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百年（二）

四、西方哲学、逻辑哲学和分析哲学等
　　张家龙的《艾耶尔》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艾耶尔分析哲学的专著，论述了艾耶尔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勾画出他在逻辑实证论时期、现象论时期、知识论时期和构造论时期的哲学特点，分析、评论了他所得的成就及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本书对艾耶尔的哲学同英国经验论传统和维也纳学派的现象论分析传统的关系作了比较分析，指出艾耶尔的哲学是这两种传统的综合，同时也是这两种传统的终结，赋予经验论以一种最新的形式，从而确定了艾耶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张家龙的《布拉德雷》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新黑格尔主义代表人物布拉德雷的专著，认为他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是由基于内在关系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组成的，他的逻辑学是以辩证的判断论和推理论建构起来的，他的伦理学是以自我实现说为特征的，本书在最后一部分对布拉德雷的哲学同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比较研究，阐明了两者的异同，从而确定了布拉德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王路的专著《走进分析哲学》从分析哲学的思想和成果出发，详细分析论证了它们来源于现代逻辑思想和方法的应用，并进一步说明逻辑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从而阐述了逻辑与哲学的关系。王路指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爱智慧，其最主要的体现乃是“求是”，“求真”。因此，西方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讨论总是把“是”与“真”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存在”和“真理”的翻译及其理解分裂了这种联系，消解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因而是错误的。
　　张清宇对沈有鼎悖论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扩充，提出了所有非Z类的悖论，概括了罗素悖论、沈有鼎悖论和柯利悖论等著名的悖论。
　　李小五讨论了逻辑的定义，提出相对某个模型类可靠且完全的形式系统才称为逻辑，并且区分具体的逻辑定义和作为学科的逻辑定义；分析了当前逻辑界的几个逻辑定义，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
　　张家龙论证了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本质主义的科学性，并且发展了他们的本质主义思想，用可能世界语义学对本质主义作了新的解释。
　　张尚水发展了专名的指称论，论证了专名的涵义不是一组摹状词的缩写，专名的作用就是指称对象。
　　五、归纳逻辑
　　李小五提出了一个归纳认知逻辑，构造了一个带认知算子的归纳逻辑系统，刻画了概率推理之间的一般联系。另一方面，作者在模态逻辑的关系语义中引入测度函数的概念，由此构造一类可能世界模型，并指出相对这样的模型类，上述形式系统是可靠的。
　　张家龙根据现代的科学材料对穆勒归纳法作了推广，提出了五种新的归纳法：比较实验法、求异比较并用法、统计求同求异并用法、抽样求异并用法和抽样比较并用法。
　　六、中国逻辑史和因明
　　沈有鼎研究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对历史上的公孙龙其人其书作出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两个公孙龙”假说：一个是历史上的公孙龙，生活在战国末期，另一个是经过晋代人改造过的公孙龙。战国末期的公孙龙及其后学的著作《公孙龙子》十四篇已亡绝，现行《公孙龙子》六篇是晋代人集体编纂的。沈有鼎在《〈墨经〉的逻辑学》一书中，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的文字，纠正了古代文献中的一些错讹，最早系统地阐发了《墨经》的逻辑体系，把《墨经》的逻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周云之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提出的主要新见解有：1提出惠施的“善譬”推论方法相当于三段论的第一格，“善譬”不是或然的类比推理，而是必然的演绎推理(演绎类推)。2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不是否定“白马是马”的论辩命题，而是在承认“白马是马”的前提下揭示了种名(白马)与属名(马)在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的区别和包含关系，强调“非”在这里只作“异”解。3关于《墨经》中对“名”的分类，除大家承认的“达、类、私”之划分外，明确肯定了形貌之名、居运之名与量数之名等不同划分。4在肯定《墨经》中关于“乘马”与“不乘马”之“一周——一不周”的周延理论中，对“爱人”与“不爱人”之“一周——一不周”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墨经》对“爱人”中“人”的周延性有两种不同的理解。5在“名辩学”的研究中，根据普遍公认的古代三篇名辩学代表作，提出了中国古代的名辩学应当是正名学(名学)和论辩学(辩学)的有机结合。它以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为重点和核心，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古代逻辑。6认为荀子所论之“共名”与“别名”不是“名”的逻辑分类(划分)，而是属名与种名的逻辑关系。
　　刘培育在中国逻辑史领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1名辩学。(1)提出中国古代有一门关于正名、析辞、名说、论辩的原理、方法和规律的学问，称为“名辩学”；指出，中国古代名辩学包括认识论、逻辑学和论辩方法等内容，其核心是逻辑学。(2)提出荀子建立了以正名为特点的名辩学体系。(3)指出韩非子的“矛盾之说”不仅涉及到关系命题，而且尖锐地提出了自相矛盾的思想。(4)指出庄子的名辩思想是中国名辩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层面和环节。(5)列举了秦后800年一些重要的名辩成果，有力地否定了数百年所谓名辩学至秦“遂亡绝”的传统观点。(6)从《诗经》到《文心雕龙》，在古文献中挖掘出大量有关“喻”的精彩论述，得出中国古代有比喻推理的结论，并且指出这是中国古代运用得最多的一种推理形式。2因明。(1)对1949-1989年我国因明研究的发展作了总结，划分出“新的起点”、“抢救因明”、“走出低谷”几个阶段，阐述了各阶段的特点。(2)对“藏传因明”作出界说，指出藏传因明不同于汉传因明的特点。(3)指出玄奘在中国逻辑史上的贡献。3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1)阐述了金岳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教育思想的成果，肯定金岳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2)总结了金岳霖的学风和治学方法。(3)阐释了金岳霖1949年以后哲学思想的主要变化及变化的原因。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阶级观对金岳霖的影响最深，同时给出一个评论金岳霖变化的标准。4沈有鼎学术思想研究。阐述了沈有鼎研究名辩学的原则和方法，提出抓住反映公孙龙面貌的较早文献做全面考察，是破解《公孙龙子》作者之谜的一把钥匙。
　　倪鼎夫在中国逻辑史方面有以下两个新成果：1认为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等著作时，提出了翻译的语义标准(信、达、雅)，分析汉语语法和语义特点，把西方语义学思想和中国正名学说，把逻辑的定义理论和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说结合起来，严复是近代史上对语义学有贡献的学者。2金岳霖哲学体系是具有中国传统的现代哲学体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有机结合。
　　张清宇在中国逻辑史方面做了以下两项工作：1运用词项逻辑研究的新成果，建立起名辞逻辑系统，用来阐明《墨经》中的一些逻辑问题。2提出了易图的一个内涵格解释，并对周易卦序结构作了一个分析。
　　张家龙在中国逻辑史方面的成果有：1从数理逻辑观点构造了《周易》的形式化系统，指出《周易》不仅有初步的语形学，而且也有初步的语义学。2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分析了韩非的“矛盾之说”，指出“矛盾之说”原先适用于一对反对的关系命题，使用了全称量消去律后才适用于一对矛盾的关系命题。3用现代逻辑方法将“侔”式推理概括为两类共6种有效式，并在一阶逻辑中作了严格的证明。4对沈有鼎的“两个公孙龙”假说的方法论意义和学术意义作了深刻的分析，对沈有鼎认为《迹府》是晋代作品的观点补充了两个论据，对沈有鼎认为《通变论》和《名实论》不是公孙龙所著的观点补充了两个例证。
　　诸葛殷同指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是很初始的，不仅没有正式使用变元，更严重的是设有真正研究过任何一个逻辑常元。古圣贤从未抽象出任何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墨经》多次使用有效推理“侔”，但却主张慎用，而不敢普遍使用，这就违背了逻辑的精神。关于公孙龙，诸葛殷同提出仅注意“白马非马”中“非”的解读，还没有把握住命题形式；公孙龙对“白马非马”的两个主要论证都是不合理的。
　　巫寿康(1937-1989)从数理逻辑观点对《因明正理门论》进行了研究，探求九句因、因三相、同品、异品、宗因喻三支、宗过、因过、喻过的数理逻辑表达式，分析了九句因、因三相、谬误的性质，揭示了“九句因说”、“因三相说”、“宗因喻三支说”之间的联系和一致性，揭示了《因明正理门论》内容上的丰富性、基本性质上的演绎性、系统内部的一致性。
　　七、西方逻辑史和现代逻辑史
　　周礼全在专著《模态逻辑引论》中写有模态逻辑简史一章，这是我国第一部简明的模态逻辑史，他重点阐述了模态逻辑思想的渊源、对必然和可能这些模态概念的理解、这些理解与后来模态逻辑语义学创建的关系以及各种模态逻辑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周礼全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作了既简明又周详的梳理，对于从古希腊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的模态逻辑史作了精当的概括。
　　张家龙的《数理逻辑发展史棗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的数理逻辑史专著。本书首先提出了研究数理逻辑史的方法论原则，将数理逻辑发展分为前史、初创、奠基和发展等4个时期，采用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统一的原则加以论述，总结出数理逻辑发展的外部动因和内在的规律，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和数理逻辑理论的辩证关系。本书对数理逻辑重大成果的论述侧重于逻辑方法的分析，对一些重大成果的哲学意义作了总结和概括。
　　张家龙用现代逻辑的工具对亚里士多德的关系理论和中世纪的逻辑作了新的解释，指出亚里士多德是关系逻辑的开拓者，在中世纪逻辑中蕴涵着现代逻辑的胚芽。
　　张尚水对20世纪最伟大的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的逻辑成就和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总结了哥德尔划时代的数理逻辑成果(哥德尔完全性定理、不完全性定理和广义连续统假设的一致性)，论述了哥德尔客观主义的数学哲学与他的逻辑成就之间的关系。
　　王路在西方逻辑史方面，主要把握了两个要点，一个是亚里士多德，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由此研究了逻辑的产生和发展的性质、特征和规律。另一个是弗雷格，探讨了弗雷格的思想，由此探讨了现代逻辑的产生和发展的性质、特征和规律。这两项研究分别形成了两本专著，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和《弗雷格思想研究》。从这两项研究出发，对逻辑的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明确指出：逻辑的本质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必然地得出”，现代逻辑在这一点上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符合这一点的是逻辑，不符合这一点的就不是逻辑，并且从逻辑史的角度详细论证了这一观点。
　　倪鼎夫对穆勒的逻辑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穆勒一方面吸收了三段论，肯定从前提到结论的逻辑必然性；另一方面，穆勒的经验论思想在理论上破坏了逻辑必然性，把三段论说成是个别到个别的推理。
　　逻辑学在西方发达的内在原因
　　KongXiaoLong
　　没有刻意搜集过资料，只是随便翻翻，随便随想。
　　逻辑学在西方的发达决不是偶然的。它的内在原因如果探讨起来，可以写一本书，里面含各种搜集的资料。该原因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
　　1、欧式几何演绎体系的建立和它的广泛影响。对笛卡尔，斯宾诺沙，牛顿，爱因斯坦，对哥白尼，开普勒的影响。
　　2、古希腊诡辩派在社会上的辩论活动的开展。
　　3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该书没看过，但对演绎思维的探讨是有历史意义的。特别是中世纪神学统治下经院哲学的影响是深刻的，经院哲学在当时占统治地位，其思维规律变是采用的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思维。而亚里士多德对演绎的重视要重于归纳，这也不是偶然的，兹略。
　　4 、科学在近代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和巨大利益导致了人类对逻辑学的重视和发展。
　　5、西方语言的抽象文字利于逻辑思维的发展，在这方面，象形文字是不利的。
　　6 、欧洲小国林立，更容易发生交往和纷争，对正义、公平和合理的讨论要比一个大国要更频繁和热烈一些。这一点是猜想。
　　总之，在逻辑学上，中国完全不是西方的对手，缺少历史的根基，墨家逻辑与因明学纷纷失传和中落。中国或可一争的只有直观性的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完全缺乏传播的基础，因为它对语言是超越的。因此对于国家的发展，只有从零起步，向西方学习。显然目前学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农民逻辑学家陈弛山
　　写书，是为做无愧于社会的人；
　　做人，是为写一本不朽的书。
　　陈驰山，湖南省津市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他矢志不渝，潜心研究逻辑学、
　　哲学，14年写了将近80万字的三部书稿；他仗义执言，乐于助人，被乡亲们称作
　　"110"。2001年3月，他的16万余字《中国最早的逻辑哲学专著--《易经>体系研
　　究》，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另两部书稿也将面世。这个摸了30多年泥巴的
　　农民，终于实现了他的"干大事"的追求，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逻辑学家。
　　■与逻辑结下不解之缘
　　陈驰山的书架上摆放着成套的《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书页已泛黄。
　　说起《毛泽东选集》，他说这套书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陈驰山15岁那年开始读
　　《毛泽东选集》，看完一页，他再也放不下了。蕴含在《毛泽东选集》中丰富而生
　　动的辩证法深深吸引了他。随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论一元论历史观的
　　发展》、《纯粹理性批判》等鸿篇巨著也摆到了桌上。从此，他与逻辑学、哲学结
　　下了不解之缘，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学习逻辑学，要有一定的语言和数学基本功，1977年起，陈驰山用了10年时间，
　　自学了初中、高中和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啃"起
　　初中、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谈何容易。为了搞懂一元二次方程求根公式
　　的推导过程，陈驰山多次星夜步行10多公里，赶到翊武中学找刘爱武老师求教。刘
　　老师惊奇的是，陈驰山居然一直学到了微积分和数理逻辑，村里人称他是"没有文
　　凭的大学生"。
　　■14年里写了三部专著
　　1989年盛夏的一天，陈驰山步行10多里赶到保河堤邮政所，将长达18章40余万
　　字的《汉语言逻辑学》手稿寄给恩师刘培育教授审阅。
　　从北京回来，陈驰山按照刘教授等名家的指点，正式转入逻辑学的理论研究，
　　并将填补国内逻辑学研究空白的汉语言中既定逻辑关系的系统研究，确立为第一个
　　研究课题。短短3个月时间，他就完成了3万余字的《汉语言逻辑学》写作大纲，并
　　分别寄给了培训班的26位学友和几位老师。大家对陈驰山的写作大纲给予肯定，并
　　鼓励他早日成就科研课题。
　　书稿寄出3个月后，刘培育教授审阅《汉语言逻辑学》手稿后给陈驰山回信道：
　　"我由衷地祝贺您近年取得的重要成果。"他还准备亲自致函出版社，为陈驰山联
　　系出版事宜。
　　"现在写打架、打赤膊的书挣钱。"有人劝陈驰山改弦。可是，钱的诱惑并没
　　有改变陈驰山。他坚信一个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在于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思维擎起
　　一盏明灯。
　　1989年冬天，《中国最早的逻辑哲学专著--《易经体系研究》的写作计划，
　　又摆在了陈驰山永远拥挤不堪的小方桌上。该书写作历时11年，初稿6万余字，二稿
　　20万字，三稿9万余字，四稿20万字，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为了这部书稿，陈驰山跑
　　长沙、武汉及各区县市图书馆查找资料100多次；为了这部书稿，陈驰山把佶屈聱牙
　　的《易经》翻成了"药渣子"。
　　《易经》中存在由"三、九"数形所制约的逻辑"衍式"，是陈驰山著述《易
　　经》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石。为了寻找"衍式"的存在，陈驰山几乎陷入了癫狂的状
　　态。一天傍晚，陈驰山挑着大粪，摇头晃脑地走向自家菜园。突然，他把担子往后
　　一撂，大叫道："衍式，我找到易经逻辑的衍式了！"正在身旁锄草的父亲陈天焕
　　被泼了满身的粪便。
　　《中国哲学大词典》撰稿人、上海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周山教授看了陈驰山的
　　《<易经>体系研究》后高度评价："尊稿从逻辑角度审视《易经》古经，以现代逻辑，尤
　　其以逻辑语言学作为工具，对《易经》思维形式进行剖析，以及将《易经》与先秦
　　逻辑学思想进行联系分析，体现了极大的理论探索勇气，对于目前停滞不前的易经
　　研究，包括对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确有很好的启迪和促进。"
　　《<易经>体系研究》得到了专家的如此好评，但因为钱的问题，迟迟不能与读者见面。
　　这时，一些好心人劝他，"三毛，你写书又写不出米来，何苦呢？"陈驰山正言道：
　　"写不出米来我也要写！我喜欢。"
　　没隔多久，陈驰山在继续修改整理前两部未能付梓的书稿的同时，对古印度因
　　明逻辑学的研究蔚然大成，一部12章20余万字的《因明学史》已于1999年底脱稿。
　　■乡亲的"110"
　　写书，是为做无愧于社会的人；做人，是为写一本不朽的书。这就是陈驰山关
　　于写书与做人的辩证法。
　　有人说陈驰山的生活是三部曲：种田、写书、帮人。陈驰山无论对家人，还是
　　对别人，他都是一副热心肠。
　　母亲患肺结核多年，由于有了驰山的悉心照料，老人家的身体至今仍算硬朗。
　　听人说喝鲜鱼汤对治结核病有帮助，陈驰山再忙，也总要想法弄条鱼给母亲补补身
　　子。在弟妹们眼中，陈驰山是一个厚道的兄长。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攒钱供弟妹
　　们读书。1983年，承包责任制落实到户时，他帮父母一下承包了17.3亩水田、4.7亩
　　旱地，成了村里最大的承包户。他和父母起早摸黑，让4个弟妹中的3个读到高中毕
　　业。弟弟陈本豪说起兄长时一脸的尊敬："这些年，俺哥为这个家吃了太多的苦。"
　　时间对陈驰山来说是宝贵的，但乡亲有事找他帮忙，能办到的，他满口答应，
　　从不推辞。1996年临近年关的一个寒夜，陈驰山正在奋笔疾书。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打断了陈驰山的思路，保河堤镇双合村的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农民闯进了陈驰山的
　　家。原来，双合村的田四林母子见年关临近，鲜鱼价格看好，一大早就在自家承包
　　的鱼塘里抽水捞鱼。就在鱼塘水抽干之时，一伙小青年见田四林孤儿寡母好欺负，
　　便无理抢去几条鲜鱼，田四林奋起反击被打伤。田四林听说陈驰山懂法律，且仗义
　　执言，特意让朋友代他向陈驰山求助。陈驰山听后，拍案而起："走，这事我帮定
　　了。"急行20公里路，陈驰山赶到双合村已是凌晨1时许，便立即将田四林送到了医
　　院，依法进行司法鉴定。清早6点多钟，陈驰山便敲开了渡口镇派出所的大门，将写
　　好的案情经过交给了有关人员。3天后，田四林得到了1100元赔偿。
　　陈驰山喝的墨水多，做事讲道理，所以四乡八邻的乡亲爱找他解难。村支书黄
　　肥治给笔者介绍了这样一件事：1988年，有一位农民因宅基地的事情与乡政府闹矛
　　盾，听说陈驰山名气大，就找到了铜盆村："陈哥，这事你帮我摆平，我决不会亏
　　待你。"陈驰山笑而不语。他找到乡邻了解情况，认为该农民与乡政府的矛盾，还
　　远远没有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便细心劝说农民进行内部协调，终于平息了这场矛盾。
　　陈驰山这些年来为乡亲父老提供了多少次法律援助，调解了多少扯皮的事，他
　　说不下30起。他从不索取报酬，如果谁出于感激给他包烟什么的，他就会感到很不
　　好意思，所以村里的人有事总爱找他帮助。"驰山，我的井不出水了，能修修啵？"
　　"驰山，橘子树要搞嫁接，有空啵？""驰山，要过年了，帮我砌个灶吧。"......
　　陈驰山总是百叫百应，样样都干。
　　陈驰山对自己几十年所做的一切感到欣慰，他说："人应该为大我而生，不能
　　只盯着自己这个小我得到了什么，而应该想到为社会，为人民贡献了什么。得到了
　　什么，是暂时的，贡献了什么，才是永恒的。"
　　■文／黄雪斌
　　沈有鼎：著名数理逻辑学家
　　刘培育
　　著名逻辑学家，杰出的中国逻辑史家，我国数理逻辑研究的先驱
　　沈有鼎生于上海，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取公费留美，1921年至193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谢弗和怀德海指导下从事研究，193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至1934年留学德国，先后在海德堡和弗赖堡大学杰浦斯和海德格尔指导下从事研究。1934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次年任教授，并担负指导研究生工作。1937年至1945年任西南联大教授。1945年至194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回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沈有鼎是我国早期少数几位数理逻辑学家之一。他对经典命题逻辑、直觉主义命题逻辑、相干命题逻辑、模态命题逻辑等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数理逻辑领域里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两个新的逻辑演算系统，构成了两个悖论。
　　1．“初基演算”。初基演算是比Johansson的极小演算更“小”
　　的命题演算。建立初基演算的意义在于，从它出发一方面可以逐步扩展为Johansson极小演算，Heyting的构造性命题演算，再到二值演算；另一方面可以逐步扩展为Lewis的S4、S5再到二值演算。初基演算是上述两个方面演算的共同基础，建立初基演算可以加深我们对命题演算构成的理解。同时，初基演算还给出了一种简单而严格的命题演算证明的新的系列标记法。
　　2．不依赖量词的部分的纯逻辑演算。所谓“纯逻辑演算”是专指加入了“同一”概念之后的狭谓词演算。纯逻辑演算中不依赖量词的部分是纯逻辑演算中极其微小的部分。这项研究成果从带等词的一阶逻辑中分离出一个完全的、可判定的子系统。沈先生没有按照通常的办法给出本系统的公理，而是采用一种和命题演算中运用真值表判定一公式是否定理的方法相类似的判定方法，把真值表推广为“值表”。而这种方法本身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公理系统。
　　3．“所有有根类的类”的悖论。即对于类A而言，如果有一个由类组成的无穷级数A1，A2，…（不一定都不相同）使得
　　…∈A2∈A1∈A，
　　则称A为无根的；并非无根的类，称为有根的。令K是由所有有根类组成的类。假定K是无根的，那么有一个由类组成的无穷级数A1，A2，…使得
　　…∈A2∈A1∈K。
　　由于A1∈K，A1就是一个有根类；由于
　　…∈A3∈A2∈A1，
　　A1又是一个无根类。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K是根类。因而K∈K，并且我们有
　　…∈K∈K∈K，
　　因此，K又是无根类。
　　这一悖论跟所有非循环类的类的悖论以及所有非n－循环类的类的悖论一起，形成了一个三体联合。
　　4．两个语义悖论。一个是命题：
　　⑴“我正在讲的不可证明”。通过简单的论证，可以得出⑴既可证明又不可证明。另一个悖论是⑴的对偶命题：
　　⑵“我正在讲的可以反驳。”
　　这个命题既真又假。
　　沈有鼎指出，在对所给语言能形式化的东西未做精确刻画时，⑴和⑵只不过分别是两个悖论序列的首项。
　　沈有鼎在先秦名辩思想研究中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他在诂解《墨经》中有关逻辑学的文字的基础之上，以现代逻辑为工具去研究《墨经》的逻辑学，挖掘出《墨经》中许多鲜为人知的逻辑思想。比
　　如，他对“言尽悖”、“非诽”等命题的阐释，揭示了中国古代人对自相矛盾命题的独特悟性；对“兼爱相若，……其类在死蛇”的疏解，揭示出古人对关系命题的本质的深刻理解……更重要的是，沈先生揭示了《墨经》的逻辑学体系。《墨经的逻辑学》一书在阐述《墨经》的认识论之后，根据《小取》的规定，依次阐述了辩的目标和功用、名、辞、说和辩的原则及个别方式、《墨经》与各学派的关系等，这就把《墨经》的逻辑体系大体揭举了出来。他紧紧抓住逻辑是研究推理的这个本质问题，阐述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归纳、演绎、类比推理的认识历史，指出类推（或推类）是中华民族最为常用的一种推理形式，也是中国古代逻辑不同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最根本的特征。沈先生的《墨经的逻辑学》是中国逻辑史领域里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把我国学者对《墨经》逻辑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沈先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见解。在哲学方面，他提出了中华民族性和哲学关系的新观点。他乐观地预言，“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知道：哲学在中国将有空前的复兴，中国民族将从哲学的根基找到一个中心思想，足以扶植中国民族的更生。
　　这是必然的现象。”贺麟先生当年评论说，沈先生说出了“非卓有见地的人不敢说的话。”至今仍有学者著文高评沈先生的上述观点。
　　沈有鼎对周易有深刻的见解，1936年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周易卦序分析》一文，连标点在内不足200字，指出周易卦序用建构原则而不用平等原则“是以义味深长，后世儒者多不能晓”。他又指出，主卦从卦其排列则上篇象天而圆，下篇法地而方。有三序：回
　　互之序，交错之序，顺布之序，“井然森然，杂而不乱，学者所宜用心焉。”胡世华先生评论说，这是关于周易卦序的真正科学研究。
　　为什么要讲逻辑？
　　刘宗坤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几乎所有最初建立于西方的学科均被陆续引入中土。但经百年之后，各学科的命运却大为不同。有些学科被大众广为接受，比如自然科学中的众多科目，而另外一些学科则因缺少发展的土壤而难有作为，甚至在知识界内部也难以普及。逻辑学就是如此。而一个不重视逻辑学的民族，在思维上实则难以成熟。
　　在正常情况下，人的思维和行为都符合一定规则。这些规则有些是约定俗成的，有些是人为规定的，或二者兼有之。思维的规则在古代希腊被称之为逻辑，研究逻辑的学问就成为逻辑学。因为思维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表达出来，所以逻辑学研究的其实是表现于语言中的思维规则。实际上，希腊语文中，逻辑（logos）一词本来就包含“说话”、“语言”等意思。这样一来，逻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各种语言表达方式中，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它讲求的是明晰，最忌似是而非。比如说“张三是人”这句话表达了一个有效的判断，而反过来说“人是张三”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判断。何以如此？逻辑学就解释其中的所以然。
　　在中国古代，相当于西学中逻辑的东西叫“名辩”。墨翟和他的一群学生称得上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逻辑学家，有著作《墨经》传世。那是直到近代西方逻辑学被引入之前，中国最系统的逻辑学著作。不过，墨翟学派只存在过一段极为短暂的时期，大约界于孔丘与孟轲活动的年代之间。稍后，遭孟轲致命的一骂，便一蹶不振，能有些残篇断章传世，已属万幸。本来，孟轲在到处游说各国王侯，推销自己的“仁政”方案时，墨翟早已作古，只有他的一群学生还在活动。除了辩论诸如“杀盗”算不算“杀人”之类的逻辑问题以外，也批评一些时政。而这正是孟轲的专业爱好，两种思路谈同一类问题自然免不了发生齿唔。孟轲本是孔门中的右派，生性也算得憨厚，但为了坚持真理，竟不再顾及温良恭谦让，开了中国思想史上以骂代讲理的先河。
　　这段恩怨的缘起倒不复杂。墨翟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兼爱”的道理。他说，人不能只爱自己的父母，也应当象爱自己的父母那样去爱别人的父母。孟轲觉得，人应当首先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再把这种爱推及别人的父母。在今天看来，墨孟两人的观点并没有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其中反倒存在许多共识。但不知孟老夫子为何就来了火气，非要做誓不两立状，痛斥墨家子弟还有他们的老师“无父无母”，全是些禽兽。墨家子弟如何申辩，已无从可考。至于他们是否禽兽，则用不着多废笔墨。谁见过禽兽搞出过逻辑学呢？但经此一骂，墨辩在中国思想史上便几近乎销声匿迹了。中国的思想者大多不再把精力放在思维规则的有效无效上面，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便应运而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不此不彼，无此无彼，就成了一种普遍的言说方式。期间，因明学（印度的逻辑学）曾随佛教传入，唐僧为了修得此道的真传，曾去西天取经。但他取回的真经，在中土水土不服，终难成气候，重蹈了墨辩的覆辙。比墨翟幸运的是，唐和尚沾文学的光，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总算不虚此行。但在公众印象中，他憨厚有余，智慧不足，却命定与各路不讲逻辑的妖精打交道，没有成为盘中餐，还要感谢那位靠造反起家的徒弟。很少再有人关心他到底要去取什么经。至此，中国智慧似乎再没有希望在逻辑上有什么长进，甚至有人开始怀疑墨翟的国籍，考证他是否由西土跑到中原来搞事的野和尚。
　　逻辑学在当代国内大学中仍然属于最不受重视的学科之一。大部分逻辑教师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逻辑训练，只能讲授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在现代西方大学中已经成为普通课程的符号逻辑，国内大部分大学均无法开课。符号逻辑对于解决复杂的问题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和理论，一经符号化，其真假便一目了然，可以避免许多没有必要的争论。打个比方，如果说用不合规范的语言来讨论问题就象掰着手指头算加减法一样，那么符号逻辑的方法就象数学一样明晰。掰着手指头算2＋3还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但算2300＋23000就不那么灵光了，而在数学中，这却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了。既然我们可以从小学就教授符号化的数学，为什么不能在大学中把符号逻辑作为一门普通课程呢？虽然笔者对自然科学不在行，但据我所知，似乎西方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缺少逻辑修养的自然科学家。至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离开了逻辑似乎也行不通。一篇论说文章不管写的多么煽情，也不管其中的事实是否有出入，只要出现逻辑问题，那么它的结论就是无效的。这是一个硬标准，以此来衡量一种观点的真假。所以，那种只讲观点，不作论证的文章并不是写出来与人讨论的，而是写出来只让人接受或拒绝的。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你是如何得到的这个结论，怎么能轻易接受呢？
　　中国的先贤在逻辑学上逊色于西方的先哲，许多复杂的问题便不象西方人讲的那么清楚。结果是，许多在西方学界已经讲得很清楚的问题，我们还要不断争论。这种状况说明了我们文化的不幸。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虚心学习解决问题的规则，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不幸了。在一种缺少基本规则的语境中，再争论一千年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文化认识论的逻辑基础
　　○方汉文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成果的总合，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全球范围的文化交流日益推进。16世纪以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大规模交流促使文化认识论的建构凸现出来，人们不再满足于古代人对于文化差异的初级认识形态，如孔子所说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异族文明的容纳与汲取精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化同一论所代表的古希腊文化的文化认识论、古罗马确立基督教地位后，以一神教为信仰的西方传统文化对于异教的排斥等等。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化关系不能再只以自我感觉为基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有逻辑基础的认识理论，这种认识应从科学角度说明文化差异与同一的实质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对待。从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到黑格尔，都在努力把自我认证作为主要途径，这种认识主张认为：民族文化是独立的体系，各有其构成的中心。因此不同文化之间不能直接形成认同。文化之间的认同必须通过民族文化的同化，即他人文化进入自我文化的体系中才能被理解和接受。民族的心理思维与语言各有其特性。语言是民族性的表现形态之一。洪堡说，"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包含着其特有的世界观"。总体来说这种有代表性的西方文化认识论是以理性同一性为中心的，是理性中心论在文化领域中的反映，至少在文化领域内，它的认识仍然是形式逻辑为主的。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到对这种认识论的理论批判，萨伊德等东方学者对于西方中心理论进行了尖锐批判，可惜没有能把这种批判深入到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基础认识论层面，所以那样的批判尽管慷慨激昂，但结果只能及其皮毛而不能及其筋骨。笔者认为至少要注意两次重要的批判：
　　第一次是康德对于赫尔德等浪漫主义文化认识论的批判，康德不无轻蔑地说到当时被吹嘘得无所不能的所谓人类学知识，认为这门随着殖民扩张而勃发起来的学科并不是代表理性的科学。他评论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观念》一书时，就指出其学说是“动摇于人类天生具有不同性和共同性”（即差异与同一）之间的“支离破碎的假说”：他把人世气候不同的原因称为一种遗传的力量。……一方面他摒斥进化论的体系，但是另一方面又摒斥外部原因的纯机械的影响，认为并不适用于解说原则。于是他就采用了一种内在的、按照外部环境之不同而能相应地自行调节的生命原则作为它们的原因，评论人在这一点上对他完全赞同，但只有一项保留：即，如果这种由内部起组织作用原因由于其本性，也许在被创造物的形成过程中仅限于一定数量上与程度上的差异（按这种办法，它就不能在已经改变了的环境之下，有进一步再形成另一类型的自由）；那么我们仍然很可以把这一发育性的自然规定称之为种子或原始秉赋，而不必因此（就像在进化论体系中那样）把前者看成是自始储存着的并且仅仅是偶或彼此包蕴着的机制蓓蕾，反倒应该看成是纯属一种尚未能进一步得到解释的自我发育的能量的局限，而这后者我们恰即不大能解释或者是使之为人理解。康德对于赫尔德种族文化理论的揭露是一针见血的，西方中心论是种族优越论的一张画皮，甚至连进化论的遮掩都不再需要了。可是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他们才是上帝天生的宠儿或是“特选者”，其他未开化民族则只能像塔希提岛上的“幸福的牛羊”一般蒙昧。正像康德所说，他们连完整的逻辑学基础都没有。
　　第二次是后现代主义针对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中心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者拉康、德里达、福柯、德律兹和瓜塔里等反对黑格尔哲学也是西方理性的核心同一性思维，强调差异的绝对性，反对历史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后现代主义者几乎完全否认了形式逻辑，正像哈贝马斯所说，失去了认识的阿基米德基点。无论如何，这两次批判对于西方文化的重创未可轻视，它是我们重建文化认识论的前车之鉴。
　　那么，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文化认识理论形态的建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辩证逻辑为我们提供了逻辑依据，从整体来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是以理性精神为主导的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而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所谓“次文化”。中国文化的核心是辩证理性的，而不是所谓的“实践理性”或其它。冯契先生指出：“生产、语言以及哲学和科学历史发展的特点，使得中国人有较多的辩证思维的习惯，而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就对辩证逻辑作了较多贡献。”李约瑟博士也说过，当古希腊人和古印度人发展形式逻辑的时候，古代中国人更重视辩证逻辑。中国的有机宇宙观与希腊人、印度人的原子论相比，中国是高深的，而西方是初等的。新辩证观念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和理性原则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建构文化认识论。简单说，中国辩证观念是《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观念，《墨经》“同异俱于一”的辩证逻辑为核心。在历史文化观念上表现为“究天人之际”的人与自然同一与差异的辩证联系，华夏与四夷、儒释道三教互相交往与逾越，自我与他人互动互补的原则。这种原则的阐释是无限丰富的，前人已有大量的论述。笔者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辩证观念是以《易经》、《墨经》中的辩证逻辑为基础的，我们需要新的辩证观念，它建构于辩证逻辑基础之上。作为一种现代理论形态，它更重要的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观念中获得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历史与逻辑结合、分析与综合结合、符号感性与理性思维结合，形成完整的体系。
　　有了文化认识论的逻辑基础，我们的文化认识论才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态度。在多元文化时代，这种辩证观念所给予我们主要指导是如何看待中国文化自身，中国文化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关系。
　　向人类的智慧凝眸向人类的智慧凝眸
　　从川东回到保靖，沈从文被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陈渠珍，１８８２年生，凤凰人，
　　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１９０７年与林伯渠哥哥林修梅投奔川边大臣赵尔丰，任新军６５标
　　队官。其时，英军入侵西藏，陈渠珍上书《西征计划》，得上司赏识，被任命为督队官，一
　　面率军抗击英车，一面镇压西藏土著叛乱。辛亥革命时，陈渠珍率部哗变，挑选湘黔籍官兵
　　１１５人取道青海返回内地，仅七人生还。１９１２年回到湘西，督办开河工程。田应诏保
　　奏他开河有功，反而因此旧事重提，被押解送京。得傅良佐担保，回湘西在田应诏军中任副
　　参谋长，主办军官训练团，培植个人势力。１９１７年升参谋长，兼任第一梯团团长。护国
　　战争发生，田应诏不理军务，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改由陈渠珍担任。１９２０年任湘西
　　巡防统领。
　　陈渠珍主持湘西军政后，打着“保靖息民”旗号，锐意整军经武，开办学校、工厂，刺
　　激商业，使湘西一度出现辛亥以后最好的局面。然而对内部却不实行变革，沿袭清代绿营屯
　　田制老例，人民承担赋税极重；对外又不思进取，护国之役，出乒最远不过桃、常，孙中山
　　在广东谋划第一次北伐前，曾派代表与陈渠珍联系，委以“第一师长”职务。陈渠珍请一次
　　客，送代表两千元路费，委任状却压在被褥底下毫无作用。这时，国内联省自治口号喊得极
　　响，陈渠珍便仿阎锡山在山西做土皇帝办法，以“湘西王”自居。
　　陈渠珍中等个子，长得一表人材。不留胡子，脸面常年光洁清爽，黄黄的眼珠，很有威
　　严；穿长袍，不戴帽子，留分头，后面拖个尾巴。俗话说，“黄眼珠不认人”，陈渠珍治事
　　严厉，又生性猜忌多疑，却自律甚严，每天天不亮即起床，深夜还不睡觉，年近４０也不讨
　　姨太太（后来却娶姨太太一大堆，那是沈从文离开湘西以后的事了）。平时极好读书，以曾
　　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因此，在他的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
　　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
　　帖，和一套《四部丛刊》。
　　军部会议室是一栋新建房屋，孤零零站在一座山上。开会时，如机要秘书不在，就由沈
　　从文担任记录。平时，会议室就由沈从文留住。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
　　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于是，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旧画古董的登记，全由沈从
　　文来作。由于登记涉及书画作者的人名、时代及其在当时的地位、铜瓷器物的名称、用途等
　　等，这些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在这过程中，沈从文学到了许多知识。又由于必须经常替陈
　　渠珍翻检抄录古籍，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
　　此外，军部书记的职务也比秘书处、参谋处书记要作的事多。一有急电或别的公文送
　　来，即使是半夜，也必须立即起床，抄写回文。因此，沈从文不能随便离开会议室，就好像
　　被禁闭在这所孤零零的屋子里。可是，一到不能外出时，沈从文反而又很清闲了。无事可作
　　时，沈从文只能以读书作消遣。有时，他将那些宋至明清绘画一轴轴取出，挂到墙壁上，独
　　自默默地欣赏，领会它们的妙处；有时翻阅《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古
　　籍，与那些铜器上的铭文作比较鉴别，估出它们的名称及价值；有时又去查阅《四库提
　　要》，以弄清一部自己不熟悉的古籍的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我在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
　　在一份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
　　己生命所成的种种艺术，皆得到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
　　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
　　兴味。①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以一份特殊方式，沈从文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宽泛熏陶。中国
　　古代文明，开始了对这个“自然之子”精神荒野的耕耘。在这之前，虽有过那位秘书官文颐
　　真的点醒，芷江熊公馆的藏书也曾对他产生过诱惑，却因后来的种种变故，沈从文的精神原
　　野又复归于荒蛮。而现在开始的这一倾向，对于沈从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的历史、文
　　学、艺术的中国传统根子，就是在这时扎下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次人类残杀以及这种
　　残杀延及湘西发生的种种怵目景象，使他明白了湘西“蛮族”曾经历过怎样悲惨的命运，这
　　种命运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中被延续着。这影响到他后来对南方少数民族、整个中华民族乃至
　　人类命运的认识方式；他所接触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绘画传统，显明地
　　从一个侧面规范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风貌；浸透在他创作中的古典文学修养、后半生从事文
　　物研究必需的学识基础，乃至他对中国书法历史的透彻了解，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
　　头。
　　这种内部精神的变动，必然影响和改变着沈从文外部行为方式。他很少再各处跑着去
　　玩，即或外出，也不如从前那样玩得起劲了。偶尔到后山、河边走走，也会携一本线装书，
　　躺到草地上去看。疲倦时，就看天上的白云、地上的流水。眼前的景物依旧，仍然是那山，
　　那云，那水，现在看时，感觉却与过去有点不同了。心里起着一点伤感，几份肃穆，数缕柔
　　情，一种延及自然的悲悯。有时，原先那些朋友邀他去玩，他也失去了往日的精采。大家都
　　觉得他变得有点古怪，无形中起了隔膜。外部行为虽然平静了许多，内部精神却有了剧急变
　　动。仿佛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沈从文心里躁动，极力地要冲破束缚它的外壳，但他又说不清那
　　究竟是什么。他时时感到苦恼来袭，周围却没有人来替他解除这份苦恼，他感到异常寂寞。
　　他渴望着有一个合适的人来和他说话，能听他陈述一点什么，也能对他心中的紊乱进行疏解
　　和启发。
　　仿佛冥冥中有人预作安排似的，就在沈从文感到苦恼的时候，保靖城外的山道上，走来
　　了一个能满足沈从文内心需要的人。
　　一匹驮马，驮着高高一堆线装、平装新旧书籍，由赶马人牵着，缓缓前进。一位５０多
　　岁的老者，枣红色脸膛，浓眉，长髯，长袍马褂，一派斯文。身前背后，却正用原始的林
　　莽、高崖、荒岗作陪衬。其情其景，在这偏僻荒蛮之地，有一种不多见的动人韵致。这位老
　　者名叫聂仁德，是聂清的父亲，沈从文的三姨父，陈渠珍过去的老师。
　　聂仁德到达保靖后，立即被陈渠珍安排住到了风景宜人的狮子庵。
　　狮子庵位于保靖著名的狮子洞口。从城边向对河望去，一山耸立，宛如雄狮。临河一面
　　石壁，形同狮面。石壁上有一天然洞穴，张开如狮口，即为狮子洞。洞口不十分高大，里面
　　却空敞阔大，用火燎烛照，深不见边。洞壁全是洁白如玉的钟乳石，白色细沙铺地。一条天
　　然小道通上一座石屋，置有石桌石凳。夏天有一泉水流出，水中有小鱼虾游动，冬天水枯，
　　涓滴无存。鱼虾也不知何所来何所去。清乾隆年间，邑令王倡建书屋三间于狮子洞前，虚掩
　　着洞口。书屋前老树、修竹、古藤相互绞结缠夹，一派青郁气象。附近有摩崖石刻，上书四
　　个大字：
　　天开文运
　　聂仁德是个饱学之士，１８９３年与熊希龄进京会试，为同科贡士。后因丁忧，未能参
　　加殿试。辛亥革命在凤凰成功那年，成为湘西民选第一任民政长。这次是从湖北监利县县长
　　任上下来，路过保靖，稍事休息的。他既属于晚清民初之交一代乡土知识分子，又恰逢“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之风正炽的时代，同晚近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聂仁德无论旧学、新学，
　　都很有根底。自他在保靖住下以后，沈从文几乎每天都要过河到狮子庵去，听聂仁德谈“宋
　　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这些分属中外东西不同来源的儒家理
　　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将沈从文带入一个虚静寥廓的思辩领域，展现出用来疏解自然、
　　人生万事万物的不同因果链。天生的好奇心驱使沈从文提出许多他不知道却又愿意知道的问
　　题，聂仁德也不厌其烦地作出解答，他似乎从这种谈话中也获得了许多快活。这一老一少，
　　在这亘古长存的石洞前，面对千年长泻的河流，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辩难，一谈就是很长很长
　　的时间。然而，这些解释自然、人生的不同学说，用来和自己所经历的实际人生对照时，沈
　　从文时而感到矛盾，时而又感觉模糊。最终留给他的，是一份需要他用一生精力去思辩，用
　　自己生命去证实、去解答的作业。但在当时，这些时而清晰，时而矛盾和模糊的感觉，却使
　　他更加寂寞。心里升腾起更为宽泛的幻想，——他有了不安于目前生活的打算。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合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
　　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
　　法可以得来。①这时，陈渠珍在湘西，正着手完成他一生中的一份重要作业。由于国内军阀
　　间的暂时休战，北京、上海和各省报纸正热烈地讨论“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
　　实业”的有关国内建设问题。感受着时局的影响，陈渠珍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１３个县
　　划分为１００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坤代表会议讨论、协
　　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
　　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
　　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左右的军农
　　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
　　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办报需要校对，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既得到陈渠珍的赏
　　识，在讨论到校对人选时，就自然地想到了沈从文。于是，沈从文又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
　　校对。
　　在报馆里，沈从文认识了一个从长沙聘来的青年印刷工长，两人住一个房间。由于受
　　“五四”运动影响，长沙得风气之先，这个青年工长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人物，身边带着许
　　多新的书刊杂志，并在房间墙壁上钉了几块白木板，将这些书籍杂志放在上面。沈从文也从
　　军部会议室带来一些字帖和古典诗集。一到工余，两人就对面同坐在一张书桌上，在同一盏
　　灯下看书，一读新书，一看旧籍，互不相犯。可是过了不久，两人一熟，就由沈从文打破了
　　这个界限。
　　一天，沈从文见对方手里拿着的书封面上印有一个赤着上身的人像，沈从文感到新奇，
　　就问那工长这是什么书。那工长回答说是《改造》。沈从文又问那题名《超人》的书写的是
　　什么。那工长仿佛吃了一惊，两眼睁得圆圆地说：“唉，伢俐，怎么个末朽①？一个天下闻
　　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么？”
　　“我只晓得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
　　“新的呢？”
　　“我知道随园女弟子。”
　　“再新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