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五卷本”情结——中逻史编辑杂忆

两个“五卷本”情结——中逻史编辑杂忆
　　刘延寿
　　摘要 本文以回忆录形式，记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10年来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自1990年后该名称为“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共同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整理和编辑出版所做的努力，以及作者与编辑在中逻史学术活动及出版工作中结成的深厚情谊。全文分五个片段，即：羊城聚会——第一个“五卷本”的孕育；第一本《因明论文集》的问世和全国首届因明学研讨会的圆满召开；难忘的泰山“十八盘”精神——第二个“五卷本”的友好“争夺”；因明与两个“五卷本”；肯定了别人，也就肯定了自己。描述了《中国逻辑史》（五卷）和《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六册）科研成果的完成与出版过程。其中有关的人事情景，都是本文作者亲历过的，没有虚构成分。本章虽有平叙之虞，但感情真实无瑕，是一气呵成的。
　　关键词 中逻史 五卷本 情结 编辑 杂忆
　　羊城聚会——第一个“五卷本”的孕育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科学迎来了学术的春天。尘封已久的中国逻辑史也重见天日。1980年12月1日，是中国逻辑史界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大陆逻辑史学界的老中青专家学者一行四十多人齐集广州聚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逻史界的因明学前辈、哲学家、书法家、诗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虞愚教授，哲学家、逻辑史学家、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温公颐教授，哲学家、逻辑史学家、中山大学杨 荪教授，逻辑学及符号学家、湖北大学李先焜教授等被聘为学会首届顾问；中逻史界名辩学、因明学的一批后起之秀都参加了那次学术聚会。《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刘坚承先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编辑部的蒙登进先生，以及在下作为出版界代表也参加了那次难忘的学术聚会。凡参加那次会议的，都为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的创始会员。
　　广州聚会虽只寥寥四十多人，但却集合了中国大陆中逻史研究的基本队伍，组建了有大陆知名的中逻史专家、学者、教授担任顾问、会长、理事的专业学术团体——中国逻辑史研究会 [1]，承担了国家“六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之一、也就是第一个“五卷本”《中国逻辑史》（五卷）的撰写和出版任务；会议成功地揭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逻辑史学界有组织、有计划地系统研究中国逻辑史的序幕。
　　打这一天起，学会顾问和其他群贤开始积极投入中逻史的研究、整理和撰写五卷本的《中国逻辑史》，以及抢救绝学——因明，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笔者义不容辞，担任了
　　重点出版项目的责编之一和甘肃人民出版社与学会的联络工作。也是从这一天起，关于《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的编辑出版工作及有关的业务活动，几乎是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的历次学术讨论会及有关的学术活动交互进行的。因此，学会的历次重要学术活动我都认真参加了。28年前播下的种子，今天都无一败枝，硕果累累了。当年的顾问、学术前辈已有4位离我们远去了，健在的也都迈入耄耋之年，每每想起当年的一批中青年中逻史学者于今都成青于蓝的学术骨干和带头人；现在的中逻史教学及研究队伍比28年前翻了至少一番；他们的科研成果也可以记日程功了。想到此，惆怅似乎释然了。
　　第一本《因明论文集》的问世和全国首届因明学讨论会的圆满召开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逻辑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抢救和研究逻辑史上的珍贵遗产，是弘扬和发展逻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就包括抢救和研究因明这份宝贵遗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有两位因明学者，一位是清华大学的吕 教授，一位是厦门大学的虞愚教授，他们是那个时代研习因明最有成果者，是20世纪中国逻辑史学界研习因明的第一代学者。80年代抢救因明，自然离不开这两位前辈的参与。一批研习因明的中青年后起之秀，在抢救工作中脱颖而出。他们为学、为人都很出色。在吕 、虞愚这样一批老专家的极大鼓励和支持下，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中年逻辑史学者刘培育先生、周云之先生和北师大哲学系的青年逻辑史学者董志铁先生等密切合作，从1978年底开始了选编《中国逻辑史论文选1949——1979》的工作。在选编过程中收集到一批公开发表过的因明论文，他们感到这批文章“读来，令人新目；思之，余味无穷。”于是便产生了选编《因明论文集》的念头。他们很快收集到19篇国内因明学者的专论和2篇译作。
　　论文集的选编者刘培育先生、周云之先生是笔者早在1978年就认识的逻辑界老朋友，由他俩牵线搭桥，很顺利地约定在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论文集原作者们特别是虞愚先生等的积极合作与编者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因明论文集》于1982年2月面世。没想到，学科覆盖面本就十分有限的这本论文集2000册平装、1000册精装，不到一年时间就告售缺，以至后来又重印了一次，竟也无库存了。论文集的作者和编者们知道这一情况后异常高兴，虞老当然更是兴奋异常了。
　　第一本《因明论文集》的出版，确实不同凡响。它在国内外逻辑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乃至对推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抢救因明学术遗产和研习因明的中青年学者的起步，以及因明绝学的复苏和再造辉煌，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第一本《因明论文集》出版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促进下，1982年2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以抢救因明和筹备全国首届因明学讨论会为中心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代表有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虞愚教授，西藏代表、藏传因明专家杨化群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刘培育先生、周云之先生、张春波先生，北师大哲学系的杨百顺教授，我国第二代汉传因明学者、现华东师大（当时为上海教育学院）教授沈剑英先生因故未能到会，但寄来书面发言；我作为甘肃人民出版社代表与学会联络工作人员，也参加了那次重要的会议。虞愚先生主持了那次座谈会。会议经过两天认真的的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这一共识很快得到了中国社科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他们及时用《要报》形式将大家的共识和呼吁报告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这一情况对1983年夏在敦煌、酒泉两地召开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及其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北京座谈会的推动下，经过半年的准备工作，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甘肃省社科院、甘肃人民出版社三方联合主办，于1983年8月3日至10日在敦煌、酒泉两地召开了全国首届因明学讨论会。甘肃省委宣传部十分重视这次学术讨论会，韩志德副部长专门召开部务会议研究部署了筹备工作，并向酒泉地委宣传部和敦煌县委下发了专门文件，要求协作，确保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的圆满召开。这一做法在学术团体的学术活动史上是不多见的。唐代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是唐高僧玄奘西行印度游学取经的必经之地。当我们向有关地县领导同志言明贵地曾有高僧玄奘的足迹时，他们无不为之动容，一种由然而生的自豪感顿时溢于言表。这对研讨会的圆满召开起了促进作用。
　　首届全国因明学术讨论会共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西藏、青海、江西、湖北、山西、河南、广东、甘肃等省、市、自治区的因明、逻辑、宗教学专业工作者和新闻出版单位的同志共55人参加，除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会务人员外，可以说集合了当时大陆仅有的汉藏因明学者与会。虞愚先生在开幕式致辞中即兴吟诵七律：
　　燕南雁北群贤集，握手敦煌喜可知。
　　绝学相期同发越，高文何止闯藩篱？
　　由来后浪推前浪，自是多师为我师。
　　玄奘法称遥可接，冥探正理报明时。
　　虞老的吟诵使开幕式气氛达到高潮。这次研讨会的成果有三：第一，会议收到学术交流论文24篇，为第二本因明论文集《因明新探》的编辑出版奠定了基础。第二，审定了第二个五卷本之一《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的编写计划和部分初稿。第三，成立了因明研究工作小组。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几年来因明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是对今后更好地开展因明研究工作的一次动员。
　　难忘的泰山“十八盘”精神
　　——第二个“五卷本”的友好“争夺”
　　1982年9月，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在山东泰安召开第3次年会，会议主题是讨论墨辩逻辑的有关学术问题，同时研究《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第二个五卷本）和《中国逻辑史》（亦即第一个五卷本）两套重点工程的上马和作者队伍的组建。会议安排在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召开，自然要安排与会学者们攀登泰山活动。笔者有幸第一次遇到这样难得的机会，也就不怕登山难了。然，要登上几千个台阶的“十八盘”，甭说腿有残疾的我，就是四肢健全、身强力壮者，据说也要三四个小时才能登上南天门。当时还没有现在的缆车，要进南天门，还只有徒步攀登了。有几位同仁劝我别登了，怕出意外。我正在犹豫的当儿，见一位年约六十多岁的老妈妈步态稳健地往上登呢。上前询问，得知她每年这个季节都要登一次“十八盘”。这一问，我来劲了：再说，我四十来岁的人，即便腿有骨伤残疾，也不能在“十八盘”面前不如六十多岁的老者的勇气和毅力。于是，一股作气登了整整四个小时，终于进了南天门，上了玉皇顶……同行的会议东道主同仁、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理论编辑室主任祁秀生同志简直轻车熟路，登山功夫了得，一路小跑，在“十八盘”台阶上如走平地一般，想必他是登山有素的高手了。
　　晚上回到住地，听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山东社的老祁在对《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的出版安排正在向作者们做争取工作，意在交由他们出版。闻此讯，不敢怠慢，但作为重大出版选题，我无权决定，必须请示社里主管领导。后经分管逻辑学科的谭秋华副主任与我们的作者老友、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刘培育研究员联系协调，山东人民出版社的老祁很仗义，理解甘肃人民出版社争取同时出两个“五卷本”的理由，于是友好地放弃了争取工作。
　　因明与两个“五卷本”
　　随着两部《因明论文集》的编辑问世，《中国逻辑史》（五卷）和它的配套工程《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六册），即两个“五卷本”也上马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甘肃人民出版社先后参与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于1980年的广州成立大会，1982年的北京抢救因明座谈会，同年9月泰安会议确定两个五卷本的上马，1983年敦煌、酒泉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的筹备及作为承办单位之一的会务及学术讨论，以及1984年庐山会议讨论两个“五卷本”大纲等，结下了深厚情缘；而两个“五卷本”情结的形成，实在是滥觞于因明学术的抢救与出版。
　　1984年的庐山讨论会至今令人难忘。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两个“五卷本”的写作大纲。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曹克己同志亲自出马，我和理论室副主任谭秋华同志随同他一道参加了讨论会。曹克己同志是《读者》（原《读者文摘》）杂志的选题提出和策划者，这件事上他对甘肃人民出版社和国家期刊出版事业立下的汗马功劳是有目共睹、难以忘怀的。他对因明学术的抢救和两个“五卷本”出版工作的重视，也是大家都了解的。他在肝癌晚期的日子里，还担任了《中国逻辑史·近代卷》的责任编辑。令人难忘的是，他和《中国逻辑史》（五卷）的主编、逻辑学家李匡武教授都离我们远去了！然而，在两个“五卷本”的情结里头，凝结着他们的心愿。
　　肯定了别人，也就肯定了自己
　　1994年10月，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在桂林召开学术讨论会。作为出版社代表，我参加了那次研讨会。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对本会会员集体和个人申报的1980—1993年中国逻辑史科研成果进行评奖。评选结果，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4种中逻史学术著作获奖。它们是：李匡武教授主编的国家“六五”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杨芾荪教授主编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六册）同获特别奖；杨 荪教授主编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获优秀教材奖；刘培育教授著的《中国古代哲学精华·名辨篇》获优秀著作一等奖。会议还做了一件别开生面的事：评选作者优秀科研成果不忘出版单位，会议特别决定：
　　为了向十几年来热情支持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为中国逻辑史科研成果的出版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甘肃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单位表示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全体同志的衷心感谢！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特向出版社代表颁发获奖证书。
　　当我代表甘肃人民出版社捧过四个大红荣誉证书时，感情自然十分激动！就在此时此刻，我悟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肯定了别人，也就肯定了自己。从1980年广州会议欣然接受学会委托出版国家“六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选题，到1982年泰安会议敲定出版《中国逻辑史资料选》（五卷六册）的选题，经过十年努力，两个“五卷本”先后出齐。期间，甘肃人民出版社又为部分会员个人出了几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和教科书，总共加起来约有五百余万字。这些集体和个人研究成果的正式出版，无疑是对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而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在14年后[2]的科研成果评奖中不忘出版单位，除作出专门致谢决定外，还特别颁发了获奖证书，并且层次很高。这实际上充分肯定了我们甘肃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出版成果。我还在想：我们编辑出版的成果不仅仅是两个“五卷本”，随着这两套书的出版，一批中逻史教学科研人才和骨干力量
　　也成长起来了，这一方面的事实本身就包含着对我们又一种编辑出版成果的充分肯定。
　　还有一种肯定更珍贵：1978年杭州会议讨论杭大等10院校《逻辑学》教材编写大纲期间结识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刘培育教授、周云之研究员、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主要创办者、逻大第一任校委会主任孙煜先生、浙大王维贤教授、湖北大学李先焜教授、华东师大沈剑英教授，以及稍后结识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虞愚教授、首都师大欧阳中石教授、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燕山大学张忠义教授、上海社科院周山研究员等作者朋友，至今已有近30年的过从，可谓“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3]。这“士之相知”的友谊，是对编辑与作者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肯定，就好像作者与编辑对一部正式出版的书来讲，他们在文化历史中一道成长，作者或者编辑并无单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