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才对因明的贡献

　　吕才（600～665年），唐初杰出的哲学家、音乐家。博州清平（今山东聊城）人，出身于庶族家庭，少好学、善阴阳之术。30岁时，由温彦博、魏征等人推荐进入弘文馆，官居太常博士、太常丞、太子司更大夫。是深得唐太宗信赖的多能学者，也是佛门之外研习因明的集大成者。
　　吕才学识渊博，通晓多种学问，并且大都有专门著作和创造；但是，由于他的生平不入正宗大雅，在史籍记载中异常缺略，又由于他行年著述“异端”的性格，他的著作大多数都已散失，有关因明的专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尚未发现存本，仅有序文。也正因为现有的文献不足，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因明思想观点也就显得异常困难，探寻出他的全部因明思想，目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课题。本文仅从笔者现在掌握的资料，试着去探讨吕才对因明的贡献。
　　一、吕才涉足因明的原因
　　每位学者的思想观点都要受到知识背景、个人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吕才也一样，他的因明思想也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在探讨他在这一领域的思想观点时，了解他涉足因明的原因，对研究他的因明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吕才作为唐初著名的学者，研习因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吕才博学多能，自研能力很强。他通晓天文、地理、医药、制图、军事、历史、文学、哲学、乐律乃至五行、龟蓍、历算、象戏等多种学问，并且大都有专门著作和创造；其中高宗永徽六年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吕才思想的师承渊源不见于记载，魏征和温彦博等一些大臣对于吕才的“多能”交口称赞，却没人提及他的学术师承，魏征本是吕才的山东同乡，但也没有提及他的师承问题；再联系《旧唐书》卷七十九的记载可以看出：吕才是一个未经名师传授、自学成才的大思想家和大学者。博学精思的吕才是“不由师资”而自学成家的多能学者，具有很强的自研能力，这使他能独自研习因明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为可能。
　　其次，因明是新学问，学者争相研习。虽然南北朝时期，佛教因明论典就陆续传入汉地，东魏时所译佛典中的《回诤论》就是其一，但是，包括佛门弟子在内也没有把它当作一门新学问来研习，只是当作佛教理论的一部分，甚至很少问及。一方面是因为传入的因明论典在体系上尚不完善，理论还不成熟；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更不知道是一门新学问。因此，这一时期因明在中国的研习没有得到盛行和发展。直到唐玄奘奉诏译因明二论，将陈那的新因明传入以后，因明在汉族地区才被当作一门学问。玄奘在正译之余，便在译场向僧众口授因明义理，其门下诸大德、弟子各录所闻，竞相传习注疏。不仅佛门弟子争相研习，以懂得因明为荣，而且佛门以外学者也纷纷涉足其中，吕才就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并且引起了儒释之间的一场大辩论。
　　再次，吕才认识到因明的重要性。玄奘只是在正译之余译出了《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两部著作，仅是为了更好地研习其他佛学典籍，使因明服务于内明。一般佛教人士虽然比较重视这门学问，甚至以懂得这门学问为荣，但是没有认识到因明的根本性质，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甚至说“因明小道”，而吕才与他们的观点相反，对因明的重要性和玄奘把它译成汉文的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看中了佛教传入而夹带来的逻辑学即因明。吕才一直很重视逻辑的工具性作用，而且他把有关宇宙义理的观点及其思维方法联系在一起，驳斥了以逻辑为“小道”而以灵枢秘键别在奥册的观点。吕才认为因明是“众妙之门”，是获取各种知识的门径，因此也积极研习因明，并为因明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最后，吕才耻于被试不知。吕才有个“幼少之旧”栖玄法师，也出身庶族家庭，他在“遁于嵩岳”的时期，“犹曲眷於穷巷。自蒙修摄，三十余年”，（大正藏卷五十，《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仍然是一个“清苦”的佛徒，并不属于寺院的庄园地主阶层。二人因儒释身分不同，信仰有别，经常发生争论，正如吕才所说：“但以内外不同，行已各异，言戏之间，是非锋起”。（同上）吕才对于栖玄，一方面充满着道义的同情和尊重，另一方面也坚持着真理，开展了理论斗争。在这一点上，固然表现出吕才“风神爽拔”、“器宇该通”的无所顾虑的气派。
　　吕才自恃才高，宣称学无不通，闻一知十，博通儒道之外，也常涉足释典。栖玄则对他有关佛教的议论不以为然，说佛法玄妙，不像太玄、象戏之类可以逢事穿凿，纵然强学推寻，也难免隔靴搔痒，难得其真理。玄奘译出因明二论后，栖玄以其义趣幽隐，先写一本，见示于吕才，并附书说：“此论极难，深究元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今若复能通之，可谓内外俱悉矣。”（同上）吕才是当时政府官员，又以博学多能著称，加之自恃才高的性格，岂能甘受其辱？于是，吕才以此学问前所未闻，又耻于被试，仔细披阅二论，反复推研，“於是依极成而探义深，凭比量而求微旨，反覆再三，薄识宗趣。”（同上）后来又借到神泰、靖迈、明觉三法师的义疏，更加究习。“既以执见参差，所说自相矛盾，义既同禀三藏，岂合更开二门？”因此，“至於三法师等所说，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同上）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这是吕才涉足因明的直接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
　　二、吕才对因明的贡献
　　吕才“异端”学派的性格和地位，决定了他不是初唐正宗的儒家，但是，他把儒家的积极因素发挥到了饱和程度。他研习因明以唯物主义的“义理”观为理论基础，把宇宙的事理和事理的逻辑联系起来，坚持世界观与逻辑学的统一。又由于吕才追求真理的客观精神和善于批判的治学风格，对神泰、靖迈、明觉三家所言，以“义理乖僻”为标准，自觉地运用矛盾律，向他们提出质疑，认为有道理的加以论证，成立其说，怀疑之处，举出四十余条，加以驳斥，著《因明注解立破义图》，由此引起了一场“儒释之辩”。由于吕才的因明著作除了一篇序文以外，其余的尚无存本，我们仅依据这一篇序文和他与论敌的辩论去探讨他对因明的贡献。
　　第一、明确提出因明具有工具性质，是“众妙之门”，是获取各种知识的门径。
　　吕才对于因明的重要性说：“理则包括于三乘，事乃牢笼于百法，研机空有之际，发挥内外之宗。虽词约而理弘，实文微而义显。学之者当生不能窥其奥，游之者数载不足测其源。以其众妙之门”（大正藏卷五十，页二六二）。由此可见，吕才充分认识到因明的工具性质，并认为是“众妙之门”，是获取各种知识的门径。
　　相比之下，他的论敌却没有这种意识，首先，因明的译著是在正译之余完成的，虽然译场的僧众竞相注疏，甚至以懂得因明这门新学问为荣，但这不能说明佛门重视因明，相反，他们却认为因明服务于内明，只是为了学好内明而已。其次，“因明小道，现比盖微，斯乃指初学之方隅，举立论之标帜。至若灵枢秘键，妙本成功，备诸奥册，非此所云也。”（同上，页二六五）这正说明佛门中人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因明的重要性，正如慧立所说“未为玄门之要旨”。 再次，他们认为因明只是佛门的理论，栖玄法师则对吕才有关佛教的议论不以为然，说佛法玄妙，不像太玄、象戏之类可以逢事穿凿，纵然强学推寻，也难免隔靴搔痒，难得其真理。
　　第二、为因明作图，“独存才之近注”，为初习者入门提供了方便。
　　栖玄法师把二论抄给吕才时，附书云：“此论极难，深究元妙，比有聪明博识，听之多不能解。今若复能通之，可谓内外俱悉矣。”（同上）陈那弟子商羯罗主之所以撰写《因明入正理论》，是为人们提供学习因明的“阶渐”，因为他对因明的传播有这样的担忧：“以其旨微词奥，恐后学难穷。”由此可见，因明是一门极难学的学问。吕才研习二论后，又借到神泰、靖迈、明觉三法师的义疏，更加究习；不仅对因明了解得更加透彻，而且发现同出于玄门，却在有些问题的说法上自相矛盾。于是，“至於三法师等所说，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为上中下卷，号曰破注解。”（同上）
　　不仅如此，为了使因明更加通俗易懂，“至於文理隐伏稍难见者，乃画为义图，共相比较，仍更别撰一方丈大图，独存才之近注。”（同上）吕才用义图勾画出了因明的整体结构，并在稍难的地方加以注释，使得因明理论变得更加易学，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更便于入门直接领悟其要旨。可惜大图今已不存，不然我们学习因明就变得容易了。
　　第三、披露了因明中自相矛盾的一些说法。
　　吕才以唯物主义的“义理”观为理论基础、以“义理乖僻”为标准，披露了因明中自相矛盾的一些说法。吕才在序中说“虽复序致众富，文理会通，既以执见参差，所说自相矛盾”。虽然有的地方已不可考证，但是我们可以从侧面推测出吕才认为因明自相矛盾的地方。
　　首先，吕才指出因明中对“量”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在陈那以前一般承认现量、比量和圣教量（即本教的教义）；而陈那的新因明认为客观事物不外自相(特殊)与共相(一般)，此外再无第三相，所以，人的认识也应相应地只有现量与比量，从而排除了圣教量，在《因明正理门论》中，唯立现量、比量，废去圣教量。他的弟子商羯罗主在《因明入正理论》中继承师说，也认为“复次为自开悟，当知唯有现比二量”。然而，他们在论述宗九过时，却仍把“自教相违”作为宗过之一，这实际上又承认了圣教量，毫无疑问这是自相矛盾的论述。我们认为“自教相违”作为因明的“过”并不确切，甚至自相矛盾，笔者将在另文详加论述。
　　其次，窥基在《因明大疏》中，对于“有法”和“法”是否“互相差别”的解说也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解说“体三名”时认为：“先陈名自性，前未有法可分别故；后说名差别，以前有法可分别故。以后说别彼先陈，不以先陈别于后。以后法解前，不以前解后。”这就是说，只可用法来分别有法，不能用有法来区别法。但是，在解释《因明入正理论》中的“差别性故”时，却又说：“差别者，谓以一切有法及法互相差别。性者，体也；此取二中互相差别不相离性，以为宗体……以此二种互相差别合之一处，不相离性方是其宗。”这里又说法和有法可以互相区别，很明显，这里前后所说自相矛盾。
　　吕才对因明说法中自相矛盾地方的披露，为我们解决矛盾创造了前提条件，使理论体系更加科学，有利于因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第四、使人们认识到因明术语雷同带来的弊端。
　　在因明术语中，有很多具有多种含义，表达不同的内容，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区分辨别，更不用说运用；致使有的玄门中人犯了“执一体而亡二义”的错误，即使是博学多能的吕才也没有避免。
　　吕才在研习因明时对于“因”提出质疑，认为“因”只有一个，根据日释善珠的《因明论疏明灯抄》介绍，居士吕才主张既有“了因”，就不必再立“生因”，既以“了”为名，“因”亦不宜别称；看来他是以“了因”为一种客观的共守规律，而反对用不平等的方式先立下一个立论者的主观的“自悟”和“悟他”来对立。这反映了吕才对广义的因所具有的生、了二义缺乏了解，混淆了狭义和广义的因，狭义的因指推理论证的依据，是相对于宗而言的，地位相当于亚氏三段论中的小前提；广义的因是指一种推理模式，从立敌两个方面来区分的，对于立论者来说是生因，对敌论者来说就称了因。“生因”和“了因”在二论中，其意义不甚显著。窥基的《大疏》则大张“生”、“了”二分之说。生因分三，言生因，智生因，义生因；了因分三，智了因，言了因，义了因。所谓“生因”意味着立论者就所立论题能使敌证者起智，所谓“了因”意味着了解立论者的智力及其言论义理。从立敌共许方面涉及论式的根本规律问题，而从立敌双方分别来讲，则首先涉及现量、比量的问题，这就上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了。
　　明浚在《还述书》中说吕才“且据生因、了因，执一体而亡二义，能了、所了，封一名而惑二体。”（同上，页二六五；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八）玄奘则当面给吕才解释说，“此虽实义，义实未通，非直不耻于前贤，而是无惭于后哲。立言虽一，所望果殊，了宗既得为生智，岂非所以？此乃对所生‘了’，合作二因，难令生了半分？吕失实为孟浪。如灯显瓶，既得称‘了’能起瓶智，岂不名‘生’”。（日释善珠《因明论疏明灯抄》，《大正藏》卷六八，页二五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吕才提出的质疑并不是因明自身理论上的错误，只是由于对因明术语缺乏全面地认识。虽然吕才和一些玄门中人犯了“执一体而亡二义”的错误，但重要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因明术语雷同的弊端。
　　第五、对玄奘译文的准确性提出质疑，改“差别性故”为“差别为性”。
　　在《因明入正理论》的译文中有“此中宗者，极成有法，极成能别，差别性故”，意即立论者和论敌一致认识的属性区别而成的。吕才对这一译文提出质疑，并把“差别性故”改作“差别为性”；同时，窥基的同门师兄文轨也认为译文不准确，同样主张把“差别性故”改作“差别为性”。
　　玄奘指出这样改动译文不但违反因明格式，而且还违反语言规律，不论梵语还是汉语，都是讲不通的，有违语言常识。对此玄奘弟子窥基后来也批评说：“或有于此，不悟所由，遂改论云‘差别为性’。非直违因明之轨辙，亦乃暗唐梵之方言。辄改论文，深为可责！”（《大疏》）但是，这一句在梵文中的原意应该是“由极成能别之所差别”，也就是说命题的主项由谓项来揭示其属性，在藏传因明的译文中也是指这个意思；而玄奘翻译成“差别性故”只是为了凑成四字的工整句式，并没有特殊的含义。这样看来，无论是玄奘译文的“差别性故”，还是吕才和文轨的“差别为性”，二者都是不确切的，因为“差别性故”和“差别为性”既可以解释为谓项揭示主项的属性，也可以理解为主项和谓项互相差别。虽然吕才的这一改动和玄奘的译文一样不准确，但他至少看到了译文不确切的地方，我们今天与梵、藏本相比，玄奘在该论初颂的译文中，为了凑成工整句式，分别在“唯悟他”和“唯自悟”后省掉了“故”。由此可见，吕才的质疑促使人们去探寻因明论著在梵文中的原意，使汉传因明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六、对因明提出的改进意见也具有合理性，如“去体留依而为喻”。
　　“喻体喻依，去体留依而为喻”虽然不确切，但是也具有合理性，对这条意见可以从不同角度作出分析。三支作法通过区分喻体与喻依，改变了喻支的作用，喻支在五支作法中是具体事例，在三支作法中则成了“助因成宗”的一个重要论据，从这个角度看，“去体留依”否定了三支作法的变革，似乎不妥。如果换成另一角度，“去体留依而为喻”又有其合理因素。因明中的“量”来源于计量单位，后延伸为判断知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同样“喻”也可以来源于它的本意，理解为比喻的意思，用来称谓喻依（具体事例）是合适的，但用来称谓喻体(相当于全称命题)则不妥。从这个角度讲，“喻”这一名称已不能概括三支作法中喻支的实际内容（既有具体事例，又有一般性命题）因此，要保留“喻”名，就只好“去体留依”了。
　　按照因明的习惯，三支作法的喻支常可省略，而且总是省喻体而只说喻依。从这个角度说，“去体留依”符合因明的习惯，虽然没从实质上解决三支作法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矛盾，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另外，吕才将印度胜论派的极微说与古代中国《易传》中的太极说联系起来。
　　无论是胜论派的极微说还是中国的太极说都是从唯物主义出发的，“极微”和“太极”都是物质范畴。胜论派的极微说就是原子论，肯定着地、水、火、风等的物质性；太极说中的“太极”即浑然一元之“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由太极生万物而构成整个世界。吕才用胜论的“多生一”（一物由许多“极微”构成）和易传的“一生多”（“元资一气，终成万物”）相比，这样做并非义类不符，反而是义类相符，都是说的同一个意思，只是方向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二者都主张客观实际是世界的根源，都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也说明明浚的责难是肤浅的。
　　三、结语
　　因明是世界逻辑科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的理论十分丰富，并把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新因明由唐玄奘传入中国以后，对其研习曾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对中国逻辑思想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成为中国逻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
　　唐初研习因明的僧俗很多，吕才是释门之外集大成者。他打破了囿于寺院研习因明的观念，“善者因而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这种辩证分析问题的精神以及他对因明的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其因明思想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利于因明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丰富了中国逻辑史的内容。
　　当然，吕才的因明思想也还有一些“纰紊”，他对因明的贡献也不止这些，还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证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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