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山大师与海印寺

　　万历十一年(1583)，憨山大师因在五台山操办祈储大会获得了巨大成功，名声鹊起，但也惹来某些人的非议。盛名之下，难以久居，遂远赴东海牢山(今山东崂山)那罗延窟诛茅结庐安居。他先在巨峰顶前铁瓦殿上面的慈光洞内面壁静修(现存洞口上镌刻的“慈光洞”三字，即憨山手迹)，并与附近白云庵的道士耿义兰相识，过从甚密。但两年之后，两人竟反目为仇，掀起一场轰动一时的佛道官司。
　　神宗之母慈圣皇太后因憨山在五台山为神宗主持祈储法会获得成功，遂对憨山格外器重。当她得知憨山在牢山困窘时，就从内帑拨三千金为他建庵居住。憨山认为有茅庐数间安身即可，不必多事扰民。恰逢当时山东遭灾，他与负责送内帑的内使商议，以“矫诏”的形式将此笔费用施与孤苦，救济饥民。此事后为皇室所知，“圣情大悦，感叹不已”。”那罗延窟人烟稀少，虽为清净修心场所，但于弘扬佛法不利，这与憨山此行的初衷相违，于是两年后，憨山南寻至原道教太清宫旧址，搭建了一所茅庵居住。万历十四年(1586)，朝廷分送大藏经十五部于全国名山，最初四部，安置四边境，德清所居的东海牢山是其中之一。但憨山所居非常简陋，施与的藏经并无合适的寺庙放置，太后等遂再赐钱建寺。关于这件事的始末，憨山亦有交代：
　　时圣母以台山因缘，且数数诏予不至，赐亦不受，乃以藏经一部首送东海，初未知也。及至空山无可安顿，蒙抚台行所在有司供奉之。予见有敕命，乃诣京谢恩。比蒙慈命合宫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请命名曰海印寺。
　　憨山用宫眷各出布施的钱收购已破败不堪的太清宫庙产，经过4年努力，于万历十八年(1590)建成海印寺。由于憨山卓有成效的组织与经营，海印寺香火非常兴旺。
　　然而，在万历十三年至二十三年(1585—1595)，围绕着海印寺的归属问题，德清与当地道士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遂引发一场惊动朝野的斗争，并以道士胜利而告终。这一事件的起因，《憨山老人自序年谱》中有非常详尽的记载：
　　初为钦颁藏经，遣内使四送之，其人先至东海。先是上惜财，素恶内使，以佛事请用太烦。时内庭偶以他故触圣怒，将及圣母，左右大臣危之。适内权贵有忌送经使者，欲死之，因乘之以发难。遂假前方士流言，令东厂番役扮道士，击登闻鼓以进。上览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经因缘，故并及之。
　　神宗在历史上以贪财著称，“佛事请用太烦”，靡耗金银，自会引起他的不悦，加之其他原因的参与，对憨山的惩罚遂不可免。
　　关于海印寺原址的归属权问题，憨山说：“(其地)盖古刹也，唯废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真，出于东方，假世祖威福，多占佛寺，改为道院。及世祖西征回，僧奏闻，多命恢复。唯牢山僻居海上，故未及之耳。予喜其地幽僻，真逃人绝世之所，志愿居之。初掩片席于树下，七阅月，后得地人张大心居士，为诛茅结庐以居。”如此，该地本属佛教所有，后为道教全真派据为已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憨山之遣)所述也证实了这点。
　　万历十四年(1586)，憨山大师修建海印寺之始，太清官道士刘真湖等人与之争夺庙址，后来耿义兰协助刘真湖等人走州过府，逐级上诉。但因憨山大师与皇室关系密切，地方官员不敢得罪憨山，遂将耿义兰以诬告治罪。耿氏不服，又赶赴北京告御状，还是得不到受理。但他并不气馁，继续多方上告，历时10年之久；后来通过北京白云观道长张国祥，找到了神宗宠妃郑贵妃，把状子呈送神宗，神宗非常宠信郑贵妃，遂使案情逆转，耿义兰胜诉。万历二十三年(1595)，神宗下谕逮憨山进京问罪，并以“私创寺院”罪发配雷州。在御批“毁寺复宫”的同时，为嘉奖耿义兰护教有功，敕封他为“护教真人”，并颁赐新版本(道藏》5485卷，钦赐御伞、御棍、金冠紫袍，永镇道场。经过这场官司，崂山太清官获得巨资重修，因祸得福，名声远播。
　　僧道之争在当时是一场影响巨大的事件，所以(即墨县志》和(崂山志》均有记载“憨山，名德清，南京报恩寺僧……纵观天下名山……东蹈海，寻那罗延不可居，至下清官止焉。”“会有赐金三千为建庵费……时大饥，出济之，以广上仁。下清官，旧道院也，倾圮甚，羽流(道众)窜亡。一二香火守废基，苦无籍，念可建大法幢者此其机”。久之，“羽流窘，举地售之，清走京师奏请内庭供奉，于是出旃檀佛及大部藏经异之，建梵刹曰海印寺”。“居数年，道士耿义兰……逆出怨言，讼于公，见笞，益怨。乃指宫门詈曰：‘尔秃覆楚，予将秦庭七日哭而覆尔也。’诣京上变告，憨山被诬，戍雷州。”
　　综合上述记载，德清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明政府严禁私创寺院，海印寺的匾额是李太后所题，非神宗御笔。神宗以“私创”寺院罪发配德清至偏僻的雷州与理、与法有据。但神宗发配憨山至边地，绝非简单的“私创寺院”罪，而是与宫廷在祈储问题上的纷争有直接关系，是宫廷内部斗争的一种曲折反映。德清与紫柏均属当时神宗立储角逐中的“正统派”，支持已经册立的皇长子朱长洛为太子，但神宗偏爱其郑贵妃之子朱长洵，一直希望改立长洵为太子，这就是万历年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争国本”事件。早在万历七年(1579)，德清筹建的五台山祈储法会是应李太后(慈圣皇太后)之邀为神宗的才人王夫人求嗣，而神宗当时却另派内使到武当山请道土为郑贵妃求嗣。后来王才人生长洛，郑贵妃生长洵。按照长子继承的原则，长洛被立为太子。德清与紫柏都曾经得到慈圣皇太后的褒奖，而这位太后在立储问题上又处处袒护朱长洛，反对废长立幼，并对神宗施压。神宗对此深为不满，但他又以“孝顺”著称，不便对生母发泄私愤。于是，抓捕德清，流放岭南，便是他成为抗议生母的一个机会。紫柏后来的救护德清，也是这种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
　　与莲池株宏在云栖寺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比，海印寺的最终命运的确黯淡得多。憨山被遣，寺院被毁，道教徒在这场本来子虚乌有的诬告中大获全胜，满载而归。憨山打算以海印寺为基地在山东弘扬佛法的计划草草收场。
　　憨山在山东期间，正值罗教势力如日中天，他遂与罗教势力在争夺信众方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憨山以一人与万人敌，又一次以他渊博的学识与杰出的才能获得了当地民众信赖。据《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卷53载：“东人从来不知僧，予居山中……方今所云外道罗清者，乃山下之城阳人。外生长地，故其教遍行东方，绝不知有三宝。予居此，渐渐摄化，久之，凡为彼师长者，率众采归。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开创之始也。”说“东人从来不知僧”显属夸张，但德清确实在当地与罗教争夺信众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如他所说：“今东海蔑戾车地，素不闻三宝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岁赤子，皆知念佛。至若舍邪归正者，比乡比户也。予愿足矣，死复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乃离即墨，城中士民老小，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见人心之感化也。”
　　海印寺以失败告终，这固然是道士的诬告结果，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实是宫廷斗争的延续。晚明佛教的复兴与神宗及其母慈圣皇太后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但母子之间有了利益冲突时，夹杂在其中的憨山自然免不了成为争斗的牺牲品。(紫柏后来的命运实与此类似，只是斗争转移到皇帝与臣子之间)云栖株宏在杭州创建的云栖寺实际上也是一所私创性质的寺庙，且比偏僻的牢山海印寺要风光得多，但却安然无恙，善始善终。这与云栖株宏的行事与为人作风有直接的关系。云栖守成稳重，安于自足，憨山勇决侠义，锋芒毕露，所以在晚明政局风云变幻的特定历史环境下，憨山之谴就顺理成章了。
　　海印寺的创建与失败固然是对憨山宏大的振兴佛法抱负的一次重大打击，是对佛教复兴的挫折。不过，海印寺被毁之后，憨山的弟子洞闻与汉月携带藏经、法器等西迁至慧炬院，把憨山写的《华严玄谈》、《楞严通议》等7部阐发佛教教义的著作保存下来了。佛教传播虽因憨山遭遣受到重创，但并未一蹶不振。此后紫柏与圭峰两位高僧也曾经来到崂山，开展佛教事业。后代佛教信徒为纪念憨山，在海印寺废墟旁立了一块刻有“海印寺遗址”字样的石碑，碑上并刻有小字说明：“明万历十三年憨山大师建海印寺于宫前，二十八年降旨毁寺复宫”，作为对此次历史事件的纪念。
　　憨山此次遭遣的意义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就憨山个人的佛教复兴事业而言，东海之滨开化愚氓的宏大计划确实是失败了，但崂山周围的佛教信众却由此对佛教正法有了理解。在随后流放岭南的几十年中，憨山对佛法的理解更为成熟与自信，在与周围乡绅与官府的周旋中更觉得心应手。牢山之难锻炼了憨山的涉世能力，为他复兴曹溪祖庭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思想与行为的条件。憨山弟子福徵在《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疏》云：“究之大难从此作，大难亦从此解，时节因缘，佛祖躲闪不得也”，洵为的评。此后的憨山犹如一只涅檗中的凤凰，他要从牢山的灾难中，展翅高飞，为重振祖庭蓄积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