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育和当代佛教的发展——“在世间”和“为世间”

近年来，佛教教育问题成为教界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这一方面说明佛教对社会拥有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人才问题是佛教发展的关键所在。佛教教育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对佛教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事情。但是，在近年来的讨论中，有一点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那就是对佛教教育还存在着“定位过窄”的倾向，即把佛教教育仅仅等同于僧教育，讨论的重心局限于僧才培养的重要性、佛学院的建设、课程设置等问题，这对于佛教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应该首先考察佛教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以此为考察佛教教育的基点。佛教教育的发展，应该建立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这个平台的建立基础，源自人们对“佛教”的理解以及对佛教在当代乃至未来社会作用和价值的考虑。

自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以来，佛教的发展可谓经历了风风雨雨。从菩提树下的觉悟、鹿野苑的初转法轮，到今日燎原于世界各地，可以说，反映了佛教自身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反映出历史上高僧大德“契理契机”的不懈努力。这种生命力所在，正是佛教得以在当代乃至未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今日谈论佛教教育的问题，首先应反思：佛教这种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是什么？佛教还有没有继续存在并发展的基础和理由？如何才能使佛教在保证“契理”的条件下，契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机”？佛教教育的目标，不是仅仅为了培养一些可以管理寺院、讲经说法、扩张教团的僧才，其根本上，正是为了保证佛教生命力的保持和张扬。

佛教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来自于佛陀教法的基本特质和历史上高僧大德的努力成果：

其一，佛陀的立教宗旨是“了生死”。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所悟、49年中法轮所转，正是对“人”之生死的了脱之道。生死问题是超越民族、国家、地区乃至时间、空间的大问题，是人类个体和族群共同面对、无法逃离、又无法用知识和科技解决的普世性问题。根本问题的人间性和超时空性，是佛教能够面对不断的生命更新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础。

其二，佛教是在对现实生命境遇的承认和揭示的基础上，以“是什么”（苦）、“为什么”（集）、“要什么”（灭）、“怎么做”（道）为基本理路，试图对生死问题作出自己的解释，并提出超越生死的目标和方法。它不是悬于玄想中的空中楼阁，而是以对“人”生命逼迫性的直接体认为基础的。这使得佛教教理时时关切人的境遇，促使人自身不断打破疑情，契入实相。佛教的这种理路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诠释人生的一种视角，而且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种路径，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其三，佛教提出的一些道德实践原则和方法（如慈悲、宽容、平等等）、社会实践原则和方法（如和合僧团的戒律、布施等）以及身心实践原则和方法（如止观、禅定、持诵、忏法等），具有普遍的价值，至今仍为信众乃至部分非佛教信仰背景的民众所奉行。

其四，佛教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中道方法，形成了“契理契机”以教化众生的基本态度，促使佛教不断打破陈规套路，根据社会发展的进路、人们的现实需求，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在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的统一原则下，运用八万四千法门的灵活性，应时对机，发挥佛教强大的生命力。

其五，佛教在两千多年的义理发展中，理论上已有效地解释了出世间法和世间法的关系。尤其是近代以来，在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旗帜下，教界对佛教“在世间”的活动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佛教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表率。

有了佛教自身超越时空的基本特质，佛教的发展问题，事实上就是佛教如何更好地“应”当今社会的“机”，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内在生命力的问题。

当代社会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存环境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这种变化并没有消解佛教的生存基础；相反，仔细分析当今社会的特点，我们注意到，佛陀建立的教法与当代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更为明显的契合，使人们更容易贴近佛教的宗旨，体贴佛法的精义。具体表现为：全球化使得人类的共生性加强，相互联系、彼此依赖的关系更为鲜明；个体的生存流动性加强；人类的界限，拥有了新型的形式，国家、民族之类的有形边界的重要性在削减，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宗教、经济等的无形边界，边界内外的互动频繁；网络世界，加强了个体之间的平等性，加强了个体对社会的影响力，自我的选择和决定显得更为必要，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模糊。这些，都为人们理解佛教的基本理论——缘起论、因果论、业报论、实相论等提供了更有利的基础，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当代社会的发展态势，在为佛教提供新的机遇的同时，也以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关系，给佛教的发展提出了更为综合的思考要求。

考虑到“佛教在世间”的生存现实，佛教的发展决不能实行教内自我封闭，而必须关顾到教内和教外的不同角度的思考。

教内信众和教外人士对佛教关注的立足点不同。从教内信众而言，“佛教要发展”是前提，是不可能怀疑的目标，所以思考的核心在于“怎么才是佛教的真正发展”以及“怎么发展佛教”的问题。对于教外人士而言，“佛教是否要发展”的问题，取决于“佛教是否真实地为个体带来帮助”、“佛教与现实社会是否协调”、“佛教是否为社会的和平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支撑”，以及“佛教与其它社会利益团体、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等。因而，对于“佛教发展”这个命题，本身就存在着教内和教外的不同设定。

佛教教育和佛教的长足发展有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佛教教育的开展，应在教内和教外寻找到共同的基点：使佛教“在世间”的生存，既有利于佛教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和社会的共生意识是佛教得以发展的前提。“佛教教育”的开展，需要考虑到佛教的丰富性、层次性、和社会的共生性和互动性，需要具有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为整体综合的教育理念。

分析“佛教教育”这个概念，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以佛教为内容”的教育、“为佛教的教育”和“以佛教（界）为教育主体”的教育。

“以佛教为内容”的教育，是把佛教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佛教教育有必要超越佛教信仰的界阈，让生存在世间的人们分享佛陀和他的后继者们的智慧和创造。其教育对象是所有的人。

“为佛教的教育”，即为了佛教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而进行的教育，又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是让非信仰群体了解佛教，从而为佛教的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其对象是社会各阶层；其二是扩大信仰者队伍，提高信仰者的综合素养，促进佛教人才的培养，其对象是以僧伽为首的“四众”。

“以佛教（界）为教育主体”的教育，教界一方面承担着自身人才培养的责任，另一方面借助教界的力量开展社会教育，把“兴学”作为教界参与社会、深入人间的管道，在利益群生的基础上，促进佛教的发展。这要求教界以人文关怀为主要方针，以利益大众、利益社会为目的，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对社会大众传达佛法的精神理念。

这三个层次的“佛教教育”，其共同特点是“佛教为世间”，这既符合佛教的根本宗旨，又符合教育的核心取向。也只有首先破除“世间为佛教”的狭隘心理，树立“佛教为世间”的人间性导向，以帮助佛法住世为核心目标，获得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相即不二，才能使教内外超越信仰的界阈，取得教育共识，真正做好佛教教育，在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同时，发展佛教，显扬佛教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也才能真正成就“世间为佛教”。

佛教教育的成功是社会众缘和合的结果。在整个佛教教育的体系中，僧伽教育只是以佛教界为教育主体、为了佛教教团生存和发展、住持佛法而开展的对正式出家的佛教信仰者的教育，这相当于以上三个层次的佛教教育的交集。僧伽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把佛教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僧伽教育，僧伽教育等同于僧才教育，而僧才教育又仅仅等同于教理和修持的提高，这样的教育观念和实践不仅大大地缩小了佛教教育的内涵，而且会阻碍整个佛教的发展，并进而限制佛教对社会的价值实现。同时，会促使大众产生佛教教育是教界自家事的误解，甚至会让一些大众进而认为佛教教育的目的就是佛教界抢夺人才、通过人才竞争发展佛教教团，与社会其它利益团体争夺社会资源，这种误解最终会导致大众和教界的疏离甚至敌视。无可否认，作为组织形式的佛教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和取向，也无法逃离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官僚、腐败等的弊端。但纯粹把教团作为社会利益团体，汲汲于“世间为佛教”，既不符合佛陀创教本怀，也无法让大众更好地分享佛教的精神文化价值，更不可能使佛教教团获得更为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空间。

当前中国社会对佛教教育的关注，是遍及了教、学、政三界的，这意味着人们有一个共识：佛教教育不仅仅是教界的事，佛教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只关乎佛教自身的事，它同样关乎社会的安定和谐，关乎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因而需要更多的人参与思考和规划。也正因为佛教教育兹事甚大，所以需要站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思考佛教教育的方向和构成，更好地动员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更好地运用佛教文化资源，促进佛教和社会的和谐共生、互助发展。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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