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意识”让医院的“临终关怀”科遭冷遇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一个用李嘉诚基金建的宁养院，患者在那儿看病吃药都是免费的，但是却很少有人光顾。”前天，读者张先生向本报报料说，“这对病人是雪中送炭的好事儿，缘何还能没人去？

考虑到“临终关怀”的潜在需求增大，广州友好医院及一洲医院专门开设了“临终关怀”科，但也同样遭遇少人上门的尴尬。

不相信医院有免费药吃

　　记者在暨南大学正门附近找到了这家“宁养院”，一个数十平方米的看病大厅及病人观察室都非常干净整洁。正在等着拿药的刘小梅告诉记者，得肺癌的母亲现在已经是晚期，“当听朋友说有个宁养院的时候，我还真不信，现在哪儿有不收钱的医院呀！可来到这儿我就信了，宁养院的大夫几乎每个月都到我们家去义诊，我每周也都来免费拿一次药，现在母亲每月吃的免费止疼药都值1000多块钱。”

　　据宁养院的护士长李媚芳介绍，宁养院是由李嘉诚先生每年投资100万元人民币捐助的，免费为处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晚期癌症患者，提供镇痛治疗、心理辅导及善终等方面的服务，形式包括上门送药、门诊服务等。宁养院的大夫都会免费到患者家中就诊，并开出免费止疼药。“根据现在的规模，至少能为五百名左右的患者治病，但是现在我们却为没有病人而发愁。”为了帮助到更多的患者，宁养院正着手与社区合作，进行广泛的宣传，适合条件的患者可以打咨询电话（020－38688132）。

　　免费看病吃药，缘何还没人去？李媚芳分析，一是许多病人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不承认自己的疾病不可治愈，因此对宁养院这类临终关怀医院有抵触情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可能很多病人在社会上吃过亏上过当，很多人就是不信医院还能免费看病吃药。“许多病人来我们这儿就问，免费是不是就是拿我做实验？后犹豫着走了。其实，我们的药都是从医院里开出的，完全是为患者免除疼痛。”

“孝道”意识让“临终关怀”受阻

　　据了解，目前广州临终关怀服务工作还未大面积铺开，除宁养院外，仅有广州友好医院及一洲医院等两家民营医院专门设有临终关怀科，大部分公立医院都没有临终关怀科。

　　但由于传统“孝道”的根深蒂固，多数人对临终关怀持有排斥心理，这令营利性医院开展的临终关怀科成为全院效益最差的科室。

　　广州友好医院老年关怀科的一位医师介绍，友好医院在2002年专设老年临终关怀科，对临终病人进行心理护理、特别护理和特殊治疗等，按照住院标准收取费用，但一直“生意冷清”。目前，由于来接受临终关怀疗养的病人不多，为了不影响医院效益，其他科的病床紧张时就会送到临终关怀科来住着。广州一洲医院也存在病源不足的问题，为了有效利用病床，目前临终关怀病房也住进了其他病种的患者。

　　记者在街头随访了几名市民，一位张姓女士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让亲人在最后的时刻由别人照看，怎么说我们都于心不忍，只有守着亲人才能够表达孝心。”另外一名躺在“临终关怀”病床上的病人尽管对这种服务赞赏有加，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见到自己的亲人：“如果去世时见不到亲人，我会觉得遗憾。”这多少也是家属不忍让亲人到医院接受临终关怀的原因。

　　针对这种现象，中山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分析道，“孝道”是几千年积淀成的一种文化，已经深深地烙印到人们的价值观里，人们评价子女是否孝敬父母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父母临终时子女是否守在身边。“临终关怀”舶来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让中国人接受还需要一个磨合期，这个磨合期的长短取决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对“孝道”的界定。

记者观察

关怀后面的无奈

　　资金短缺使得临终关怀医院捉襟见肘，我们有“希望工程”，为什么不可以来一个“夕阳工程”

　　一方面，临终病人渴望更多关怀；另一方面医院的临终关怀科却少人光顾，这样的矛盾局面在我国尤显突出。

　　社会经济在不停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生活方式也一天天发生着变化。这样的生活使许多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照料家里的病人，同时往往一个病人会使一个家庭经济崩溃而穷困潦倒。在医院紧张的床位和家庭的窘境之间，临终关怀医院无疑提供了又一种选择的可能，一个较为理想的场所，适应了一种社会需要。但多数临终关怀医院的经营并不理想，有的刚刚开张就门可罗雀；有的艰难维持，却负债经营。

　　人们拒绝接受“临终”一词。有的家属说：“临终？这不是没有希望了吗？”临终，令人们感到残酷。

　　根据调查，70％以上的老人还是宁可选择自己的家里做生命的归宿地。医院毕竟是医院，不是家。这里面恐怕更多的首先是对亲情的渴望，也许还有一部分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思想。基于同样的原因，把老人送到临终关怀医院，也使许多子女面临着心理的压力：在亲人最需要的时候怎么能推给医院呢，古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会不会承担不孝之名？

　　临终关怀医院建立时本来的基础也比较薄弱，而且收费都低于普通医院。去除成本，所剩无几。

　　以日本为例，几乎所有的临终关怀医院都以医疗保险的形式经营，再加收一些特殊房间费。多数与普通医院一起经营，也有的以捐款等形式补充财政不足。

　　以北京松堂医院为例，住进的老人多是公费医疗。北京正在搞医疗保险，松堂第一批没有进入医疗保险，不进入就报销不了，几乎就没有病人了。松堂医院院长正在为此发愁。而他们几年来得到的捐款更是微乎其微。

　　“临终关怀”这项事业应该是属于全社会的福利事业，还是一个自负盈亏、自生自灭的行业？松堂医院院长李松堂焦虑地说，咱们国家有“希望工程”，为什么不可以来一个“夕阳工程”。北京是个老龄化城市，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76％。如果北京人每人出一元钱，就是一千万元，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北京所有临终关怀对象都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