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卷考察记

　　元刊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卷考察记
　　宁夏博物馆藏有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简称“夏文华严”)第七十六卷一册，因其系木活字版印本而倍受学术界的关注，并为该馆西夏文物的基本陈列品之一。笔者因工作关系，虽可天天看到，但却无缘触摸翻检。1995年夏，为配合国际西夏学研讨会在银川的召开，西夏文物重新布展，
　　从而使笔者有机会能借看两天，从表及里，从正面到反面对是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鉴于是经的重大学术价值，为了对我国早期活字印刷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兹将考察所得，略陈如下。
　　在谈考察情况之间，似有必要先谈谈《华严经》和“夏文华严”。
　　《华严经》是佛经中最主要的经典之一，也是较早被译成汉文的一部佛经。汉译《华严》最早出现在东晋，从晋到唐计有三种译本，最主要是唐代于闻三藏实叉难陀译的80卷本，简称“八十华严”，另外还有60卷本和40卷本。“夏文华严”主要译自“八十华严”。
　　“夏文华严”是1917年在宁夏灵武出土的，后经辗转流传，大部分为北京图书馆收藏。宁夏、甘肃、日本等有关部门及个人也有零星收藏。将各家收藏加在一起，计有“卷，加上复本近80册。本世纪30年代，就有人认为“夏文华严”是“活字印本”，是松江府僧录管主八奉诏在杭州大万寿寺雕
　　刊的“河西字(即西夏文)大藏经”的一种。这一说法，被后来的研究所一再证实，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发现。“夏文华严”是我国仅有的元代木活字版印本，对研究早期木活字具有重要的价值。
　　宁夏博物馆所藏“夏文华严”第七十六卷，原为罗雪樵先生所有。罗先生是研究西夏的学者之一，著名的老教师，对其所藏备加爱惜。据说，他有“夏文华严”二十六、五十七、七十六三卷，是1947年“从一个灵武人手里买的”，曾四次借给宁夏博物馆拿到北京展览，往返几次，二十六卷和五十七卷共丢失了20几页，七十六卷存宁夏博物馆。
　　“夏文华严”第七十六卷，经折装，书品高31.6、宽12.2、厚1.5厘米。封皮为厚纸板黄罗装裱，黄罗上下边略有残损;封皮底右侧残损更甚。经函标签贴于封皮中部，竖长方形，长18.2、宽4.4厘米，白纸精印，有回形纹花边，标签汉译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契第六·生”。我们注意到，经文
　　是活字印版，函签却是整块版刻成的。比之正文，字体大小合度，墨色浓淡相宜，书体介于欧柳之间，结体谨严，笔力遒劲，气势一贯，美观大方，似非一般工匠所为，当系无名书法家的作品(图一)。
　　正文用纸为淡黄色细绵纸，质地柔和，韧性较强。版面高25、宽12.2厘米，上下子母栏。总45折，91面，每面6行，行17字，计约9100字。第一面首行为经名，汉译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契第七十六卷·谷”，第二、三行为小字，约为正文字之半，汉译为“唐于闻三藏实难叉陀译”“奉天显道、
　　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睦赘恭 皇帝御校”③。第四行开始为正文，顶格排版，字大小有差，方长不一，在1.3一1.5厘米之间(图二)。
　　从经文背面可以看出，“夏文华严”卷七十六由18张纸印成。纸长62. 5 -64. 5厘米，第18张特长，为75. 6厘米。每纸印经5面，最后一纸印经6面。纸的两端留有空白，与前后张相粘接，粘接部位平整牢固。个别的一张由数段纸粘接而成，如第15纸分别由长31、10. 5 , 24厘米的三段粘接而成，从10. 5厘米的一段正好是一个印刷面判断，所以一纸造成数段，当系裁去印错的部分，然后再补贴上重印的部分造成的。每张纸的两端都裁切整齐，只有个别开首的一端留有毛边。经背的部分折缝处，贴有宽1.7厘米的同色纸条加固，有的全贴，有的只贴下端或是上下两端。
　　经背每张纸开头的空白处，用西夏文和汉文活字，印有函号、册次和用纸次第。如图三所示:“〔附录1〕”，汉译为“谷六第五，;“谷”是千字文函号，“六”是此函第六册之省称，“五”是第五张纸。意为“谷字第六册第五张”。另外，有两处特殊的文字:第1处在封里右下侧第1张纸边上，墨书“七六之八一(图四);意为“第七十六卷·第八函·第一张”。第二处在第15张前端纸边上，上端墨书“一字”三字，中隔“，”号，其下为西夏文“〔附录2字(图瓦，“”字，拟即“’，字，音di，入也，即“入一字”;“〔附录3}”字音译为t6，为西夏族姓，可能是西夏印工之姓。
　　王静如先生曾对是经作过考察，正确地指出“经函标目”误置。我们也注意到这一问题。据研究，“河西字大藏经”和汉文大藏经一样，也用千字文标号，称为函号(或帆号)⑥。是经经函标签名下的“生”字，和正文经名下的“谷”字，都是千字文函号;为什么同函异字呢?原来此经第七十六卷，当为第八函，函号是“谷”，而封皮标签，却错将函号是“生”的第6函的标签误贴于此。
　　是经的木活字特点，主要反映在字体、墨色和修补三方面。
　　就字体而言，只要掀开一面，稍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字体大小不一，笔画粗细有差，笔锋有钝有锐，形体有方有长，如29、30两面的“〔附录4少(一切)字22个，字字不同，一字一面(图六)。上述现象，在雕版印刷品中是不会出现的，而同一字一字一面，显然不是写版人写的，而是刻工们一
　　个一个刻出来的。
　　从墨色上看，有的字色浅，有的字色深，在一面上，有一片色浅，有一片色深，墨色透背墨白相间，反差很大。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活字版版面不如雕版版面平整，而刷墨不匀，也是原因之一。
　　谈到修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捺印补字，即个别字不是活字排印上的，而是在预留位置上捺印的。其表现为同一字墨色很淡，但字形笔锋完全一样。85 , 86两面，出现4个“〔附录5}(顺)，，字，19、20两面，出现5个“〔附录6}(宝)”(图七)，就是例证。王静如等先生曾论到，印经时使用频率很高的字如“佛”“一切”等，因备用字不够，是在经文印好后再在相应部位上捺印的。笔者在卷76中所见，情况似不全如此，如前述29、30两面上的“一切”，就不是捺印上的，而上述曰匝”字和“宝”字，使用频率并不高，倒在捺印上的。这种现象的产生，或许是计划不周，造成缺字，只好印好后再补所致。
　　另一种情况是挖补即将印错的地方小心挖去，然后在经背贴上同色略大的纸，再将更换的字，一个一个捺印上去。如第2,3、5、8、21诸面，皆有挖补痕迹，少则1字，多则6字，所捺印之字，有的就骑在补纸接缝上(图八)。
　　上述两种情况，都不会出现在雕版印本上。写版人是不会在他写的稿样上空下任何字，待印好后再捺印补上的;而雕版需要挖补时，是在刻经木版上将错字挖去，嵌入大小适当的木块，再将修正的字刻上，而不会在印好的经文上挖补。宁夏贺兰县宏佛塔发现的西夏文雕版上，就有这种挖补的痕迹
　　(图九)。笔者所以详述挖补情况，是因为它为“夏文华严”是木活字版印本，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证据。
　　70年代以来，有关专家就“夏文华严”的装帧、版式、纸张、墨色、特别是木活字印刷，各从其所见，进行了很多研究，使“夏文华严”为元代木活字版印本，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使笔者对是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我等所作，只能算是“锦上添花”，如
　　能对早期活字研究有所补益，将是对笔者最大的慰籍。版本学、印刷史非我们所长，所述不当之处，尚祈不各指正。
　　附　录：

　　注　释:
　　①本段所述，详见牛达生《木活字考证—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发现、研究及版本价值》，载《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5月版。
　　②罗雪樵《我所知宁夏出土发现的西夏文物》，载《宁夏文史选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罗先生生前，多次向我谈过有关情况，对丢失夏文经甚为惋惜。
　　③西夏皇帝有庙号、溢号，还有城号、尊号。这是仁宗李仁孝的尊号。
　　④王静如《西夏文本活字版佛经与铜牌》，《文物》1972年11期。
　　⑤千字文函号，是管理和检佛经的一种办法。从唐代开始。僧人将数量很大的佛经，依其结构体系排好次第，然后按篇幅多少分函(又称帆)，有的数经为一函，有的一经为数函、十数函，大约10卷为一函，以大家都会背诵而文字又不重复的《千字文》为序，给每函标一字号，就是千字文函号。唐代以降，直至明清，所刊整部大藏经皆用此法(坊刻另本则无此函号)。这是我国最古的图书排架号，是僧人的一大创造。
　　⑥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人们在开始接触西夏文佛经时，就发现有的经如汉文佛经一样，有《千字文》函号。这是一大成绩。但当时只是套用对应汉文佛经的函号。如认为“夏文华严”同汉文所藏《华严》一样，是用“垂拱严章，爱育黎首”八字。但同时发现，夏字与汉字并对不上，罗福成先生首先译了“夏文华严”八字中的5字，并说“恐非千字文，尚无确证耳”。60年代以来，专家们逐渐认识到西夏文佛经只是采用了《千字文》的标号办法，但并未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字，而是旧瓶装新酒，另编新字。在这方面，史金波先生作了很多工作(见《西夏佛教史略》)，是个很大的进步。但诸家译字又不完全相同，现将“夏文华严”千字文函号诸家译字列表如下，仅供参考

　　（本文摘自《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　作者：牛达生　胡若飞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