现代禅月刊》《本地风光月刊》以及附录在我著作中的后面公开披露（最后一次修订的时间是一九九六年三月，收录在《禅门一叶》），并且每次印行数千册宗门规矩单行本分送每一位现代禅同修和部份社会上的读者。因此我觉得如果要深入了解现代禅的传承、宗风、道次第、组织架构、人事制度、戒律规范、同修须知、执事信念与守则、宗长具体的工作职责……等等，那么从现代禅的宗门规矩下手去观察研究，应该是最便捷、最核心的方法[24]。
　　在这里，李老师透露给杨教授的讯息是：现代禅教团对于建立教团制度的重视，是一个具有成文教规的佛教宗派，研究现代禅教团的组织，可以参考《宗门规矩》。但是，杨教授完全不理会李老师所提供之资讯，他在论文中描述现代禅教团的制度时，依旧根据他从十年前离去的弟子所提供之“内密”文献。在杨教授发表“初稿”后，经笔者所主持的教理哲学研究部发表〈现代禅致佛教学术界公开声明启事〉[25]对此加以澄清，认为杨文“引用资料老旧”，但杨教授依然拒绝接受，认为：“这些‘密件’，对于现代禅创教性格的了解，更为重要[26]。”
　　但从现代禅教团的历史来说，一九八九年四月李老师制定《佛教现代禅菩萨僧团宗门规矩》，是为现代禅教团的正式成立。杨教授所引用的〈现代禅入室弟子入门前训练教材〉等等所谓密件的早期资料，虽与《宗门规矩》有前后的发展关系，但它是现代禅教团正式成立之前，或在成立之初短期实施的内规，后来已废置成为历史档案文献，改由更完整的组织纲领取代，正式印行公布于世。如果要对一个团体现况作实证研究，却极端重视早已被废置多时的旧资料，虽非完全不当，但显然取材上有瑕疵。不仅如此，这些内容是李老师传授弟子的修行教材，大部份尚未公开发表，杨教授是透过哪一位早期离去的弟子取得这些资料（或教材），在此我们不想探究，但杨教授应有“著作权”观念才是，到底这些教材资料依法而言，乃属李老师所有。如果杨教授真的认为这些资料对了解现代禅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尽可以在访谈时面询李老师或是请其提供，李老师应会配合学术研究调查，公开资作学术研究之用。但是这种对受访者最起码的尊重，在杨教授身上却完全没有看到。
　　另外，〈现代禅致佛教学术界公开声明启事〉对杨教授的质疑，他的回答很奇特。他说得不错，“这些‘密件’，对于现代禅创教性格的了解，更为重要”，但是杨教授忽略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要研究的到底是现代禅的“现状”？还是现代禅“十年前的样态”？
　　再者，即使是十余年前现代禅教团成立初期的组织型态，又岂能从“外禅内密”四个字，就可以臆想为：“传统密宗里的上师崇拜，恐怕才是维系教团运作的真正动力”[27]？回想十余年前，现代禅教团初创，小小的道场里，是朝气蓬勃，但也是内忧外患不断[28]，李老师当时只有三十二岁，赤手空拳，无权无势，只能身先士卒、以德服人，同修们倘有认同他的理念而愿携手奋斗，那就已经是万幸了，怎么可能有“传统密宗里的上师崇拜”？事实上，及至今日，李老师的声望比起十年前不知高过几许，但是，李老师的理性平等风格还是一仍其旧，从不曾谈论天启圣谕、神通灵异之说，并且任何访客、任何同修都可以随时对他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且允许提问者和旁听的人联合起来对他质问、追问。像这样的事例和人证多到不晓得如何计算！然而，杨教授对此完全不加以考察，却极为珍视草创时期的暂行稿，将之视为秘宝而据以评断现代禅教团性格。如此，岂是公允之论？
　　其次，被杨教授视为秘宝的、关于现代禅草创期的“密件”，其实以李老师接受访谈的诚恳态度，杨教授为什么不直接向李老师索取呢？又为什么不给李老师一个说明的机会呢？在现代禅教团的历史档案里，存有更丰富、更完整的早期各项全套资料，在本文之后的附注中，为了让学界判断所谓的“密件”其内容性质到底为何，经现代禅教团传法会议同意，特附上一份当时唯有“传法金刚上师”（一九九○年初承蓝吉富老师之赐教，改名称为“指导老师”或“传法老师”）[29]才可以阅读的密件教材，供学界一并参考[30]。
　　（五）对佛教宗派“因材施教”的曲解
　　杨文中一再引用他从现代禅早期离开的弟子手中提供的所谓“密件”，强调这些“密件”“印有‘禁止外传、禁止盗阅’[31]”，并视为这是现代禅“内密”性格的重要依据。
　　事实上，在重视修行经验传承的佛教宗派中，如禅宗与密教，都有不许将本宗珍视的心法任意公开于众的作法。这是自古以来佛教修证宗派的传统，甚至佛经上也随处可见“为非器众生说甚深法，是菩萨谬”[32]之一类说法。换句话说，“密意”乃佛教经论古来之说，而择人而传的教法，更是基于“因材施教”的考量，在修证道上对道基参差不齐的学人而言确有必要，然与教团的组织未必有关。
　　再者，吾人从社会实务来看，任何团体，包括宗教团体、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企业集团……，都必有专任和兼职、核心干部和外围成员的事实存在。这种现象是自然、也必然会形成的，却不能据以影射那个团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密”。此外，将时间拉回现代禅创立初期，当时大部份台面上的传统佛教人士一致围剿现代禅[33]，而现代禅位于龙江路的根本道场又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半开放场所……，如果杨教授能将此点点滴滴引入时空背景综合考察，不仅符合佛教缘起的观察，且不致落入望文生义的误解。
　　（六）漠视现代人文心理学知识
　　杨文在评论现代禅“情欲纾解”的问题，让人有充份的理由质疑杨教授倘非无视于现代人文心理学知识，便是有不自觉的误导读者之嫌。因为，关于“情欲”二字，李老师早已界定得非常清楚，它是“情感、欲望”的合称，包含“兴趣、嗜好”。现代禅多年来完整的用语是：“在没有违背法律、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已有的情欲（包括嗜好、兴趣）可以尽量发挥。”这是“现代禅十三道次第”[34]的第一次第。简略常用的语言则是“开放心灵，疏导情欲”。它的立论点，李老师在其著作中和访谈里，都有详细的阐述[35]。基本上，此系汲取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佛洛依德学派卡伦荷妮和人文心理学家弗洛姆、马斯洛的理论，为了心理卫生、人格成长、健康性格，而有之主张[36]。但是，杨教授先是把现代禅的常用语改为“情欲纾解”，进而把它解释成“性解放”，甚至臆测：“由于揭示情欲的纾解，现代禅吸引了许多不满传统束缚的青年；特别是在传统佛教大加挞伐之下，仍然有人甘冒大不韪而参加现代禅，其中‘性解放’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37]。”其实现代禅只是采用现代人文心理学的通说，并未怂恿“性解放”，如果说现代禅赞同“性解放”，何不说现代人文心理学所教的，全是鼓吹性解放呢？
　　（七）何故擅加（李元松）三字？
　　杨文在结语中，谈到现代禅教团与传统僧团的关系。说现代禅是一个僧俗平等的教团，并举释禅音、释禅瑄两位比丘尼，和在家同修都过著平等的生活为例，来证明此事，这是正确的[38]。又根据对释禅瑄的访谈，述及传统佛教界因出家人依止在家居士学习，而引起极大争议的事，也符合历史的实情39。唯独接著引用昭慧法师访谈稿的几段话，试图证明由于现代禅对传统僧伽充满敌意，所以成为传统僧伽反对现代禅的原因。昭慧法师说的：“尤其是温金柯经常对僧团有很大的敌意”，昭慧法师这句话的讨论已如前述，然而，杨文初稿又引昭慧法师访稿说：“他（李元松）责备佛陀、僧伽割爱辞亲，佛陀出家也错，那这样还信仰佛教作什么？[39]”于此必须说明，这句话括号中的“李元松”三字，是杨教授自己加上去的。昭慧法师于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杨文初稿发表后的一星期立即提出澄清：
　　笔者确曾于受访时说过类似的话，但主词“他”应非“李元松”，而可能是泛指“现代禅”，因为就记忆所及，这是早期“现代禅”刊物中之一段文字，但作者的确不是李元松老师，而是另有其人。[40]
　　由于本次论文集，部份作者之论文延后交稿，编校排版都非常匆遽，笔者虽忝为弘誓文教基金会之主事者，却因校舍落成等诸事缘繁冗，未曾事先看过编校中之诸论文稿，连在研讨会上也是匆忙翻阅，以致于未能事先与杨教授商量更正事宜，亦未能及时在会场中发言时加以更正。虽是无心之失，但主办单位理应还当事人一个公道，故此谨对李元松老师致以诚挚之歉意并补充说明如上[41]！
　　杨文在二稿时改成：“他们的刊物文章中，曾有责备佛陀与僧伽割爱辞亲的言论，倘若佛陀出家也有错，那他们还信仰佛教作什么？[42]”现代禅认为相对于昭慧法师的澄清，杨教授的更正态度是不够明确的。
　　其次，上述这句话到底从何而来？原本不难考究，杨教授可能是疏忽了，因为在《现代禅月刊》合订本数百万言之中，就只有第一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出刊的“试刊号”第三版）有一则廖阅鹏短短的话：“每一思及：‘如同往昔，耶输陀罗与罗侯罗清晨醒来，却惊愕发现-悉达多失踪了！’啊！何等残酷的情景-我不是抛妻弃子的修行人。”而昭慧法师根据这段文字，用以批评是“责备佛陀割爱辞亲”，固然有其一定的理由，但是，平情而论，廖阅鹏这段文艺性的诗式语言，用语虽然感性，但它的要点绝不在指责佛陀，而是悲悯耶输陀罗与罗侯罗。
　　采用离开现代禅已十年的昔日弟子一小段诗意的话，用以影射李元松或温金柯（以及现今的现代禅教团其他成员）责备佛陀，敌视僧伽的证据，显然有偷天换日之嫌！
　　五、“受访者的主观态度”与“实证研究结果”的混淆
　　如前所述，杨教授的论文经常会引用他采访的人对现代禅教团的评论，来作为他论述的根据。从学术研究的形式来说，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也如同前述的例子所反映的，受访者所说的话的真实性，还是须要经过系统性的分析。否则，这样的论述，只能呈现受访者的主观态度，这样的论述也就不能称为实证研究的结果，笔者在此另举个例子，杨文在文末，引洪启嵩先生的话作结语：
　　洪启嵩曾对现代禅有所批评，也有所期许，也许可以作为本文有关现代禅的结语吧！他说：“他教团是一个很完整的地方，别人插不进去……它跟外面的沟通没有。”洪启嵩没有说明理由，但本文却已指出：现代禅“内密”的（性）格似乎太强，领导人强调对于上师的绝对服从。这样一来，优秀同修一再流失，教团内部人才缺乏的窘境逐渐浮现[43]。
　　洪启嵩说现代禅教团与外界没有沟通，是不符实情的。从杨教授此次研究，在对蓝吉富老师的访谈中，即有过这样的对话：
　　问：李上师谈到您对他的影响；您可否详述您如何影响他？
　　答：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影响，只不过在教团发展方面，给过他一些意见而已[44]。
　　且不说《现代禅月刊》《本地风光月刊》“佛教现代禅网站”上透露的现代禅与教界、学界沟通的众多资讯，光是这一段话，就可以说明洪启嵩的评语应只是他个人的印象。蓝老师轻描淡写的这一句话，其实是极为含蓄、谦逊的表述，因为这可以对照李老师在受访时的表明：
　　关于我和蓝老师的因缘，我曾在拙著几篇重要的文章里分别叙述，在此补充的是，蓝老师对我的指正，不单限于教团，在一个弘扬佛法的宗教师所应有的胸襟气度上，蓝老师曾经对我疾言厉色的批评，如果没有蓝老师几次微言大义的针砭，我想今天自己的烦恼习气还会更多[45]。
　　由此可见，现代禅教团并不是如洪启嵩所说的“与外界不作沟通的佛教团体”。
　　此外，关于蓝老师对现代禅的评语，在杨教授所作的访谈录中，全段的内容是：
　　问：您认为现代禅和传统佛教之间有什么不同？您对现代禅的总评论为何？有何期许？
　　答：现代禅是印度佛法（阿含、般若、中观）、中国佛法（禅宗等），与李元松个人心得的揉合。现代禅强调解脱道、强调真俗二谛的融合，在庞大的佛法体系中，李元松有他个人独特的提炼与组织。我虽然不知道李元松的境界或果位为何，但是对他那(1)强调佛法义理（解）、(2)强调修持（行）、(3)且自成体系、(4)有过则改的风格是很赞叹的[46]。
　　蓝老师对现代禅的看法，虽然只代表他个人。不过以蓝老师多年从事佛教史学研究的身份，且对现代禅有多方面实际的接触和观察，他对现代禅的评语，应该是可被重视的参考意见。
　　因此，对于洪启嵩的期许和评语，我有认同的部份，也有保留的意见：现代禅教团尽管仍值潜修期，但它与台湾、大陆以及世界各地佛教界、学术界的沟通与接触，绝对不少。只是，现代禅由于强调“先自净其心，而后化人”的学风，目前默默从事建设教团、培养修证及弘法人才，因此对许多资讯皆采低调处理，但现代禅绝不是一个和外界缺乏互动的教团。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必是如此。
　　六、结语
　　作为受访者，我们不会也不应该期待研究者给予任何预期的研究结论。我们期待的只是公平的对待和客观的呈现。由于杨教授前后发表的两次论文，如本文所述，存有许多无法令人信服其公正性和客观性的瑕疵。在此，另举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杨教授访谈的对象之中，包括曾经担任现代禅宗长的连永川师兄，他是李老师最早期的弟子，追随李老师的时间也最久，且长期担任教团执行长和宗长。在他一九九六年被李老师处罚、默摈至今，当他接受杨教授的访谈时，尽管杨教授的提问、追问尖锐而广泛，但整个访谈之中，他所透露对李老师人格的光明磊落和处事的公正无私，仍然深深敬佩不已[47]！可是，像现代禅教团这么具有代表性的受访同修，杨教授完全不采纳他的证词，在杨文之中，一个字都不提。这种选择性的调查研究报告，它的学术客观性何在？
　　如本文前言所说，学界惯例少见的受访者撰文澄清立场并质疑研究者，是极为罕见的，但这篇文章，非常不得已，还是写了。当我写完了这篇文章后，觉得自己已经为此一事件划下一个休止符。至于是非曲直，原本见仁见智，我不敢私断本文所述即是正理，尚祈海内外学界先进不吝给予公评和指教。
　　【本文原发表于二ＯＯＯ年八月九日“佛教现代禅网站”“现代禅论文专栏”（网址：http://www.modernze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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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杨惠南，〈人间佛教的困局-以新雨社和现代禅为中心的一个考察〉，收在《人间佛教．薪火相传-印顺导师思想之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弘誓文教基金会出版，一九九九年十月，页九三──一五五。
　　[2]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发表《台大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5期，二ＯＯＯ年七月，页二七五──三一二。
　　笔者认为这份学报因“台大佛学资料库”的公信力之缘故，其对杨教授该篇文章所产生放大的影响力何止百倍！在此，笔者自我要求秉持理性严谨之立场撰文，他日将循正规学术程序，将笔者之申辩论文，送交“台大佛学研究中心”审核，敦请其依据客观超然之学术立场，刊登笔者拙文。因为倘若杨教授的论文确如笔者申辩文所述，对现代禅之研究存有严重的疏误与曲解，则由于《台大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系全球具有公信之学术期刊，对现代禅所造成无形、长远的伤害将是难以评估的巨大。
　　[3]林光明先生的生平简介，可参考〈精研金刚经的企业家-访林光明先生〉，《本地风光月刊》第9期（一九九五年七月一日），第一、三版。
　　[4]据笔者查询“中央研究院网站”得知，“当代台湾新兴宗教现象的研究”是中央研究院的主题研究计划（三）人文组之（十二）；总主持人：瞿海源教授；参与研究人员所属单位：中研院社会所、台大哲学系、淡江大学、政治大学；执行期间：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至二ＯＯ一年六月三十日。
　　[5]参见《本地风光月刊》第25期（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第一版，〈解严后台湾佛教新兴教派之研究-杨惠南教授访现代禅创始人李元松老师〉之“编者按”。
　　[6]关于现代禅教团成员受邀谈的情形，在此略作补述。事实上，在这之前，李老师第一次接获林光明先生（受杨教授之托）的邀访时，由于现代禅教团早已于一九九四年六月宣布潜修，不与外界攀缘（见《现代禅月刊》第45期，第四版，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所以加以婉拒。但由于杨教授第二次托林光明来电，表示基于研究的需要，如果没有“教派开创者”第一手的访谈，则无法进行完整的研究（同注5，第十六版“现代禅最新消息”）。在此情形下，一方面，李老师念及杨教授是他二十年来私淑的师长，另一方面，也出于对中央研究院此一大型的学术研究计划的信赖，而愿意配合，并立即致函杨教授表示愿意接受邀谈：
　　学生是李元松，十几年没有面见您了，人生真的像梦一般的虚幻，曾几何时莽撞懵懂的年轻人，如今也已是中年了。在感情上学生觉得跟往昔偶尔帮您搬书、旁听您跟一贯道朋友的谈话，并且从来未敢主动向老师攀缘的那一时期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后来成立现代禅在教界引起满城风雨，使得学生更加避嫌不敢造次，怕有损师誉。然而烙印在心的景仰和私淑之情，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磨灭呢？今天老师因为研究所需召唤学生前去一谈，平心的说，学生多么的想去！
　　随后，杨教授传真五十一则访谈的题目给李老师，李老师在书面作答的时候，并特别在回答第一则问题之前写下一段〈前言〉，表明对这次访谈所抱持的态度：
　　其实现代禅创立的过程是非常艰辛，或许也可以说是“惨烈”的过程。都已经经过十年了，许许多多的往事一则我习惯付之一笑，二则自己浸泡在佛法的时间越久，也渐渐体会到纵使“古庙香炉冷，玉阶青苔生”也是法界的安排、佛法流布世间的常态，对于现代禅改革台湾佛教耗费无数心力而徒劳无功，我已能释怀平淡面对之。
　　今日由于自己尊敬的师长的邀谈，所以我愿意尽量回忆努力作答，不过也只是提供给师长作研究的参考，而真相是否便是如我所说，愿请师长裁夺。（同注5，第一版）
　　李老师针对杨教授所拟的五十一个访题作书面回答之后，接著于同月二十日亲赴杨教授的宿舍，让杨教授根据书面访谈，续作进一步的追问面谈（同注5，第四──六版）。一月廿九日又有第二次面晤访谈。依中研院所存“访谈记录：现代禅（三）”，登载访谈时间为：一九九八年一月廿九日，但据李老师和同行六位同修白樱芳、连永川、吴敏伶、王玛丽、释禅音、张文英之回忆，印象是同日（二十日）在访谈结束之后，随杨教授同赴宿舍附近的“和平素食餐厅”续作三个提问，后经杨教授同意，由李老师以书面作更完整的说明，一并纳入访谈全文之中。为阅读上方便起见，本文有关第三次访谈之日期，一律采用杨教授“一月廿九日”的说法。
　　[7]据现代禅王玛丽和白樱芳八月二日洽询，计划总主持人瞿海源教授和研究助理陈坤煌先生均明白告知：“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
　　[8]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二七七。
　　[9]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二七七──二八二。
　　[10]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二八Ｏ。
　　[11]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二八一。
　　[12]此论文二ＯＯＯ年一月九日刊登于“佛教现代禅网站”“现代禅论文专栏”。并收录于本书页四五-九四。
　　[13]参见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教授〈台湾学术界对印顺法师“人间佛教”思想之研究〉（北京《法音月刊》第5期，一九九七年），及台南神学院哲学系刘锦昌教授〈台湾佛教界的“印顺学”走向〉（《神学与教会杂志》第22卷．第2期，一九九七年六月）。
　　[14]释印顺，〈《我有明珠一颗》读后〉，《狮子吼杂志》第32卷，第11?12合期（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15]温金柯，〈佛教根本思想辨微-敬覆印顺法师“《我有明珠一颗》读后”〉，发表于《现代禅月刊》第42期（一九九四年二月一日）；后收录于《生命方向之省思-检视台湾佛教》，台北市，现代禅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初版，页二八──八Ｏ；并刊载于“佛教现代禅网站”“现代禅论文专栏”。
　　[16]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二九六。
　　[17]太虚大师（一八九Ｏ──一九四七），浙江海宁县人，幼年孤苦失学，十六岁出家，曾就学于杨仁山居士创办的南京祇洹精舍，一生为中国佛教的现代化而奔走呼吁，著书立说，提倡“人生佛教”思想，并致力于僧制改革及僧界教育，创办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为佛教作育许多英才，如印顺法师、法尊法师等。有关太虚大师的生平事迹、思想著作及对佛教的重大贡献和影响，请参阅印顺法师编著《太虚大师年谱》，【妙云集】中编之六，台北市，正闻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修订一版。
　　[18]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一五四──一五五。
　　[19]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一五二。
　　[20]见中研院〈现代禅温金柯先生访问记〉，页一三。并收录于本书页一三五-一七Ｏ。
　　[21]见注6。
　　[22]该文发表于《文殊杂志》第38期（一九八九年五月号）。
　　[23]见李元松，《现代人如何学禅-超越心灵的矛盾与不安》，台北市，现代禅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六月初版，页八。
　　[24] 《本地风光月刊《第25期，第六版。《现代禅宗门规矩》全文，请参见《禅门一叶》一书之附录，现代禅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七月初版，页一八Ｏ──二Ｏ八。另可参见“佛教现代禅网站”早已上网之全文。
　　[25]见“佛教现代禅网站”，一九九九年八──十月资讯汇集（附件七）。并收录于本文“附件一”。
　　[26]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三一Ｏ。
　　[27]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三Ｏ二。
　　[28]见李元松，〈创立现代禅五年的回忆-兼述现代禅的核心思想与修证方法〉一文，收录于《中印佛学泛论-傅伟勋教授六十大寿祝寿论文集》，台北市，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初版；后并收录于《禅的修行与禅的生活》，页三ＯＯ──三Ｏ六。
　　[29]见《现代禅宗门规矩》之序，一九九一年发行单行本，后并收录于李元松，《建立大乘佛教新宗派的心路-现代禅序文集》，台北市，现代禅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初版，页四八──五二。并收录于本文“附件二”。
　　[30]这份密件教材，在现代禅创教初期，属层级最高的内部资料之一。并收录于本文“附件三”，并附原始手写本。
　　[31]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二九六──二九七。
　　[32]见《大宝积经》卷一一二，大正一一?六三二中。
　　[33]从《佛教新闻周刊》一九九Ｏ年八月二十日开始刊登署名“正法轮宏法团三十五位比丘”的〈我们对“现代禅”的质疑〉一文以来，在《佛教新闻周刊》中，佛教界诸多有名的法师，对初创的现代禅教团展开围剿式的批判，历时数月之久。对此段历史，他日笔者当会作一完整性的回顾、反省与整理。
　　[34]李元松，“现代禅十三道次第图表”，〈止观双运的修习法-现代禅道次第初讲〉，《禅的修行与禅的生活》，台北市，现代禅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初版，页六──六八。并收录于本文“附件四”。
　　[35]李元松著作中有许多地方谈到“开放心灵、疏导情欲”在修行上的必要，早期、且集中阐释其原理的章节有：
　　1《21世纪的禅》，〈没有山头的平常心〉，页五七──六Ｏ；〈佛教的婚姻观〉，页三七──三九；〈现代禅〉，页八八──八九；〈情欲中的佛心〉，页九四──一Ｏ二；〈明月清风谁家无〉，页一五三──一五四，台北市，现代禅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五月再版二刷。
　　2《禅的修行与禅的生活》之〈止观双运的修行法-现代禅道次第初讲〉，台北市，
　　现代禅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二月初版，页一六──二七。
　　3《我有明珠一颗-怎样自己到达解脱》之〈实践般若空义〉，台北市，现代禅出版
　　社，一九九三年八月初版，页一Ｏ一──一Ｏ七。
　　4〈高难度禅修问答五十问〉，连载于一九八八年之《文殊杂志》，迄一九九Ｏ年十一
　　月之《现代禅月刊》，后收录于《古仙人道》，台北市，现代禅出版社，二ＯＯＯ年六月初版，页一三二──一八六。“佛教现代禅网站”亦全文刊载。
　　[36]参阅：
　　1《焦虑的现代人》，卡伦荷妮著，叶颂寿译，志文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再版。
　　2《健康的性格》，NicholasS.Dicaprio著，庄耀嘉编译，黄光国教授校阅，桂冠图书
　　公司，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第二版（杨国枢、张春兴主编，桂冠心理学丛书．心理学术系列十二）。
　　3《现代社会的心理适应》，杨国枢著，巨流图书公司，一九七八年八月初版。
　　[37]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三Ｏ四。
　　[38]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三Ｏ七。
　　[39]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三Ｏ八。
　　[40]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一五二。
　　[41]见《弘誓通讯双月刊》，第42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页廿一。
　　[42]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三Ｏ八。
　　[43]杨惠南，〈从印顺的人间佛教探讨新雨社与现代禅的宗教发展〉，页三Ｏ九。
　　[44]见中研院〈蓝吉富先生访问记〉，页一。
　　[45] 《本地风光月刊》第25期，第四版。
　　[46]见中研院〈蓝吉富先生访问记〉，页二。
　　[47]见中研院〈现代禅连永川先生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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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现代禅致佛教学术界公开声明启事
　　【附件二】《现代禅宗门规矩》序
　　【附件三】现代禅说法方便图示（一）
　　【附件四】现代禅道次第略图（略）
　　附录一：解严后台湾佛教新兴教派之研究──杨惠南教授访现代禅温金柯先生
　　附录二：有关印顺法师思想的讨论信函二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