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第二次大转型

佛教与中国第二次大转型
　　零
　　中国社会现在处于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唐德刚言）。中国第一次大转型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国社会从封建宗法制转型到了大一统的皇帝官僚制。第二次大转型从晚清的鸦片战争开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也许要花费200年的时间。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社会将从皇帝官僚制转型到宪政民主制。
　　在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思潮总是汹涌出现，第一次转型的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第二次转型中，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无不现身表演。
　　可以说，如果哪种思想能够在第二次大转型时，最终获得主导地位，这种思想必然会深刻影响甚至主导中国以后数千年的历史。
　　我们看一下，作为候选之一的佛教思想，在第二次大转型中所起的作用。下面的讨论主要以人物为线索来展开。
　　一
　　龚魏林
　　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他们是晚清初年时期锐意变革、开眼看世界的著名人物，其思想影响了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其光辉的事迹已经铭写在史书之上。他们都是还是虔诚的佛教居士，林则徐随身携带《金刚经》等五种经咒、“震旦佛弟子”是龚自珍的自我称号，魏源受过菩萨戒。大乘佛教不只是出世的一面，还有积极入世的一面。
　　二
　　杨仁山
　　杨仁山，名文会，安徽池州石埭人，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童年由父母订婚，后来其未婚妻出天花毁容，岳父写信说可以退婚，八、九岁的杨文会却说：“订婚在前，出天花在后，不应改变婚约。再者，在人道上，残废人我若不要，则以后她将嫁何人？”。
　　文会十一岁时，他父亲带他去见曾国藩。文会应答敏捷，曾国藩大为赞赏，说∶“此子天资聪颖，可及早安排他去应试。”文会说∶“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上去取功名。”曾国藩微笑不语。杨仁山终未考功名。太平天国之乱时，杨仁山曾到曾国藩的军中去过一段时间，后来到杭州为曾筹备后勤，并开始学佛。杨文会去搜集佛经，在江南却遍地难觅，因为太平天国和洋务派张之洞的庙产兴学，使广大的江南佛教损失殆尽，于是开始搜集整理印刷佛经，创办金陵刻经处。太平天国灭后，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看到南京破败，委任杨仁山主持江宁工程之役，恢复南京。
　　杨文会曾随清使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国政治制度和工业，建议清使上书给给清廷政府。他从日本僧人那里得到许多汉地已经失传的佛教疏注，并且与斯里兰卡的摩诃菩提会合作致力于印度佛教的复兴。
　　他门下弟子众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欧阳渐、太虚、章太炎等。在佛学造诣上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最为出。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支那内学院，门下亦是众多：如吕澄、王恩洋、聂耦耕、黄忏华、陈真如、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等。梁启超也在此学习二十余天，因病未能坚持，报书曰：“自怅缘浅，不克久侍。然两旬所受之熏，自信当一生受用不尽。”
　　杨仁山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韦尔契教授称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三
　　维新派的谭嗣同与梁启超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人格最为人赞扬的一位。性任侠，曾师从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学习击技剑术。在北京与梁启超相会，一起研究过佛学。后来到南京杨仁山处学习佛法，在那里完成《仁学》。后来为戊戌变法献出生命，“我自横刀向天笑”是其临刑前流传千古的绝唱。
　　梁启超研究佛学，最早是受康有为的影响，后来来他与谭嗣同交往中一起学习过佛学。戊戌变法失败留亡日本，广泛阅读西方学术著作，主编多种刊物介绍西方学说，鼓吹立宪。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熊希龄组阁，他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时，他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讨伐袁世凯。后来讨伐过张勋复辟，再后来不再参政，从事学术研究。
　　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梁启超去欧洲考察，回国后宣称欧洲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全力从事教育事业。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他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挑起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战。
　　四
　　乌目山僧人与栖云和尚
　　乌目山僧人法号释宗仰。他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蒋智田、蒋维乔、黄炎培等，组织中华教育会，出任第二任会长，并在《苏报》上著文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下狱。宗仰被通缉于是东渡日本。见到孙中山，一见如故，相恨太晚，孙文特留楼下一室以让其居住，共商大事。其后，他资助孙中山去檀香山。
　　栖云和尚，俗姓李，是光复会秘密成员，曾留学日本，追随徐锡麟、秋瑾回国，隐伏僧寺进行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期间，华山、（苏）曼殊、栖云等僧人直接参加反清革命，上海玉皇法师组织数百余人的僧军，参加了上海、南京的光复之役。
　　五
　　国民党的章太炎与孙眉
　　章太炎是国民党的最元老级人物，先在《苏报》上鼓吹革命，结识革命家邹容。邹容写《革命军》后，章太炎作序，并向乌目山僧和金天翮等人筹资印刷。
　　流亡日本时期受了桂伯华的影响开始研究佛学。入狱后潜心研究佛学并对邹容说：“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出狱，在东京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讲∶“革命必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上彻下，最是可用的。”
　　他在日本主编民报时，孙文未与他人商量与日本政府秘密达成协议：停办民报，日本给予补偿。孙文携大部补偿款项而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太炎退出同盟会，自行组织光复会任会长。
　　辛亥年（一九一一年），他回到光复后的上海，主编《大共和日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枢密顾问。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随孙中山到广州，参加护法，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后，他思想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后脱离国民党，研究学问，不参与政事。
　　孙眉是孙文的大哥，十八岁到檀香山，开始做田工，后来申请领荒田，开垦田园，逐渐富裕，轻财好施。他信仰佛教，曾阻止过孙中山信基督教。后来兴中会成立，他加入后，变卖家产资助革命，以至于后来生活非常艰难。
　　六
　　戴季陶居觉生林森
　　这三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国共合作时，参与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佛教居士。
　　戴季陶早年在《天铎报》发表文章抨击君主制宪，亡命日本后加入同盟会。他信仰佛教，受家庭影响，自称对释迦教义，若具夙根。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戴季陶奉孙文的使命，去四川联络川军军阀，实现和平统一。然各军阀心怀各异，任务没有完成。他乘火轮船到宜昌，夜深水静，“顿下决心，投江自尽”。然所幸被下游农民救起，从此更加笃信佛法。
　　居觉生居士又名居正，由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任湖北分会负责人。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岁武昌起义，任湖北军政府顾问兼秘书，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党务部部长。反袁战争时，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历任广州军政府内政部代理总长，中国国民党总务部部长等职。
　　林森，字子超，性喜佛法。早年加入兴中会，辛亥革命中领导九江起义，劝海军反正。被举为参议院议长。参与二次革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南下护法。因参与西山会议受警告，就去主持中山陵建设。民国二十一年（1932）公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七
　　陈铭殊
　　自号真如，十五岁入广西陆军小学，十八岁入南京陆军中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他随宋教仁去武昌，后参加南京光复。临时政府成立后保送他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入校之前，到南京金陵刻经处，从宜黄大师欧阳竟无学佛法。
　　袁世凯称帝时，陈返回广东密谋炸死袁世凯的亲信广东将军龙济光的活动，事败后越狱逃亡。后参与广州政府初次北伐，苦战七昼夜，占领赣州。陈炯明叛变后，他离开粤军又到南京的支那内学院，“从宜黄大师学佛去了。”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真如任国民革命军铁军第四军李济琛部的第十师师长，参加东江战役。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他的第十师与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击败吴佩孚的主力，占领汀泗桥、贺胜桥，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他到福建，与李济琛、徐谦、蒋光鼎等发动闽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任政治委员会主席，为南京国民政府明令革职。抗战胜利後，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八
　　赵夷午与唐生智
　　赵夷午，名恒惕，为同盟会员。追随蔡锷在广西督练新军。武昌起义，夷午统率新军，拥护广西巡抚宣布独立，率师北伐驰援武昌。
　　二次革命时，任湘军总指挥，被北洋政府汤芗铭所败，袁世凯对他判刑十年。夷午在狱中读佛经。袁世凯称帝时，赦免出狱。他潜返湖南与北洋军阀激战数载光复湖南。后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后见部属唐生智有二志，他不忍战事，让唐生智代理省长，自己引退。
　　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与段祺瑞、屈映光、王一亭、陈元白、韩大载、史量才等人，发起菩提学会。
　　唐生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和北伐战争等。为人复杂，后来在湘军中脱颖而出，为了控制部队，借用过保定系、哥老会，效果不佳。结识藏传佛教的居士顾伯叙（法号净缘）后，他决定采用喇嘛教维系部众，但他又枪杀过当地的寺僧。
　　九
　　屈映光与史量才
　　屈映光，字文六，早年加入光复会。一九○九年，在上海创办《风雨报》宣传革命。辛亥革命时，参加杭州光复，任兵站司令，后以浙江代表身分，与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
　　史量才，1912年接办《申报》，任总经理。1916年还清了张謇的股款，摆脱其张謇等影响。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他主张新闻自由，受到蒋介石的威胁，针对蒋百万兵的恐吓，他说他“有百万读者”，后被戴笠暗杀。
　　民国期间还有段祺瑞、孙传芳、熊希龄等人晚年亦信仰佛法。
　　十
　　共产党的瞿秋白
　　瞿秋白踏上革命道路，“与佛教菩萨行思想的熏习有关”，他说：“菩萨行的人生观，无常的社会观渐渐指导我一光明的路。”《瞿秋白自传》中讲：“我为什么能够走上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就因为我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佛教徒！”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大陆获得统治地位，佛教徒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李广良的一篇论述佛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关系史的文章中提到，“居士们大致表现出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及佛法，王小徐、汤瑛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二，对马克思主义与佛学等量齐观，尤智表、苏渊雷等持有这种观点；第三，融合马克思主义与佛教思想，创立新的佛学理论体系，以温光熹、陈铭枢等为代表。”
　　十一
　　新儒家的梁漱溟
　　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一个佛教徒。长期从事乡村建设理论研究，曾在山东等地从事乡村自治建设，创办了山东邹平研究院，曾写过《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
　　梁漱溟数次直言进谏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蒋介石杀人用枪杆子，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笔杆子杀人比枪杆子还厉害。”之后梁漱溟1954年春住进北京医院，写下了在佛前顶礼的《发愿文》。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梁漱溟即席发言：“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