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讲经中汉化和格义佛教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大量来自印度或西域的佛教经典必须译为中文才能使中国人接受。在汉族和兄弟民族的佛教学者，以及来自印度、中亚佛教学者的密切合作下，从两汉至隋唐，约有5000多卷的佛经被译成汉文。中国学者在参与译经时，以自己熟悉的儒道学说来理解佛经，并使用当时人们易于理解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的字句，这样就把译者或讲解者自己对经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词义丰富的汉字和词语，掺杂到
　　佛教经典中去，从而迈出了佛教民族化的第一步。
　　佛教初传时，人们用当时流行的道家乃至神仙方术的思想和词语来翻译佛经中某些概念和经意。例如，有的经把“涅檠”译为“无为”；把“禅定”译为“守一”；把？‘真如”译为“本无”；也有的把“真如”译为“自然”；把“菩提”（觉悟）译为“道”等等。中国许多字、词含义丰富，如“道”、“心”、“性”、“理”等等。在翻译佛经用这些词语时，一般是根据场合而具有特定的含义，但在后世读佛经时很容易依据这些汉字、词汇的多种含义去理解经文。这些词语成为佛教进一步与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会通融和的重要概念。到隋唐时代，一些佛教宗派的创始人常用“心”、“理”、“道”以及“佛性”、“自性”、“实相”、“法性”、“法界”等汉译佛经中的多义词和大乘佛教的“不二法门”，把主体与客体混同，本体与心性沟通，真实与禅境等同，以构建自己本派的教义体系。
　　在佛教的早期传播时期，一些学僧在向一般知识分子或
　　民众讲述佛法时，经常借用儒、道典籍中的词语、概念来比附和解释佛教的教义。这在佛教史上被称为“格义”。据《高僧传》卷四《竺法雅传》记载，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年轻时精读儒道经史，出家后精通佛教教义，有不少“衣冠士子”前
　　来听他讲解佛法。他为了使这些对儒、道之学十分熟悉的人能够听懂佛法，特地“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即将佛经中的词语用儒、道经史（“外书”）中的词语、概念加以比附与解释。结果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当时有不少僧人用这种方法向
　　门人、信徒讲述佛法。例如东晋时在北方的道安，在南方的竺法汰、慧远等人，也常用这种格义方法讲授佛经。这种格义佛教，实际是会通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对佛教的中国化起了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