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禅宗史讲义（1）

中印禅宗史讲义
作者：道坚

概说
译者印海法师，江苏如皋人曾跟随慈航法师及印顺导师学习，致力于佛学教育，创办福严、太虚佛学院。创建法印寺于南加州洛杉矶。著有弥勒上生经讲记，译有中印禅宗史、中国净土教理史、佛教唯心论概论等。印海近译有净土教概论、律宗纲要等。

禅

禅的传统定义 禅是梵文“禅那”（Dhyāna）的简称，又音译作驮衍那、持阿那等，姚秦鸠摩罗什意译作“思维修”，即运用思维活动的修持；唐玄奘译之为“静虑”，即系念专注一境，正审思虑。除此以外，对于“禅”的译法还有一些，如思惟修习、弃恶（舍欲界五盖等一切诸恶）、功德丛林（以禅为因，能生智慧、神通、四无量等功德）。《俱舍论》卷二十八云：“依何义故立静虑名？由此寂静能审虑故。审虑即是实了义。”又说：“诸等持内，唯此摄支，止观均行，最能审虑。”以《俱舍论》的说法，禅只是“诸等持”、“寂静”法的所属范畴。

禅的现代定义 由于历史之变迁，禅之一词也很难用一个精确的词汇来表述，在此慎以自己对禅的认识而勉强定义：禅是一种神圣的宗教修持，人们经由对它的体验而超凡入圣，乃至直接获证涅槃的境界；禅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它令我们超然的面对人生中的顺逆境界，并在无常的生命线中发挥最大的生命本能，在生老病死的常态中超越人生，创建出污泥而不染艺术品格；禅是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以稳建、沉静、灵活善巧、充满希望与信心及智慧的特色，为人类提供无与伦比的精神食粮；禅是一种科学的身心锻炼方法；禅是一种充满哲思与直观的潇洒态度……

禅定

禅定，是禅那与三摩地两个词的合称。禅为梵语禅那之略，译曰思惟修。新译曰静虑。定者，为梵语三昧之译，心定止一境而离散动之义，即定是心凝住一境而不散乱的心性作用，而禅是静心思虑的心理状态。故定的意义比较宽广，一切息虑凝心等修行方法都名定，禅之名狭，它只是定的其中之一方法而已。今总别合称而谓之禅定，即对各种凝心修持的总称。

四禅八定 依据修持次第，禅有四禅之分，定有八定之说。四禅分别与色界的“四禅天”相应，佛教认为修持四禅者依其修持的成就而生于四禅天。由修禅而生起的心境作用，也有八个层面即八定，与色界天相应的四禅定（四禅定是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四禅定），与无色界相应的四无色定（四空定是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因而八定的境界比四禅要宽广的多，甚至八定中包括了修持四禅所产生的定境。

禅与瑜珈

虽然定的修持范畴比禅要大，然禅定只是瑜珈修持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瑜珈，梵文原文为“YOGA”的音译，意译为“相应”等义。在印度现存最古老的典籍《梨俱吠陀》中，已经有了瑜珈一词的出现，其愿意为给牛马等牲畜“套上装具”，后来此词逐渐引申为“联系”、“结合”等意，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活用语。等到“瑜珈”作为一种宗教修持术的名称时，这里的“联系”或“结合”一词就超出了普通的含义，特指通过一系列对身心活动的特约，特别是对心理活动的特约与引导，使自己达到与世界本原的神秘联系或结合，即所谓的“梵我一如”。这种用意在中期的奥义书中最早出现。古典瑜珈以《瑜珈经》为主要标志，此为著名学者钵颠阇利总结前人关于瑜珈修持的理论而成。瑜珈大纲有所谓的“瑜珈八支”，即瑜珈为八个方面：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静虑、三昧，认为由此八法而得解脱。由此可见，禅与定的修持只是瑜珈修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禅的功德 此为修习四禅的十功德之说，一空，即修禅者没有强烈的我执与法执之心；二明，三定，四智，五善心，六柔软，七喜，八乐，九解脱，十境界相应。违背十功能的禅定修持境界则多成禅病。在《三藏法数》中有禅度三行之说：一、安住静虑，谓乱想不起，深入禅定；二、引发静虑，谓智慧现前，生诸功德；三、办事静虑，谓功行圆成，利益众生，是为禅度三行。

禅的利益 《月灯三昧经》卷七说有十大利益： 一，安住仪式。菩萨习诸禅定必须整肃威仪。一遵法式而行之，即久，则诸根寂静，正定现前，自然安住而无所勉强，是为安住仪式。 二，行慈境界。菩萨习诸禅定，常存慈爱之心，无伤杀之念，于诸众生，悉使安稳，是为行慈境界。 三，无烦恼。菩萨习诸禅定，诸根寂静，则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自然不生，是为无烦恼。 四，守护诸根。菩萨习诸禅定，定常当防卫眼等诸根，不为色等诸尘所动，是为守护诸根。 五，无食喜乐。菩萨习诸禅定，既得禅悦之味，以资道体，虽无饮食之奉，亦自然欣豫。是为无食喜乐，六，远离爱欲。菩萨修习禅定。寂默一心，不使散乱。则一切爱欲之境，悉无染着，是为远离爱欲。七，修禅不空。菩萨习诸禅定，虽获诸禅之功德，证真空之理，然不堕于断灭之空，是为修禅不空。八，解脱魔罥。菩萨习诸禅定，则能远离生死一切之魔网，悉皆不能缠缚，是为解脱魔罥。九，安住佛境。菩萨习诸禅定，开发无量之智慧，通达甚深之法义，于佛知见。自然明了，故心心寂灭，住持不动，是为安住佛境。十，解脱成熟。菩萨习诸禅定，一切惑业，不能挠乱，行之既久，则无碍解脱，自然圆熟，是为解脱成熟。

禅的生活化及世界性 佛教徒在对禅的实践中，从专业性较强的禅坐到生活中对禅的实践的转化，最终将禅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实现了禅的生活化。在中国禅宗产生以前，佛教修习禅定采取特定的结跏坐势，运用观心调息等严格的方法而入于定境（入定）。当修习禅定者停止坐禅时，也就是处于出定状态，即与平常人一样地生活，至少在外表上看不出与普通人有什么区别。中国禅宗的禅则要求在日常的生活中体现禅的修养，如《坛经》对禅定的定义是“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也就是时刻保持内心的自觉，不再执着于外相的形式束缚。关于禅的世界化流行趋势，是自古印度佛教后的南北传佛教的流传结果，北传佛教从中国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现代尤以铃木大拙为首的日本佛教界对西方的传播最为得力，因而西方人对禅的称呼仍是日语“禅”的发音“ZEN”。

禅学

禅宗史料

　在中国佛教僧人列传中，有大量禅宗史料。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别传。个别高僧的单篇传记；②类传。同类高僧传记的结集，如西行求法的高僧，高逸超群的大德；或一山一寺的僧人和某宗某派的大师；③总传。属综合性的僧传，它幅度宽广，时代绵长，收列人物众多，记述某一历史时期佛教界代表人物各种错综复杂的活动情况。此三种类型的佛教传记，对佛教的盛衰，经典的翻译和注释，宗派的建立，学说的传播，以及典章制度、寺宇建筑、国际间佛教交往等等都有所记述，为研究中国佛教发展史保存了丰富的资料。

　　《曹溪大师别传》全称《唐韶州曹溪宝林山国宁寺六祖惠能大师传法宗旨、并高宗大帝敕书兼赐物改寺额、及大师印可门人、并灭度六种瑞相、及智药三藏悬记等传》。1卷。无撰人名。写作时间当在唐建中二年（781）前后。记载求那跋摩、智药、真谛等的悬记；详述惠能的家世、出家、得法、传戒，开东山法门以及表辞帝召、临寂时说传法袈裟不再传等事迹。对后来的传记、《坛经》、灯录等有较大影响，为研究禅宗史的重要资料。

　　类传《比丘尼传》简称《尼传》。梁宝唱撰。4卷。为中国最早总括诸尼为传之书。作者博采碑颂，广搜记集，讯之传闻，访之故老，诠序始终而成。起于西晋建兴（313～316）年间，终于梁天监十五年（516）。依时代为序分卷，晋代13人，宋代23人，南齐15人，梁代14人。另附见51人，大都是江浙地区的比丘尼，中原和边远地区较少。此书所记诸尼未作分类，但从传中仍可看出有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经师等区别。《自序》称全书“不尚繁华，务存要实”。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亦称《西域求法高僧传》、《求法高僧传》等。唐义净撰。2卷。原题“沙门义净从西国还在南海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撰寄归并那烂陀寺图”。系作者于天授二年（691）在室利佛逝撰成，委托大津送回长安的。依西行年代先后编次，记唐初至义净访印期间到印度求法的诸僧56人的事迹。卷末附有永昌元年（689）随同前往的贞固等4人传，最后为义净本人的自传。求法僧中有不少交州、爱州、新罗、高丽人。以记载他们留学期间的情况为中心，并在《慧轮传》中详记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规模、制度等，惜原附在本书的寺图已不传，难以窥其全貌。所记去印路线有陆海两途，所到国家有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所学内容有因明、俱舍、戒律、中观、瑜伽等。记述有关古印度、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风俗等情况，具有珍贵的历史资料价值。有法语、日语译本行世。

　　《禅林僧宝传》简称《僧宝传》。北宋惠洪撰。30卷。主要纪事，亦收录一些机缘语句，是介于僧传和灯录之间的一种体裁。作者不满意昙颖的《五家传》，乃博采别传遗编，参以耆年宿衲的言论，增添嘉祐以后云门、临济两家的杰出禅师。于北宋宣和二年写成自五代到北宋政和末81人的传记。其中属青原法系的11人，曹洞10人，临济17人，云门15人，法眼5人，沩仰1人，黄龙15人，杨岐4人，其余人法系不明。最初刊本是宣和六年本，有侯延庆序。宝庆三年（1227），杭州刻本有张宏敬序。此书融会众说，陶铸成文，自成一家之言，后人多目之为“丛林之扶风龙门”。后来的僧传、灯录常加引用。现在通行的是嘉兴续藏本、影印续藏经本、南京刻本。

　　《补禅林僧宝传》 宋庆老（号舟峰庵主）撰。1卷。载法演、悟新、怀志三人传，传后有赞。因悟新卒于政和五年（1115），时间最迟，故名补传。体裁和前传同，词章华赡，文字典雅，可与前传媲美。宋代即附在前传后面流通。

　　《僧宝正续传》 南宋祖琇撰。7卷。前6卷载北宋仁宗至南宋孝宗初约100多年间，罗汉南至黄龙震28位禅师的事迹，以机缘语句为主，有的传后有赞。其中曹洞、临济各1人，黄龙、杨岐各13人。第7卷《德山木上座传》与《临济金刚王传》是两篇寓言。另有《代古塔主与洪觉范书》是批评《禅林僧宝传》卷十二《承古传赞》的。其中正贤、宗杲、道震三人的传，为后来所增。

　　《神僧传》 明成祖朱棣编。9卷。《序》曰：“神僧者，神化万变，而超乎其类者也。”全书采辑中国历代佛教史传中所载的“神僧”传记，诸如梁、唐、宋《高僧传》、《禅林僧宝传》、《五灯会元》等，自东汉摩腾至元初胆巴，共208人。在排列次序上，把晋僧群列在齐、周之后，隋岑阇黎列于唐代之后。

　　《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清自融撰。15卷。门人性磊补辑。康熙三年（1664）成书。记南宋建炎元年（1127）到清顺治四年（1647）500多年间禅僧97人的传记94篇（卷二道祖、世奇2人合传，卷十梵琦、智及、昙噩3人合传）。其中宋僧45人，元僧15人，明僧37人，绝大部分属临济、曹洞两宗。自融搜集资料历时20余年，成传53篇，性磊补辑41篇。卷末明广真传1篇，为此书康熙二十四年重刊后次年拾遗所补。

　　《居士传》清彭际清编述。56卷。始写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成书于四十一年。大都依据正史僧传及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等加以删削而成。收录从东汉至清乾隆年间归佛的居士事迹，有列传56篇，正传227人，附见77人。有的传后有著者和汪大绅等所作赞文。

　　《善女人传》清彭际清编述。2卷。成书在《居士传》后。大部分采自历代史书、僧传及诸家文集、诸经序录、百家杂说等，亦有自己见闻所及。收录自晋以来至清乾隆年间善女人共正传138人，附见9人。传后标有所据原书之名。

　　《续比丘尼传》 震华编述。6卷。初稿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散失。后又追忆前作，于1939年成书。收录自梁、陈、北齐、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比丘尼201人，附见47人。所引资料，大都未注明出处，难以稽考；而所收的人，也失之过宽，有欠严谨。

　　总传 《名僧传》梁宝唱撰。原30卷，序目1卷。今佚。现存有日僧宗性于1235年所录的摘抄本，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目录；第二部分节录原文片断；第三部分为要点的条目。原书成于梁天监十三年（514）。分法师、律师、禅师、神力、苦节、导师、经师七科，每科外国僧人在前，中国僧人居后。其中外国法师4卷，分一般法师和神通弘教二类，中国法师13卷，分高行、隐道和一般法师三类；律师1卷，禅师2卷，神力1卷，不分类；苦节7卷，分兼学、感通、遗身、宗索、寻法出径、造经像、造寺塔7类；导师、经师各1卷，不分类。正传记东汉、吴、晋、后秦、北魏、宋、齐七代名僧425人。其中有80余人为《高僧传》所无。它是最早出现分科的综合僧传，对以后《高僧传》的编纂颇有影响。

　　《高僧传》简称《梁传》、《皎传》。梁慧皎撰。14卷（内《序录》1卷）。本书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弥纶群言，分科布局，采各家之长写成。体裁为类传体。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记录汉、魏、吴、晋、北魏、后秦、宋、齐、梁僧人257人，附见274人。前八科之末均有论有赞，末两科有论无赞。书末附有王曼颖《与皎法师书》和作者答书。

　　《续高僧传》又称《唐高僧传》，简称《唐传》、《续传》。唐道宣撰。30卷。为继慧皎《高僧传》之作。书初成于贞观十九年（645），而其所载实止于麟德二年（665）。自序称，正传331人，附见160人。后20年间，又续有增补，成《后集续高僧传》10卷。随后两书合并，卷数仍作30。而所记高僧有正传498人，附见229人。所据资料较广，自称“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譬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每科之后，有论无赞。《高僧传》不录在世人物，此书则将当时名望较高的在世僧人如慧净、慧休、法冲等均编写入传。

　　《宋高僧传》亦称《大宋高僧传》，简称《宋传》。北宋赞宁撰。30卷。太平兴国七年（982），作者奉敕与弟子显忠、智轮从事撰述，端拱元年（988）成书。至道二年（996）又修理增补，始成定本。作者广采各方面的资料，尤以碑文塔铭为最多。记述自唐（高宗时）、后梁、后唐、后汉、后周至宋六朝僧人，并补充南朝宋、后魏、陈及隋前传所遗留的，计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全书分十科，名目体制与《续高僧传》同，每科之后有论。其中习禅的篇幅较多，禅宗各派重要人物除云门宗创立者文偃外，皆有专传；禅宗内部斗争事迹，如“南顿北渐”之争等，亦不加隐讳。对律宗内部南山、相部、东塔三家的争执，书中亦曾提及。《译经编》载有译经六例，译场的设官分职等，是译经史上的重要文献。

　　《新修科分六学僧传》简称《六学僧传》。元昙噩撰。30卷。系根据梁、唐、宋三部《高僧传》重编的一部僧传。但在分合、次第、归类上与上述三传颇有出入。至正九年（1349）开始编辑，二十三年成书。以慧、施、戒、忍辱、精进、定六学分类，与旧的十科分法不同。六学中每学又分二科，合为十二科，即译经、传宗、遗身、利物、弘法、护教、摄念、持志、义解、感通、证悟、神化。不计附传，共著录1270人。六学下各有小引，说明立科宗旨，每科后有赞言，作为一科总结。

　　《明高僧传》亦称《大明高僧传》，简称《明传》。明如惺撰。8卷（《龙藏》作6卷）。万历四十五年（1617）成书。据称作者在万历二十八年校刊《金汤编》时，涉猎史志文集，见到一些名僧的碑传，因而随喜录出。似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只为南宋至明万历间部分僧人立传。全书分译经、解义、习禅三科。共正传112人，附见69人。每科后无“论”，有的传后有“系曰”一段文字，表达作者的观点。

　　《补续高僧传》明明河撰。26卷。作者遍游齐、鲁、燕、赵、湘、赣、闽、浙等地名山古刹，于荒堙残碣间，搜剔碑刻，并托同学读彻于两广、云南代为搜辑资料。其后又参阅曹能始的藏书。历30年，数易其稿；临终又嘱其弟子道开继承其业。到清顺治四年大致告竣。记载唐至明万历末的高僧事迹，故名“补续”。全书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赞诵、兴福、杂科等十科。正传549人，附见75人。在体例上，除附传外，尚有2～3人合为一传的合传体。在习禅一部分传后有“系曰”，为作者的评论；其他篇中有些传后有“明河曰”按语，当是准备作“系曰”的底称；在某些传后尚有不署名的按语和引用的参考资料，似是道开所加。

　　《重编八十八祖道影传赞》亦称《诸祖道影》、《诸祖道影传赞》、《祖师传赞》、《八十八祖传赞》等。明德清撰，高承埏补。4卷。卷首及附录各1卷。明代宫中藏有诸祖道影88帧，洪武元年（1368）传摹供奉于南京牛首山祖堂。万历十二年真可禅师请名画家丁云鹏临摹三堂，分置五台、峨眉、南岳等处。后画家史宷再摹成册。泰昌元年（1620）德清纂成小传，各系以赞。崇祯五年（1632）钱应金去其像，以传赞付梓，但仅77人。十七年，高承埏补写11人的传赞，编为4卷。以禅宗大师为最多，并将天台宗十七祖、慈恩宗三祖、律宗九祖、华严宗五祖、密宗五祖的名号附在唐代各宗教主的后面。卷二慧远传后，还附有莲宗十祖赞。卷首1卷为各家所写的序、题辞及目录；附录1卷是高承埏所写祩宏、真可、德清三人和附入的圆信的传赞。全书除明代数传外，其他均据灯录、《佛祖统纪》等编成。

　　《高僧摘要》清徐昌治编辑。4卷。顺治十一年成书。按道高、法高、品高、化高四门，摘要叙述历代高僧的事迹。道高自东汉至清42人（居士1人不计在内），法高自晋至清43人；品高自晋至清47人；化高自东汉至清41人。资料大多采自4部高僧传。全书以禅门宗师最多。

　　《三十二祖传赞》清世宗撰。1卷。作者自雍正十一年（1733）二月起，每月朔望绘一古德像，并亲笔系赞于像的上方，刻石藏于宫内。到十三年去世时，共绘僧肇、宝志、慧思等像32幅，而以禅师为最多。乾隆九年，高宗将像装潢成轴，赐给武林理安寺。二十四年实月编辑《理安寺志》时将传赞载在首册，但未单行。1918年印光始在每一传前标列名题，刊刻别行。此书以像、赞为主，传较短小，一般均在500字左右。32人中，除文偃、通琇外，都载有雍正时的封号。有民国扬州藏经院刻本。

《新续高僧传四集》喻谦编。66卷。1919年应北京法源寺道阶等请而编纂，历时五载，1923年完成。本书以《明高僧传》为蓝本，引用灯录、传记、山志、寺志、文集等64种，又参考各省通志、县志、宋、辽、金、元诸史及各家语录，资料丰富。但《卐续藏经》中有关史传的材料均未加引用。记载自宋初至清末近1000年间的高僧事迹，分为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灵感、遗身、净读、兴福、杂识十科。正传771人，附见617人。此外卷首1卷。附有引用书目等。全书在时代排列上把辽、金夹入北宋、南宋之间；传中人物有重复也有疏漏。有民国铅印本。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禅僧语录寺志，地方史志等史料可资参考。

第一编 印度佛教之禅
第一章 序论
一、印度的名称
印度India，梵名indu，印度的称谓在中国最早出现在唐朝，汉译有种种的不同，《史记》《汉书》称之为身毒；《后汉书》、《新唐书》、《宋史》等称之为天竺；《续高僧传》称为贤豆；《元秘史》中称作欣都，或欣都思；《宋高僧传》卷三称印特伽Indira等。此外，中国典籍中尚译有申毒、天笃、乾笃、身豆、天豆、呬度（是北方民族方主言，意为圣方）、印第亚、印土、印特伽罗、印特罗、因陀罗婆他那（《续高僧传》所载，为贤豆本音，意为主处，谓天帝所护故）、阿离耶提舍（《寄归传》第三译为圣方）、末睇提舍（中国）、沐胥、榜葛刺等别称。

我们常说的南阎浮提Jambudvipa(亦作阎浮提鞞波)，即南瞻部洲，也是印度的别名。《长阿含经》第十八《阎浮提品》说：“须弥山南有天下，名阎浮提，其土南狭北广，纵广四千由旬，人面亦尔，象此地形。”又云：“阿耨达池之东，有恒伽（殑伽）河，由牛口出，从五百河入于东海。南有新（辛）头（信度）河，由狮子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南海。西有婆叉〈缚刍〉河，由马口出，从五百河入于西海。北有斯陀（徙多）河，由象口出，从五百河入于北海。”在《大楼炭经》卷一、《起世经》卷一、《起世因本经》卷一等都有这样的说法。

我国西藏称印度为“啰古耶·葛拉”（Rgya-gar），意思是（身）缠白衣的广阔之国。

关于印度的名义，西域记二卷一页云：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烛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印度种姓族类群分，而婆罗门特为清贵。从其雅称，传以成俗。无云经界之别，总谓婆罗门国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区分，七十余国。时特暑热，地多泉湿。

总结印度一词的名义：

1、翻为月，因印度地理形如新月，亦取变迁轮回意。

2、即《吠陀》中所说的苏摩汁（soma,即古代用以祭神的黄色饮料。苏摩实为植物名，采其茎以石压榨，取其汁，过滤后渗以牛乳酷、麦粉发酵而成。）之意。又印度一名为国号即古印王统中的月统第二祖苏摩所取。

3、又有人认为印度是因信度（sindhu）河的名称而来。信度原意是“川”的意思，而sindhu波斯人的发音为hindu（很度），hindu由希腊人念成india，因而印度是由信度河名而来。

印度人自称为“婆罗多”，印度宪法第一章第一条明文规定：“印度即婆罗多，应为一联邦国家。”其实婆罗多是古代印度一个雅利安部落的名称，这个部落曾经统治拉维河（今帝遮普）一带，著名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了当时的一次“十王战争”，婆罗多最终获胜。称印度为婆罗多，意思是“此为婆罗多族繁殖生息之地”。但这一名称也不能代表印度，因为雅利安人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通过西北印度的开伯山口进入印度的，在这之前，已经有许多的民族在此居住。就是现在的印度也是种族繁多，不能以婆罗多为代表，但他们是最高统治阶层，因为其种姓制度对其他民族歧视的原故。

二、印度的地理概况
印度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南部，地形南狭北广，以喜马拉雅山为北垠，向南突出，为倒三角形之地势。以现在的行政区，除印度共和国外，还包括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及孟加拉国、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的领土。称之为南亚次大陆。

1、地形构成，由北部的山岳地带，中部大河平野及南部的德干高原三部份组成。

山岳地带 喜玛拉雅山脉由北向东北绵延，其平均高度达60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位于我国与尼泊尔交界外的珠穆朗马峰海拔8848米，有世界屋脊之称。由于山脉上终年积雪，在佛经中称之为雪山，与恒河一样，是印度人民心中的圣地。

东边有那加山和阿拉干山，与缅甸接壤。北边有喀喇昆仑山脉（其中乔戈里峰高达8611米），山脉南麓接喀什米尔高原。西北面有兴都库斯山脉横驰于今巴基斯坦境内。

大河平野 发源于喜玛拉雅山的印度河与恒河，分别流经次大陆北部的印度河平原和信度斯坦平原。在今孟加拉国有一大河流叫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国西藏境内叫雅鲁藏布江），流经次大陆东部。此河自我国西藏高原由西向东横流，在喜玛拉雅山脉与那加山脉相拉处，折而南下，向东会合恒河流入孟加拉湾。这三大河流两大平原，形成南亚次大陆中部的大河平野。

德干高原 次大陆的南部是伸入印度洋的大半岛，由横亘在印度中部的毗德亚（也叫宾陀）山脉以南，形成一个高原，平均海拔约600—700米，呈倒三角形，名德干高原。

中古印度一般以东南西北中分为五区，称为五天竺或五印度。

2、气候 印度除了西方的拉杰普塔纳沙漠区之外，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除北部山岳地带外，属热带气候。

由于亚洲次大陆与印度洋的地理因素，即因大陆与海洋的气压变化关系，形成印度洋季风，一年中夏时的半年时间为西南季风，由海洋吹向陆地；在冬时的半年时间为东北季风，由陆地吹向海洋。因季风而形成印度的季节为一年三季：3月—5月为暑季；6月—9月为雨季；10月—2月为冷季。在《大唐西域记》称之为热、雨、寒三时。

《大唐西域记》中也有分印度为四季的说法：春三月谓制呾逻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相当于中国的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为頞沙荼月、室罗伐拏月、婆达罗钵陀月，相当于中国的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为頞湿缚庾阇月、迦刺底迦月、末伽始罗月、磨祛月、颇勒窭拏月，相当于此土的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

三、印度的人文概况
印度民族有达罗毗荼人、孟达人、雅利安人（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后期开始陆续入侵南亚次大陆）、蒙古人及诸系统的混血种。现在通用的为印第语（印欧语系，其文字以叫“那咖哩”与梵文的结合而成，类似梵文的形式。）及英语，地方性通用语有塔米尔语，流行于锡兰岛北部和印度东南部，是达罗毗荼人的语言。

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原婆罗门教）占总人口的84%，伊斯兰教占10%，基督教占2.6%，锡克教占1.9%,佛教占0.7%，耆那教占0.5%。

四、印度地理形势及民族之特性与禅
第二章、印度禅的渊源
一、印度河文化（哈拉巴文化）
印度河文化（哈拉巴文化），又称达罗毗荼文化，约兴盛于公元前3000年（最早到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1500间。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古国之一，印度最早的文明，上世纪末以来经考古证实，早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印度河流域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由于该文明的哈拉帕遗址（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境内）首先被发现，因而一般称之为“哈拉帕文化”；还有离哈拉帕西南仅六七百公里的摩亨佐·达罗遗址（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境内），被史学家称之为“前哈拉帕文化”。

当时定居在印度河河谷的居民是以达罗毗荼人为主的原住地居民，他们使用青铜器皿，大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已有象形文字，并能制作各种造型艺术作品。其流行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对地母神、动植物（特别是牛）、性器官和祖灵的崇拜，浸浴和土葬是重要的宗教仪式。有些出土的画品上还绘有修行者跌坐和冥想等形象，这些宗教信仰和实践与后世印度民间信仰的湿婆崇拜和瑜伽修习等有一定的联系。

（一）、古印度文明的发现

1、《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梦 本书向欧洲展现了一个神秘的东方，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遍地皆是黄金，非常富丽繁华。因而到东方去寻找黄金的梦想，成了驱使欧洲人开辟东方航道的动力。

1497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率四艘帆船，约一百六十多人，开辟欧洲到东方航道，由里斯本出发，经南非的好望角，于次年五月达印度西部的卡利库特城。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印度黄金、香料、宝石、象牙制品及丝绸等。

另一位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于此1492年去误了航向，意外地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当然他不知道，他还称那里的人为印地安人。

荷兰人于此1595年也开始发起对东方的殖民侵略，当霍特曼远航印度后，荷兰人在印度成立了两大公司：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然后来其霸业被英、法所取代。

2、一个逃兵的发现 一个叫詹姆斯·刘易燃易爆斯的英国逃兵，伪装成美国工程师，化名查尔斯·迈森，于此1826年发现了旁遮普地区的废墟。他以为这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提到的东方之城桑加拉，就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古城遗址，并以这里的一个村落为名，叫哈拉巴。终于，迈森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陆续有探险家来进行考古和发掘。

1873年，英国在印度成立了印度考古研究院，亚历山大·坎宁安任考古局长，着手对哈拉巴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由于英国当局为修建铁路，这些精致的砖石大部分用来砸碎铺了路基。然而，坎宁安还是发掘了一枚五千年前的黑色皂石印章，上面刻着一头公牛和六个无法解读的文字。但他的研究却是失败的，他认为这枚印章是外国传入的，因而错失了一个伟大发现的机遇。

3、死亡之丘的复活 位于巴基斯坦信得地区印度河西岸，距哈拉巴约莫560公里处有另外一座土丘，被当地人称为死亡之丘，这就是著名的摩亨佐·达罗遗址。英国的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马歇尔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古代佛塔及繁华都市的遗迹，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佛塔下有四个不同时代的沉积层，从最上层发现的钱币可以看出，其年代约在公元2世纪，而最下层则要久远得多。他的助手在这里发掘出了一些雕刻的铜器和三枚皂石印章，上面都有兽形图案和奇怪的象形文字。

在后来的发掘中，人们发现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文明遗址，最深处达九个文化层，且有一定的相似性及连续性。

（二）、哈拉巴文化的起源与消亡

1、起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博德瓦高原的利瓦特镇，发现了远古人类遗址，距今约200万年，是亚洲最古老的人类遗迹。到了一二万年前，古印度人能够制造装有木柄的石制工具，并创伤了最古老的岩画。

后来，在印度高地的奎达河谷发现了公元前六千五百年的古印度最早农业定居遗址，并出现了泥砖的房屋和收割农作物的石镰，并且有放牧家畜，炼制陶器等。

从1974年到1997年发掘的梅赫格尔遗址来看，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的印度河流域已经步入了初级文明阶段。农业的发展，不同地区的贸易交流，社会和宗教组织的逐渐形成，为印度河文明的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公元前三千年至前二千六百年左右，以哈拉巴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形成。

2、哈拉巴文化的主人 从遗址中发掘的数百具古人类尸骨进行判断，他们的人种比较复杂，竟然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蒙古利亚高山人种、地中海人种和欧洲高山人种四种成份，因而只有对遗址中发现的艺术人像造像进行研究。这些石制或铜制的雕像，大致可以判定哈拉巴人种的基本特征：男子方头、矮鼻、身材中等、健壮、肤色黝黑，在多数留有短而顺的胡须；女性身材修长、乳房硕大。这些人种与现代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人颇为相似，学者们据此推测，可能是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哈拉巴文化的创造者才被近迁向南方。

有的语言学家通过对出土印章上铭文的研究，认为哈拉巴文化时期的文字虽然难以破译，但与今天印度南部的达罗毗荼语有某种相似之处，至今在印度西北的一些偏僻地区还保留有达罗毗荼语和其他泰米尔语系的分支。所以，那些铭文可能就是原始达罗毗荼语。

3、哈拉巴文化的衰落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左右，曾经辉煌的哈拉巴文化突然消失了，昔日繁华的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变成了死亡之丘。其消失的原因有诸种学说：

（1）、外族入侵说 在遗址的最上层有格斗和暴力厮杀场面的遗迹，被杀戮的尸骨有明显的伤痕，并被草草地合葬在一起。英国考古学家惠勒认为，入侵者是雅利安人，并引用吠陀经典中的一首赞美诗为旁证：

令人生畏的大神精于所有伟业，

他用他的武器制服了这些敌人。

因陀罗在一阵狂喜中摧毁了他们的城堡，

他用雷电将他们统统杀掉。

（2）、地质和生态变化说 这一假说认为此文明的衰微是由地质以及生态变化造成的，如洪水、河流改道等自然及生态的变化。

（3）、大爆炸说

（三）、哈拉巴文化所展现的社会生活

1、 商业繁荣

古印度不仅拥有发达的手工业，而且和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中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商业十分繁荣。

（1）、统一度量衡 巴哈拉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圆形或方形的石制砝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量器之一。量器的比例以复杂的二进制和十进制为算术基础：1：2：4：8：16：64，再跳到160：200：300：640，接下来是1600：3200：6400：8000：12800。

这些大多为立方体燧石量器，在摩亨佐·达罗发现的最大量器重达10865克，最轻的为0·1克。甚至还发现有用玛瑙和彩色碧石制成的量器。这些标准量器可能是用作市场交易和税收。

还在古遗址中发现了两种计量尺，一种是介壳尺，一种是青铜杆尺，上面刻着等距离的标度。青铜杆尺据研究者考定为古代世界广泛使用的“腕尺”。

（2）、发达的商业网络及外贸的发展 在发现的遗址中，各大城市依经济特色的不同进行分工，形成完整合理的内部分工的商业网。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古印度人与古巴比伦的贸易往来频繁，考古学证实，在印度通往两河的重要地域建有贸易中转站，形成了庞大的贸易网络。考古工作者在两河流域的重要城市乌尔发现了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印章，而在哈拉巴时期的许多墓葬中，发现了两河流域的珠宝原料。

（3）海上交通 在距坎贝尔湾几英里的地方发现了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古代港口城市——洛塔尔，这里有砖石建成的巨大船坞，不定期有规模宏大的人工河道，说明当时的海上贸易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2、 发达的城市

（1）、世界最早的城市规划 以前人们认为城市规划的开山鼻祖是希腊的建筑师希波达姆斯，在公元前五世纪，他发明了以直角布局的城市。然而在考古发掘证实，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印度人早就进行了这样的规划，比希波达姆斯早了2000多年。

（2）城市建设 古城建有两层楼房，统一规划为东西朝向，全城布局合理规范，且有一定的延续性，即两个文化层之间有相似性。每一个城市都由一系列的围墙或山组成，按照一定的风水学原理建设。

3、 先进的卫生设施

（1）、水资源的利用 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在摩亨佐·达罗城建有约七百口水井及贮水池。据考古发现，这些已经使用千百年的水井，深约十至十五米，由专用的楔形砖砌成，形成圆柱形结构。井口高出地面，以防污染。

（2）、五千年前的排污系统 摩亨佐·达罗的砖彻蹲式厕所，污水经排水沟进入污水坑。在楼上建有陶制排水管，这些管道与地下排水道相连，直接将污水排入城外。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也建有类似的卫生设施。

4、 文艺生活

（1）、舞蹈及音乐 从出土的印章和雕像可以看出，早在公元前三千多年，音乐和舞蹈不是古印度人的生活内容之一。在一个有七人像的印章上，清楚地再现了哈拉巴文化时期的文艺生活。在一个呈舞蹈姿态的男性石雕上，躯干有小孔与手头相连，使得躯体可以自由移动，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舞姿，其造形与舞神湿婆极为相似。

（2）精美的衣饰 印度河流域穿着棉布做的长度至膝盖的紧身衣，另外用一块布披在肩上。在许多的古遗址中，发现了增白用的铅粉。1975年，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陶罐装满了金、银、铜、玛瑙和玉髄等原料制成的珠宝首饰，令世界为之震惊。

（3）、各类玩具 摩亨佐·达罗发现的棋具及赌博用的骰子、筹码，以及鸡蛋形或鸟形的儿童口哨等。

5、农业和畜牧业的发达

从遗址中的遗物推定，当时的主要食粮为大麦与小麦，并以石臼舂成面粉。除此之外，尚有水稻、豆、枣、椰子等植物的栽培。从发现的网罟和狩猎用具来看，人们已经开始训养大象，饲养牛、羊、骆驼及犬等，但没有发现用马的证明。这些说明当时畜牧业与农业相辅而行。

从发现的铜、陶制模型中得知当时已有车乘的应用。如以两头牛驾驶的二轮车，在哈拉巴地区至今仍为农家所用。其四轮车为前二轮大，后二轮小。

从棉布及树皮纤维的发现，说明这里是世界上最早的棉花种植地。还发现了被染成紫色的棉布碎片和盛有染料的桶，人们从茜草中提取紫色的染料。

从遗物中发现，人们在医药方面知道利用乌贼骨开胃，治疗眼、耳、喉、皮肤等疾病。

6、技艺的发达

（1）、烧制陶器 从烧砖的技术到各种陶器的烧制，他们用转轮方法制出圆形陶壶，并能烧出深红、浅黄等各种鲜艳的颜色。

（2）、冶金铸造 懂得对金、银、铜、锡、铅等多种金属的锻治、铸造和焊接，并能制造铜锡合金，或青铜器（铜与锡的合金）。会“融蜡铸造法”。

（3）、雕塑工艺 以各种材料制成雕像，如陶制品、石制品、青铜制品等的艺术水平极高。如将五块不同的玉石依纹理、色泽合成一块完整的石珠，与天然石一样。

（4）、印章文字 已发现二千多枚金石或陶制印章，上面刻有文字和动物图案。文字为象形字，约有五百多个符号，但不能译读。还发现了陶制的墨水瓶。

（四）、哈拉巴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

1、 沐浴习俗

（1）、神圣的水净 古印度认为水能够清洁、净化自己，在用膳前后都要洗涤身体，因而沐浴是印度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认为它能洗洁自己的黑恶。

（2）、公共浴场 摩亨佐·达罗遗址有一个大浴场，浴池被一排排长长的走廊和众多的房间包围，它的水池长十二米，宽七米，最深处为七米，与现代的游泳池非常相似。在池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条通往池底的台阶，台阶的边缘有一些小枢，可装木板或踏板。

为了解决水池的渗透性，古印度人用精选的砖铺建，用石膏泥做粘合剂，在池底用沥青密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卫生设施，比罗马要早两千多年。

2、素食文化 在古印度的五千多年前，人们已经把素食作为一哲学信念和生活态度来奉行。素食的起源大概是对牛的崇拜与爱戴，因为牛是古印度的农业生产支柱，地位非常崇高，最终被人们视为不可屠宰的牲畜。著名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就有警告无视母牛神圣地位的咒语：

被宰母牛身体上的牛毛有多少根，那么，所有杀死、吃掉和允许屠宰母牛的人不会在地狱腐烂多少年！

本文又对人们提出了素食的劝告：

希望拥有良好的记忆力、美貌，能够健康长寿，具有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人，应当禁止食用动物食品！

3、瑜珈的原型

在哈拉巴及摩亨佐·达罗的遗址中出土的印章，有苦行僧修炼瑜珈的形象，他的坐姿与现代瑜珈修炼者是一模一样的。雕像遗品中最典型的是一躯男像，修眉长眼，垂目凝思，宛如禅定之状态。其所披衣服，是斜披在左肩上，同后世佛弟子“偏袒右肩”一样。

4、自然及地母神崇拜

从各种遗迹中可以看出，古印度人最早的信仰是对自然的图腾崇拜。而对植物和生殖女神的崇拜也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菩提树是植物崇拜的代表，在雕塑上可以看到象征旺盛生命力、及丰收、保护和死亡的菩提树。

生殖崇拜，是人类对祈求丰产、繁荣的共同愿望，其表现形式为生殖女神的崇拜，因而创造了许多女神雕像，这些雕像突出了乳房及臀部，显出了女性特有的魅力。在印章中常常见到地母神的形象，实即是印度教湿婆神的原型。林伽的信仰突出了男性的生殖能力。

对动物的崇拜以对牛的信仰为最。在库里地方发现的许多女人像和母牛像同今天印度教徒供奉在乡村祠堂中的像仍然一样。

5、丧葬习俗

在对哈拉巴的发掘中，发现了个人墓葬和家族墓葬，一般个人墓葬往往是比较上层的人物，棺材也很讲究，是用当地珍贵的青龙木和雪松制成。而公墓则是普通老百姓的埋葬地。几乎所有的墓葬都有随葬品，根据死者生前的地位高低，决定随葬品的多少。

当时大概通常也使用火葬，这种方式被印度社会保存下来。

6、母系社会与人名

达罗毗荼人是母系家族制社会，对儿子的命名法，常常是用“某某人之子”的形式。这种命名方式对印度的影响很大。在印度原始典籍中，对父母的称谓多作“母与父”，显出了母系社会的痕迹。

（五）、哈拉巴文化对后期印度宗教的影响

这些古代的印度宗教习俗，及其宗教思想，并未因雅利安人的入侵而消失，直到现在的印度，我们还可以看到与哈拉巴文化相贯通的脉络。当时的城市虽然容易被入侵者武力破坏，但极其广袤的农村地区，却不容易被外来力量所影响。所以在今天的印度农村，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但却保持着与过去哈拉巴一样的思想方法与生产方式。

在哈拉巴文化里，我们发现了瑜珈及印度宗教的痕迹。尽管我们不能清楚地再现历史，但哈拉巴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可以相见的。

二、雅利安文化
(一)、雅利安人及其文化概说
雅利安文化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到公元前五百年间，其历史的时期区分，先一阶段居住在五河地区（旁遮普）时期名为吠陀时代，或称为五河地区殖民时代。年代大约为公元前一千五百至公元前一千年间。次为居住在恒河流域时期，名为婆罗摩拿（梵书）时代，亦称为婆罗门教时代，或称为恒河流域定居时代。年代大约为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前五百年左右。

1、雅利安人的大迁徙

雅利安，Aryans是“生而自由的”、“有高贵身份的”意思。雅利安民族属于白种人，与现代欧洲人有着共同的祖先，语言属印欧语系。他们原住在中央亚细亚的阿姆河流域，即黑海东部以及东北部的广阔大草原。他们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到一千五百年倾，有过数次大的迁徙：

（1）、一部份向东南迁徙，翻越兴都库斯山脉，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达毗罗文化已经衰亡近六百年），进入印度河流域，战领了原住居民达罗毗荼人的家园，形成印度雅利安人。这个阶段持续时间达六百多年。

（2）、一部份南下入侵波斯，战胜当地的迦勒底人，建立了伊朗帝国。

（3）、一部份向西南侵入土耳其，形成赫梯人。

（4）、一部份西征希腊、义大利北部，成为欧洲民族之始祖。

（5）、一部份向东征伐，形成吐火罗人。

2、印度雅利安人的形成

（1）、雅利安人的原始信仰

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以前原是游牧部落。在他们的氏族公社中，父权占统治地位。宗教信仰主要是崇拜人格化了的自然神和祖灵，并实行火祭等。孩提成年时须举行入门仪式,才是部落的正式成员。死后实行火葬。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定居并和当地土著民族融合后，逐渐开始过渡到农业社会；形成了吠陀教，崇拜多神，实行烦琐的祭祀。

（2）、印度雅利安人的形成

公元前20世纪中叶雅利安人由兴都库什山和帕米尔高原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和当地的主要土著民族──达罗毗荼人进行长期斗争并征服了他们。雅利安人破坏先进的水利工程，解放圈养的牛羊，到与土著民族融合，学习土著民族的文化，最终形成印度雅利安人。

　印度雅利安人崇拜多数自然神，在五河地方最初形成之文化代表性经典为婆罗门教，根本圣典为《吠陀》，吠陀又分四部分，其中集录对诸神之赞歌而成《梨俱吠陀》，为吠陀中最早编纂者。后来，雅利安人逐渐移徙到恒河与阎牟那河（梵 Yamuna^）间之肥沃平原，确立四姓阶级制度，自居司祭者与预言者，而以婆罗门族为神圣。约于西元前一○○○年至八○○年间，编成梵书（吠陀“本集”的注释书）。其他三吠陀的成立年代亦被视为与此同时。其后印度雅利安人更逐渐移住东方之恒河中游，与原住土著混血，产生新种族，并渐失传统吠陀之宗教与习惯，使用由雅利安系变化而来之俗语 Prakrit。

雅利安民族移住印度恒河流域，有前后二回之说，古移住者与土著民族混血，新移住者则进入俱卢（梵 Kuru）、潘迦拉（梵 Pan~ca^la）地方保持纯血统，驱逐古移住者至北、东、南三方。至释尊时代，新移住者墨守婆罗门至上主义；古移住者在憍萨罗（梵 Kos/ala）、摩揭陀（梵 Magadha）等地形成新兴国家，不尊重婆罗门教，以王者指导思想文化。释尊出身于隶属憍萨罗之小国家释迦族之王室，于成道后主张消弭四种姓之社会阶级差别，认为不分种姓、出身背景，人人皆可加入教团。

3、婆罗门教的形成　

公元前10世纪中叶，雅利安人又从印度河上游向东推进至朱木那河、恒河流域，史家称这个时期为后吠陀或梵书、奥义书时期。当时，印度次大陆已开始使用铁器，农业有了重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逐步兴起，并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的分化，过去以血缘为纽带的村社，变成以地域联系的、由若干村社组成的农村公社。这些农村公社是印度最初奴隶制国家的基础。随着阶级的分化和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以后逐渐形成并确立了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以《梨俱吠陀》为中心内容的吠陀宗教为了适应上述变化，开始进行重大的革新，出现了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的婆罗门教。

4、婆罗门教的发展　

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322～前185），婆罗门教因佛教与耆那教等的广泛传播曾一度衰落。但孔雀王朝的部将普舍耶密多罗,于公元前180年篡位建立巽伽王朝后，又得到复兴。据记载，普舍密多罗曾举行过两次规模盛大的婆罗门教的祭祀──马祭。继巽伽王朝的伽罗维拉王朝亦信奉婆罗门教，在印度“南北朝”分立时,南方的刹塔瓦汉王朝（前281）及案达罗王朝都奉婆罗门教为国教。他们编纂法典，推行种姓制度，举行大规模的祭祀。4世纪笈多王朝崛起后,婆罗门教文化空前繁荣。在笈多诸王统治时，编纂了很多经书、吸收了大量的民间信仰，融合了佛教、耆那教甚至希腊宗教、罗马宗教的思想内容，崇拜“三神一体”的梵天、湿婆和毗湿努，并根据对主神的崇拜创立了各种教派，建立了寺庙等。这样，婆罗门教就完成了向印度教即新婆罗门教的转化。

（二）、吠陀时代
（又称五河地区殖民时代，约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一千年。）

1、早期雅利安人社会

在约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西北印度旁遮普地区，即印度河上流的五河地区。最早的吠陀文献《利俱·吠陀》形容原住居民达罗毗荼人为恶魔，称之为“达萨”或“达斯酉”，即敌人的意思。说他们皮肤黑色、没有鼻子、是结巴，不信顺神而骂神，不实行祭祀，不具法度等。他们将被征服的原住民称为首陀罗，即奴隶族，以示区别。这是最早的“瓦尔纳”（即种姓）的原形。瓦尔纳即颜色或品质的意思，特指皮肤的颜色。当时社会没有四种姓的制度，在雅利安部族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集团，《利俱·吠陀》称有五族：即普鲁、陀鲁瓦夏、耶都、阿耨、德尔呼由五个部落。其政治上实行部族首脑（罗阇）选举制（也有世袭者）。罗阇即最初的国王。罗阇由部族长老协助，实行民主议会制度。这种共和制度演变成后来的城邦共和制。

这些部族间也相互战争，如《摩诃婆罗多》所述，即有名的十王战争，最后瓦西细塔为帝师的陀里斯王和以维秀西米陀罗为帝师的婆罗多王为盟主联合十王的一方获胜，使雅利安民族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告别了部落联盟的历史。

雅利安人这一时期虽然以牧业为主，但已经学会了农业及手工业生态环境，商业贸易也脱离了原来以物易物的原始贸易阶段，而以牝牛为价值单位进行交易。因而牛成了财富的象征，并受到人民的崇拜。

2、《利俱·吠陀》及《萨摩·吠陀》的形成

雅利安人崇拜自然界的神灵，即“天界、空界、地界”诸神，并兼鬼灵崇拜。人们在祭祀时，没有专门主持这一活动的僧侣阶层，但对于训练有素的歌咏者，却受到人们的尊重，即《利俱·吠陀》中所说的“七圣”，并以为七圣是与神相通的媒介者。《利俱·吠陀》便是七圣类人物所撰述的对神的赞歌汇编。

由于七圣是与神灵沟通的关键人物，因而当时的国王必须依靠他们祈福等事宜，成为祭祀权与皇权并行的社会，七圣在后来逐渐演变成婆罗门阶层。由于宗教祭祀的发达，为了歌咏神灵而祈祷的《萨摩·吠陀》在这一时代的末期出现了。

（三）、婆罗摩拿时代
又称梵书时代，约公元前一千年至公元前五百年间。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

1、因宗教生活的完善，相继编述出《耶柔·吠陀》（祭祀明论）和《阿闼婆·吠陀》（禳灾明论）。

2、通过对吠陀圣典的解释，产生了梵书（婆罗摩拿）、森林书（阿兰若迦）及奥义书（优婆尼沙昙）。

3、刹帝利即武士阶层的势利在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六百年间有所抬头。

4、婆罗门教的三大教纲：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

5、种姓制度确立。

种姓是以血统、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与不准外人参加等为特征的社会等级集团。印度的种姓思想在《原人歌》中已见端倪。吠陀诗人宣称：婆罗门从原人口中生出,刹帝利从臂中生出,吠舍从腿中生出，首陀罗从脚生出。种姓制度的正式确立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之后，即梵书制作和奴隶制国家形成的时期。当时的种姓分为四等，即婆罗门（祭司）、刹帝利（王族、武士）、吠舍（农民、手工业者及商人）和首陀罗(奴隶)。四种姓中婆罗门最高贵，首陀罗最卑下，首陀罗一般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此外，在吠陀末期还出现了种姓以外的旃陀罗(贱民)。他们被称为“扫除污物的人”。根据婆罗门法典规定，前三种姓可以诵读吠陀经并参加宗教祭仪,从父母亲那里获得第一生命,通过“入法礼”再获得第二次生命，因此被称为再生族；首陀罗不准读或听吠陀，亦不能参加宗教仪式，被称为一生族。对各个种姓在社会地位、权利、义务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

婆罗门在《梨俱吠陀》时代管理祭祀的祭司或祭官，在社会和宗教生活中没有突出的地位。在梵书时期出现了世袭祭司的婆罗门家族，自诩为吠陀仙人的后裔。种姓制度确立后，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日益提高。《耶柔吠陀》称之为“人间的神”。他们不单是宗教的指导者，也是当时的知识阶层。他们享受种种特权：接受布施、豁免赋税、犯重大罪行时可以免死，本人连同妻子甚至所有的牛都要受到公众的敬礼。法经列举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学习和教授吠陀，为自己和别人祭祀，接受和施放布施。印度奴隶制国家兴起后，刹帝利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与婆罗门经常发生矛盾，因之，婆罗门的权威有时亦受到挑战。

四行期 为了把世俗生活纳入宗教行事中去,婆罗门教提出了教徒修行和生活历程的四行期：①梵行期。从师学习吠陀，接受宗教训练，敬事师长,过苦行生活,一般为12年；②家住期。在家过世俗生活，娶妻生子，经营与婆罗门身份不相违背的社会职业，进行家祭并施舍；③林栖期。家事既毕，本人或携妻隐居丛林，作种种苦行,亲证梵我,严格奉行祭祀的各种规定；④遁世期。弃家云游四方，靠接受施舍为生，把苦乐弃之度外，以期获得最后解脱。在吠陀后期文献中，有的主张把遁世期安排在林栖期之前，也有人认为在梵行期后即可漫游在外，成为行者、头陀或苦行僧，以后，这种制度也为印度教所袭用。

三、雅利安文化时期的瑜珈修持
(一)、瑜珈资料的来源——吠陀文献
吠陀，veda，中国古代史籍中音译为毗陀、薜陀、围陀；意译为明论、知论等。原意为宗教的知识，后来转化为对婆罗门教、印度教经典的总称。从广义上说，吠陀是用吠陀梵文写作的一些西北印度文献的汇总，是关于对神的诵歌和祷文的文集；约在公元前20世纪到前10世纪间形成，它包含一、吠陀本集；二、梵书；三、森林书；四、奥义书；五、祭事经，祭事经又包括天启经、法经、家庭经、祭坛经等。从狭义上说，吠陀只是指吠陀本集。

1、吠陀本集　

分《梨俱吠陀》、《耶柔吠陀》、《娑摩吠陀》、《阿闼婆吠陀》4部。

《梨俱吠陀》意译为颂赞明论，是吠陀中最古老的本集，约在公元前20世纪末形成，但其中部分可能出现于公元前20世纪中叶。全书共10卷，收集了对于自然诸神的赞歌和祭祀祷文共1028首。

《娑摩吠陀》即歌咏明论，是把《梨俱吠陀》中的绝大部分赞歌配上曲调的歌曲集或旋律集，在祭祀时用来歌唱，共1549首。其中除七十五首颂歌外，均出自《梨俱·吠陀》。因而本书主要具有音乐史方面的研究价值，而无宗教哲学等研究价值。

《耶柔吠陀》，意译为祭祀明论，其内容为散文、韵文混合组成，主要是说明在祭祀时如何应用这些诗歌，其中大多数赞歌亦出现在《梨俱吠陀》本集中。《婆摩吠陀》、《耶柔吠陀》出现的时间较《梨俱吠陀》为晚，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以后。据说它有一百零九个支派，现存两种不同系统的传本：即《白夜柔吠陀》与《黑夜柔吠陀》。所谓“白”，即它与所属梵书的分界清楚，现存婆阇娑尼耶派的两个传本，差别不大，共有四十章，一千九百七十五节经文。所谓“黑”，即它与梵书合二为一。该系统有四派传本：《迦陀迦本集》与《羯毗私陀罗迦陀迦本集》，这两个传本已不完整；《慈氏本集》，四卷五十四首颂诗；《鹧鸪氏本集》，七卷四十七首颂诗。

《阿闼婆吠陀》即禳灾明论，约形成于公元前10世纪前后，完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左右，是巫术、咒语的汇集，据传分五十派，现存两派，传本内容大致相同，共20卷，收集赞歌730首，约六千颂，其中六分之一是散文，记录了各种巫术和咒法；它与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主要记录的是巫术、神话，但亦包含着一些天文学、医学思想的萌芽。

2、梵书 　

梵书又名婆罗门书、净行书，约公元前1000—前500年左右形成。是说明与吠陀本集有关的祭祀的起源、目的、方法及赞歌、祭词、咒术的意义的文集。据说每部吠陀本集都有各自的梵书。目前尚存十七部。

属《梨俱吠陀》的梵书有二部：《他氏梵书》、《乔尸多基梵书》。

属《娑摩吠陀》的梵书有九部：《二十五大梵书》、《二十六梵书》、《歌者梵书》、《多罗婆伽罗梵书》、《世系梵书》、《娑摩术梵书》、《提婆达耶也梵书》、《赏醯特奥义梵书》、阿尔塞耶梵书》。

《夜柔吠陀》的梵书有五部，属《白夜柔吠陀》的一部，即《百道梵书》；属《黑夜柔吠陀》的有四部：《迦陀迦梵书》、《羯毗私陀罗迦陀迦梵书》、《慈氏梵书》、《鹧鸪氏梵书》。

属《阿闼婆吠陀》的一部：《牛道梵书》。

梵书中最重要的婆罗门教三大纲领及业报轮回、解脱观念等思想又成系统化，并成为以后印度各宗教哲学派别理论的核心及宗教实践的最高目标。

3、森林书　

森林书又译为阿兰若书，它附属于梵书的末尾。因在森林中传授而得名。它不仅包括对祭祀的仪式和方法的说明，同时也涉及到祭祀的意义，宇宙和人生的奥秘，人和自然、神的关系等哲学问题。从理论上讲，每一吠陀本集均有自已的森林书，但现存的只有四部：

属《梨俱吠陀》的两部：《他氏森林书》、《乔尸多基森林书》。

属《娑摩吠陀》的一部：《耶摩尼奥义梵森林书》。

属《黑夜柔吠陀》的一部：《鹧鸪氏森林书》。

4、奥义书　

奥义书是森林书的附属部分。它往往和森林书相混，不易辨别。它的梵文原义是“近坐”、“秘密的相会”，引申而成为师生对坐所传的秘密教义。奥义书也被称为“吠檀多”（意为“吠陀的末尾”或“吠陀的最高意义”）。流传下来的奥义书有200多种，一般认为成书于公元前7～前5世纪，最晚的是16世纪的作品，内容极为庞杂，且相互矛盾；其中最古的部分据考证为13种。

这13种奥义书中，只有七部产生的年代比佛教早，这七部是：《广森林奥义》、《歌者奥义》、《他氏奥义》、《乔尸多基奥义》、《鹧鸪氏奥义》、《由谁奥义》、《伊莎奥义》。

奥义书在很多方面已开始摆脱宗教神话的内容，以探讨人的本质、世界的根源、人和精神世界的关系、死后的命运等哲学问题。因此，有人认为奥义书的哲学思辨是和吠陀的祭祀仪式主义相对立的。十七世纪中叶，蒙兀儿帝国王子Mohammed Dara Shakoh将五十篇奥义书翻译成波斯文。1801年～1802年又将它翻译成拉丁文介绍给西方学者。哲学家叔本华的学生将奥义书六十篇翻译成德文。中国的徐凡澄先生将五十奥义书翻译成中文。

5、祭事经

传承经典　除吠陀本集、梵书、奥义书等所谓天启圣典外，还有另一种称作经书（契经）的传承（圣人学者所传承）经典。这种经典是婆罗门学者在讲解吠陀时的记述或教科书。经书文体简短，中国唐代高僧义净曾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谓其“略诠意明”。内容大致分为：

①法经。对四种姓的义务（法）、行为和行事等规定的汇集，后世又有解释法经的法论；

②天启经。祭官所司重要祭事的说明；

③家庭经。家长所司重要祭事的说明；

④祭坛经（准绳经）。对祭场、祭坛、祭火等的设置规定。以上四者总称为祭事经，著作年代大概在奥义书之后，即公元前6～前2世纪之间或更后一些时间。

除了上述文献外，印度尚有《往世书》比较古老，其又称“古事记”，意思是历史的传说，主要内容是对当时游行的各种神话传说的结集，也夹杂着一定的历史事实。现存的往世书有大往世书十八部，及小往世书十八部，此不再述。

（二）、雅利安文化时期的宗教哲学
雅利安文化时期宗教哲学的发展，一般分期谓吠陀时代末期（公元前一千年之前）为思想启蒙时期，这一时期的雅利安文化已经从一向崇拜诸神和庞杂的神话故事状态向形而上的理性思维发展，继而对宇宙人生及诸神的起源进行探索，追溯到一切皆无的“太初”和由无而有的“唯一者”，相继成立了“生主”、“造一切者”、及“祈祷主”、“原人”等超越诸神的终极命题。梵书时代前期（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前七、八百年左右）为思想沉滞时期，随着《梵书》的神学体系出现，婆罗门教制度确立，祭祀仪式逐渐形式化，失去了原来热心探讨真理的进取精神，使哲学思想受到束缚和阻碍，呈沉滞状态。梵书时代后期（约公元前七、八百年到公元前五、六百年）为奥义书时期，随着婆罗门阶层神圣光环的消减，人们的思想更趋活跃，其主导思想为梵我同一论，即人们只要通过瑜珈的实践，终极会达到梵我合一的境地而获得解脱。这一时期还有诸如将自然界与神融而为一的，神即自然的泛神论；以梵或生主为超越知性的理念的形而上的观念论；以神我为宇宙人生的主体，而小我即个人与梵的体性是一的实在论等宇宙观。在人生观上，揭示出了无明、爱欲、业、轮回、幻及解脱等印度特色的基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