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禅宗

　　佛教与禅宗

　　<第一节>

　　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佛教最初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恒河流域，后来随它的广泛传播才逐渐发展成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在与不同地区和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印度佛教不断地发生变化，形成了许多富于地方文化特色的思想体系、宗派组织和信仰形态。这一方面大大地改变了印度佛教原来的面貌，丰富了它的内容，另一方面，佛教也因为这种变化和融合，逐渐渗透到当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从而成为这些不同地区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佛教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佛教的初传>>

　　佛教最初是经过著名的丝绸之路由中亚传入中国的，其确切年代现在已经很难稽考了。史料中有以下两个记载，可供参考：(1)公元前2年，即汉哀帝元寿元年的时候，一个名叫伊存的大月氏国使者把佛经口授给博士弟子景卢。（《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2)汉明帝夜梦到一个金人飞过殿庭，后来就根据太史傅毅的解释派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18人到西域去访求佛道。他们在大月氏国遇到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僧，并得到佛像和经卷，用白马驮回洛阳，从而建立白马寺，翻译了《四十二章经》。这就是有名的后汉明帝感梦求法和白马寺的传说。（牟融《理惑论》）

　　佛教初传时正值中国盛行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社会上一般人或者认为佛教是一种崇尚清虚无为的理论，或者把佛陀当作拥有攘灾招福灵力的大神来信仰，而西域僧人则被看成某种类似巫祝一样的角色。所以，佛教最初在宫廷中也连带得到一些帝王的信奉，例如有名的汉桓帝和楚王英就是把佛陀与黄老一起奉祀的。这一时期，在南方还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建寺和造像活动。

　　<<佛典的翻译与西行取经>>

　　中国佛教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经典的翻译工作。印度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下根来，以至于在中国出现全新的佛教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中国早期佛典汉译事业的主要由一些从西域地区来华的僧人主持。他们大多博闻强识、义解渊深，有很高的佛学造诣，如后汉时的安世高、支谶，两晋时的竺法护、鸠摩罗什﹙公元343－413﹚，南北朝时的菩提流支和真谛﹙公元499－569﹚等都是名动一时的高僧。在内地僧侣和信士帮助下，西域的翻译家们或依据携带来的原本，或仅凭借惊人的记忆力，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百年不懈的努力，陆续把印度佛教中一些主要的大小乘经典、论书和戒律比较全面地介绍到中国，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几乎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中国僧人因为不满于当时经典的翻译状况而去西域取经的现象。这方面的先驱人物是曹魏时代的朱士行，他曾经不远万里前往新疆于阗地区寻找大品《般若经》的原本。这逐渐形成了中国佛教翻译史上的一个传统。后来著名的西行求法僧有东晋时的法显﹙？－约422﹚、唐朝的义净﹙公元635－713﹚等人。而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唐朝的玄奘。

　　玄奘﹙公元600－664﹚，俗姓陈，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因为家境困难，他少时就住在寺庙中学习佛经。13岁出家后，更是勤学苦思，学业进步很快。但是在多年的讲经和研究过程中，玄奘逐渐觉得各家之间的说法很不一致，很难会通，所以就下决心去印度求法。当时去印度的路途十分艰险。《高僧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在历经千辛万苦到达印度后，玄奘除了巡礼佛教圣迹外，四处求学，潜心研究各种大小乘经典和论书，以求融会贯通，在那烂陀寺时被推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国王和佛教界的尊敬。戒日王曾经在曲女城为他召开大法会，玄奘的学识得到一致推崇，还获得了“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称，享有很高的声誉。

　　玄奘学成回国以后，拒绝了唐太宗要他还俗从政的请求，集中精力翻译从印度带回的大量经典。他邀请全国各地的二十余位名僧协助，由朝廷供给所需，在长安弘福寺建立了大规模的组织完备的译场﹙公元658年后迁往玉华宫﹚。由于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玄奘本人对于印度佛学精深的造诣，他主持的佛经翻译水平非常高，不仅系统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印度佛学的全貌，文字也异常精审通达，同时还纠正了许多旧译中的错误，被后世称为“新译”。玄奘因此与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一起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

　　<<僧团的组织与社会政治>>

　　最初，中国佛教主要是围绕由西域来华的僧侣发展起来的。汉人出家，开始于后汉时的严佛调，而第一个依戒律出家的则是朱士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戒律的传译，中国才逐渐建立起较为正规的僧团组织。在这个过程中，作出最大贡献的是道安﹙公元312－385﹚和慧远﹙公元334－416﹚。尤其是道安，他除了从事于校订和注释佛典、编纂经籍目录等佛教的基础事业之外，还在“天灾旱蝗，寇贼纵横”（《高僧传》卷5）的乱世之中辛勤地培育出数千名弟子，制定详细的修行仪轨，把他们组织成一个戒律严明的僧团。他因此受到秦王苻坚的信任和人们的尊敬，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地位。他的弟子慧远在南方的庐山组织白莲社，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佛教与社会政治发生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方还是维持汉族政权的南方，佛教的兴衰都与统治者的好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例如以神异著称的佛图澄﹙公元232－348﹚，因为赢得了后赵石勒、石虎的崇奉而使华北佛教得以保全和发展；而道安和鸠摩罗什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也是与苻坚和姚兴有密切的关系。在南朝信奉佛教帝王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不仅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曾经几次舍身入佛寺为僧，而且还主动参与佛教内部事务，中国佛教禁断肉食的规定就是由他主持制定的。道安曾经把这一经验总结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也就是说，在战乱年代要谋求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帝王的力量。而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代价，就是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否则就会受到统治集团的压制和打击。

　　南北朝时，随经典的大量翻译和出家僧侣人数的激增，佛教作为一种印度宗教，它与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相矛盾的一面也日益显露出来。就在这种背景下，北方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南方出现了企图将僧侣隶属于王权之下的“沙门应敬礼王者”的议论。当时庐山慧远曾经写了许多文章，系统地回答了儒家对佛教僧侣出家违背伦理纲常、不劳而获、浪费国家资财等方面的指责，阐明了他理想中出家僧侣与王权礼教之间的关系，认为佛教一方面可以发挥社会教化的作用，为王权服务；另一方面，僧侣在行仪上应该保持相对独立性，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尽管慧远试图从理论上为佛教争取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但总的来说，封建国家还是通过僧官制度的设立逐渐加强了对佛教僧团的管理和控制。到唐朝时又逐步把对僧侣的管理纳入官僚体制之中，甚至使佛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服务于国家的性质。

　　<第二节>

　　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繁荣

　　佛教本身在印度曾有过非常复杂的演变和发展，但是对中国佛教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却主要是大乘。中国人在接受印度佛教思想时虽然也经历了一个认识上逐渐深入的过程，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还表现为政治上的激烈冲突，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是以交流与调和为主。所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移植，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这一点充分地表现在中国佛教宗派的发展过程中。

　　<<早期的学派>>

　　中国最早兴起的佛学派别，是在魏晋时期随玄学成长起来的般若学派。佛教界的思想家们通过把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的概念与佛经中的概念相比较的方法﹙即所谓“格义”﹚来理解印度佛教的思想，逐渐产生了六、七个主要思潮，史称般若学的六家七宗。姚秦时，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来到中国，他以严谨的作风和优美的文笔翻译了许多重要的经典，并在他周围聚集起以僧肇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的学僧，他们把中国佛教对印度佛学尤其是大乘中观派思想的理解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后来的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界又在昙无谶﹙公元385－433﹚、佛驮跋陀罗﹙公元359－429﹚、菩提流支和真谛等人译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展开了涅槃宗、毗昙宗、成实宗、地论宗、摄论宗等一系列理论学派。它们虽然大多数仍停留在对经典进行具体疏解的阶段上，但却为隋唐佛教宗派的全面繁荣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隋唐时期，由于封建国家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佛教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中国佛教界以强大的寺院经济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三论、天台、法相、华严、律、禅、净土等几个大的宗派，从而使中国佛教达到了鼎盛阶段。它们与印度佛教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最具特色，可以说是中国化佛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代表。

　　<<天台宗>>

　　天台宗的先驱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慧文﹙约6世纪﹚和慧思﹙公元515－577﹚，而实际创始人则是智顗。智顗﹙公元538－597﹚，俗姓陈，18岁出家，开始时跟随慧思学习，后来独立讲经著述，在陈隋两代朝廷的支持下逐渐以浙江天台山为中心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由于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是佛陀最高和最后的说法，把它当作本宗的信奉对象和主要的理论依据，所以人们也把它称作法华宗，把智顗所写的《法华玄义》、《摩诃止观》、《法华文句》称作“法华三大部”。

　　天台宗在教义上主张所谓的“诸法实相论”。它是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本来自然存在，圆满自足的。各种现象之间虽然千差万别，但从根本上讲，它们本身就是其真实本性的表相，所以一切现象都是实相，如果离开了实相就没有什么现象可言。这可以从“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两个角度加以说明。具体地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由各种条件聚合而形成的，其间并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是“空”；但是当各种条件具备的时候，这些事物和现象却又形象宛然、历历在目，所以是“假”。“空”和“假”都是事物的本性如此，自然而然，不是造作出来的，我们既要看到“空”的一面，又要看到“假”的一面，不能固执地偏执于一端，要离开两边，非空非假，就是“中道”。“空”、“假”、“中道”是互相联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叫做“圆融三谛”。“一念三千”中的一念，是指我们心念活动最短暂的时刻。天台宗认为在一念之中就完全地具备了宇宙间的森罗万象，从轮回中的六道到菩萨、佛陀境界，从各种生命现象到山河大地，无不圆满具足。天台宗还由此进一步主张“性具善恶”的理论，认为既然一切众生一念之中无所不包，那么一切善或者恶、杂染或者清净都可以说是人天然具有的本性。

　　天台宗在唐代盛极一时，宋朝时分为山家、山外两派，后来山家一派延续下来，对后世影响很大。九世纪初，日本僧人最澄入唐求法，回国后以比睿山为基地弘传天台宗，13世纪日莲又据此创立了日莲宗，成为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11世纪末义天到宋朝求学，把天台宗传到了朝鲜。

　　<<华严宗>>

　　华严宗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其学术传承一般追溯到杜顺﹙公元557－640﹚和智俨﹙公元602－668﹚。因而它的实际创始者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大师”，所以也称为贤首宗。法藏﹙公元643－712﹚的祖先原来是西域康居国﹙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人，他本人生于长安，出家后即精心研究《华严经》，写了很多注释的著作。

　　华严宗的主要教义是“法界缘起”理论。“法”指事物，“界”指分界和类别。总合一切事物称为“法界”。同时，“界”也有原因、体性的意思。一般说来，华严宗通常用“法界”指称万物的本原、本体，具体讲，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华严宗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生起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本体和原因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并不孤立在万物之外，而是普遍深入地贯彻在一切事物之中，构成它们共同的本质。在它的作用下，万事万物互相依赖，互为因果。一关系到一切，一切也就含摄在一之中。一切可以说就是一，一也可以说就是一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圆融无碍，就像一张大网，它们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处于重重无尽的联系之中。因此法界缘起又称为“无尽缘起”。另外，华严宗还用理事、体用、本末、性相、一多等范畴来说明世界的本原本体与具体事相之间这种相即相入的统一关系。

　　华严宗主张真理﹙本体﹚普遍地内在于具体的万事万物之中，万事万物也因此而完美巧妙地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在一起。这对于以后中国佛教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净土宗>>

　　净土宗是以往生极乐净土为目的的宗派。我国流行的净土信仰主要是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弥勒净土信仰以东晋时的道安为最早，在南北朝时期曾经十分流行，后来逐渐衰微，于是弥陀净土逐渐成为中国净土信仰的主流。在弥陀净土早期信奉者中，最著名的是庐山慧远，他取往生西方净土的人都从莲花中所化生的意思，命名其组织为白莲社，因而净土宗又被称为莲宗。

　　印度佛教中宣传净土思想的经论很早就传入中国，被净土宗奉为典要的有所谓的“三经一论”，即《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在净土宗理论中，众生往生西方净土的根据就是《无量寿经》中法藏比丘所发的各种誓愿，尤其是其中第十八种：“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意思是说，在我成佛之后，只要各种生命之类真心信仰，愿意到极乐世界来，并且专心念诵，那么他就可以如愿以偿。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法藏比丘就誓不成佛。﹚但念佛只是往生的外在条件，修行者还必须以真心诚信作为内因，再加上念佛的具体修行，内外相应，把信、愿、行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最终往生极乐世界。

　　本来，净土类经典中念佛的方法有很多种。在中国早期的净土修行者中，从庐山慧远以后多采取“观察”的办法，也就是专心思想、观察、忆念阿弥陀佛形象和极乐世界的美好庄严。但是从昙鸾﹙公元476－542﹚开始，中间经过道绰﹙公元562－645﹚，尤其是到真正把净土思想组织起来的善导﹙公元614－681﹚时，却逐渐把称名念佛，也就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口念佛号”突出地强调出来，认为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凡夫大众来说，只有一心一意地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才是往生极乐世界最正当和最简捷的方法。与之相比，其他诸如读诵、观察、礼拜、赞叹供养等等都不过是“杂行”，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因为这种理论与其他佛教宗派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脱大不相同，依靠他力救赎的色彩十分明显，加之方法上非常简单易行，对于信仰者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所以在社会上很快就流行起来，并且一直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直到近现代仍然在民间有不小的影响。

　　<第三节>

　　禅宗

　　禅宗是中国佛教诸宗派中形成较晚的一个。禅，本来是梵文音译“禅那”的简称，意译为静虑，也就是宁静安详地沉思的意思。从印度佛教的静虑修行到中国的禅宗，其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

　　<<早期禅师>>

　　早在佛教初传时，安世高和支谶就把小大乘禅法介绍到中国。至东晋十六国，随禅类典籍的翻译，禅学才逐渐从一般的佛教义学中独立出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专门修禅的僧侣，他们或独自静修，或聚众传习，其中有的得到官方的支持而成为官禅，大多数则混迹于民间，在下层群众中发挥他们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加剧，社会上又出现了大量流民，其中不少就是以游僧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构成了禅宗先驱者的社会基础。中国禅宗的早期领袖就活动在这一时期。传说中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公元536﹚是在梁普通年间从南印度到达广州的。第二年，他在金陵﹙今南京﹚与梁武帝会面，但是问答之间并不投契。于是他渡江来到洛阳，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被时人称为“壁观婆罗门”。后来就流传“一苇渡江”和达摩面壁的故事。他的弟子中著名的有慧可﹙公元487－593﹚，慧可再传僧粲﹙？－公元606﹚。因为他们都奉持《楞伽经》，所以又被称作“楞伽师”。

　　从僧粲开始，禅僧的活动逐渐向南方转移。僧粲的弟子道信﹙公元579－651﹚先到舒州﹙安徽潜山﹚皖公山，再到江西庐山，最后定居在蕲州黄梅﹙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他聚众讲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据记载，他一方面反对读经，强调坐禅，劝人“努力勤坐，坐为根本”，另一方面又鼓励劳动，提倡坐作并行。他的弟子弘忍﹙公元602－675﹚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把日常劳动引入禅学当中，认为行住坐卧都可以当作修行的方式，不一定非要在寺院中坐禅不可。他们这一派被称作“东山法门”，成为后来禅宗的实际创始者。

　　<<神秀与慧能>>

　　弘忍门下人才济济，其中最著名的，是神秀和慧能两人，正是他们的活动，为禅宗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神秀﹙公元606－706﹚，俗姓李，开封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少年时即出家，精通《老》、《庄》、《易》以及各种佛教经论。年近五十才到弘忍处学习，曾作过其门下的上座。弘忍去世后，他到荆州住在阳山度门寺讲学，一时“四海缁徒，向风而靡”（《宋高僧传》卷8），吸引了大量的求学者。后来他的影响受到皇室的注意，久视元年(公元700)武则天派人把他迎请入京，被推为“两京法主”，因为还受到睿宗和中宗的礼遇，所以又号称“三帝国师”。在他的弟子普寂和义福的努力下，神秀派系不断发展壮大，势力遍及京畿一带。

　　慧能﹙公元638－713﹚，俗姓卢，传说他本来是一个不识字的樵夫，因为偶然间听到别人读诵《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时有所领悟，于是前往冯墓山拜见弘忍。开始时被派做杂务。有一次弘忍要他的弟子们各作一首偈语表明自己的见解。神秀所作的偈是：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听说后，回应一首偈语请人写在墙上：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认为慧能的体悟较神秀的为深，故秘密传授“法衣”给慧能。慧能回到南方，隐居15年之后，应邀在韶州大梵寺讲说禅法，并传授“无相戒”。门人法海辑录其言行成为《六祖坛经》。

　　<<南北之争>>

　　在禅宗早期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许多不同的派系和集团，并不止于上述菩提达摩以下至慧能的传承，它们散布于各地，其间既有交流也有竞争，加之唐朝政府扶持、羁縻、利用的政策，更诱发了禅宗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

　　正当神秀一系在北方获得极大成功的时候，慧能的弟子神会﹙？－公元760﹚却出来大力鼓吹南方慧能的禅法。神会在滑台﹙今河南省滑县﹚大云寺设立无遮大会与北宗禅师辩论南北两宗是非，试图确立南宗的正统地位。他提出北方禅宗从传承上说是旁支，从修行的法门上讲是渐修，只有慧能继承了祖师的传统，以奉持《金刚经》和顿悟法门为宗旨，并且得到了传宗的信物——“法衣”，所以，慧能才是真正的禅宗六祖。

　　刚开始时，神会所发动的运动影响不大，他自己也受到很多迫害。后来适值安史之乱，一方面北方寺院破坏严重，使北宗遭到不小的打击，另一方面神会在协助政府设坛度僧以增加财政收入的活动中表现突出，他的努力才慢慢收到成效，南宗逐渐取代北宗赢得了正统的地位。

　　这场南北之争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说早期禅宗发展到神秀、慧能时已经在政治上得到官方承认，在理论上逐渐走向成熟的话，那么南宗的胜利则在禅宗内部从思想上和传承上确立了慧能一系的主导地位。中唐以后的禅宗虽然仍是派系林立，但它们大都把自己归附于慧能的法系中，其中主要有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两支。

　　青原行思﹙？－公元740﹚，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生平不详。他门下著名的有石头希迁﹙公元700－790﹚和再传弟子丹霞天然﹙公元737－824﹚。南岳怀让﹙公元677－744﹚，金州安康﹙今陕西汉阴﹚人，少年时出家，后来到曹溪受教于慧能，终生默默无闻。到他的弟子马祖道一﹙公元709－788﹚时才逐渐发展起来，势力遍及江西，形成洪州禅。道一的弟子中有著名的百丈怀海。

　　<<百丈清规>>

　　怀海﹙公元720－814﹚，原籍福州长乐﹙今福建长乐﹚，师事道一，后来移居到新吴﹙江西新奉﹚大雄山人烟罕至之处，号百丈禅师。他因为《禅门规式》的制作而在中国禅宗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早期的禅宗中，除少数禅师离寺别居，拥有较为固定的禅窟居所外，大多数禅宗僧侣的生活都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流动性很大，根本谈不上什么严格的戒律。怀海根据这种情况，另外创建独立的禅居，使禅僧们能够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和修行的处所，在此基础上他还制订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制度和规范。首先，怀海继承和发扬了道信、弘忍以来坐作并行、农禅并举的传统，在禅居中实行“普请法”，即寺僧不分职务和地位的高低，一律参加集体劳动，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其次，在寺院内部规定详细的生活制度，并设立各种专门职位以保证其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第三，大胆改革寺院建制，在禅居中不设立佛殿，而只开辟供僧众修行的“法堂”，表现出禅宗反对偶像崇拜，把外在信仰彻底转变为内在修持的独特风格。这一规式几经修订后在禅林中得到广泛的推广，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制度。

　　<<五家七宗>>

　　以唐武宗会昌年间大规模排佛和毁佛运动为开端，曾经盛极一时的唐代佛教相继受到南方农民起义和北方军阀混战的沉重打击。在以官寺庄园经济为基础的经院式诸大宗派一蹶不振的时候，禅宗却因为流民人数大增和独特的山居农禅经济形式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唐末五代时期，禅宗逐渐形成了五个各具特色的内部派别。

　　在百丈怀海门下的有灵佑﹙公元771－853﹚及其弟子慧寂﹙公元814－890﹚先后以潭州沩山﹙湖南宁乡县境﹚和袁州﹙江西宜春﹚大仰山为基地建立的沩仰宗；黄檗希运﹙？－公元855﹚弟子义玄﹙？－公元867﹚以镇州﹙河北正定﹚临济禅苑为中心建立的临济宗。出于青原一系的有良价﹙公元807－869﹚及其弟子本寂﹙公元841－901﹚先后以豫章高安洞山和抚州曹山为基地建立的曹洞宗；雪峰义存﹙公元822－908﹚弟子文偃﹙？－公元949﹚在韶州云门山建立的云门宗；以及义存三传弟子文益﹙公元885－958﹚在金陵清凉寺创立的法眼宗。在这五家当中，沩仰、云门、法眼的历史并不长，宋以后皆失传，只有曹洞和临济流传地区最广，延续时间也最长，其中临济宗传至石霜楚圆﹙公元987－1040﹚时，其弟子慧南﹙公元1002－1069﹚在南昌黄龙山建立黄龙宗，另一弟子方会﹙公元992－1049﹚在筠州﹙江西高安﹚杨岐山建立杨岐宗，它们与上述五家合称“五家七宗”。

　　<<禅的思想>>

　　在禅宗的发展史中，虽然某些经典曾经得到大力提倡，如早期的《楞伽经》、《金刚经》，后来的《圆觉经》、《楞严经》等，甚至还出现过一部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经典——《坛经》，但是禅师们对于经典的解释却是十分随意的。禅宗思想的基础可从南北朝传出的《大乘起信论》得知，而禅宗教学的特点见于《坛经》。

　　《大乘起信论》把我们这个世界及其解脱的最后根据统统归结为“心”，“心”是一切生命都平等地具有的。“心”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叫做“心真如门”，它的性质是不生不灭、绝对不动和恒久常存的；第二叫做“心生灭门”，它的性质是生灭无常的妄动。《起信论》认为，从根本上讲，心的本质是清净的，没有烦恼染污的，也就是不动的静和“觉”。但是一旦我们心念发动，就会转变成“不觉”，进入生死轮回的境地。既然心的性质本来就是清净和宁静的，那么只要去除各种杂染，制止动心起念，心就会由动再转为静，回复本来具有的圆满的智慧，也就是觉悟。

　　在《坛经》中，慧能提出了“般若行”，突出强调通过顿悟的方法直接进入佛陀境界的观念。他说：

　　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愚人、智人佛性本亦无差别，只缘迷悟，迷即为愚，悟即成智。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照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

　　这就是说每个人的本性本来是清净无染，具有般若智慧，只是一直被妄念的浮云所掩盖，处于“迷”的状态罢了。一旦妄念被消灭净尽，就可以顿时明见自己心的本性，般若智慧显发出来，“一悟即至佛地”。

　　由此，在修行方法上，慧能反对传统的坐禅，认为：“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不乱为禅”、“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主张“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在《坛经》中被解说为“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俗世界时，不要被它所制约和左右，应该努力消灭善恶是非、爱憎苦乐等主观分别，达到一种无执、无差别的境界。“无相为体”是反对执于名相﹙语言概念、形象﹚。“无住为本”是说人的本性是以心念念不住的流动为根本特征的，从实践上讲，修行者应该“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就是说，修禅的人应该在任何时候，不论行住坐卧，都不能对任何事物产生执，不为外物所动，自然契合心的本来状态而发生智慧，从而达到解脱。

　　在这种“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立场上，《坛经》还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偶像崇拜和净土信仰进行了一些批评，提出“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净其心”。认为净土并不在于东方或者西方，关键是人自心的清净与不清净。只要心清净了，就是净土现前。而且“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不一定非要出家为僧，甚至在家也可以完成“自净其意”的修行。

　　总的说来，禅宗发展的历史千头万绪，但其基本思想和教学却始终没有超出《大乘起信论》和《坛经》的范围。

　　<<禅宗的特点及其影响>>

　　兴起于唐、五代时期的禅宗，与天台、华严、法相等经院化的宗派相比，有许多十分突出的特点。

　　首先，禅宗从它由民间兴起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排斥经典和偶像的权威，甚至于“毁佛骂祖”。比如丹霞天然烧佛像取暖，云门文偃指释迦为“干屎橛”，临济义玄更倡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便杀”，所谓“大器者直要不受人惑，随处作主，立处皆真”（《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其中表现出一种极端的自尊和自信意识。

　　其次，禅宗既反对只注重经典解释的经院派学风，也不局限于一般的止观静修，而是以自给自足的禅居生活为基础，扩大禅的范围，认为应该随时随处地发掘和体会自己本然具备的觉悟心性，在行、住、坐、卧，甚至“屙屎送尿，衣吃饭”等平常的生活之中追求绝对自由的境界，主张“平常心是道”，从而形成了一种随缘任运、逍遥豁达的人生态度。

　　第三，禅宗一方面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强调对自己本性的直观方法和觉悟境界的不可言传性质，另一方面也并不完全排斥语言文字的启发作用。后来五家七宗在具体的理论风格和接引学僧的方法上竞相立异，各树一帜，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比如临济宗有“三玄三要”的手段，擅用峻烈的机锋单刀直入，使学人猛然醒悟，有时甚至不惜棒喝交加；曹洞宗因材施教，用稳顺绵密的风格设计出一整套方法来接引不同层次的求法者；杨岐宗主张循循善诱、步步启发；云门宗有“三句语”；黄龙宗有“三关”，如此等等。宋以后，临济、云门、杨岐等宗更提倡公案、看话、颂古，以文字解禅的风气盛极一时，还创造出“语录”、“灯录”等文体来专门记录历代禅师的言行。

　　正是这些富于创造力的特点使禅宗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两宋以后，随“禅教合一”、“三教合一”思潮的盛行，禅宗又逐渐与其它佛教宗派乃至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互相渗透和融合，从而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禅宗吸引了大量的信仰者，自身迅速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摆脱了经院气息的禅宗又成为宋明理学家吸取佛教思想的主要桥梁之一。与此同时，禅宗还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精神风貌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