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辩与因明的比较看中印两国思维模式的异同

一、研究中印思维模式差异的必要性
　　所谓思维模式，从广义上说，它是指社会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从狭义上说，它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或思维惯性，是一种相对定型化的思维活动样式、结构和过程。在本文中，我们所说的思维方式是从狭义上来定义的。
　　1922年，罗素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之间交流的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性。而要加强国与国的文明的交流，对于思维方式的对比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于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研究非常重视，成果也较多，但对于中印思维方式比较研究却少之又少。从大的方面看，中印两国为邻邦，同属亚洲国家，又都是发展中国家，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在国际关系史上，中印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打交道的历史最长、友谊最深、影响最大。进入新世纪后，中印两国更加需要相互交流和支持，如此一来，对于两国思维方式的比较研究是很必要的。具体的来看，逻辑学界要更好地研究两国古代的逻辑，要反思东方古逻辑发展的道路，研究中印思维模式的异同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明在古印度曾一度失传，汉传和藏传的因明典籍成为因明流传到如今的保障，因此要研究因明我们就不得不对两国思维方式的进行比较研究。
　　二、墨辩与因明的比较
　　中国古代逻辑与因明同为世界逻辑的起源，两者都各自对世界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先秦的逻辑成就集中体现在墨派的《墨辩》六篇，它的贡献可以总结为：首先，它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辩” 的对象，范围和性质，其次它提出了名、辩、辞、说等基本逻辑思维方式，再次，它总结了假、或、效、譬、侔、援、推等具体论式，揭示了推理论证中的思维规律。①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其发展历史曲折，但像墨辩一样，它同样显示了东方在逻辑方面的成就。《墨经》的推论方式，与印度的“因明”有相类似处。在梁启超看来，《墨经》的演绎论证式，相当于因明三支式。但它们又有着各自的内容和特点。
　　（一）起源的比较
　　虽然墨辩和因明起源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域背景，但它们的起源有着相同之处。
　　首先，它们产生的时间相近。
　　一般认为《墨经》是战国时期以鲁国人墨翟（约前468－前376）为首的墨家著作，但对《墨经》的作者和年代，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孙诒让、胡适、侯外庐等人认为经、说上下以及大取、小取为墨子后学作品。我们可以从时间上来分析这个问题。“关于他的生平也说的很少，实际上等于没有说。因而关于墨子是哪国人历来有意见分歧。有些学者说他是宋(今豫东鲁西)人，另一些学者说他是鲁人。他的生卒也不能肯定是哪年，大概是在公元前479－前381年以内”。③“名家另一个主要领袖是公孙龙(鼎盛期公元前284－前259年)，当日以诡辩而广泛闻名”。④“ 惠施(鼎盛期公元前350一前260年)是宋国(在今河南省内)人”。⑤由以上我们可知惠施和公孙龙的鼎盛时期都是在墨子死后，由此可见《墨辩》六篇可能并非墨子所作，而是成于墨子近百年之后的公元前二世纪。
　　因明是古代印度的五类科学之一，所谓古代印度的五类科学，全称五明处，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i]因明不是佛教首创，据说最早系统论述因明规则的，是印度正理派祖师乔答摩所著的《正理论》。关于正理派乔答摩的活动时间有很多说法，有的说在公元二世纪，也就是佛陀灭度五百多年以后，其实与大乘佛教初期的核心人物龙树相近。也有的说在佛陀前正理派已创门立宗，并以最早的佛教典籍四阿含中包含的因明手法为证。不过，从《正理论》看，推理规则总结、逻辑错误的分析都已经比较全面，很明显是从早期印度沙门以及吠陀各派中吸收了不少内容，也许可以猜测，因明的逻辑方法古印度就已经产生，在印度哲学的黄金时代得到了充分发展，大约于公元二世纪左右终于初步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系统。这种猜测应该是客观的，大乘佛教出现前后的几百年里，包括上座部与大乘佛教在内的各派哲学都具备了相当发达的逻辑技术。
　　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墨辩六篇大致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因明初步形成完备的系统是在公元二世纪，但从历史上看一个学术系统的最初产生到初步完备经历几百年的时间并不算漫长，因此我们可以猜测因明逻辑方法的最初产生时间是在公元前后。由此可见因明的产生略晚于墨家逻辑，但时间却很相近。
　　其次，它们的产生是为了满足论辩的需要。
　　世界三大逻辑的形成存在一个共同点：论辩催生了逻辑，逻辑的产生是为了指导和规范论辩。墨辩最初都是为了满足论辩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蕴涵在激烈的论战之中。
　　我国古代的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各持己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之间为了使自己的见解受到重视得以实施，便彼此不断进行着辩论，这种激烈的论辩氛围为逻辑的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诸子之争已经使逻辑呼之欲出。但后来真正把论辩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是墨家。墨家非常重视论辩理论的研究，也重视论辩的实践，把论辩当作了宣传自己主张的手段和工具。墨子曾经专门设“谈辩”的课程来教育弟子，希望弟子们“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⑥墨家的著述《墨辩》从整体上研究了论辩的形式、规律和方法。如此一来，墨家在先秦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独树一帜，著书立说，构建了自己的逻辑体系。
　　就在中国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印度的论辩之风也非常兴盛，从王宫、寺院到市井街头，随处可见论辩的场景。参与论辩的人为了本派的观点或真知或某一看法而辩。在这种论辩之风兴盛的大环境下，论辩理论就应运而生了。这些理论就是早期的因明。古因明著作《正理经》第一卷中所讲的宗义、譬喻、议论、论诤、坏义、曲解、决定、误难、堕负等十六范畴都是有关于论辩的，在其第五卷中也讲了论辩的技巧。另一本古因明的著作《遮罗迦本集》约成书于公元二世纪，第三编第八章中专门阐述了论辩原则，有44目之多，除了阐明立破的形式与方法之外，还关注了论辩与逻辑的关系以及论辩中所常用的一些语义、语用问题等。后来的因明经过发展更是形成了以三支论式为核心的论辩逻辑体系。
　　（二）逻辑特征的比较
　　可以说墨辩与因明从逻辑特征上来讲是有同也有异的。
　　我们先来看他们在逻辑特征上的相同之处。墨家逻辑在逻辑上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它总是与政治伦理纠缠在一起，在论辩的圈子里不能自拔，使思维的形式和思维的内容难以分开，没有把思维形式抽象出来。因此我们说墨家逻辑具有论辩性、应用性、非形式性的逻辑特征。因明最初是为论辩而生的，之后又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总体上来看，它还是一种内涵式的逻辑，缺乏对变项的探讨，推理论证的过程中心理因素也较为浓厚，非形式性特征也相当明显。因此因明同样也具有论辩性、应用性和非形式性的逻辑特征。
　　墨辩与因明在逻辑特征上也有不同之处。其一，墨辩的生成和发展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结合过于紧密，使其具有显著的社会人伦性质，而因明在逻辑特征上其宗教性质非常明显，虽然因明最初并非是佛家创立，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却逐渐与佛家结合起来，如今我们已经不能把二者分割开来看待了，学界有学者甚至认为因明并非逻辑，而是“佛教的论辩术”。⑦其二，二者在逻辑内容的侧重点上也有很大不同。墨家逻辑的内容以名辩为中心，“墨经的逻辑学带有唯名论色彩”，⑧墨家提倡有名，并详细地探讨了辩的对象、性质、作用、方法等许多问题。因明在逻辑内容上则侧重于立和破，它讨论了论证的形式，构建了较为规范的三支论式。其三，在逻辑体系方面墨辩和因明也很不同。墨家逻辑的成就不可否定，但从总体上来讲其内容散乱，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体系。它涉及了很多逻辑问题，却没有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是非常可惜的。与墨家逻辑相比，因明的逻辑体系完备的多，因明以因三项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内部联系较为紧密的体系，因明中的九句因、名言论、比量论、三支论式等都以因三项为基础构成了联系，这就使得因明在逻辑特征上更具有系统性。
　　（三）后期发展的比较
　　墨辩与因明是盛开在东方土地上的量多逻辑之花，它们都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各自智慧的结晶。在形成之后，二者都经历各自的发展过程，走上了不同的逻辑发展道路。现将它们在后续的发展中存在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分析如下：
　　首先我们来看二者在后续发展中的相同之处。
　　墨辩和因明在它们的后期发展中都曾一度成为绝学。我国古代先秦时期，百家之中墨家与儒家几乎齐名，均被视为“世之显学”，在这一时期，墨家逻辑形成并兴盛一时，达到了自己逻辑成就上的最高点。但在其后期的发展中，墨家逻辑却逐渐走上了下坡路，从此衰落下来。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很多，由于我本人知识的有限性，此处也仅能举出如下几个：其一，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自封始皇帝，建立了中央集权式的秦王朝，政治上的集权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于是进行了“焚书坑儒”，这一举动对于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来讲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到汉代，汉武帝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历过这两次浩劫之后，墨辩也就日渐衰微，甚至一度成为绝学。其二，墨家逻辑没有很好地把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分开，甚至可以说它有些过于关注思维内容，而忽视了对思维形式的探究，同时它所研究的逻辑问题较为散乱，没能形成一套体系，这些都不利于墨家逻辑作为一门学问流传下来。其三，先秦时期的一些逻辑成果有反于人们的常规思维，往往被扣上“诡辩”的帽子，背负恶名，《庄子·齐物论》中记载着许多惠施提出的命题，它们都颇有诡辩的嫌疑，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卵有毛。鸡有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等，这些命题往往缺乏具体详细的论证或是论证文字的失传，所以更加导致了先秦时期逻辑思想成果在后世的流传，发展就更无从说起了。因明在发展到公元10世纪之后，随着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在印度本土便成了绝学。因明传入中国后，有汉藏两个分支，其中汉传因明经历了在唐代的兴盛之后，宋元之后以至清末的几百年间也几乎成为绝学。
　　另一方面，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墨辩和因明都没能形成纯粹的形式系统，最终被同为古逻辑发源的古希腊亚氏逻辑所超越。
　　再来看看二者在后续发展中的不同之处。因明自从被古印度的正理派创立后，很快便与佛教结合了起来，很大程度上被作为了佛家的论辩术，并得到了很大发展，包括它在发展中的起落都与佛教戚戚相关。而墨辩与因明相比而言，它并没有与宗教联系起来，也就缺乏宗教支持。墨家过于希求其逻辑思想能在政治伦理上有所作为，但最终却被政治无情地抛弃。
　　因明依附与佛教，并借助佛教的传播从其发源地古印度传到了中国的汉地和藏地，后又从中国逐步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蒙古，因明在古印度失传的时候，却在他乡生根发芽了。在这方面墨家也很不同，它并没有传播到亚洲的其他国家。
　　三、中印思维模式异同的体现
　　基于以上对于墨辩和因明的比较，我们来分析一下从这一比较中体现出来的两国思维模式的异同。
　　（一）相同之处
　　前面提到墨辩和因明在逻辑特征上都具有论辩性、应用性和非形式性，并且在后续的发展中都不同程度的停滞和衰落了下来，如果我们从思维模式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
　　中国的思维模式偏重直觉感性，惯于用直觉去感悟真理，缺乏分析性的思维，这直接导致了《墨辩》著作中所表述的逻辑思想和观点以结论式的居多，对语言的信任度不足，从而缺乏细致的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这种思维模式对于逻辑的发展来讲无疑是及其不利的。另外中国的思维模式重功力，崇尚实用主义，墨家逻辑被其创立者们赋予了太多的政治和伦理功能，如墨子的逻辑旨在论证非攻兼爱的主张，后期墨家在逻辑上取得了惊人成就的同时却声明了墨辩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审治乱之纪”、“处利害、决嫌疑”。⑩所以墨家逻辑的应用性很强。而它的逻辑形式和内容结合紧密，要做到把思维形式从内容中抽象出来难度较大，因此，墨辩一直没有摆脱非形式性的逻辑特征。印度历来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其思维模式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宗教的巨大影响，成为了一种宗教式的思维模式。而佛家的宗教式思维模式相对于中国的思维模式更加推崇“悟”，佛曰：“不可说”，认为真理要用心去体会去感悟，因明作为古印度的逻辑，它形成之后便与佛教结合起来，于是它的发展受宗教思维模式的影响深远，佛家弟子在修行过程中都要去用心悟佛法，这种“悟”实际上就是一种直觉感性思维模式的体现，也缺乏对语言的信任感，认为佛法是“不可说”的。据此我们可以得知，这种与中国思维模式中类似的直觉感悟也是因明具有应用性和非形式性特征的深层原因。另外，因明在实际上被更多地作为一种佛教的论辩术来使用，也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实用主义的表现。
　　（二）不同之处
　　在对墨辩和因明的比较中我们还提到墨辩重视对“名”的研究，所谓名是指作为思维的基本构成要素的概念。它提出了名的本质，认为名是对事物的反映，对名做了分类，认为名应该是约定俗成的，那么墨家为何对名如此情有独钟呢？我想这与中国思维模式注重整体统一的综合思维有关，概念实际上就是对事物综合认识的一种结果。
　　因明则重立和破的研究，而这与印度的宗教式的思维模式有关。印度的佛学思维模式是一种无尽彻底的否定和消解的思维模式。它认为事物的“实相”不可能由世俗的肯定性认识来把握，而只能在对各种认识的不断否定中去体悟。这样否定的结果，从形式上看是“无所得”，但实质上则是“有所得”，只不过这种“有所得”是通过“无所得”这种否定方式达到的，实际上也即是通过否定事物具有的一般的、个别的性质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在对现实的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而它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就非常具有辩证色彩。恩格斯曾对佛教的辩证思维予以高度评价，鲁迅也曾为佛学的这种思辨智慧所吸引。我认为，因明的研究重点在立和破与印度的这种在否定中寻求真理的宗教式思维模式不无关联。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的思维模式注重中庸调和，这导致了它缺乏批判性，没有批判地继承也就没有知识的进步，由此我们也可找到因明为何比墨辩体系更加完备的原因了。
　　最后，我还想分析一下中印思维模式存在以上差别的原因。
　　首先，对世界认识目的的不同，导致了中印思维模式的差异。中国先哲认识世界是出于对社会生活中政治、伦理等问题的关注，不论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还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都哲人辈出，但中国古代的这些哲人们的思想或多或少的都是出于对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伦理的关注，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争的是什么？他们争的是让自己的观点被统治者接受，能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后来的儒家思想就更成为了统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工具，这种思维的社会功利性对中国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而印度思维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宗教的影响。印度的宗教哲学可谓影响深远，它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范围的。印度的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一种宗教式的思维模式，印度人在这种影响下形成了宗教虚无主义的思维。而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使得中国人历来没有“坚贞不渝”的宗教信仰，中国古代的宗教流派繁杂，中国人往往是信完这个信那个，认为哪个有用就信仰哪个，信仰太多就等于没有信仰，所以中国的思维模式受宗教影响并不深。
　　其次，文字及语言结构的不同也深刻地影响了两国思维模式的形成，导致了这种差异的出现。印度文字是梵文，根据季羨林教授考证，印度最早的文字约在公元前二千八百年到二千二百年之间，出现在印度河流域，其发现于印度河流域的信德（Sind）或旁遮普省的哈拉巴 （Harappa）两地。换句话说，在波腻尼时代，或许已经有文字出现。但印度的古文字梵文有基本的字母，这类似于英语，但梵文的文法基本来说是一种口语的文法，因为宗教原因古印度人就很少写书面语言，梵语的特色，就是短小精干，在短短语句里，同样的意义用在其他语言，就比梵语来得长。因此梵文的短语分析就是最重要的特色：各种词类的变化多端，名词有八种格，动词、代名词又有性別，又有各种变化。不过，梵语的这种多变化的问题，因为变成书面文字，恐怕这些格、性別、各种变化等等恐怕会慢慢淘汰。综合来讲，一切就是为了“念诵”。⑨由于有印度这种不写书面语言的习惯，所以后来若不是中国人的一些记载，印度的历史可能会无从考证。中国的文字不是由字母构成，它是一种象形文字，中国的古文又讲究意味深长，而来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都有著书立说的传统，这些都不同于印度的语言文字。这些不同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印两国思维模式的差异。
　　总之，墨辩和因明同是世界逻辑的发源，但在它们形成之后的发展中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经历了曲折，并最终被古希腊的逻辑所超越，实为憾事。对此我们不得不做出反思，而思维模式角度的反思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①文海鸥,张利芳,陈树桢. 先秦逻辑意识何以没有发展成中国逻辑学. 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版,2004.2.27~31, 第32、33页.
　　②巫寿康. <因明正理门论>研究. 北京：三联书店, 1994, 第1页.
　　③④⑤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电子版. 北极星书库制作.
　　http://www.ebook007.com/down/xueshu05/zhongguozhexuej.html
　　⑥⑩黄志强. 墨家逻辑与佛家逻辑之比较.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5.13~17, 第45页.
　　⑦胡晓光. 因明概述. http://www.jcedu.org/fxzd/ym/c1.htm.
　　⑧沈有鼎. <墨经>的逻辑学.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第18页.
　　⑨汤马斯·艾根尼斯.梵文导读. http://ucchusma.idv.tw/Sanskrit/sanskrit.htm
　　⑩季羡林.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北京：三联书店,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