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逻辑、因明之路

　　我的逻辑、因明之路
　　郑伟宏

　　在记念上海逻辑学会成立30周年之际，回想起我的逻辑、因明之路，有点感慨。可以说我走上了一条“众缘和谐”之路，能取得一点成绩，难忘八方善缘襄助。

　　一

　　30年前，我没想到过这后半辈子会吃逻辑饭。为了圆记者梦，我于1965年报考复旦新闻系，却阴差阳错，很不情愿地进了哲学系。大学毕业留校几年后，我得到一个大好机缘，周恩来总理批给人民日报40个驻外记者名额，我有幸被选中并试用合格。冥冥中鬼使神差，我一念之差竟应复旦的要求主动离开这心目中的新闻最高殿堂，回到了复旦。真应了一句俗话：“到手的东西不宝贵”。
　　从1978年起，我又从校机关回到哲学系。系主任胡曲园教授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安排我到逻辑教研室搞教学。我心想自己是“红卫兵”出身，学业荒芜多年，从事逻辑教学可能容易一些，上马也会快些，就稀里糊涂从事起在哲学系没有什么地位的逻辑教学工作。当时逻辑教研室一共才有两位讲师。一位是我的逻辑启蒙师朱志凯老师，还有一位是与周谷城教授打过笔墨官司因而闻名全国的沈秉元老师。
　　我先当了沈先生一学期助教，最后还为77级学生讲了《假说》和《论证》两章。79年春，我陪同沉疴在身的沈先生赴重庆西南师院取经。王维贤先生主持的由十院校中文系合编的《逻辑学》教材讨论会在那里举行。可惜人家前脚走，我们后脚到。还好我们见到了白发苍苍的周礼全先生，还有东道主苏天辅先生和四川南充师院的彭子银先生。苏、彭二师毫无保留地把教材打印稿给我们看。我们一睹为快，尤其是我，真是如饥似渴，狼吞虎咽。这本教材对我后来的逻辑教学有深刻的影响，在我写的逻辑通俗读物中也打上了烙印。
　　在复旦从事逻辑教学有得天独厚的好处，那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那场逻辑大讨论的双方代表都在复旦。真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双方的观点我都耳熟能详。周谷老那些痛快淋离的长篇大论如醍醐贯顶。接受这样的熏陶，对于一个逻辑战线上的新兵来说，尤为重要。我陪同从泰国专程回国的马兵先生参加了79年于通县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逻辑代表会议，我递交的论文是《充足理由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吗？》。马兵先生热情鼓励我，认为文章超过了逻辑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水平，并帮我酙酌文中词句。还为我讲解同一律等三个规律就是一个规律，讲解了三个规律表达式的相互推导关系（虽是常识，但我闻所未闻）。
　　八十年代初，复旦学报上又展开了一场形式逻辑能不能推出新知识的讨论。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周谷老力主“推不出”，李继宗先生主张“推得出”。我作为敲边鼓的角色，也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我虽然是“推不出”派，但是在以烟能否推火上又与周谷老纠缠，实在是对因明实例的无知。此文于我可说是“擦屁股、含手指的照相”。好在周谷老“大人不记小人过”，未予理会。后来我冒昧请求他老人家为我与倪正茂合撰的小册子《逻辑与智慧》题写书名，本以为是很渺茫的事，想不到几天后就收到印有全国人大委员会办公厅的信函。
　　我的逻辑之路还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写通俗小册子，二是参与编写逻辑辞典条目，三是与昂扬老师合作撰写学术论文。
　　八十年代初，逻辑给人的总印象仍是抽象枯燥难学。全国有不少逻辑工作者都在为塑造可亲可爱的逻辑形象而作贡献。趣谈逻辑，这符合我的本性。当时有三本书深深地影响了我。第一本是苏联的《逻辑错误怎样妨碍正确思维》。书中引用了世界名著中的许多故事，别开生面。真正教会我怎样从故事中读出逻辑智慧来的，是吴家麟先生的《故事里的逻辑》。第三本是著名作家秦牧的《艺海拾贝》。此书引人入胜。我反复咀嚼，其味无穷。我想，哪怕学点皮毛，于逻辑的教学也会放出异彩。于是有了撰写散文式逻辑趣谈文章的想法。
　　我与老大哥倪正茂趣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了珠联璧合的写作。我们尽量把各自搜集的最精彩的材料汇集起来，先各自分题撰写。由于正茂兄的谦让，每个单篇都由我修改一过。起初在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通讯》上每期发2篇。几期过后，文汇报的副总编（后任总编）张启承先生说：“照这样写下去不容易。”能得到新闻界老专家的鼓励，我感到信心倍增：这条道走对了。于是，我们一鼓作气连续发表了24篇。
　　随后我们又增补30篇结集为小册子，由沈秉元先生推荐给湖南省出版局的朱悦先生，题名为《逻辑与智慧》的小书便于1983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呱呱坠地。短时间里竟一版再版。崔清田先生鼓励说，“这是同类著作中的佼佼者”。石村先生评论为“罕见的逻辑佳作”。国内有《人民日报》等十多家媒体发了书讯书评。香港逻辑学家黄展骥先生在香港报纸上称赞它是大陆最佳逻辑通俗读物。澳门日报转登了《新民晚报》上的书评《学逻辑，长智慧》，原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著名杂文家公今度（徐震先生）。1988年，该书获第二届全国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1985年我们又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逻辑推理集锦》。
　　此后，正茂兄专门从事法学研究，高产质优，成为享有盛名的法学家。我因为转向因明研究，长时间再无闲暇回到这游戏般轻松愉快的写作生活中。这当中还有个插曲。傅继重先生访问英国回来，向逻辑学会全体同仁介绍贝德福特学院的一本逻辑教科书。这本书通俗讲解逻辑的一致性，推理的有效性，很对我的胃口。我找来两个朋友共同翻译。一个是同济分校的丁立，另一位是河北社科院的华莹。我只翻了7万字。译稿最后送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结局是泥牛入海，连书稿和原书都丢了。这对于我这个借助辞书才能阅读的人来说，不谛当头一棒，英语学习从此不了了之。
　　直到1995年应上海电视二台之约，撰写了30多集逻辑趣谈，还配上图画，由华师大中文系两位老师播讲。随后又将十多年来所写八十多篇结集出版，题为《智慧之藤——趣味盎然话逻辑》。该书未能保留正茂兄的许多精彩实例和点睛之笔，也是无可奈何的。这个本子被中国逻辑学会评为第一届优秀成果奖，还被评为上海市中学生优秀课外读物二等奖。
　　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刘培育研究员主编一套“逻辑时空”丛书，约我承担其中一本。此举又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杨书澜老师的大力支持。我十分珍惜这一天赐良机，将二十多年来的全部旧作加以精心修订。由于割舍不了对《逻辑与智慧》的眷恋，在未征求正茂兄意见情况下，将自选集擅自冠以书名《逻辑与智慧新编》。
　　八十年代初，上海逻辑学会办了一件大事——编写逻辑辞典。每念至此，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三位仁厚长者的亲切面容。他们是冯契、傅继重、徐孝通。“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他们很在意在学会内外创建安定团结、众缘和谐的局面。他们善于调动全学会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使得人人有事做，人人尽其才，因而人人有饭吃。就连我这样一个新兵都分配到部分任务。我除了承担撰写部分因明条目外，还与张军老师合作写了部分“概念”条目。他们甚至还将因明条目的补充和修改任务交给了我。他们鼓励、提携后学的优良风范令人终身难忘。
　　回忆我的逻辑之路，不能不提到我的又一位合作者昂扬老师。他可是复旦数学系1965年毕业生。在逻辑学界，算得上稀缺人才。由于我的建议，他屈尊改行来到逻辑教研室。我们以“罗契、郑伟宏”的署名发表了一组论文，内容涉及集合概念、逻辑能否推出新知识、芝诺悖论、庄子惠施濠梁之辩、公孙龙白马非马、墨辩中的附性推理等。20多年过去，这些论文至今还经得起推敲。

　　二

　　由新闻到哲学，再到逻辑，离青少年时代的憧憬越来越远了，末了又把佛教因明研究当作铁打的饭碗、终身的依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佛家是讲因缘的。我于因明研究，也有一段因缘。“曩治逻辑，思习因明”，然而入门难，深究更谈何容易。有好多年，我好像站在地狱的入口处犹豫彷徨。
　　到了1983年，朱志凯先生代表复旦承办中国逻辑史会议，内容是讨论国家“六·五”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的编撰工作。我一面承担会务工作，一面参与会议讨论。其时我虽已读过“文革”后第一本因明著作，即石村先生的《因明述要》，但仍然是“生来乍到，摸不着锅灶”。五卷本副主编、现代卷主编周云之先生大胆地分配我收集整理现代因明资料的工作，使我根绝了犹豫和胆怯。承担同一任务的还有吉林师院的袁野先生（他已发表过因明论文，后来大概因为找不到因明资料从此主动告别中逻史学会的活动）。以后的进程是，现代卷因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现代因明史的写作几乎成了我的独角戏。
　　我敢于斗胆接下这个任务，主观上是受到周谷城教授的影响。周谷老有句名言：“学问是抓来的。”他本人早年因为只能教中国通史不能教世界通史而不能评教授，便发愤写了一本《世界通史》。复旦还有一个说法，不知出于哪个名家了。做学问的人有两种，一种人在钢板上打洞，另一种人专门在木板上打洞，当然后者打得又快又好。我是属于后一种人。经过几年的学术研究，深知西方逻辑的学术饭太难吃，也看到有的老师因为写不出论文而转移阵地。因明研究是冷门。懂行的人少，写论文相对容易些，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今天回过头来看这20多年，无论新的、老的，人人都能放卫星，动辄解决千年难题，或者自称国际领先。所以，我吃因明饭，既有参与项目的客观需要，又有本人避难就易，拣软柿子揑的心态。
　　我能把这因明饭碗捧起来，除了上述内外因，还有助缘。这不能不提我的忘年交黄石村先生。石村先生曾是老报人，擅长作文。他很早就写过逻辑通俗著作，其中一本是《毛主席著作里的逻辑》。记得正茂兄当年有过写《鲁迅著作中的逻辑》、《红搂梦的逻辑》的想法。大概因为秉性相近，我们仨走到了一起。虽然在上海逻辑学会会议上我与石村先生照过面，但未有交往。当他读过《逻辑与智慧》之后，专门给我来函大加赞赏。在正茂兄陪同下，我专程到府上拜访了先生。我们相见甚欢。那时他身体已虚弱，家中常备氧气袋。不久，他住进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有一天，先生把我召至病榻前，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要把一套珍藏的因明著作赠给我，希望我深入研究，有所成就。我知道这套书弥足珍贵且来历不凡。60年代初，亦幻法师因故被迫还俗以致生活无着，常得石村先生接济而成为患难之交。亦幻法师对石村先生说：“你是研究逻辑的，应懂得因明。”他把自己多年搜集的古今因明著作十余种全部赠送给了石村先生。这套因明书种类之多，超过了国内任何一家大图书馆的馆藏。由于石村先生的慷慨馈赠，我得着图书资料之便，顺利完成了资料编写和现代因明史的写作。
　　1985年春，我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举办的“因明、中西方逻辑史讲习班”，受教于沈有鼎、虞愚诸师，以优良成绩结业。在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方面，我自信做得比其他同道要好一点。我深感得益于讲习班上张家龙研究员讲授的《西方逻辑史》和诸葛殷同研究员关于三段论的讲解。没有正确的、准确的逻辑思想，拿什么去比较？要知道那时候连一些形式逻辑教科书都还有种种误解，例如说：肯定命题的谓项在有的情况下是周延的。
　　专职从事因明研究，离不开单位的支持。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章培恒教授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培养和提高科研人员的逻辑思维水平。他身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一贯十分关心和鼎力支持对佛教因明的研究。20年前是他亲自把我招至麾下，给我提供优越的研究条件，才使我能长期甘于寂寞，潜心冷门学科的研究。没有他的关心、支持、鼓励和督促，我很难在本领域有所作为。
　　1987年和1988年我两度拜访了著名佛学理论家吕澂先生，亲聆教诲。这位佛学泰斗、因明巨匠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对我作了解答，使我受益不浅。我还多次拜访了王森先生。王森先生的健康状况与石村先生相仿佛，在家中常常要吸氧气。他一面喘着气，一面拿出梵、汉、藏三个本子的《因明入正理论》给我过目。他说早就想做梵、汉、藏对勘研究，可是心有余力不足。讲到三时学会清净的因明观点，他如数家珍。我送给他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复印件，先生非常高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心川研究员主动为我提供多种英文版因明著作，其中有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威提布萨那的《印度逻辑史》。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校长武邑尚邦教授热情地将他自己的一本因明著作(《佛教论理学の研究》)赠送给我，并且为我提供了1845年出版的由日本人用中文写作的《因明正理门论疏》的复印件。印度驻华大使馆也将在文化交流中展出的一本因明著作Buddhist Formal Logic(《佛教的形式论理学》，齐思贻著)赠送给我。这些著作对我和我的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帮助。
　　3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陈大齐先生的巨著《因明大疏蠡测》给予我最深刻的影响。书中大量精辟的论述使我少走弯路，他的百折不挠的治学精神更给我以激励。二十多年寒窗，耳边常常响起熊十力先生关于阅读佛家经论的告诫，“读者必须心气澄定，方可悟入”，更要“从其大心深心静心”，始得与之相应。欧阳中石先生在复旦会议上书赠我“心如春水静，意若泰山尊”对子，一直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在屡读屡辍，屡辍屡读之后，终于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倘亦幻法师、石村先生有知，一定会为我感到欣慰的吧。
　　经复旦哲学系王雷泉老师介绍，我在香港《内明》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和访谈。1989年，印度华侨佛教总会会长悟谦法师特邀我前往印度进行学术交流。我于1991年底赴印。悟谦法师勉励我继续深入浅出地写作因明论著。
　　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的《论因三相》、《因明三支作法与逻辑三段论之比较》两篇文章，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逻辑室举办的“因明、中西方逻辑史讲习班”上的结业论文。虽然这两篇文章有许多具体观点至今仍然有效，但在总体上受到了传统的错误观点的影响。
　　1988年，我撰写了《论因明的同、异品》（《逻辑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88年版）。这篇文章既批评了同、异品不除宗的观点，又不赞成修改异品定义即异品不除宗，并重新确定陈那因明的逻辑性质，正式与传统的观点决裂。此文差点不能发表，但最后竟得到上海逻辑学会一等奖。在1989年10月藏汉因明讨论会上又递交了论文《陈那新因明是演绎推理吗?》（香港《内明》杂志，1990年第3期）。随后又发表了《因明概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法称〈正理滴论〉评述》（香港《内明》杂志，1991年第10期）。这四篇文章全面论述了陈那因明思想的成就和三支作法的逻辑性质，恰当地评论了法称发展陈那因明思想，真正把三支作法改造成演绎推理的历史功绩。这些见解在国内自成一家，而与美国理查德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巫百慧先生曾经鼓励我大胆争鸣。学术上的自我否定是痛苦的，但是，自我否定意味着进步。凤凰涅槃。我庆幸学术上的新生。
　　捧起唐僧玄奘译传的典籍，坐了20年多年的冷板凳，先后出版了专著《佛家逻辑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因明正理门论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二书分获国家教委和上海市三等奖。完成了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也于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又完成了2002年上海社科基金项目《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目前正在主持2006年教育部所属逻辑基地重大项目《佛教逻辑研究》的撰写工作。
　　20年前，当我在《法音》杂志发表评介陈大齐先生的巨著《因明大疏蠡测》的论文后，时任上海佛学院教务长的妙灵法师就不吝溢美之辞。多年来他又在很多场合对吾等后学热情鼓励。最近又鼎力出资出版佛教因明丛书。因缘和合，更逢盛世，才有了汉传因明研究史上这一桩伟业。春风浩荡，法雨淋漓。《汉传佛教因明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一个项目，本身就表明了国家对因明研究的重视。拙著能列入“真如因明丛书”正式出版，真是有缘、有幸。
　　近年来，我发现上世纪国内大多数汉传因明研究者所尊所崇的观点基本照搬了苏联舍尔巴茨基、印度威提布萨那和日本大西祝的观点。中国逻辑史学会第二任会长周文英先生就承认“在评述‘论式结构’和‘因三相’时有失误之处”，“这些说法当然不是我的自作主张，而是抄袭前人的，但不正确”。（《周文英学术著作自选集》第46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这让我敬佩，体现了一个襟怀坦荡的大学问家实事求是的治学品格。我又发现著名藏传因明专家法尊法师、杨化群先生误用陈那九句因解释法称因明，再用法称因明来代替陈那因明。这样就混淆了陈那、法称各自的贡献。针对上述情况，我连续发表了下列论文：《论因三相正本清源》、《再论因三相正本清源——兼与姚南强先生商榷》、《因明与逻辑比较研究百年述评》、《弘斯正理门 妙尽自他共——论玄奘对因明的历史贡献》（与汤铭钧合作）、《汉传因明是解读印度新因明的钥匙》、《论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因明与逻辑比较方法论研究——兼评黄志强现代因明研究之路》等。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生命。在学术研究方面，我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君子和而不同”，我不愿意随人转语、人云亦云。我非常自信，我讲清了问题，做学问就是要有泰山之尊。“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我常常想起这样一句励志语。当我对陈那、法称两个因明体系的异同有进一步理解时，我相信能圆融无碍地解答大多数疑难。不管诤友们说我“哗众取宠、华而不实”也好，说我“急功近利、逞意而言”也好，我仍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我非常感谢诤友们的批评，正是有他们的鞭策，才不至于半途而废。
　　末了，我还要感谢华师大哲学系送给我一个好苗子。汤铭钧是由我指导的硕、博联读的在读博士生。此生人品、学养俱臻上乘。我们教学相长，相得益彰。他不仅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得力助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迟早的事。

　　三

　　回首三十年，在逻辑园地中最热门和最冷门的两个领域，我都竭尽所能，说不上呕心沥血，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历史。每念及此，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