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山先生“理则”命名由来的猜想

关于“逻辑”的译名有许多结论：如直接承接古人成果，把“逻辑”译为“名学”或“辩学”的；有以其研究内容为本把“逻辑”取舍为“论理学”的；有主要从逻辑社会功能或单一性质出发，表现某一历史阶段中逻辑的工具性，把它译为“论辩术”的，不一而足。然而，孙中山却并不这么认为：
　　近人以此学用于推论特多，故有翻为“论理学”者，有翻为“辩学”者，有翻为“名学”者，皆未得其至当也。夫推论者，乃逻辑之一部；而辩者，又不过推论之一端，而其范围尤小，更不足以括逻辑矣。至于严又陵氏所翻之《名学》，则更为辽东白豕也。夫名学者，乃“那曼尼利森”也，而非“逻辑”也。此学为欧洲中世纪时理学二大思潮之一，其它之一名曰“实学”。此两大思潮，当十一世纪时大起争论，至十二世纪之中叶乃止，从此名学之传习亦因之而息。近代间有复倡斯学者，穆勒氏即其健将也，然穆勒氏亦不过以名理而演逻辑耳，而未尝名其书为“名学”也。其书之原名为《逻辑之系统》。严又陵氏翻之为《名学》者，无乃以穆氏之书言名理之事独多，遂以名学而统逻辑乎？夫名学者，亦为逻辑之一端耳。凡以“论理学”、“辩学”“名学”而译逻辑者，皆如华侨之称西斑雅为吕宋也。夫吕宋者，南洋群岛之一也，与中国最接近，千数百年以来，中国航海之客常有至其地者，故华人习知其名。而近代吕宋为西斑雅所占领，其后华侨至其地也，则称西斑雅人为吕宋人。后至墨西哥、比鲁、芝利等国，所见多西斑雅人为政，亦呼之为吕宋人。寻而知所谓吕宋者，尚有其所来之祖国，于是呼西斑雅为大吕宋，而南洋群岛之本吕宋为小吕宋，至今因之。夫以学者之眼光观之，则言西斑雅以括吕宋可也，而言吕宋以括西斑雅不可也。乃华侨初不知有西斑雅，而只知有吕宋，故以称之。今之译逻辑以一偏之名者，无乃类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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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则逻辑究为何物？当译为何名而后妥？作者于此，盖欲有所商榷也。凡稍涉猎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行为之门径也。人类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矣，而中国则至今尚未有其名。吾以为当译之为‘理则’者也。①
　　即中山先生辩解诸译名之不当。在他看来，“名学”“辩学”或“论理学”“论辩术”都不全面，没有完整地概括西方“逻辑”的含义。而“理则”这一命名相比于“名学”“辩学”或“论理学”“论辩术”等译名更为全面。这是从他自己的陈述中得出的结论。然而“理则”一词从何而来？为什么中山先生单单要把“逻辑”译为“理则”呢？除了字面的因素，我认为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存在。
　　据现有资料可查，“理则”一词来自中国唐代因明典籍，即唐代尚药奉御吕才居士所著之《因明注解立破义图》，这是研究因明的经典之作，可惜散失，仅存其序。然而在其序中我们可以两次看到“理则”一词：
　　盖闻一消一息，范围天地之仪，大哉！至哉！变通爻画之纪，理则未宏于方外，事乃犹拘于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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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因明论者，即是三藏所获梵本之内之一部也。理则包括于三乘，事乃牢笼于百法，研机空有之际，发挥内外之宗，虽词约而理宏，实文微而义显。学之者当生不能窥其奥，游之者数载不足测其源。
　　这是根据现有资料可查的“理则”一词的最早出处，也是对因明有过巨大贡献的吕才现存的唯一一篇文章。我们在此做一个猜想，即“理则”这一命名可能就来源于这篇文章。下面来找证据。
　　首先，从吕才全文来看，“理则”一词作“通于一切的法则”的解释比较贴切，而中山先生认为“理则”乃是“诸学诸事之规则，思想行为之门径”，其核心是“思想的法则”。这一功用定义和“通于一切的法则”的解释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
　　我们再来找其它证据。
　　众所周知，中山先生是学近代西医的。虽然他出生在中国，但他从年少开始接受的大多是“欧洲式的教育”，较为广泛地接触和了解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当然可以由此说他的治学方法应该是习惯于采用西方的逻辑方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胡汉民在《孙文学说写稿经过之发现——孙文学说采用的逻辑方法》中说：
　　孙文学说文章的做法，实在是东方的逻辑方法。西方的逻辑重用归纳法（或指一部分科学方法）用三段式来推断。东方的方法如印度的因明法，即是用宗、因、喻来说明道理。孙文学说可以说就是用因明法，最主要的是喻。喻所以破他，用喻来说明道理，这种力量是很大的。孙先生平日演说，用喻的地方是很多的。②
　　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孙文学说》一书中中山先生引用了“饮食”、“用钱”、“作文”等十项譬喻即“第一章 以饮食为证；第二章 以用钱为证；第三章 以作文为证；第四章 以七事为证（以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事为证）”来说明知难行易学说的道理。如在其“第三章 以作文为证”中中山先生就用“华侨之称西斑雅为吕宋”来说明近人用“论理学”、“辩学”、“名学”等名称来译逻辑的认识上的误区等等。不仅在其代表性著作《孙文学说》中，就是在中山先生其它著作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用“喻”的方法来说明一个思想或者道理的痕迹。
　　在中山先生的演讲中，也可以发现好多地方是用“喻”来说明。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中，中山先生用中文中“社会”的解释的两个用法来比况说明英文中“民族”（nation）的两种解释的用法；用英国、香港、印度作为例证来说明“民族主义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便不适当”的道理。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中，他用南北美洲的红番民族在受到白人入侵后日渐消亡的事实来说明“政治力和经济力的淘汰力比天然淘汰力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的道理。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中，他运用太平天国失败的例子来说明我们革命党人必须革除“当皇帝”的思想，这样才能取得长足进步的道理。总之在中山先生的许多演讲中，他十分善于运用“喻”来说明深奥的道理。
　　“喻”是因明三支之一，指因果关系的带例说明,本义是“见边”，就是以喻例这个所见之边，去推断宗法这个未见之边。后多用来作为推理论证的依据，大体上相当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是在因未能充分证明宗得以成立时用来协助因达到成立宗的目的的。但从喻的功能上来看，又略胜于大前提。三段论的大前提在于指明普遍的原则，至于这普遍的原则是如何获得的，则并未加以说明。这样，大前提如果虚设，就不容易发觉。因明三支作法中的喻就不同了，它不仅提出据以论证的普遍命题（喻体），还对这普遍命题的来源进行说明，即求证于喻例（喻依），从正（同喻）、反（异喻）两方面审察命题的可靠性，因而能及时发现错误，予以纠正。即表明因明更注重于知识的真理性，而不只是推导形式的正确性③ 。
　　另外，在三支作法中，演绎与归纳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喻支上，因此喻支较之三段论的大前提更要复杂得多。大前提一般由一个命题充任，而喻支按其法式须由两个命题（同喻体、异喻体）和两个概念（同喻依、异喻依）组成。这是喻在组成形式上不同于大前提的地方，也是比大前提重要的地方。即，胡汉民所说“‘喻’的力量是很大的”。
　　成佛宝典妙法莲花经中，有偈言：
　　“佛以种种缘，譬喻巧言说；其人安如海，我闻疑网断。”
　　妙法莲花经全经皆以譬喻贯穿深理，佛又告譬喻之殊胜功能言：
　　“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此为阿耨多罗三菩提耶。是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然舍利弗，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义。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
　　可见，“喻”在因明中是三支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三段论的大前提相比较，其功能更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山先生诚为“有智者”，他十分了解“喻”。在众多逻辑中，独爱因明，并对因明有过相当的研究，且用于阐扬他的主要学说。
　　再次，我认为“理则”这一命名与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救国的理想息息相关。众所周知，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最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丰功伟绩。然而，我们可以从中山先生视为他自己对辛亥革命反思结果的《建国方略》中看到他对“近代中国秩序混乱”局面的无奈。这在他的自序中有十分清楚的表白。辛亥革命以后多年的事实与其初衷完全相悖，“本可从此继进”，但其主张却难“有效而见之实行”。而他认为正是“吾党之士”健全的思维方式的缺乏，理性主义、规则意识、逻辑精神的缺失才是其主张不可实行、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可以说，“理则”这一命名，显示了中山先生对乱世的深刻思索和救国救民途径的不懈探索。他心中的为救国救民奋斗的政党应该是能够抓住历史发展规律、紧跟历史发展方向、理论修养高深不会盲目蛮干、遇事能够理性分析的政党。他心中的共和国，应该是一个人人有秩序、讲规则、没有侵略殖民、没有封建闭塞、独立富强的共和国，而这正是国民的“理则”修养所支配的。比如他提出的“五权分立、万能政府、权能分治”的政治主张就十分强调权力制衡，因为只有制衡才有公平、民主、秩序、规则。可见孙中山十分重视“理则”的作用，这一命名其实在文字表面上就拥有一种号召力和制约力，这个作用是其它名称所不能表达的。另外，“理则”这一命名也是针对当时“吾党人士”的实际情况而言的，即专修此学者少之又少。
　　夫斯（逻辑）学至今尚未大为发明，故专治此学者，所持之说，亦莫衷一是。而此外学者之对于理则之学，则大都如陶渊明之读书，不求甚解而已。
　　针对这种情况，中山先生认为“吾党人士”必须“革心”和进行“思想之变化”④。”这其中就包含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即在学习西方掌握真理的同时，进而学习和掌握西方“二百年学运昌明”的思理是最为根本的。所以，“吾党之士”要倡其“新理”，要以逻辑与数学教会人们“致思穷理之术”。这在西方是教民之要术，在我们自然也应是开发民智之所在。“理则”这一命名在此时显得颇有新意：不同于单纯的名、辩之类，也不局限于论辩、论理之类，而是在这些具有强烈传统文化色彩的基础上，融入了西方重理论重思维、理性、民主、讲究规则的精神内涵，而这也正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积累的东西，也正是中山先生的伟大过人之处：他抓住了这一关键缺失，抓住了西方逻辑的本质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正是由于中山先生热爱、重视和深入研究过因明，所以他研读过吕才的《因明注解立破义图序》，并从中取“理则”二字作为“逻辑”的译名。诚然，这一命名和他的资产阶级救国理想也有很大关系。
　　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我们不能得知中山先生曾在哪一阶段读过吕才；不能得知他是否直接读过因明的著作等等。另外，台湾地区现在仍旧使用“理则学”名称，不知是纪念中山先生，还是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有机会，本文将作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孙中山选集—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J/OL].孙中山纪念馆，[2006-04-28]
　　http://cyc7.cycnet.com:8091/leaders/szs/content.jsp?id=6623&s_code=1102
　　②圣禾.水月全书第一册—因明文集[M].台湾：智者出版社，中华民国七十八年，137.
　　③沈剑英.因明学研究[M]（修订本）.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113～114.
　　④孙中山全集[M]（第5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5.210.
　　参考文献：
　　[1]张忠义.浅析“喻”在新因明中的作用[J].哲学动态.2004，增刊.
　　[2]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J/OL].孙中山纪念馆，[2006-04-28]. http://cyc7.cycnet.com:8091/leaders/szs/content.jsp?id=14859&s_code=1102
　　[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J/OL].孙中山纪念馆，[2006-04-28].
　　http://cyc7.cycnet.com:8091/leaders/szs/content.jsp?id=14858&s_code=1102
　　[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J/OL].孙中山纪念馆，[2006-04-28].
　　http://cyc7.cycnet.com:8091/leaders/szs/content.jsp?id=14852&s_code=1102
　　[5]孙中山选集—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J/OL].孙中山纪念馆，[2006-04-28]
　　http://cyc7.cycnet.com:8091/leaders/szs/content.jsp?id=6623&s_code=1102
　　[6]孙中山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刚晓法师.因明讲记[EB/OL].戒幢佛学教育网.
　　http://www.jcedu.org/index.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