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则”看中山先生因明情怀

因明是印度逻辑的精髓，是世界三大逻辑思想源流之一，其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逻辑的发展起到的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本文仅就孙中山先生为何用因明词汇“理则”来译西方逻辑，初步推测孙中山与因明之情怀。
　　一、 中山先生评逻辑译名
　　今天我们所使用的逻辑一词，是对西方logic的音译。尽管中国古代也有着丰富的逻辑思想，如春秋战国时期由名实关系的讨论而形成的“名辨之学 ”，然而系统的逻辑理论特别是高度形式化的逻辑抽象则是由西方逻辑学理论传入才开始的。最早传入始于明末李之藻所译《名理探》（即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概论》），此后三百年间逻辑学在中国逐渐被传播开来，尤其是清末严复所译《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对西方逻辑进行了系统介绍，并且在各地举办逻辑讲座，它唤起了国人对逻辑的极大兴趣，使逻辑学成为对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西学之一，也掀起了东西方逻辑比较研究的热潮。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胡茂如翻译了日本人大西祝原的《论理学》（日本称logic为论理学）成为国人追捧的对象，此后影响颇大的逻辑学译著还有王国维的《辩学》，但由于译者文化背景不同、采用的翻译方法各异（直译、意译、音译），对logic这一学科该译何名存在争议，先后出现“名学”、“论理学”、“辩学”、“形名之学”、“名理学”、“名辨学” 、“理则学”、“逻辑学”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逐渐通用“逻辑学”（章士钊是中国第一个使用“逻辑”一词之人）。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也在这场译名争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一篇有关的文章中认为，上述这些概念都有着自己的研究领域，即使是用“逻辑”也与该学科存在着很大差距或是说他们只是logic研究的一部分，用部分去代替整体显然是不可取的。其原文如下：“文理为何?即西人之逻辑也。作者于此姑偶用‘文理’二字以翻逻辑者，非以此为适当也，乃以逻辑之施用于文章者，即为文理而已。近人有以此学用于推论特多，故有翻为‘论理学’者，有翻为‘辨学’者，有翻‘名学’者，皆未得其至当也。大推论者，乃逻辑之一部，而辨者，又不过推论之一端，而其范围尤小，更不足以括逻辑矣。至于严又陵氏所翻之《名学》，则更为辽东白尔也。夫‘名学’者，乃‘那曼尼利森’也，而非‘逻辑’也。此学为欧洲中世纪时理学二大思潮之一。其他之一名曰‘实学’。此两大思潮，当十一世纪时大起争论，至十二世纪之中叶乃止，从此名学之传习亦因之而息。近代间有复倡斯学者，穆勒氏即其健将也。然穆勒氏亦不过以名理而演逻辑耳，而未尝名其书为‘名学’也。其书之原名为《逻辑之统系》。严又陵氏翻之为《名学》者，无乃以穆氏之书言名理之事独多，遂以名学而统逻辑乎？夫‘名学’者，亦为逻辑之一端耳。”①（建国方略）上段引文系统的阐述了中山先生否定此前逻辑的种种译名不妥之处，为此中山先生提出将logic意译为“理则学”，赞同者颇多。直至今日，我国台湾地区仍然以“理则学”作为逻辑学的官方学科名称，一方面表现了对中山先生的爱戴，另一方面也表明“理则”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存在的合理性。
　　二、 “理则”译名与因明
　　为什么孙中山先生提出将logic意译为理则呢？中山先生自己的解释是“然则逻辑究为何物?当译以何名而后妥？作者于此，盖砍有所商榷山：凡稍涉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谙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而中国则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夫斯学至今尚未大为发明，故专治此学者，所持之说，亦莫衷一是。此外学者之对于理则之学，则大都如陶渊明之读书，不求甚解而已。 惟人类之禀赋，其方寸间具有理则之感觉，故能文之士，研桔构思，而作成不朽之文章，则元不暗合于理则者，而其造诣之道，则彼亦不自知其何由也。”②中山先生认为“理则”的提出完全是出于对西方logic这门学科本质含义的理解及中国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追求。
　　“logic”的词源“logoes”的基本词义就是言辞、理性、秩序、规律，其中最基本的含义是“秩序”和“规律”。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共有四种解释：1、事物的规律”，如“自然的逻辑”2、某种理论观点，如“哲学家的逻辑”3、思维规律，如“说话要讲究逻辑”4、“逻辑学”。 我们把逻辑作为一门学科所使用的正是逻辑的第三种解释，即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孙中山先生在逻辑译名一文中认为逻辑学是“思想之门径”、“诸学之规则”，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思想规则”，而思想规则正是思维规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即理则就是思想规则。那么用这两个字翻译逻辑是非常可取的，而且用“理则”来表示这门学科很可能就避免了“逻辑”一词的其他解释，更符合logic的本意。
　　汉语“理”字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含义，从治玉的本意到治理、治疗、文理、条理、官吏、星象等等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而且随着古汉语的发展，内涵丰富的“理”还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专门术语，宋代程朱理学将“理”的含义发挥到极致。关于逻辑译成“理则”一事我们最为关心“理”的“准则”、“规律”和“条理”等方面的含义，即把“理”解释为是事物的条理或事物的内在规律。在《易经· 馨辞上》“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中“理”为道理、法则之意；在《荀子·正名》“形体色理以目异”中“理”为文理、条理之意。这些文献表明“理”已具备条理、规律的含义。而同样内涵丰富的“则”字，作为实词本身含义就是“规则”，“条理”，“法则”。如《诗·大雅·烝民》“天生证烝民，有物有则。”《管子·形势》“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中的“则”字都为“规则”、“法则”之意。孙中山先生用“理则”在文字准确性上无可挑剔。
　　笔者认为随后的墨家逻辑又将 “理”赋予了逻辑的色彩，如墨辨“故、理、类”中的“理”既有推理之意。《墨辩·大取》中有：辞“以理长……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这里的“以理长”可理解为，立辞的过程要依据一定的准则、规律进行推演。说明了必须认识立辞中进行逻辑推演的准则和规律。这些准则和规律约当于理。“以理长”，可理解为依据这些准则和规律进行推演。用“理则”翻译西方逻辑可以折射出中国逻辑的思想内涵。
　　“理则”出于因明？！“理则”二字联用古今鲜有，汉语大辞典1989年版收录“理则”词条的最早出处是孙中山文集之《建国方略》。显然“理则”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里均不是一个词语，至少是在孙中山先生为逻辑译名“理则”之时。那么孙中山先生又是怎样知道“理则”一词呢，是中山先生自己领悟到的还是中山先生博览群书竟读过唐代居士吕才的《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言或是曾对因明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因为这个词语首次被联用不是始于孙中山先生。据考，早在唐代，居士吕才在《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中，谈到因明的重要性时说：“理则包括于三乘，事乃牢笼于百法，研机空有之际，发挥内外之宗。虽词约而理弘，实文微而义显。学之者当生不能窥其奥，游之者数载不足测其源。以其众妙之门，是以先事翻译”③这可能就是“理则”合用的最早出处。我们发现吕才居士此段与孙中山先生为逻辑译名“理则”一段“然则逻辑……其何由也”（见第二部分第一段笔者注）所述极其相似。猜想中山先生曾读过吕才的《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
　　这也可能是吕才在玄奘带回因明后就开始了中印逻辑的比较研究，并且从中国逻辑的本质出发来概括印度因明的精髓，即将因明的“宗、因、喻”概括为“理则”。我们把《墨辩》与新因明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辞、故、理、类”相当于因明学中的“宗、因、喻”。谭戒甫在其著《墨辩·轨范》文中谈到“以喻支又分理喻(即喻体)事喻(即喻依)之故。今理事二喻即与理类二物同,而宗与辞同,因与故同,则二者可谓大同。”当代学者张盛彬提出的“墨家后学提出立辞之‘三物’,增加‘理’,‘理’相当于喻体,这一演变过程也与古因明到新因明的演变相类似。”两位学者的观点深化了中印逻辑的共通性。
　　可见“理”是推理的重要环节也是墨家逻辑和因明相通之处，吕才用“理则”概括因明是准确的，孙中山先生很有可能也对此主张表示认同。他早已看到逻辑的世界性、全人类性的特点，用“理则”不仅在词义上符合逻辑学的内涵，而且还成为联系印度因明和中国逻辑的纽带。
　　三、 中山先生与因明
　　“因明是逻辑学、知识论和论辩学的共生体，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逻辑论，故被推崇为世界三大逻辑起源之一。”④是自唐朝玄奘西天取经后，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的佛家经典论著，曾在唐朝掀起过学习的高潮，其丰富的逻辑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逻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吕才提到的“理则”一词包含了中国逻辑的丰富思想，成为因明的专有名词。孙中山先生对逻辑的“理则”译名，很有可能就出自对因明的了解。
　　孙中山先生作为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一生博闻强识，涉猎的领域宽广，对佛学多有接触，曾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期间，认识与结交了许多佛教界的知名人士和朋友，如宗仰上人、太虚、虚云等人，这些大德高僧有的就是研究因明的专家，如太虚大师曾师从杨文会学习唯识宗和因明，曾著有因明专著数本，并且青年时代的“革命和尚”太虚就与孙中山先生交往甚密，他们坦诚相待，彼此交流思想，这期间孙中山先生可能受其影响，接触了大量的因明思想。
　　当然孙中山先生的因明情怀是与时代潮流分不开的，由于杨文会、谭嗣同、梁启超、欧阳渐、章太炎、熊十力等仁人志士的努力，唯识学在清末得以复兴，因明也因窥基大师的《因明大疏》回传而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研究的热点。“在唐代，唯识与因明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兼弘因明成为慈恩宗的一个特征”，“随着法相唯识学的复兴，因明也随之而复苏”。⑤这股因明热出现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唯识宗中的辩证法因素、逻辑思辩方式,使人耳目一新,因而对当时救国兴邦的仁人志士有一定的吸引力。”⑥当时的先进分子如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都曾研究过因明，他们不仅在学术上著述立说阐释因明理论而且还运用因明中的逻辑思想的做为阐发自己革命观点的有力武器,并使其成为革命党人的基本素养，而同样作为时代先锋的革命家、政治家的孙中山先生不可能不受这股思潮的影响。例如章太炎的因明研究功底十分深厚，在中印逻辑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孙中山先生曾与章太炎并肩作战，成立社团、创立刊物，交往密切，因明话题很可能被他们所谈及。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传播革命思想聚集留日学生，不只因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因为他能言善辩与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作为显学的因明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共同话题之一，如胡茂如在其《论理学》一书中曾有专篇关于因明及其与西方逻辑比较的内容。留日学生邹容在狱中曾读过章太炎送的《因明入正理论》。再有，对因明不仅有过研究而且还是因明复兴功臣的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也与孙中山先生交往甚密，曾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这些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无不学习因明，同样是时代领袖的孙中山先生不可能不了解因明，很有可能因明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时尚话题。
　　除了谈论因明外，运用因明更为重要。中山先生传播革命思想的过程就是与人论辩的过程，通过自己严密的论证驳倒对方从而达到传播革命思想、改变封建观念的目的，这正是因明最有价值的地方。中山先生对因明的了解或热爱我们也许还能从其亲密战友和追随者胡汉民先生那里找到一点证据。胡汉民在其所写的《孙文学说写稿经过之发现》一文中曾指出孙中山先生做文章用的逻辑方法不是西方的三段论而是因明方法，特别是“喻”的方法，“喻所以破他”。我们在读孙中山先生的演讲、著作时经常看到他运用类比等形象论证的方法，有时他也总是因事设喻，紧扣论点，设喻说理的地方很常见，往往铺排一大篇，使枯燥的论理变得有趣。如中山先生在论证逻辑的译名不应为“名学”、“辨学”、“论理学”……时所用的“吕宋岛一例”就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论证观点，这就是因明法所用的“喻”。台湾水月大师在其《因明文集》中也曾谈到：“在他的演讲中，不仅好多地方是用“喻”来说明，使人易于领悟，即在他的《孙文学说》一书中亦便引了‘饮食’、‘用钱’、‘作文’等十项比喻来说明知难行易学上的道理”⑦这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已将因明知识作为自身素养的一部分。
　　结语
　　因明作为佛家逻辑在中国传播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所具有的工具性、实用性早已被前人所熟稔。随着上个世纪初因明研究高潮的兴起，使得因明学成为当时社会的显学，僧俗共赏，出现了一大批研究因明的学者和相关著述。此时中山先生用“理则”这个与因明有着深厚关联的词语译名逻辑，自然使我们联想到中山先生可能怀有的因明情怀。
　　［参考文献］
　　①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
　　②孙中山 《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5
　　③大正藏卷五十，262页
　　④姚南强 《 因明的历史发展及其贡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11月 72页
　　⑤郑伟宏 《因明在近代的复苏与弘扬》，《法音论坛》2002年第12期》19页
　　⑥何　磊 《唯识宗在中国近代兴起原因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6)43页
　　⑦水月大师 《因明文集》，《水月全书》第一册 智者出版社 318页
　　(8）刘培育 《20世纪名辩与逻辑、因明的比较研究》《哲学研究》2001年第3期）15 页，17页
　　(9）陈金龙 《孙中山与佛教》，《安徽史学》 2005年第2期)
　　(10)曾昭式　《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 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