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义、法与律的对立

法与义、法与律的对立
　　体方法师
　　佛开示的正法，虽方便的说为圣道，圣道所觉悟的如实，由圣道而实现的解脱，而实就是佛陀自觉自证的内容。但在佛法的流传中，法与义，法与律，却分化而对立起来。法与义artha并举，阿含经中到处可见。考察起来，也还有三类：一、如‘杂阿含经’（卷二八）说：“何等为沙门法？谓八圣道，正见乃至正定。……何等为沙门义？谓贪欲永断，嗔恚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这是以八圣道为法，以圣道所得的利益效果为义。又如‘杂阿含经’（卷一六）说：“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梵行饶益”。非义饶益，巴利藏作“不引义利”。可见义是从法而来的实效，也就是修法的真正义利。义是实际的义利，所以空虚的议论，迷妄的宗教行仪（如苦行等），是没有实际效果的，都称之为“无义”，而为佛所呵弃。
　　二、法是圣道所现见的，义是法所含的内容，如‘杂阿含经’（卷一二）说：“法说，义说”。法是如实知见的缘起支，义是缘起支的别别解说。与此相当的‘相应部’（一二．一──二），虽作“法说、分别说”，然据四无碍解的法无碍解、义无碍解；及四依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而说，法为圣道所现见的，义是所含内容的分别，是非常恰当的。法与义的这一对说，是重于开示解说的（教法）。
　　三、重于教法而更进一步的，如‘中阿含经’（卷一）‘善法经’说：“云何比丘知法耶？谓比丘知正经、歌咏、记说、偈恲、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云何比丘知义耶，谓比丘知彼彼说义，是彼义，是此义”。这是以十二分教（巴利藏见增支部七集，作九分教）为法，以十二分教的意义为义。这样，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教法（本生、譬喻等都在内），而不是专指圣道现见的法了。从‘杂阿含经’所见的法与义，到‘中阿含经’（或增支部）所见的法与义，看出了佛教界从重于证法，而倾向于教法的历程。
　　法与律的并举，是僧伽发展所引起的。佛的成正觉，转法轮，一贯是法的现觉，法的开示。由于随佛出家的多了，所以“依法摄僧”而有僧伽的成立。一方面，因学众的违犯而有学处s/iks!a^pada的制立；半月半月说，名为波罗提木叉。一方面，规定了出家，受戒等僧伽的制度。出家中心的僧伽，日渐广大，这些被称为律的，也日渐重要，达到与法对立并举的地位。说到律，梵语vinaya，音译为毗奈耶，毗尼；义译为律，调伏。经律中常见法与律并举，如“法律”；“法毗奈耶”；“是法是毗尼，非法非毗尼”等。法与律的对举，起初是与“法义”并举一样，表示法与法的效用。正法的现见，是如实知而得解脱的；由法而得这样的义利，所以称为义。同样的，法──圣道的修证，一定是离罪恶，离颠倒，离缚著而身心调伏的，所以称为毗尼。我曾比喻为：法如光明的显发，毗尼如阴暗的消除：法与毗尼，是同一内容的两面。
　　但在僧伽的发展中，和乐清净，为僧伽的特质。在僧伽中，无论是个人的身心活动，或是僧伽的自他相处。如有不和乐清净的，就与法不相顺而有碍于法的进修。反之，如消除不和乐清净的因素，自能“法随法行”而向于正法。这样，犯罪而行忏悔，奉行僧伽的规制，就称为毗尼，与法有同等的重要性。
　　‘毗尼母论’（卷七）说：“毗尼者，凡有五义：一、忏悔，二、随顺，三、灭，四、断，五、舍”。“忏悔”是犯或轻或重的过失，作如法的忏除，约波罗提木叉说。“随顺”是遵照僧伽的规制──受戒、安居等，如法而作。这二类，又称为“犯毗尼”。“灭”是对僧伽引起的纠纷，如法灭除，就是现前毗尼等七毗尼。这又称为“灭斗诤言讼毗尼”。“断”是对烦恼的对治伏灭，又称为“断烦恼毗尼”。“舍”是对治僧残的“不作舍”与“见舍”。从古代的解说来看，都是有个人的思想或行为错误的调伏；不遵从僧伽规制或自他斗诤的调伏。“断烦恼毗尼”，可说是毗尼的本义；因为见法必断烦恼，断烦恼就能见法。但在僧伽制度的开展中，毗尼成为波罗提木叉与犍度的总称。其后，著重于教法，所以结集的文句，也就内容不同，而分为法（经）与毗尼。法与毗尼，由于教典各别，渐被看作不同的二事。这不但局限了法的内容，律师们还高唱“毗尼至上”，想与法一论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