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因明及其文献资料在两个“五卷本”中的地位

　　藏传因明及其文献资料在两个“五卷本”中的地位
　　刘延寿
　　一、《中国逻辑史》（五卷）中关于藏传因明学术理论系统的述评
　　在《中国逻辑史》（五卷）的《唐明卷》中，藏传因明是专设一章予以安排的，即第八章。这一章是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王森研究员撰写，华东师大沈剑英教授负责统稿的。在《唐明卷》卷首沈剑英教授撰写的“引言”部分专有一节是对藏传因明的概要评介，有必要先做个简要介绍。
　　（一）沈剑英教授对藏传因明所作的概要评介
　　他在《唐明卷·引言》中说：因明传入西藏的时间比汉地晚，但在翻译陈那、法称等人的著作方面，其数量之多，注释之完备，讲传著述之盛，远远超过汉地。千余年来因明在藏地传译、讲说、著述，乃至在学经时应用因明论式以辨明经义，一直相沿不衰。[1]
　　因明入藏，与佛教的传入是分不开的。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因明的传入约在公元8世纪赤松德赞时期。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的首座寂护（Santaraksita）应赤松德赞的迎请，曾两次入藏传法。据说，寂护精通因明，著有《真理要集》等书。之后，寂护的门人莲花戒（Kamalasila）也到西藏传法，于是印度因明的一些著作开始传译过来。自赤松德赞建桑耶寺（约在779年建成）后约60年间内，翻译因明论典之论师有吉祥积、智军、空护、法光等4人。先后译出的法称著作有《正理滴论》《因一滴论》《观相属论》及《观相属论法称自注》《成他相属论》等5部；译出律天著《因滴论疏》《成他相续疏》《观所缘论疏》等4部。皆法称偏重因明论式之书及其注释[2]。另有寂护与法光译出陈那《因轮论》1部。此10部著作，现均存“丹珠尔”量论部。当时有无讲授传承著述，因史册未见明文，难以窥知[3]。
　　据“引言”讲，15世纪初，黄教兴起，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曾学习桑朴、萨迦两派的因明讲授传承，并穷究陈那、法称所有藏译著作及法称《量评释论》的8种印人注解和藏译本，提出了他与前人不同的见解。“认为量论不仅是推理辩论之学，也是佛家哲学的另一个体系，其中包括从凡夫到成佛的一套教理。他只写了一本仅23页的小书《因明七论除暗论》，但其著名弟子贾曹杰、克主杰、根敦珠巴却著述甚多，其中有些著作乃是记录宗喀巴的讲义而成。”[4]
　　“引言”指出：
　　在藏传因明的宝库里，译传和撰述都非常丰富。据德格版《藏论》（丹珠尔）所载，译著总数达66种。由于其中有的梵文原典已不存，藏译本便成了传世的珍本。西藏学者自己撰述的因明著作见诸文献记载的也达五六十种。各寺院自编的因明教材更是难以统计。
　　（二）王森研究员对藏传因明的研究和评介
　　《中国逻辑史·唐明卷》第八章是藏传因明的内容。本章是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王森研究员撰写的。他系统介绍了藏传因明的渊源，藏人翻译和讲授因明的历史；以及对藏传因明的特点也作了扼要的评介。
　　1. 藏传因明的渊源
　　王森先生讲，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一样，同是以翻译梵文因明书籍为起点的。只是藏人传译梵文因明，时代较汉人传译为晚。从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译出《因明入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译出《正理门论》算起，到西藏开始译梵文因明书籍，相隔约130余年。在这期间，印度的因明学风，已经不是玄奘在印时佛教学者以传习陈那著作为主的风气，而是变为以传习法称著作为主的风气。这一转变大概在玄奘回国（公元645年到长安）后不久就开始了。藏传因明典籍绝大部分与法称有关，所以有必要对法称和他的著作做一简介：
　　法称是南印度睹犁摩罗耶（Trima LaYa）国人，婆罗门种姓出身。自幼学习婆罗门各派的学说，很聪明，学有心得。他曾从陈那的弟子自在军学《集量论》，一共学了三遍。在学第二遍时，他发现自在军的讲法也不能使他满足。在学第三遍时，他觉得《集量论》本身也有可议之处。自在军看出他的思想能够更为深入地了解因明各方面的问题，就允许他给集量论作一注释。这个注释写成之后，他命名为《量评释论》（Pramanararttika），是一种注释文体的专用名。王森先生说，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不必追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墨守陈那因明学说和宗主唯识教义的人，极力反对法称采用经部主张外境实有的说法，因为不仅《集量论》纯用唯识义，而且陈那在《观所缘缘论》中明白地破斥了经部以外境为所缘义，因为唯识义与外境实有义是直接矛盾的。玄奘在印时，唯识学说在印度最高佛教学府那烂陀寺还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法称的学说受到了反对和压制。
　　义净在印度时，中印和西印都有人讲述、传授法称所著之因明书。这说明在7世纪后半期，法称的学说在当时各派学者之间，特别是佛教界已经占有一个可观的地位。法称一共写过七部书：第一部是《量评释论》。全为颂文，分四品，即成量品、现量品、为自量品、为他比量品。第二部是《量抉择论》。全书分三品，即现量品、自比量品、他比量品。第三部是《正理滴论》。分三品，品名同《量抉择论》。第四部是《因滴论》。第五部是《观相属论》。第六部是《诤正理论》。第七部是《成他相续论》。前三部是讲因明学说全体的书；后四部是专题讨论的书。
　　2. 藏人翻译和讲授因明的历史简况
　　王森先生讲，藏人翻译和讲授因明和翻译、讲授其他佛书一样，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指从桑耶寺建成到朗达玛灭法的60余年间，藏人称之为佛教的前弘期。第二个时期指自11世纪初西藏西部古格小王请宝贤大译师译经起到13世纪中2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时间较长，译事较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藏人称之为佛教的前弘期。后弘期末，出现了各个教派，但翻译没有中断。两个时期加在一起共约300年，仅因明著作就译出近80种。因明译师共25人左右。古藏人在因明方面翻译的数量之大，译出的因明书在学术史上地位之高，远非汉族译经者所能比。不仅陈那的《集量论》西藏现存有两个译本，而且法称的全部著述和他的后学三个学派的主要注疏，也都译成藏文。这样规模的译品，从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覆灭后，就成为保存东方逻辑史资料的珍贵文献。这是古藏人对东方学术史的一大贡献。
　　著名译师译经时往往又秉承师说，讲经授徒，其后学多有对印人重要著作依据师说作注或为阐明己见写专著的。其数量之大，何止几百部！这既是对佛家因明的贡献，也是西藏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藏传因明的特点
　　王森先生讲，在第一节中，就说到“藏传因明是法称的学说”。[5]不过那时着重说的是法称学说在印度和西藏的师承系统。总起来讲，藏传因明的特点是和汉传因明比较而言的，其特点是：
　　第一，汉传因明传承陈那的理论，以大、小二论为依据，以能立、能破为重点，以三支论式，宗、因、喻和三十三过为主要内容，至于现、比二量，则摆在次要地位。藏传因明则以传播法称著述及其后学注疏为主，以《量评释论》《量扶择论》等为依据，认识论与试式并重。法称学说发生在陈那逝世几代人之后，其量论著述中所讨论的问题之丰富，已非汉传可比。
　　第二，藏族学者在因明方面新开创了一种论式。在藏传因明中，法师子首先让他的初学弟子们使用因明论式进行辩论，用这种相互辩论的方法来明确所学经论的术语的正确含义，以训练思想的条理和对概念的正确使用，进而培养清晰敏捷的头脑。这样才能担当讲授经论的重任。所以法师子首先写出《量论摄义祛蔽论》作为初学因明的教本。这种教本的体裁，在西藏因明史上属创举。法师子的弟子辈在摄义一类书却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藏人叫做“应成论式” （它的含义是用对方所承认的“因”，能够肯定正确地引出或证明他所不承认的宗。——王森注）。这种推论形式起源很早。在龙树《中论颂》里已经用过不少次。龙树的后辈总是用这种形式来破斥他人之宗的，也就是利用对方所肯定的理由来否定对方的主要主张。
　　萨班在《为他比量品》中将应成论式和能破论式并列为两种论式，还没有像后人那样认为必是能破的一种方式，甚至将它直接与能破划等号。他为应成论式下定义说：“应成论式是用对方所肯定的因，来成立他所不承认的宗。”这是应成论式的实质[6]。
　　应成论式是桑朴寺法师子开创学僧以辩论方法学习经论以后不久出现的，也正由于在这种辩论中一直沿用这种应成论式，西藏学者往往有关于这方面的著述。黄教兴起后，三大寺学制也沿用了用辩论方法学习经论的规矩。“都扎”等初学用书，较前大为增加，也都讲到应成论式，甚至有讲这一问题的专著。直到今日，藏人学因明，都从“都扎”开始，自然也学应成论式。
　　二、《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六册）中的藏传因明文献资料及其译校者简介
　　藏传因明文献资料，是《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六册）《唐明卷》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卷前言指出：藏传因明的著作除丹珠尔经所收由梵文译出的70余种外，藏蒙族学者自己的撰述估计至少在200种以上。本卷刊裁其中3种著作的汉译本，作为介绍藏传因明的第一步。
　　第一种是《量理藏论》，可作为早期著作的代表。《量理藏论》的作者萨班·贡噶坚赞（公元1182年—公元1251年），是西藏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藏族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学者和大诗人之一。他精通佛教显、密宗乘，通晓梵文、量理、医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学问，曾经与一批印度学者连续辩论13天，取得辉煌胜利，成为藏族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班智达”（梵文为pandlita，意为通晓“五明”的大学者）称号的人。公元1244年，成吉思汗之孙阔端写信邀请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谈，萨班打消了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的疑虑，年逾花甲，毅然北上会见阔端，为西藏归入中国版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祖国统一的大功臣。公元1251年，萨班逝世于凉州。
　　《量理藏论》由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罗炤研究员翻译，国家图书馆黄明信研究馆员校订。
　　第二种是《因明七论入门》，作者宗喀巴（公元1357年—公元1419年），黄教创始人，生于今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地方。父任元代官员达鲁花赤（行政长官）。幼年时从噶当派学者学习显密教法于甲穹寺。公元1373年，他16岁时去卫藏深造，先后在几个著名噶当寺院学习经论。公元1376年遇仁达瓦·熏奴贝（公元1352年—公元1416年，仁达，地名，在后藏拉孜附近。此人为萨迦晚期著名学者），先后从他学《俱舍论》《集量论》《量评释论》。又自读邬由巴·正理狮子著《量评释论广释正理藏论》。宗喀巴从此书中特别是从第二品《成量品疏》中，领悟到这不只是一部量论书，还包含着佛徒修法成佛的教义和修习次第阶位之说。公元1386年至公元1387年，宗喀巴在蔡贡塘寺遍读了《量评释论》的各派注解，特别是庄严派的大量注疏。
　　宗喀巴还是一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的改革实际上是净化佛教。一方面提倡严守戒律，以净化僧人在社会上的身心行仪；另一方面注重实修。所谓实修，必须先显后密，显有显的阶位，密有密的次第，不可躐等，不可越次。
　　《因明七论入门》由西藏大学杨化群教授翻译，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明信先生校注。译者杨化群教授是汉族学者，他自幼即进藏研习藏传佛教及藏传因明。“文革”前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从事研究工作。“文革”期间蒙受迫害多年，及至平冤获自由，已届“耳顺”之年。他表示再活十年，一定将宗喀巴藏传因明译成汉文。这一宏愿终于在他辞世前圆满实现。
　　第三种是《因明学启蒙》，由西藏大学教授杨化群先生译，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明信先生校。据“译者前言”讲：《因明学启蒙》，按原书，全名应译为《辨析量论意义摄类理路幻钥论》，比较难懂。就其性质和作用考虑，我把它译为《因明学启蒙》。过去在西藏佛教格鲁派大寺院的学制中，把它列为一部因明入门的课本，凡是参加佛学理论正规班级学习的人，首先必须学习这个课本，至少要学习三年[7]。
　　《因明学启蒙》的成书年代不详。据该书书末署名，作者为普觉·强巴。据十三世达赖喇嘛所撰写的《普觉传》记载，普觉·强巴的全称是罗桑楚臣强巴嘉措，意为慧戒慈海。普觉·强巴原属色拉寺结巴扎仓僧侣，考得拉让巴格西学位，活了77岁。他曾担任十二世达赖喇嘛成列嘉措的经师，在成列嘉措（公元1856年—公元1875年）逝世之后，他又担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十三世达赖喇嘛5岁时就拜他为经师，直至27岁时他逝世时止。
　　《因明学启蒙》原书是经典式的拉萨木刻版本，共分五部分，译者杨化群先生将它译成五卷。这部书是西藏近代因明的一部代表作品，它受到佛家学者们的推崇。它的论述特点是因明公式并列，条理清楚，简明易懂。[8]这一部书的校者黄明信先生考虑本书的写作方式对于汉族读者相当陌生，所以他特意写了《〈因明学启蒙〉汉译本读者一助》短文一篇，附于本书汉译本前，希能对于初次阅读此类书的读者有所帮助。
　　黄明信先生是中逻史藏传因明文献资料《量理藏论》《因明七论入门》和《因明学启蒙》三部书的校订者。他在《校者后记》中对《量理藏论》的译者罗炤先生和《因明七论入门》《因明学启蒙》的译者杨化群先生的译文风格和水平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量理藏论》的译文，力追唐风，以严谨为尚。唐译中未出现的术语也仿之创译，使其风格一致，颇具匠心。”
　　《因明七论入门》的译者在西藏寺院的辩经场中受过多年的熏陶，严格的锻炼，对该书吃得比较透，翻译中比较放得开。译文的风格与上一种不同，主旨在力求易解，在“达”字上下工夫。除沿用唐译并仿之创译了一些术语之外，有些地方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现代语言，随文插入了一些注释……[9]
　　以上评价，足见黄先生品学的高尚和为人的厚道，当是我辈之楷模矣。
　　[1]李匡武编：《中国逻辑史·唐明卷·引言》，第11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2]《中国逻辑史·唐明卷·引言》，第11~12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3]《中国逻辑史·唐明卷·引言》，第12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4]《中国逻辑史·唐明卷·引言》，第13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5]《中国逻辑史·唐明卷》，第146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6]《中国逻辑史·唐明卷》，第161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7]《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唐明卷》，第475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
　　[8]杨化群：《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唐明卷》，第476~477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
　　[9]黄明信：《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唐明卷》，第662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