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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26日
来源:不详   作者:李彦 张映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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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经幢
  《文物世界》李彦 张映莹
  一、《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简介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密教经名之一,是佛教和婆罗门教——印度教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上以大乘中观派和瑜伽行派的思想为理论,在实践上则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俗性为特征。印度的咒术是一种古老的、流行于民间的原始信仰,佛陀在创立佛教时对这些咒术、密法采取排斥的态度,并且始终为佛教正统所不齿,但它逐渐渗透到了佛教内部,公元6世纪到7世纪以后大乘佛教开始密教化,8世纪初密教在印度佛教中取得主导地位。
  密教经典传入内地的时间在西晋,永嘉中(307-312年),帛尸梨多罗在建业专门传播陀罗尼法门。东晋时对“杂密”的介绍增多,当时北方的佛图澄、昙巫谶都传布过“杂密”。把密教正式引进朝廷殿堂并使之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形成一个宗派的是“开元三大士”,即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唐开元四年(716年),印度密宗高僧善无畏携带梵经来到长安,次年先后于长安、洛阳两处译出密教经典多部,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洛阳大福寺译出的《大日经》,该经是“六经三论”[1]中最主要的经,也是密宗的“宗法”,标志着密教独立思想体系和派别的形成。
  唐代的佛经数量很多,据唐德宗时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唐代的佛教书籍总数为“二千四百四十七部,七千三百九十九卷”[2]。在这数以万计的佛教典籍中,《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脱颖而出。该经传入中国后出现了多种译本,其中以杜行顗和地婆诃罗的译本为最早,但以佛陀波利的译本最为流行,流传也最广,唐代经幢上所刻的《陀罗尼经》绝大多数是波利本。该经传入中国和翻译成汉语的具体时间可以从这两个译本的序中找出答案。唐定觉寺沙门志静在为佛陀波利译本的序中写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婆罗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从西国来自至此汉土到五台山次。……至永淳二年回至西京……大帝遂将其本入内,请日照三藏法师及勅司宾寺典客令杜行顗等共译此经……”[3]。沙门彦悰在为地婆诃罗译本的序中写到:“……此经以仪凤四年正月五日,朝散郎行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顗与宁远将军度婆等,奉诏译进……”[4]。这表明,《佛顶最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的时间为唐仪凤元年(676年),译成汉语的时间为唐仪凤四年(679年)。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释迦牟尼为解救善住天子即将面临短命寿终,受畜身、地狱等苦难而说的。该经的篇幅并不长,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意译部分,叙述释迦牟尼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的原委,同时极力称赞此陀罗尼的威力神效,并且教授持诵之法;另一是音译部分,则系《尊胜陀罗尼》。最通行的佛陀波利译本,经文有2655字,《尊胜陀罗尼》仅326字,是经中最重要的部分。
  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流行的原因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所以能在卷帙浩翰的佛经中脱颖而出,成为唐代最流行的经典之一,有以下几个原因。
  1.神力广大,内容诱人,受持简便。《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曰:“告帝释言,天帝有陀罗尼名为如来佛顶尊胜,能净一切恶道,能净除一切生死苦恼。又能净除诸地狱阎罗王界畜生之苦,又破一切地狱,能回向善道。天帝此佛顶尊胜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皆悉消灭。”该经不但拯救幽明,还可祈求现实利益,使人永离病苦,延年益寿。凡人接近或见到此陀罗尼,甚至陀罗尼经幢的影子映到身上,乃至幢上的灰尘偶然飘落在人身上,都可以净除一切罪业恶道,而得福报。于佛前取净土,做一四方坛,坛上种花草,烧香,跪拜,作慕陀罗尼印,诵此陀罗尼108遍即可。
  2.五台山文殊信仰和佛陀波利的传奇。唐代是五台山信仰最兴盛的时代,正如唐开成三年(838年)《润州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中所说的:“今天下学佛道者,多宗旨于五台,灵圣踪迹,往往而在……”。佛陀波利的传奇正发生在五台山信仰的兴盛时期,成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灵迹之一,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披上了神异的色彩。根据志静为波利译本所做的序,波利在朝拜五台山的途中,遇到一位老人,以赴天竺取回《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作为指引他见文殊菩萨的条件。波利遂去印度,取得该经的梵本并返回。他的传奇并未就此划下休止符,而后更多更新的传奇故事发生在他身上。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僧人法照曾在五台山见到佛陀波利与文殊等众菩萨在一起;在《宋高僧传·佛陀波利传》中有佛陀波利带领法照入金刚般若寺的记载;日本僧人圆仁巡礼五台山时对波利的传闻也有记载。借着五台文殊信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得以广泛传播流行,反过来,该经对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普及和兴盛也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3.皇帝诏令。唐代宗时,由于多位密宗大师的积极推动,大历十一年(776年)代宗下令“天下僧尼每日须诵尊胜陀罗尼二十一遍”[5],这道诏令使中唐以后乃至宋朝的建造陀罗尼经幢之风大兴;明永乐九年(1412年),明成祖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咒》题写序文,赞扬其无量功德,使该经超越了宗派之分,成为当时广为流行的经典。
  4.现世利益的驱使和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净除一切恶道的同时,强调神咒对治病、避难除灾、长寿等现世利益的功能。这种破地狱功能与唐代社会所流行的地狱信仰互为呼应,使陀罗尼信仰能在僧俗二界能广为流传。有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灵验记载很多,武彻《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记》记载了许多灵验的故事,驱使人们切实地追求着密咒的神验。
  由此可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所以能在中国广为流行,是宗教、社会、政治等诸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
  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的兴建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中有这样一段话:“佛告天帝,若人能书写此陀罗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天帝,若有芯芻、芯芻尼、优婆塞、优婆夷、族姓男、族姓女,于幢等上或见或与相近,其影映身,或风吹陀罗尼上幢等上尘落在身上。天帝,彼诸众生所有罪业,应坠恶道地狱、畜生阎罗王界、饿鬼界、阿修罗身恶道之苦,皆悉不受,亦不为罪垢染污。为一切诸佛之所授记”[6]。于是朝野上下建造尊胜陀罗尼经幢的行为风靡一时,一种新的佛教建筑形式——经幢油然而生。
  幢的本意是旌旗,陀罗尼经流行后,常将经书写于幢上,佛教信徒为使《陀罗尼经》永存,将陀罗尼经刻在上有顶、下有座的八棱石柱上,即是当初最为简单的经幢。以后形制逐渐复杂,装饰也逐渐趋于华美,雕刻的内容也越来越讲究,最终融宣传佛教内容、雕刻艺术、建筑于一体。经幢的形制一般以八面柱体为多,亦有六面、十面,另有极少数圆柱体。经幢一般由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组成。经幢逐级雕刻,累建而成,多者达二十几级。经幢一般放置在寺院、交通要道、信徒家中、墓侧等地方,其中置于寺院和交通要道的经幢,对于此经的流传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除了消除建幢者的恶业外,还能达到感化过往行人目的。
  四、《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实例
  经幢的建造兴起于唐代,盛行于唐、宋,元代以后逐渐没落,但明清时期仍有雕造。现在全国各地保存有许多经幢实例。常见的经幢以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最多,其次为《百伞盖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大吉物保护单位中,有8处是以经幢为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
  1.河北赵州陀罗尼经幢,为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建造。全部石造,是现存经幢中体形最大的一座,高约15米,形象华丽,雕刻精美。底层为6米见方的扁平须弥座,上建八角形须弥座二层,这三层须弥座的束腰部分均雕刻力神、仕女、歌舞乐伎等,姿态生动,上层须弥座每面雕刻廊屋三间。再上以宝山承托幢身,其上各以宝盖、仰莲等承受第二、三层幢身。幢身为八棱形,第一、二、三层幢身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顶以铜质火焰宝珠刹(图一)。
  2.昆明地藏寺经幢,位于昆明市官渡区拓东路古幢公园,建于五代至宋大理国时期(937~1253年)。幢高6.5米,七层,八棱形。第一层幢身为鼓形,上雕汉文《佛顶尊胜宝幢记》以及三种梵文经;第二层刻四大天王,四角分别雕四神及释迦坐像,幢身刻梵文《陀罗尼经》;第三层以上雕佛像、菩萨、胁侍等;第七层上雕小佛像。该幢共雕大小不等的神像200余尊。幢顶为葫芦形,四周饰以莲瓣(图二)。
  3.天护陀罗尼经幢,位于河北省井陉县井陉矿区天护村,唐开元十五年(727年)雕造。幢为青石质,残高5米。幢座由方形石础、覆莲座和须弥座组成。幢身为八边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经》,施宝盖二重,上承须弥山,再上双层仰莲托八根石柱,石柱各面的尖拱龛内各雕有菩萨立像1尊。
  4.淞江唐经幢,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松江镇中山小学内,建于唐大中十三年(859年)。幢高9.3米,八角二十一级,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全文,并有题记。除刻经文外,在托座、束腰、华盖等部分雕有海水纹、宝相莲花、宝珠、卷云、力士、天王、菩萨、供养人、盘龙及蹲狮等,雕刻精致,形体美观。
  5.梵天寺经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梵天寺路,共两座,结构式样大体相同,建造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幢有三层基座,底层浮雕“九山八海”;束腰浮雕蟠龙;上层短柱四周凿成小龛,龛内雕佛像。两座幢均为八边形,其中一幢刻《大佛顶陀罗尼经》,另一幢刻《大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经》(图三)。
  6.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位于河北省卢龙县城内,始建于唐,正隆四年(1159年)遭雷击被毁,金大定九年(1171年)开始重建。幢高10.35米,七层,八棱形,幢四周以石栏环绕,共设栏柱十二根、栏板十二块,柱身浮雕云龙,柱头雕仰莲;栏板上雕龙或人物形象。须弥座上各面雕猛兽、佛教人物、经变故事及飞天等。幢第一层设盘龙玉柱8根,第二层刻祥大兴一切顺陀罗尼》等。国务院公布的六批全国重点文创建石幢记,第三、四层刻幢《大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第五层刻明万历年间重修记,再上两层刻佛像。顶层盘盖雕8条巨龙,上为覆莲,再上为仰钵承托球形幢顶。
  7.安国寺经幢,位于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共三座,呈东、西、南三角鼎立,分别建于唐会昌二年(842年)、四年(844年)和咸通六年(865年),高度分别为5.8米、6.2米、7米。三座经幢均为八角形,幢在须弥座、幢身、幢盖等处雕人物花卉等图案,幢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8.法隆寺经幢,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唐大中十年(856年)建。现部分底座埋于土中,残高6.3米,幢身设两层须弥座,束腰浮雕金刚力士。幢身为八棱柱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和建幢记。幢身宝珠、仰莲、勾栏、短柱、华盖、磐石、覆莲等构件上,分别雕文殊、普贤、佛教弟子、伎乐天等,形象生动。
  上述八座经幢为我国唐、宋经幢中的典范,主要分布在河北、浙江、上海和云南,代表了我国南、北方的经幢建造技术和雕塑艺术水平。山西是全国的文物大省,在一些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存有不同时代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幢,许多为经幢中的精品。
  1.五台佛光寺经幢,一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建造,高3.24米;另一为唐乾符四年(877年)建造,高4.9米。唐大中十一年幢设八角形基座,仅有上枭和束腰,每面镌刻壸门,狮子卷伏其中。基座上是仰覆莲的狮子座,之上立八角形幢身,上刻《陀罗尼咒》。幢身上设八角形宝盖,每面悬璎珞一束。宝盖之上设八角矮柱,四正面各雕佛龛一尊,中置佛像,最上为莲瓣及宝珠。唐乾符四年经幢设八角形须弥座,束腰部分每面设龛,内有伎乐。幢身平面亦为八角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身上为八角攒尖顶形的屋盖(图四)。
  2.交城天宁寺经幢,现存经幢6座,皆为唐贞元、元和年间(785~820年)所建,有方形和六角形两种。其中一座设须弥座,上置仰莲座,幢身二层,下层正面雕方形门,门外刻拱形门楣,两侧各雕金刚一尊;二层塔身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之上为幢顶,由云墩、仰莲、宝珠和宝顶组成。
  3.潞城原起寺经幢,建于唐天宝六年(747年),高2.88米。幢为青石造,分幢座、幢身、幢顶三部分,幢座由两层组成,底层方形,上层为八角形,上下两层均雕伎乐人,风姿飘逸,造型生动;幢身为八棱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顶为仿木结构的攒尖顶(图五)。
  4.高平定林寺经幢,共两座,位于寺内雷音殿月台前,分别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和雍熙二年(985年),造型基本相同。幢通高4.4米,由基座、幢身和顶盖组成。基座由两层组成,下层为八边形矮座,上层为须弥式;幢身八边形,上刻经文;幢身之上覆以宝盖。
  5.五台山尊胜寺经幢,共两座,一座为北宋天圣四年(1026年)所建,一为民国前期所建。两幢造型基本相同。经幢建于石砌八角平台上,设莲花式须弥座;幢身平面为八角形,四层,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设屋盖,屋盖下为仿木构建筑的椽、飞、瓦垄等。唐仪凤元年(676年)佛陀波利返西域奉请《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梵本,并译成汉语,奉旨敕建寺院于此,因而被尊为“尊胜法门”的祖庭。
  6.晋城青莲寺经幢,共两座,为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的遗物,结构相同,高3.51米。幢设须弥座,上为八角形幢身,每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身上为仰覆莲宝盖三重,宝盖之上立八角形矮柱,每面也刻经文,其上为八角攒尖形屋盖。
  7.繁峙岩山寺经幢,宋元丰二年(1079年)建造,仅存仰覆莲瓣的束腰、八角幢身和幢盖,残高1.9米,幢身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
  8.大同下华严寺经幢,辽道宗寿昌元年(1095年)建,为华严寺初创时的遗物,高2.87米。设六角形须弥座,幢身亦为六角,分上下两部分,下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上部四面分别刻一尖拱龛,龛内分别供四方佛。幢顶为仿木结构的六角攒尖顶。
  9.朔州崇福寺经幢,共3座。一为辽乾统四年(1104年)建造,高1.17米,平面八角形,风化严重。其余两座存放于文殊堂内,形制基本相同,分别镌刻于辽乾统十年(1110年)和天庆三年(1113年),高分别为1.15米和1.27米。幢基座保存不完整,幢身为八角,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设宝珠组成的幢刹。
  上述经幢仅是全国现存经幢中的一部分,还有为数众多的经幢散落在各地,见证了经幢在中国的兴起、繁荣和衰落。现今各地的经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将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于后世。
  [1]六经分别是《金刚顶经》、《大日经》、《金刚顶五秘密经》、《瑜祇经》、《圣位经》、《楞伽经》,三论分别是《菩提心论》、《释摩诃衍论》、《大智度论》。
  [2]郭朋《隋唐佛教·第四章·唐代佛教》397页,齐鲁书社,1980年3月。
  [3]大正原版《大藏经》第十九册,密教部二,349页。
  [4]大正原版《大藏经》第十九册,密教部二,355页。
  [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曰:“佛言,若人能日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应消一切世间广大供养,捨身往生极乐世界。若长诵念得大涅槃。”
  [6]大正原版《大藏经》第十九册,密教部二,351页。
  (作者工作单位:李彦,山西省民俗博物馆;张映莹,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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