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因明研究简评

因明是佛教用来诠释哲学思想的形式方法，即古印度的佛家逻辑。于公元4世纪至6世纪，由印度佛教瑜伽行学派弥勒、无着、世亲、陈那、法称等论师，在尼也耶推论十六句义中有关逻辑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关于因明的研究肇端于唐代，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三个兴盛时期：第一时期为唐代，第二时期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第三时期为20世纪80年代至现在。囿于资料所限，笔者主要从因明发展历史、因明理论研究、因明研究意义和因明研究缺陷等几方面对第三时期中国因明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简单的分析、评要，旨在缕析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因明研究的发展现状及进程。
　　一、因明发展历史的研究
　　关于因明发展的历史，虞愚、沈剑英和姚南强先生分别作了细致地研究和阐述。虞愚先生（1986）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国因明研究著作的分析，较深入、详尽地阐述了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两大支流的不同发展过程。作者认为汉传因明的传播发展过程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传播是后魏延兴年（472）西域三藏吉迦与沙门昙曜所译的 《方便心论》，陈天竺三藏真谛译的《如实论》和后魏（541）三藏毗目智仙与瞿昙流支所译的《回诤论》；第二阶段的传播是玄奘从印度带回一批因明经卷，并于贞观二十年（647）和二十三年（649）在弘福寺分别译出重要因明论著，即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虞愚先生认为在这两次传播中，第一次由于传入的三论只有印度因明的汉译本或藏译本，没有本土化的因明著作，又缺乏注疏，所以，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第二次不仅有著作翻译，还有注疏，因此影响广泛。针对藏传因明，虞愚先生认为藏区所传因明，其传播过程以宗喀巴（1357-1419）为界，可分为新、旧两期，第一个时期的传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因明著作，如：法师子关于法称的《量抉择论》的注解及《量论略义去蔽论》，精进师子的《量抉择论》的注疏，萨班庆喜幢综合陈那《集量论》和法称七部因明论著的要义及《正理藏论》等；第二个时期的传播主要是有关因明的系统著述和编写的课本两类，如：宗喀巴的《法称七论的研究入门》，西藏大喇嘛编写的因明教程等。
　　沈剑英先生（1982）不仅详细论述了因明的产生、发展过程，而且介绍了正理派(Nyaya)、胜论派（Vaisesika）对印度因明的突出贡献，指出印度古典逻辑的发展，当以佛教逻辑家的贡献最为卓著。而且特别强调了玄奘对因明在中国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同时阐述了因明东渐（朝鲜和日本）的过程，使读者理清了因明产生、发展和东渐的基本脉络。
　　姚南强先生（2000）的《因明的历史发展及其贡献》一文从因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和具体形态入手，分析了汉传因明和藏传因明各自的特征和贡献，并侧重挖掘和阐发了其中的经典逻辑思想。作者认为从印度古因明到新因明实现了类比推理向演绎推理的飞跃，汉传因明则形成了“八门二悟”的论辩逻辑体系，而藏传因明无论在哲学本体论、知识论还是在逻辑上都有新的发展。印度因明以陈那为分界线，经历了“以类比推理为特征”的古因明——“带有归纳痕迹的演绎推理”——法称对该论式的发展——宝积静的逻辑飞跃，具有“从简单的类比上升到严格的演绎”、“内涵转化为外延的逻辑”、“已能够处理主词不存在问题”、“不同阶段侧重点的变化”、“因明教理背景演变”五个特点；汉传因明在逻辑方面的主要特征和贡献在于确立了以立破为中心的“八门”体系，把生因和了因进一步划分为言、义、智，进入了广义的语言逻辑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用构架；藏传因明相对于汉传因明具有师承不同、重点不同、作用不同，在教理上以中观应成派为主导，对应成论式更加重视和独特的研习方法与学制等特点。同时，藏传因明的贡献在于：划分了概念逻辑的外延；对“十六遍”的直接推理；形成了“因的系列”的应成论式；体现出在其他“摄类”范围中的逻辑思想。《百年来的中国因明学研究》一文从因明典籍的译介，因明经典的注疏，因明义理的研述，因明的比较逻辑研究以及对国际因明研究成果的译介五个方面综述了20世纪的中国因明研究的进展，坦诚指出我国因明研究水平与现代国际因明研究的先进水平相比，在某些领域内还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强调对因明应当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整理。
　　以上三个学者站在宏观角度，对因明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进行了整体的描述与分析。与此同时，藏传因明对于我国因明研究的突出贡献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此外，阿旺旦增先生（1990）从三个方面介绍了藏传因明的发展、特点及现状。首先，通过介绍西藏因明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起到开创性作用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整体阐述了西藏旧因明的形成、传播和新因明的形成及发展；其次，介绍了藏传因明得到发展的具体原因：①因明在西藏得到了广泛的重视；②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形成了西藏特有的学习方法；③藏传因明与佛教理论联系密切。最后，简要说明了藏传因明的发展现状。指出藏传因明的学习和研究还比较薄弱，远远落后于当今世界藏学的发展要求，希望能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以提高因明的研究与发展速度。
　　祁顺来先生（2003）认为，因明传入藏区,经藏族学者的精心研习、补充完善,形成独具藏民族特色的因明理论体系。它不但发展了印度因明学说,而且拓展了世界逻辑学说的研究领域。作者通过分析历代藏族因明学家的研究成果,如：西藏旧量论（法称的《正理滴论》、《观相属论》、《成他相续论》,有胜友的《正理滴论略义》,律天的《因滴论广释》、《成他相续论释》、《诤正理论释》、《观所缘缘论释》,善护的《成外境颂》、《正理滴论广释益习者论》等）；俄·罗丹喜饶和西藏新量论（法称的《决定量论》和法上的《决定量论疏具证论》、《正理滴论疏》；慧生护的《释量论疏庄严》；阎摩梨的《释量论庄严疏正确论》、《释量论庄严第四品释》；法上的大小《观量论》、《成刹那坏灭论》、《破他品类论》；商羯罗难陀的《成相属论》等）；恰巴曲桑(法狮子)和他的摄类学等，较为深刻地说明了藏传因明不同于印度古因明和汉传因明, 藏传因明是佛教逻辑的精髓。
　　二、因明理论的研究
　　因明理论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针对因明研究的对象、问题及内容，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拉巴次旦先生（2007）从藏传因明学的因类学三支论式和逻辑学三段论角度探讨藏传因明学和普通逻辑学的比较关系及在因明学教学中的运用。作者对二者的不同点进行了详细地分析，认为：（1）三段论是一种思维的合法性原则,而因明学是通过辩论的一种正确性规定；（2）三段论是演绎得出结论,而因明学是证明结论；（3）逻辑要先说因后说果,而因明先说果后说因；（4）三段论主要以纯演绎推理,三支论式则是带有归纳成分的演绎推理，两者是相互独立的不同推理形式；（5）除了某一指定的范围外,三支论式与三段论在推理、判断、概念、处理对象、判定标准诸方面皆不同；（6）因明学谈论的是规则,而逻辑学则属思维的方式，作用有别,故其排列先后的次序也不同。张忠义先生（2008）在对因明的三支论式与西方逻辑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后认为，三支论式的形式应为四种：（1）形式蕴涵的肯定式；（2）全称量词消去后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式；（3）形式蕴涵的否定式；（4）全称量词消去后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
　　因此，从对比分析中得出结论：比较法对于普通逻辑学与因明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这种比较研究法可以推广到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谢佛荣先生（2006）指出因明学和三段论是世界逻辑史上的两大瑰宝,是逻辑三大源流之二,是古代人民留给我们的优秀遗产,既有其相同点也有其不同点：因明学和三段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属于同一范畴的科学,都是关于推理论证的一种逻辑学说,但两者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是不同的。作者通过探讨其相同点和不同点来分析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因明学和三段论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发展,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志强先生（2003）认为,作为一种传统逻辑,因明虽然没有在现代通常意义上对逻辑基本规律进行明确的理论阐述,但是在其逻辑思想中却有相当的篇幅用元语言的方式表述了对逻辑规律的初步认识,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表明佛家逻辑与世界逻辑的共通性及特殊性。作者还认为，由于因明对逻辑基本规律的研究与其他逻辑系统既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也有其诸多的精辟独到之处,迄今仍有其重大的参考价值、实用意义和独特功用,非常值得学者们特别关注和进一步的探讨。
　　曾祥云先生（2003）针对因明研究的方法，提出用逻辑——不论是传统逻辑还是符号逻辑——来参证、解释和评判因明，构成了本世纪以来国内外因明研究一个共同的和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却存在曲解因明的原意，泯灭因明的个性，抹煞因明的风格等问题。因此，作者从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因明研究中的逻辑主义表现，同时对是否可以用逻辑来参证、解释和评判因明提出了质疑。认为：（1）辩论不是逻辑的同义语，因明也不等于逻辑；（2）因明中的逻辑思想与西方正统逻辑是有区别的。因此，借助于现代语用学工具来阐释因明，是深入研究因明的一条有效途径。
　　上述学者关注了因明研究的整体状况，还有部分学者针对藏传因明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姚南强先生（1997）重点分析了藏传因明的哲学和逻辑。认为藏民族的哲学思想早已有之，但是真正形成一种理论却是在7世纪佛教传入之后，特别是形成了藏传佛教之后，藏族思想家对印度佛教的各派观点进行了嫁接、融合、改造、重组的工作，形成了融哲学认识论、逻辑论和科学为一体的藏传因明。进一步发展了哲学和逻辑研究，把因明学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祁顺来先生（1995）依据《摄类学》、《因正理论》等藏传因明的著述，对藏传因明的辩理规则进行了阐述分析。作者首先通过对“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的分析说明了论式的组合形式及其特定原则（因三相）；其次，从“一个论式的宗法与后遍皆不成立，或宗法、遣遍与后遍皆不成立时，作为立论者如何确认此论式属何种论式、应怎么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详细地分析了藏传因明的推理原理和答辩规则；最后，详细介绍了藏传因明研究中的三种特殊论式的辨认与答辩，分别是：不完整论式的答辩、诤事断失论式的辨识与答辩和组合法有过论式的答辩。并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相应结论。
　　继此研究之后，祁顺来先生（1996）又对藏传因明的应成推论式进行了研究。作者对应成论式的四个基本特点进行了说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它与连因论式的区别，指出应成论式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应成论式的立宗，对敌论者来说，或被量识否定，或与其本人的承诺相违背”。同时，还对应成与驳斥的关系，真伪应成的判定标准进行了论述。
　　理应说，值得称道的学者中，郑伟宏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其对因明研究的全面，在中年学者中，似无出其右者。继其20世纪80年代的《佛教逻辑学》问世后，最近又即将出版《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因明正理门论直解》。这两本书將与其他诸多学者的因明研究成果，构成近几十年来最为壮观的一套（近二十本）“因明学丛书”（中华书局陆续出版）。我们期待统览它的完貌。
　　僧界学者刚晓法师潜心研究因明，其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佛教因明论》，虽论述角度不同，但也給我们了解因明研究、探索因明真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同时，也为当今僧俗两界学者协力研究因明，开了个好头。
　　三、因明研究意义的研究
　　颜华东先生（1995）认为因明学研究的意义在于：（1）因明的研究拓宽和深化了现代逻辑研究和发展的道路，促进了我国逻辑学研究的现代化，丰富和充实现行普通逻辑的教学以及普及逻辑知识，有效地提高和训练人们的思维能力；（2）因明的研究在我国源远流长，其理论与方法都为中国学者发扬光大，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理所应当地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3）研究因明，应当留心研究它的兴衰，从中吸取教训，趋利避害，使逻辑学沿着正确的道路得到健康的发展。同时，作者还在文章的最后简要地说明了汉传因明日渐衰落而藏传因明得以发展的原因。
　　刘培育先生（1984）则专注于藏传因明，指出：“所谓藏传因明，是以西藏为中心，我国广大藏、蒙学者继承和发扬印度因明而逐渐创立中国因明的过程”，因而，因明对藏文化有深远的影响，涉及佛学、哲学、文学以及其他思想领域，具体表现在：（1）研究藏传因明，挖掘藏传因明的优秀成果，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逻辑学，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全面认识因明的历史发展；（2）研究藏传因明对于深刻理解藏文化，推动藏学、敦煌学等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3）研究藏传因明，总结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展中外文化交往活动有一定的借鉴作用；（4）重视和推动藏传因明的研究工作，对于巩固和加强民族团结也有重要作用。作者在看到藏传因明研究重要意义的同时，还提出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研究的重视程度不高、社会认知度较低的问题。
　　四、因明研究缺陷的研究
　　针对我国因明研究，不同的学者对现有研究成果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见仁见智地提出了建议。
　　张忠义先生（2007）关于对汉藏因明的比较研究认为：从研究主体言，汉族学者和藏族、蒙族学者的因明研究成果可以进行比较，僧俗两界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进行比较，不同的研究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尊重，不要相轻；从研究内容言，既可以就因明本身的传承、义理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在因明与佛学、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做比较研究；从研究方法言，可以把佛教传统的辩经方法和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进行比较，还可以从逻辑的、哲学的、语言的、论辩学等不同角度对因明进行研究比较。
　　黄志强先生（2000）针对我国因明学的研究内容，提出了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三个比较显著且密切相关的主要误区，即：（1）混淆实体概念与属性概念，集中表现在对因三相、九句因的注解上面；（2）论证与推理相混淆，研究者的这种混淆是以他们混淆种概念与属概念相联系的；（3）逻辑研究与心理猜测相混淆。通过对这三个主要误区的详细分析，作者希望能够“澄清谬误,摧破混淆,对确切地领悟因明的真正意蕴,给因明的建设性研究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颇有裨益的探究”。
　　同时，作者还指出，目前国内的因明研究还存在如混淆逻辑公理与逻辑规则、命题与概念等其他的误区。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佛家逻辑,推动逻辑学的进一步发展,该作者于2002年在《评因明研究中的几个误区》一文中，对上文一些未能尽述的问题加以探讨和澄清。认为应从理论科学的角度来阐释因三相及其他因明学理论,因三相在本质上属于逻辑公理而非论式规则,因明概念与命题不能混为一谈,因明概念所指称的内涵与外延也应明确区分开来。这样,才有可能准确理解佛家逻辑的真正意蕴。
　　杨恒刚、程爱晶（2006）从研究范围、方法及社会功能方面,阐述了因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国内现有的因明研究，存在研究资料利用不够、研究面狭窄、缺乏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实用性欠缺等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论证的同时，通过与西方逻辑发展状况的对照,指出了因明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法。
　　沈海波（2004）则从史学角度对因明研究进行分析，认为因明学史研究目前仍是学术界的一个薄弱环节，很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有以讹传讹之处。作者通过对因明学何时传入汉地的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与因明学的关系、因明学在唐代佛道之争中的作用等问题的探讨，力图还原因明学史学的原来面貌。
　　五、对我国因明研究的不足认识
　　通过对我国近几十年来因明研究的综述，笔者认为就目前相关研究成果而言，还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力度不够。笔者以“因明”为关键词，检索了1980年1月至2007年12月在全国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仅发现了数十篇与此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而且多集中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近年来的研究屈指可数。由此可见，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因明研究并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阐述；
　　（2）研究范围狭小。就研究地域范围而言，因明研究主要集中在藏区，受语言所限，内地对此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对藏传因明资料的利用率不高，因而导致汉族学者对藏传因明研究状况了解甚少，研究面较窄；就研究学科范围而言，因明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学科自身领域，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较少，在作者检索到的文章中，仅有一篇文献（沈海波（2004））是从其他学科出发对因明研究进行分析的；就研究种类的范围而言，囿于资料所限，国内现有关于藏传因明的研究绝大部分是僧侣佛教界人士，而藏传因明的专门研究者可谓凤毛麟角；就研究方法和社会功能而言，在因明学研究中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引入，研究方法的创新性有待加强，而且因明的实用性欠缺，社会功能仍需进一步增强；就其研究内容的范围而言，学术界的因明研究主要是陈那和商羯罗主的因明思想，对法称及其后继者的高层次的因明思想基本上未能涉及或涉及不深。
　　（3）社会认知度较低。因明学虽然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也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因明研究本身忽视了推广交流和与其他应用性学科的结合，致使汉传因明实用性不足，而藏传因明又受地域和语言的限制，研究者多为藏区学者，与内地学术界的交流较少，因此，因明研究的社会认知度一直比较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因明的研究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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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董华，云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张晓芒，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