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的若干问题（上）

原始佛教的若干问题（上）

印度D·查托波陀耶著　巫百维译
　　最近，印度若干进步学者试图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究佛教哲学，整理佛教史科；批判它的唯心消极的方面，发扬它的唯物积极的方面；同时，也批判了现代佛教学者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印度共产党机关政治月刊“新时代（New
Age）”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月和五月号三期里，连续发表了几篇这类研究的文章。这些研究，看来还不很深入，但也有一般的启发作用。本文是这些文章中的一篇（这篇共分两部分，这里先译出第一部分），讨论佛教的阶级关系:佛陀是剥削的统治阶级的辩护人，抑或是贫贱的劳动人民的斗士?佛陀的时代是不是原始公社的末期?佛陀的思想是否含有浓厚的原始共产主义的成分?他是否认识到阶级社会这一概念?这些都是佛教研究的新的和有趣的课题，译者认为新中国的佛教学者应该参加这门新课题研究。——译者附谶
　　现代的原始佛教论者，包括那些著名的权威学者在内，对于佛教的阶级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彼此得出极其矛盾的和相反的结论。有些学者说，乔答摩佛陀是被压迫的人民的战士；另外一些学者则非难他巴结富豪贵族，忽视贫困的劳苦大众。
　　这儿，我们的目的是要指出:像这样的矛盾的说法，大致是由于一种不幸的情况所产生的结果，那就是:现代的原始佛教论者一般地对古代社会了解不够，他们经常就在这情况下进行研究。摩根先生（Morgan）的各种著作就没有注意到这方面，而原始共产主义的概念仍然未被人们了解或承认。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学者可以找寻到对古代材料的新的说明，如果他们愿意在更充分地了解古代社会的基础上来进行研究的话。这意味着要改变传统的方法论。关于改变传统的方法论，我们只能在这儿指出一个轮廓，这可能是概要或者是一个过于含蓄的说法。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求达到关于原始佛教问题的任何严正的结论，而是要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要指出对这问题的新的研究的可能性。

政治革新者

　　首先，我们可以提一提现代学者的矛盾底结论。
　　其中一些学者把乔答摩佛陀看作一个成功的政治革新者，说他曾经为贫贱的群众而与豪富和特权阶级进行斗争，甚至去消灭种姓制度。下边引述的论据可以支持这一观点:
　　佛教圣典援引世尊亲口说的话:“弟子们，巨流大川，像恒河、阁牟那、阿夷罗跋提、娑罗普、摩希等河虽有许多名称，但当它们流汇到大海的时候，便丧失它们原来的名字，本来的源头，而只有一个名字，叫做‘大海’。同样的，弟子们，这四种种姓，贵族、婆罗门、吠舍和首陀，当他们依僧团所定的戒律和教义剃发出家，便丧失他们自己的名字和他们本来的俗系、他们只有一个名称，叫做‘沙门’，随信着释迦种姓的儿子。”
　　佛教圣典记载着阿阇世王和佛陀的一段谈话。这段谈话提到，王者和奴隶二者在僧衣之前是平等的。乔答摩佛陀问阿阇世王说:“如果陛下的一个奴隶或一个仆从穿上了黄色的袈裟，成为一个僧人，身口意三业清净无过，那么，您还会说:‘好吧，让这人仍然是我的奴隶和仆从、站在我的面前，给我叩首行礼，负责执行我的训令，关照我的享乐；恭顺地说话，谛听我的言词。’”阿闇世王回答道:“不，世尊，我应该向他敬礼，请他坐下，给予他衣食住生活上所需的东西；如果他病，给予他医药；同时，我应保证保卫他，关照他，看护他。”
　　据记载，佛陀曾全心全意地谋求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谋求天人群众的幸福和快乐。这说明我们为什么听到许多出身微贱的人在佛教僧团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在佛陀涅槃之后，被称为首座长老的优波离，过去是一个理发匠。须尼达（Sunita）原是一个补羯娑（贱民——译者）。沙底（Sati）原是渔民的儿子。牛难陀原是一个牧民。周利和槃陀迦兄弟是奴隶和贵族妇人结合所生。吒波（capa）是饲鹿者所生。般娜（Punna）和般尼迦（Punnika）原是女奴。苏曼揭罗摩达（Sumanglamata）原是编席工人的女儿和妻子。苏跋（Subha）原是铁匠的女儿。这些就是戴维斯先生（Rhys
Davids）所引证的例子。他说，还可引更多的例子。按照他的意见:“在僧团中属于被歧视的种姓和出身下贱的成员的百分比，如果和来自人口的其他部分的成员比较，那是一个相当大的比率。关于长老女偈颂（theri
gatha）所提到的长老女，我们就知道六十位长老女的原来的社会地位。上述的长老女便是其中的五位。这就是说，在整个僧团的成员中，出身下贱的成员占百分之八点五。很可能，和这些僧团成员的社会地位相等的人把这个人口比数也和其余的人口算在一起。”
　　在这些论据的基础上，戴维斯先生得出结论:“至于佛陀自己单独统理着的僧团，他完全地和绝对地不理会因僧团成员的身世、职业和社会地位所引起的利害关系；同时，他扫除一切障碍和使人丧失社会资格的规定，这些障碍和规定是仅仅由于那些专横无理的俗例认为某种人在礼法上和在社会上是下贱不净所产生的”

相反的观点

　　上述观点是一些有资格的学者对于原始佛教所采取的看法。另外一些学者则企图反对这一看法。奥登保先生（OldenBerg）写道:“任何人谈到佛教中的民主成分，他必须牢记着:任何改革国家生活的想法，每一个观念，不管它是以一个理想的世俗国土为根据的，或以一个宗教的乌托邦为根据的，都与这个僧团无关。在印度，类似社会变革的情况从未发生过。佛陀没有那种精神和热情，而没有这种精神和热情，就没有人能够装作是反对压迫者的被压迫的人民的战士。这个虔诚的宗教家，作为一个脱离尘世的僧侣，他不会关心世事，他只让国家和社会保持原来的状态。因为每一件世俗的事情都引不起他的兴趣，对他说来，种姓制度是没有作用的。可是，他从来不会利用他的影响为那些生活在俗世的人去消灭种姓制度，或减除维持种姓制度的统治者的残酷。”
　　下列的论据可以支持这一观点:
　　这个僧团的领导者，大部分是出身名门望族的人。像奥登保先生指出的，帝梨富娑（Tapassa）和跋利迦（Bhallika）这两个世界上最初皈依佛教的信徒，原来是商人。跟着在鹿野苑说法后，信众迅速增加。其次的皈依者是耶舍（Yasa），他是波罗奈斯城的一个富家子弟。他的父母和妻子也是因为听佛说法后，皈依佛教，成为居家的近事男和近事女。耶舍的许多朋友，波罗奈斯城里那些极其显赫豪贵的家族的青年和周围附近的许多人都跟着皈信出家。之后，在优楼频螺林，佛陀显示了一系列的神通（从降伏毒龙起），又收得一千个迦叶波族的婆罗门为弟子。
　　他说:“佛典中所有关于皈信佛教的故事，大致都和这些相同。”佛陀从优楼频螺林游化到王舍城。王舍城的频婆娑罗王由十二万摩揭陀国的婆罗门和市民伴随围绕着，前来听佛说法，并且宣布他自己是佛教的一个居家皈依者。按传统说法，婆罗门的儿子，原先是不修外道（不经修行，自得解脱——译者）删阇耶毗罗胝子弟子的舍利弗和目犍连，就是在王舍城入佛出家的。还有些与此类似的早期佛教皈信者事例，他们都是商人、国王或婆罗门。
　　奥登保所引的这些例证，可能和这一叙述有出入，即关于说明当时摩揭陀国首都议论纷纷底群众的态度:“这时候，摩揭陀境内许多豪门贵族的子弟皈依佛陀，过着一种清净的生活。一般民众对此很不高兴，他们埋怨，同时生气地说:‘沙门乔答摩带来绝后，沙门乔答摩带来孤寡，沙门乔答摩带来家庭复灭’等等。”当然，这不是人民谈论一个群众变革运动的领袖的态度。
　　复次，来自贵族和商人的巨量布施，也表明乔答摩不是和贫穷和被压迫阶级有真正的关系。曾经一度是频婆娑罗王行乐的御花园的竹园，作为礼物送给了佛陀。给孤独长者，一个具有神话数字的财富商人，把逝多林（祇园——译者）布施给佛陀（该林近舍卫城）。这是一个极其昂贵的礼品。佛典叙述给孤独长者如何寻找一个地方它值得献给佛陀及其弟子们作为安居行道的场所。给孤独长者发觉只有王子逝多（旧译祗陀——译者）的林园才适合这些要求。但是，王子不愿意把它出卖。经过很久的谈判，给孤独长者终于在答应王子提出的以金砖铺砌整个园地的条件下取得了这个林园，并把它献给了佛陀。从此以后，这个林园便成为佛陀最喜爱的住处。
　　这里，还应补充一点:许多关于接纳加入僧团的规律是在“第三者的现有权利不应受到损害”的方式下制定的（第三者指与加入僧团的申请者有关系的人，例如他的主人或上司等——译者）。例如，毗奈耶律藏中有这一条的规定:不许接纳私逃的奴隶加入僧团。事实上，在接纳加入僧团之前，对申请者所提问的问题中，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是一个自由人吗?”同样的，叛背国王的逃兵也不许加入僧团。像这样的规律，明显地表明佛陀不会进行反对特权阶级的活动。
　　以上就是现代学者企图说明佛教的阶级关系的两种态度。这里，我们要收集更多的材料来加强第一种看法，反对第二种看法，并说明后者是如何在误解它所依据的材料上所产生的，那是没有多大的困难的。然而，我们避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使更多的根本问题得不到答复。

两个问题

　　佛陀不是在今天的世界里生活，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判断他的阶级关系。除非进一步研究另外两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判断原始佛教是否具有民主性质:第一，古人所认识到的正确民主形式是什么?第二，对于这样的民主，佛陀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或者，原始佛教自觉地与民主发生多少的联系?
　　我们解答这两个问题如下:第一，古人所了解的民主形式是所谓氏族的民主。我们冠以“所谓”这个形容语，是因为在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民主是国家的形式，而国家又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构。另一方面，氏族社会是一个阶级前的社会，它和国家不相同的。因此，它的结构被称作原始共产主义。
　　主要由于摩根先生的不朽的研究，使我们在一个总的历史规律的形式上知道，由于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原始阶级前社会如何瓦解，国家如何出现。他也指明，支配着这原始阶级前的社会的原则，似乎在性质上是极端民主的。佛陀所知道的民主，只是这种民主。
　　我们对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是:佛陀不仅把这共产主义社会看作能给他鼓舞的基本泉源，而且还自觉地试图按这个模样来建立自己的组织。不过，如果我们从此推论佛陀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那么，我们将会犯我们正要批判的那种错误——在古代历史范围内寻找现代的内容的企图。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或阶级前的社会，和共产主义或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不一样的，二者在本质上不同。前者是给予原始佛教影响的来源，而这正说明原始佛教的局限和伟大的地方。
　　局限的地方是明显的。佛教不仅不是促进一种真正的社会革命，而且竟走着相反的方向，变成一个国教、对人民起着一种为不平等辩护的作用，而这些不平等原来是它要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它的伟大的地方。因为佛教从阶级前社会吸收许多东西；至少在初期，佛教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显著地没有一般关于阶级社会的特殊的幻觉。

对于氏族社会的态度

　　为着方便讨论起见，这里先谈第二个问题，就是佛陀对周围看到的氏族社会的度态。关于这一点，长阿含的大般涅槃经的开头多多少少地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摩揭陀国王阿阇世作出了进攻和消灭跋只族（Vajjiana）的决定后，他派遣他的首相禹舍（Vasakara）婆罗门去见佛陀，听取世尊关于此事的意见。首相到了佛陀那儿，陈述了国王的意旨。那时候尊者阿难正站在世尊背后打扇子。佛陀听了首相的话，故意地不给他回答。他却自己对阿难说:
　　“阿难，跋只人经常团聚，举行同族的群众会议，你曾听说过吗?”
　　“世尊，我曾听说过。”阿难答道。
　　“阿难”世尊说:“跋只人这样经常团聚，举行同族的群众会议，让我们期望他们不会衰败，只会繁荣。”（跟着佛陀重复同样的问题，阿难重复同样的回答，佛陀便说出保证跋只联邦的安全的其他条件）
　　“阿难，跋只人这样保持着一齐开会，一齐散会，一齐执行任务……让我们期望他们不会衰败，而只会繁荣。”（这里佛陀列举了维护一个氏族的安全的七个条件。）
　　然后，佛陀对禹舍婆罗门说:
　　“婆罗门，当我住在毗舍城的萨烂陀陀（Sarandada）精舍时，我曾教导过跋只人维护安全的各项条件。他们一日还保持这些条件，让我们期望，他们不会衰败，只会繁荣。”
　　婆罗门说:“这样，乔答摩，跋只人不能被摩揭陀国征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战场上征服他们，如果不采用外交手段，或不粉碎他们之间的联盟。乔答摩，我现在要回去了，我们很忙，很多事要做。”
　　“什么是你认为最恰当的，你就去做吧，婆罗门!”佛陀回答。禹舍婆罗门……离座便走。
　　跟着婆罗门走了之后，世尊对阿难说:“马上去，阿难，叫那些住在王舍城附近的僧众前来法堂集合。”
　　阿难这样做了。
　　世尊走进法堂，安坐后对众僧说:
　　“诸比丘，我将教给你们关于维护一个团体安全的七种条件。你们谛听，我要对你们说……。”
　　“诸比丘，僧众经常团聚，举行僧团的各种正式会议；他们一齐开会，一齐散会，一齐执行僧团的义务；他们一日这样做，让我们期望，他们一日不会衰落，他们只会昌隆。”（佛陀跟着列举维护僧团福利的同样的七种条件。）
　　当然，这段引文里有着一种明显的时代错误，氏族社会的真正活力当是来自它的集体生活。佛典狂热地夸大了世尊的德誉，借佛陀的口说出那是他教导氏族人民，“我教跋只人维护的各项事情。”这话是颠倒史实的，因为在历史上，氏族组织的集体生活早在佛教产生之前就存在。佛教圣典是反映着一种现实，但以一种颠倒的态度来反映它。
　　这样，我们用这段引文来说明，在那时候和在印度那些与佛教产生有关的地区里，仍然存在着强有力的氏族社会，它们的力量基本地来自它们的特征的集体生活。其次，正当像阿阇世王这些原始独裁主义的代表图谋进攻这些氏族，同时想取得乔答摩佛陀的赞许的时候，佛陀本人也正从这些氏族组织，或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得到鼓舞，同时，告诫他僧团的成员要遵循已受威胁的民主的基本原则去生活。
　　现代一些学者怀疑这些氏族组织的本身，因此，我们有必要消灭他们的怀疑。这也回答了我们开头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的第一个:佛陀所知道的民主组织的形式是什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