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敦煌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百年回顾

【内容提要】西域、敦煌出土的为数相当丰富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是古代回鹘佛教研究的第一手也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西域佛教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
　　【关 键 词】西域/敦煌/回鹘文献/佛教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佛教的。这些文献填补了许多历史记载的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西域、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大部分都是译作，只有那些佛教头韵诗歌似可视为原始创作。从已释读的序跋来看，汉语、藏语、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以及龟兹语都曾为其原始语言使用过。
　　甘肃酒泉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是目前所知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回鹘文写本之一。根据写本的题记，该经抄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抄经地点就是敦煌，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回鹘文写本。1910年由俄国学者马洛夫发现于酒泉文殊沟，现存圣彼得堡。拉德洛夫(W.Radloff)和马洛夫(S.E.Malov)以印刷体回鹘文字母出版了该《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注：见其所著《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Sūtra zolotogo bleska)》（＝《佛学丛书(Bibliotheca Bud-dhica)》第17种），圣彼得堡，1913～1917年。），其大部分内容又由拉德洛夫译为德语出版。此出版物是以大量的翻译和音标为基础的。该写本散失的2叶后被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发现，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注：百济康义、罗伯恩(K.附图{B902b01})《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叶(Zweiverirrte Blatter des uigurischenGoldglanz-Sūtras im Etnografiska Museum,Stockholm)》，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132卷，1982年，第336～347页。）。
　　德国藏本，自1908年开始即已由缪勒刊布了第一、十六、十七等品中的部分内容（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文献汇编(Uigurica)》第1卷。）。1971年，罗伯恩和舒尔茨联合出版特肯整理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十品的集注本（注：特肯(S.Tekin)《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至十品研究(Die Kapitelüber die Bewubtseinslehre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威斯巴登，1971年。）。根据柏林的同类文书，茨默论述了第二品中的比喻与序品（注：茨默《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二品与序品(O vtoroj glave sutry" Zolotoj blesk")》，载《突厥学研究·阔南诺夫70寿辰纪念专集(Turcologica.Festschriftzum 70.Geburtstag von A.N.Kononov)》，列宁格勒，1976年，第341～347页。）。柏林藏品的全部出版直到最近才由茨默整理完成（注：茨默(Peter Zieme)《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q Sudur)》（＝《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18种），柏林，1996年。）。
　　关于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翻译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拉德洛夫和马洛夫认为该经译于13～14世纪，同时认为用词与语法又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语言相似（注：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马洛夫（С．Е．Малов）《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basa“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щи）》，圣彼得堡，1913～1917年，第14～15页。）而茨默则认为该经应译于10世纪（注：茨默《关于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О　Второй　ｚｎａве　сутры“эолтой　блеск”）》，载《突厥学研究(Turcologica)》，列宁格勒，1976年，第341页。）学界多倾向后一说。此经的跋尾明确地告诉我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所译。该经以其字迹清晰，部头大且比较完整，而特受学界重视，长期以来成为世界突厥学家们从事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该经以义净译《金光明景胜王经》为底本，但比汉文本多出了张居道因抄写《金光明经》而起死回生和某妇人以诵该经而除病的内容（注：对这两个故事的研究，参见恰合台(S.Cagaray)《〈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两个故事研究(Altun Yaruktan ikiparca)》，安卡拉，1945年；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бменности）》，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茨默《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传说(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utra)》，载《突厥学报(TUBA)》第1卷，1977年，第149～156页以及对此文的补正（载《突厥学报》第2卷，1978年，第168～169页）。），系胜光法师由《忏悔灭罪传》（参见敦煌写本P.2099等）译补。此外还多出了《四天王赞》（注：此经之梵文本已无存，回鹘文本较藏文本更为完整。）（译自藏语）、《八大圣地制多赞》（注：毛埃(D.Maue)、罗伯恩(K.附图{B902b01})《古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Ein Caityastotra aus dem alttürkischen Goldglanz-Sūtra)》，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129卷，1979年，第282～320页。）（译自梵语）和书末的回向文（注：特肯《功德回向(Buyan evirmek)》，载《阿拉特纪念集(Resid Rahmeti Arat icin)》，安卡拉，1966年，第390～411页。）（当为抄经者所撰）。
　　其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由于没有采用诗体结构，以理度之，应是从藏文（而非梵语）翻译过来的，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是首页上除了梵文题款外，赫然可见藏文尾跋（当然也有回鹘文标题）。
　　在东方流传甚广的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注：杨富学《〈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43页。）也有十余件写本先后被甄别出来。1911年，拉德洛夫在其所著《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si-im Pusar.Eine türkische übersetzung des XXV.Kapitels de Chin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ndrika)》中研究释读了圣彼得堡收藏的该文献，附有德译及详细的疏证和原文模拟。日本收集品则由羽田亨于1915年进行了研究（注：羽田亨《回鹘文法华经普门品の断片》，载《东洋学报》5卷3号，1915年，第394～407页。）。特肯(S.Tekin)则研究刊布了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收藏的两件写本（注：特肯《回鹘文文献(Uygurca metinler)》第1卷《观世音菩萨(Kuan si im Pusar)》，埃尔祖鲁姆，1960年。）。另有一件文书，1911年由德国学者缪勒研究刊布（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语文献(Uigurica)》第2册，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论文(APAW)》，1910年，第2号，柏林，1911年，第3件文献。）。1980年，毛埃和罗伯恩整理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写本中《普贤菩萨劝发品》的两件残片（注：毛埃、罗伯恩《关于〈妙法莲华经〉之古突厥语译本(Zu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载《中亚杂志(CAJ)》第24卷，1980年，第251～273页。）。后来，茨默在柏林藏品中又发现该经的另外两件残片（注：茨默《两件新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残片(Zwei neuc alttürkische Saddharmapun-darīka-Fragmente)》，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6卷，1989年，第371～376页，图版20。）和5件出自该经的偈颂（注：茨默《〈法华经〉偈颂(Der Essenz sloka des Saddharmapundarīka sūtra)》，载《欧亚研究——罗纳·塔斯教授纪念文集(Varia Eurasiatica.Festschrift für Professor AndrasRona Tas)》，塞格德，1991年，第249～269页。）。这十多件已刊或未刊的残卷中，属《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或单行本《观音经》者有5件，其余则分属它品。百济康义发现邦格和葛玛丽《突厥吐鲁番文书》第5卷（注：邦格(W.Bang)、葛玛丽(A.von Gabain)《吐鲁番突厥文献(TTT)》第5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1年，第323～356页。）中的B号文书是从《妙法莲华经玄赞》（《大正藏》第1723号）翻译过来的（注：百济康义《〈妙法莲华经玄赞〉回鹘语译本(Uigur Translation of the Miao-fa-lian-hua-jing Xuan-zan)》(1)，《佛教学研究》第36卷，1980年，第49～65页。）。他还辨认出斯德哥尔摩藏品中的一叶残片和68张仅存照片而原件已不知去向的同属《妙法莲华经玄赞》的回鹘文残卷（注：百济康义《妙法莲华经玄赞のウイクル译断片》，载护雅夫（编）《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85～207页。）。
　　在现存回鹘文写本中，存量最丰富的当属汉僧伪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正藏》第2897号）。该经在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中并不流行，正规的大藏经多未收录，有趣的是，该经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时有发现。在考察这些残片的时候，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当年，邦格、葛玛丽等在研究柏林收藏的写本时，就将其划分为72种不同的版本（注：邦格(W.Bang)、葛马丽(A.von Gabain)、热合马提(G.R.Rachmati)《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6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4年，第9页；山田信夫《ウイジクル王国の佛教文化》，《东洋学术研究》18卷1期，1979年，第80～82页（张桐生译载《丝路与佛教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陈世良译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第11期，第7页）。以后又新发现此经写本89种（注：葛玛丽(A.von Gabain)《婆罗迷文文献(Texte in Brāhmīschrift)》，载《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8卷，柏林，1954年，第71～72页；小田寿典《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新残片（New Fragments of the Buddhist Uigur Text 附图{B902b02} yaruq)》，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卷，1983年，第125～142页。），如加上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及日本各地所收藏的写本、刻本，其种类就已达186种之多。日本学者小田寿典经过细致地研究后认为，该经融摄了波斯的信仰成分。他还认为这诸多写本在年代上可分为三个种类，亦即分属三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波斯拜火教思想非常浓厚。后来的写本则对前面的有所修改，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波斯信仰也就逐渐被排除（注：小田寿典《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载《东方学》第55辑，1978年，第104～118页。）。大凡有回鹘文写本收藏的单位，都可看到此经残卷，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当属伦敦大英博物院（注：主要研究著作有邦格、葛马丽、热合马提《吐鲁番突厥语文献(TTT)》第6卷，第1～102页；李盖提(L.Ligeti)《论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Autour du 附图{B902b02} Yaruq)》，载《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布达佩斯，1971年，第291～319页；小田寿典前揭《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第104～118页。）和日本龙谷大学（注：羽田亨《回鹘文の天地八阳神咒经》，载《羽田博士斯史学论文集》下篇，言语·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64～137页。）的藏品。前者保存466行，后者存留405行。对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研究，日本学者小田寿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要致力于日本所藏该经写本的刊布与研究，先后发表的论文有十数篇（注：举其要者有《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断片拾遗》，载护雅夫（编）《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61～184页；《ウイグル文八阳经‘大谷氏所藏断片’追考》，载《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经要》第1号，1984年，第91～100页；《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版本断片》，《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4号，1987年，第25～38页；《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的新残片(New Fragments of the Buddhist Uigur Text S?kiz yükm?kyaruq)》，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卷，1983年，第125～142页；《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Uighur Fragments of the Block-Printed Text S?kiz Torlügin yarumimpi Nom Bitig)》，载《突厥语言与文学杂志(Türk Dili ve Ededbiyati Dergisi)》第24、25卷，1980～1986年号，第325～347页。）。
　　东京中村不折藏本由庄垣内正弘作了研究（注：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东洋学报》第62卷，1979年，第02～010页。）。北京藏本已由冯家ｓｈēｎｇ＠①刊布（注：冯家ｓｈēｎｇ＠①《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载《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第183～192页。），乌鲁木齐也有所藏，已由维吾尔族学者卡哈尔·巴拉提研究刊布（注：卡哈尔·巴拉提(Kahar Barat)《胜光法师译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singqo sali tutung Traducteur du 附图{B902b03} Yükmak Yaruq nom)》，载《亚细亚学报(JA)》第28卷，1990年，第155～166页。）。
　　译经之时代，多认为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不久，但抄写与刻印的时间跨度较大。如敦煌本，就正字法特点看，似属10～11世纪之遗物。而北京本在第1、2大张所绘“如来说教图”的下面标有“陈宁刊”三字。陈宁其人在元刊《碛砂藏》、《至大重修宣和博物图》、《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等处均可见到。据考，陈宁的雕版活动主要在元代中叶（注：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ｓｈēｎｇ＠①先生一篇旧作赘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8～130页。）。推而论之，北京藏《八阳经》的刊刻亦应在此时，刻版地点是在杭州。可见此经在回鹘流行的时间不短，反映了回鹘佛教与中原之关系。
　　《金刚经》在我国有多种译本，相当于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九会，回鹘文本可能是9～10世纪间于敦煌译成的。属于此经的回鹘文残卷已知者有10件，1件（1叶）藏吐鲁番博物馆，为《妙行无住品》（注：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4号，神户，1988年，第79～80页；《柏孜克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1985年第1期，第71～74页。）。另1件存美国普林斯顿盖斯特图书馆（注：布里特(J.O.Bullitt)《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载《盖斯特图书馆馆刊(The Gest Library Journal)》第3卷第1、2合期，1989年，第18页，图7（李吉和、杨富学译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第111～116页。）。其余8件均藏于柏林，由哈察与茨默研究刊布（注：哈蔡(G.Hazai)、茨默《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卷(Fragmente der uigurschen Version des"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TT)》第1种），附有井之口泰淳所作附录，柏林，1971年。）。在刊布之前，井之口泰淳即依据一些残片的线索，辨认出该译本依据的是敦煌汉文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在每品正文之后都穿插有偈语。该经中的诗句是据汉文翻译的，但议论部分却为回鹘文译者的发挥，此可作为回鹘人创造性思维的一个例证。
　　即使无残片证明，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回鹘人曾经翻译过般若部文献。但在全面地调查了柏林藏本之后，仅发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部分残片。在尚未出版时，井之口泰淳通过他所找到的线索，很容易地确认前述残卷应为汉地佚名作者所撰伪经《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大正藏》第2732号）的回鹘文译本。其中，每段散文之后都插有偈语。茨默指出，序言中出现的那位“不知名的”志公，其实就是梁武帝(502～550)所崇奉的高僧宝志(425～514)（注：茨默《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Editions and Studies of Uigur Texts from Turfan and Dunhuang since 1970)》，载《中亚杂志(Journal of Central Asia)》第6卷1期，1983年，第84页；《突厥佛教称号与术语(Sur quelques Titres et noms des Bouddhistes Turce)》，载《中亚及其周邻(L“ Asie Centrale et ese voision,Influences réciproques)》，巴黎，1990年，第133～134页。）。
　　伪经《父母恩重经》对回鹘人也不无影响。该经之回鹘文译本见藏于中村不折收集品中，由庄垣内正弘发表（注：前揭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第010～015页。），但他未能查明此经的来源；依据后来新发表的一些残片，茨默认定其肯定与汉文伪经《父母恩重经》有关（注：茨默《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第98页。）。
　　回鹘文本《阿含经》都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回鹘文本中不时穿插有汉字，有短语，有词组，有词汇，也有单个的词，尤以文书开首最常见，然后逐字逐句直译。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所藏的16叶残卷由庄垣内正弘先后编订出版（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阿含经〉拔粹佛典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1卷第1期，1980年，第1～22页；《一叶卷轴装回鹘文〈杂阿含经〉断片(On the Roll-typed Fragment of the Uigur Samyuktagamasūtra)》，载《内陆亚细亚研究》第1卷，1981年。）在柏林收藏品中亦有不少《阿含经》写本，计达17件（注：百济康义、茨默《回鹘文〈阿含经〉残卷(Uigurische Agama-Fragmente)》(1～2)，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17卷，1983、1990年，第269～318、130～145页。）。另外，日本奈良天理图书馆（注：百济康义《天理图书馆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ビフリア》第86号，1986年，文献A，第172～177页。）、法国国立图书馆（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别译杂阿含经〉断片——“Pelliot ouigour 218“の意味するてと——》，载《佛教学研究》第45·46号，1991年，第99～124页；同氏《伯希和回鹘文写本第218号之重要性(Pelliot ouigour 218:Its Significance)》，载《中亚文书与档案研究(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1“ Asie Centrale)》，东京，1990年，第167～174页。）、北京图书馆（注：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348～355页；《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第28～33页。）、北京大学图书馆（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25页。）及日本京都（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文献·〈阿含经〉拔粹佛典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1卷第1期，1980年，第1～22页；《ウイグル文〈中阿含经〉断片四叶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2卷第1期，1981年，第87～185页；《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Ⅰ，神户，1982年，第85～185页；Ⅱ，神户，1984年，第1～92页。）等都有收藏。近期，敦煌莫高窟北区第53窟又新发现《杂阿含经》残片1叶（注：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1～106页。）。
　　回鹘文本《华严经》今存两种译本，一为《四十华严》，一为《八十华严》，前者的回鹘文残卷早在1911年便由拉德洛夫发表，但当时不知其名（注：拉德洛夫(W.Radloff)《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si-im Pusar.Eine türkische überetzung des XXV.Kapitels de Chin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ndrīka)》，圣彼得堡，1911年，第103～109页。），后经研究、辨识，知为《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残叶（注：石滨纯太郎《回鹘文普贤行愿品残卷》，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史研究会，1950年，第63～73页。）。1953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又研究刊布了吉川小一郎于吐鲁番所获的属《四十华严》第33卷的5叶半回鹘文残卷（注：羽田亨《トルコ文华严经断简》，载《关西大学东洋学术研究所论丛.6.石滨先生还历记念论文集》Ⅰ，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53年，第1～29页，附图1。）。从最后一叶的题跋知，《四十华严》回鹘文译本出自安藏之手。茨默发表了柏林藏木刻本《四十华严》尾部普贤行愿赞的12行跋文，知其刻印于1248年，他还发现柏林所藏吐鲁番写本中尚存有《四十华严》的其他残卷（注：茨默《回鹘文〈华严经〉(Zum uigurischen Samantabhadracaryāpranidhāna)》，载《鲍姆巴奇纪念突厥学论集(Studia Turcologica 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ta)》，那不勒斯，1982年，第601～604页。）。
　　现知《八十华严》的回鹘文写本不多。日本羽田明处藏有9叶残卷照片，但原件不知去向（注：百济康义、小田寿典《ウイグル译八十华严残简》，载《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2集，1983年，第176～205页。）。有幸的是，该译本的回鹘文残卷在国内已发现3张，其中有2张现藏兰州甘肃省博物馆（注：耿世民《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84～89页。），1张藏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注：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页。）。但译者不详，有人认为可能亦为安藏所译，但笔者不以为然。在历史上，由一人译某部经之多种版本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写本Or.8212-121（旧编号为Ch.00288），存文字39行，字体工整，但残损严重。从现存内容看，可能系净土三部经之一《佛说无量寿经》之摘译本，内容与《大正藏》第12册第265页中的一节内容近似。译者不详，属9～11世纪之遗物。1986年，哈密顿博士率先刊布了这一写本（注：哈密顿(J.Hamilton)《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Manuscrits 附图{B902b04} du Ⅸe - Ⅹ e Siecie de Touenhouang)》第1卷，巴黎，1986年，第2号，第21～26页。），依其刊本为据，杨富学、牛汝极亦对其作了译释（注：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9～133页。）。关于该经的另一回鹘文木刻本亦于1980年发现于柏孜柯里克石窟，存3叶，夹写有梵文，说明该经有可能译自梵文（注：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神户，1988年，第80～81页；《柏孜柯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吾尔文版）1985年第1期，第74～76页。）。
　　1912年，橘瑞超刊布了他于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观无量寿经》写本（注：橘瑞超《二乐丛书》第1号，第21～41页。）。不久，羽田亨撰文对其重新进行了研究（注：羽田亨《二乐丛书第一号を读む》，载《艺文》第3卷第10号，1912年，第82～90页。）。后来，百济康义对此写本重新进行了整理，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回鹘文译本是译自汉文（注：百济康义《观无量寿经——ウイグル译断片修订》，载《佛教学研究》第35期，1979年，第33～36页。）。另有两叶写本藏于柏林，经茨默辨识，与橘瑞超所发现的那叶属同一写本，后与百济氏合作发表（注：茨默《一件回鹘文〈观无量寿经〉的新残卷(A New Fragment of the Uigur Guanwuliangshoujing)》，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号（特集），京都，1982年，第20～29页；茨默、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永田文昌堂，1985年。）。1979年，百济康义整理了依汉文《观无量寿经》（《大正藏》第365号）译出的回鹘文本的一件残片。此经尚未发现其他译本（注：百济康义《观无量寿经——ウイグル译断片修订》，载《佛教学研究》第35期，1979年，第33～56页。）。
　　《佛说阿弥陀经》的回鹘文写本在柏林亦有8件，计80行，出自吐鲁番，语言颇具特色，已由茨默刊布（注：茨默《回鹘文〈佛说阿弥陀经〉(Uigurische Sukhāvativyūha)》，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2卷，1985年，第129～149页。）。安卡拉所藏也由铁米尔等人刊布（注：铁米尔(A.Temir)、百济康义、罗伯恩(K.附图{B902b05})《安卡拉人类学博物馆收藏的回鹘文〈阿弥陀经〉残卷(Die alttürkischen Abitaki-Fragmente des Etnografya N üzesi,Ankara)》，载《突厥学报(Turcica)》第16卷，1984年，第13～28页。）。
　　现存世的回鹘文本《大乘大般涅ｐáｎ＠②经》残卷有两件，均藏柏林，是以慧严译本为底本而译出的。在两叶残卷中，均出现有该经的回骷语译名：mxa-pari-mirvan（注：茨默《吐鲁番出土〈大乘大般涅ｐáｎ＠②经〉古突厥语译本残片(Bruchstücke einer alttürkischen übersetzung des Mahbāyāna Mahāparinirānasūtra aus Turfan)》，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8卷，1991年，第297～303页。）。
　　《圆觉经》之回鹘文译本写卷在敦煌也有发现，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日本大谷探险队亦曾于西域某地获印本一叶，二者均由百济康义作了研究（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圆觉经〉とその注译》，载《龙谷纪要》第14卷第1号，1992年，第1～23页。）。还有一件该经的回鹘文木刻本（1叶），现存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上书ulu bulung yingaq sayuqi king alqi tolu tuymaq ati sudur等，应为此经之回鹘文译名。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入菩提行疏》、《地藏菩萨本愿经》、《佛名经》等也都有回鹘文写、刻本留存。
　　别什八里人昆村萨里都统(Küntsün 附图{B902b06} Tutung)由汉文译成回鹘文的《慈悲道场忏法》（《大正藏》第1909号），是在葬礼上为死去的亲属而使用的。这份内容丰富的文书对研究汉传佛教的影响具有极大的意义，现已由罗伯恩研究出版（注：罗伯恩(K.附图{B902b07})《一份回鹘文度亡文书(Eine uigurische Totenmesse)》（＝《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TT)》第2种），柏林，1971年。）。同时，万尔克研讨了另一组写本（注：万尔克(I.Warnke)《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残卷(Eine buddhistische Lehrschrift über das Bekennen der Sünden.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Cibei-daochang-chanfa)》，未出版（柏林，1978年）。她撰文刊发了这一重要文书的若干新残片（注：万尔克《回鹘文〈慈悲道场忏法〉第25、26品残卷(Fragmente des 25.und 26.Kapitels des Ksanti 附图{B902b08} nom bitig)》，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0卷，1983年，第243～268页。）。值得注意的是，回鹘人不仅翻译佛教经典，而且还翻译高僧传记，如记述唐朝著名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第2053号）。关于该文献的回鹘文写本现分散于世界各地。现知回鹘文写本共有三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于1930年或稍前出自南疆，惜在落入一商人之手后被拆散出售，一部分被转售于北京图书馆，凡242叶；一部分售给法国吉美博物馆(Musee Guimet)，约 123叶；此外，很大一部分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过去长期不为人知。1971年，吐谷舍娃与孟列夫发表了其中的7叶（注：土谷舍娃（Л．Ю．Туｒушева）、孟列夫（Лев　Н．Менъшиков）《回鹘文玄奘传第10卷残片（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Ъиографий　Сюанъ－цэана．фрагменты　эгп．х）》，载《古代东方文献（Пцсъменные　памямники　Востока）》，莫斯科，1971年，第253～296页。）。1980年，吐谷舍娃又研究了写本第5卷的最后部分（注：土谷舍娃《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Фрагменты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й　биографий　Сюань－цэана）》，莫斯科，1980年。）。1991年，同氏又研究了《玄奘传》第5、6、8、10诸卷之内容（注：土谷舍娃《回鹘文玄奘传（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сий　Сюань－цэана）》，莫斯科，1991年。）。至此，俄藏回鹘文《玄奘传》写本发表完毕。
　　北京图书馆所藏已由冯家ｓｈēｎｇ＠①（注：冯家ｓｈēｎｇ＠①《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第1号，北京，1951年。）、葛玛丽（注：葛玛丽(A.von Gabain)《回鹘文玄奘传中的信(Briefeder Uigurischen Hüen-tsang-Biographie)》，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8年，第1～47(371～415)页。）、耿世民（注：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第249～262页；《回鹘文玄奘传研究》（二），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民族研究》第3辑），1980年，第267～304页；《回鹘文玄奘传第7卷研究(Die uigurische Xuan-Zang Bioraphie,ein Beitrag zum 7.Kapital)》，载《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19卷，1986年，第253～277页。）进了研究。最近，卡哈尔·巴拉提又研究了该写本的第3卷（注：卡哈尔·巴拉提(Kahar Barat)《回鹘文玄奘传第3卷(The Uighur Xuanzang biography.Volume Ⅲ)》，载《突厥学报(TUBA)》第16卷，1992年，第5～65页。）。吉美博物馆所藏已有少部分业经葛玛丽作了研究（注：葛玛丽《回鹘文玄奘传译本(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1935年，第3～32(151～180)页。）。从近年发表的资料看，柏林也藏有《玄奘传》写本残片，已知有两件，属于别本（注：百济康义、茨默《两件回鹘文〈玄奘传〉未刊残卷(Fragmente zweier unbekannter Handschriften deruigurischen Xuanzang-Biographie)》，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1卷，1984年，第136～148页。）。后来，托尔斯太又整理发表了该馆所藏123页中属于卷4的42叶（注：托尔斯泰(J.P.C.Toalster)《回鹘文〈玄奘传〉第四品译注(Die uigurische Xuan Zang Biographie.4.Kapitel mit übersetzung und Kommentar)》，吉森，1977年。）。最近，维吾尔族学者卡哈尔·巴拉特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对回鹘文《玄奘传》之第7、10卷进行了细致研究（注：卡哈尔·巴拉特(Kahar Barat)《回鹘文〈玄奘传〉第9、10卷(The Uigur Biography of Xuanzang)》，布鲁明顿，2000年。）。回鹘文《玄奘传》虽为译本，但由于其篇幅较大，字体清晰，保存比较完好，对回鹘历史文化与语言文字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东晋高僧慧远的传记也被译成了回鹘文，有写本出土于鄯善七克台。现存1叶，梵夹式，似属10世纪左右之遗物，内容述及慧远及其弟子僧济的情况，但在汉籍中找不到对应的文献，当为汉文典籍之改编（注：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写本〈慧远传〉残页》，载《文物》1987年第5期，第92～94页；《回鹘文献二件》，《新疆文物》（维文）1986年第1期，第14～18页。）。
　　回鹘人翻译的阿毗达磨文献也不少。百济康义鉴定出一部前所未知的《入阿毗达磨论》（《大正藏》第1554号）的注释书（注：百济康义《入阿毗达磨论の注释书につぃて》，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29卷第1期，1980年，第72～77页。）。《阿毗达磨俱舍论》（《大正藏》第1558号)的回鹘文译本一柏林藏有一叶残片，斯德哥尔摩藏有16叶小残片。同时，他考证伊斯坦布尔藏品中的一件残片，成功地辨认出那是《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大正藏》第1560号）的一部分（注：百济康义《一叶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本颂〉残卷(A Fragment of an Uigur Version of the Abhidhar-makosakarika)》，载《亚细亚学报(JA)》第269期，1981年，第325～346页。）。他还发现了一件以前不为人知的《阿毗达磨俱舍颂》（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俱舍论颂注〉一叶》，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8卷第2期，1980年，第44～48页。）和一部尚难定名的阿毗达磨文献。后者述及五十二心说相应的学说体系（注：百济康义《一件未知的回鹘文阿毗达磨文献残卷（五十二心所を说くウイグル译アビグルマ论书断片）》，载《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6卷第2期，1978年，第81～84页。）。
　　日本京都有邻馆所藏阿毗达磨文献亦由百济康义研究刊布（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阿毗达磨俱舍论〉初探——藤井有邻馆所藏断片》，《龙谷大学论集》第425期，1984年，第65～90页。），甘肃省博物馆所藏则由耿世民研究刊布（注：耿世民《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二），载《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第56～61、50页；《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86～90页。）。敦煌研究院藏的一叶回鹘文残卷从字体与用词特点看，似亦属同一写本，但残损过甚，未能复原（注：杨富学、牛汝极《敦煌研究院藏的一页回鹘文残卷》，载《敦煌研究》1991年第2期，第33～36页。）。最近，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属于同一回鹘文《俱舍论》写本的一叶残卷也已刊布（注：张铁山、王梅堂《北京图书馆藏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载《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第63～70、7页。）。
　　1907年斯坦因于敦煌发现的《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译者（或编者）为无念法师，抄本中杂有不少汉字，卷首以汉字标明题目：“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卷第一”。其回鹘译文中也明显带有汉文文体特征。第一个对此写本作初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注：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岩波书店，1925年，第245～292页。）。由于该写本字迹潦草，加上文义相当深奥，故研究者不多，直到1970年，才由土耳其学者特肯影印刊布了全部写本（注：特肯(S.Tekin)《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安慧实义疏〉(Abhidharma-kosa-bhasya-tika Tattvarthanama-The Uigur translation of Sthirmati“s Commentary on the Vasubhandu“ s Abhidharmakosastra)》，纽约，1970年。）。深入全面的研究也是到近年才得以完成的（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译·安慧造〈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Ⅲ），神户，1988年；《古代ウイグル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の研究》Ⅰ～Ⅲ，京都，1991年。）。
　　5世纪时，世亲作《俱舍论》，于某些内容放弃了正统的有部学说，采用了经部的思想观点，众贤为此作《顺正理论》予以驳斥。其回鹘文写本有三叶现存日本京都有邻馆等处（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抄本》，载《佛教学研究》第38期，1982年，第1～27页。）。另一叶现存敦煌研究院，为该经之卷19，内容尚待研究。此外关于这一内容的册子本写卷又可见于大英图书馆，由庄垣内正弘刊布（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文〈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大英图书馆所藏Or.8212-75Bかろ》，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Ⅲ，神户，1987年，第159～207页。）。这几叶写本均用草体回鹘文书写，文中夹写汉字，当据玄奘译本再译。写本似属元代。
　　铁兹江整理出一部用草书写成的抄本（注：铁兹江(S.Tezcan)《回鹘文Insadi经(Die uigurische Insadi-Sūtra)》（＝《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3种，柏林，1974年。），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混有散文和头韵诗的文书，其内容为自恣庆祝仪式，在其他文献也不罕见，但无法确定文书的名称。其二为用头韵诗写成的《弥勒颂》。第一件有许多汉字，可确信源自汉文。遗憾的是，对标题Insadi一词的解释，迄今都无法找到合理的答案。
　　这里还要提到大英博物院收藏的回鹘文写本Or.8121-108。尽管通过阿拉特和鲁本（注：鲁本(W.Ruben)《一部与哲学有关的回鹘文文献(BirUygur filozofu hakkinda)》，载《第三届突厥史研讨会文集(Ⅲ.Türktarih Kongresi)》，安卡拉，1948年，第314～337页。）的著作已使该文献的内容昭然于世，但文献本身尚未得到整理。只是到了1976年才由庄垣内正弘撰文研究，引起人们的关注（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8212(108)について》，载《东洋学报》第58卷第1、2期，第01～037页。）。随后，特肯将其完整转写，并附以德译文（注：特肯《元代回鹘文佛教文献(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der Yüan-Zeit)》，第Ⅰ部分：《说心性经(HSIN 附图{B902b09}Oqidtaei Nom)》，布达佩斯，1980年，第17～142页。）。庄垣内正弘认为该文献尚待考订，特肯则考虑到了它可能的来源。书中多处引用汉文《首楞严经》和《华严经》的文句，而且还可以看出，该回鹘文文献与《椤伽经》不无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作进一步的深究。
　　有几件残片属密教经典，讲述的是千手千眼观音的神奇魔法，缪勒称其为“喇嘛教魔法礼仪”（注：缪勒《吐鲁番出土物中的一份喇嘛教咒语仪式书(Ein uigurisch-Lamaistisches Zauberritual aus den Turfanfunden)》，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28年，第381～386页。）。经卡拉、茨默辨认，他们都译自汉文，所依经典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大正藏》第1058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同上，第1060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同上，第1064号）和《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同上，第1082号）（注：卡拉、茨默《回鹘文密宗文献译本残卷(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第7种），柏林，1976年。）。
　　1976年，罗伯恩研究了两件陀罗尼经残片（注：罗伯恩《回鹘文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残卷(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s" Dhāranī-Sūtras der grossen Barmher-zigkeit)》，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126卷，1976年，第87～100页。）。艾麦尔继之对类似的藏文文书作了注释（注：艾麦尔(H.Eimer)《用两件回鹘文残片比较藏文中的相似内容(Tibetische Parallelen zu zwei uigurischen Fragmenten)》，载《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11卷，1977年，第473～489页。）。同年，茨默又对10世纪著名回鹘学者和翻译家胜光法师之译经进行了研究（注：茨默《回鹘佛经翻译大师胜光法师(Singqu Sali Tutung-übersetzer buddhistischer Schriften ins Uigurische)》，载《阿尔泰学研究(Tractara Altaica)》，威斯巴登，1976年，第767～775页。）。尽管该法师所译经典源自汉文这一点是清楚的，但李盖提还是认定《回鹘语文献》卷2缪勒所辑《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语文献(Uigurica)》第2卷，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1910年，第2号，柏林，1911年，第50～75页。），与其说符合汉文本，毋宁说更符合藏文本（注：李盖提《〈蒙古秘史〉中的祖先献祭(Le sacrifice offert aux ancetres dans l“ Histoire secrete)》，载《东方学报(AOH)》第27卷，1973年，第155页。）。此外，茨默经研究后认为，庄垣内正弘所刊中村不折收藏品照片中的第4号残片（注：前揭在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第020～021页。），与马洛夫所刊木刻本文书属同一写本（注：马洛夫(S.E.Malov)《〈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之回鹘文本(Sītātapatrā-dhāranī v ujgurskoj redakcii)》，载《苏联科学院院刊(Doklady Akademii nauk SSSR)》1930年第5期，第92页。）。
　　中土僧人伪撰的《佛顶心大陀罗尼》在回鹘中流传甚广，现存残片达20余件，均出自吐鲁番一带，现藏柏林，由卡拉及茨默刊布（注：卡拉、茨默《汉文伪经〈佛顶心大陀罗尼〉回鹘文译本(Die uigurische Uberse-tzung des apokryphen Sūtra Fo ding xin da tuo luo ni)》，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3卷，1986年，第318～376页。）。
　　以上所谈均为译自汉文的佛教经籍。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回鹘文佛经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下面就探讨译自藏文或与藏传佛教有密切关系的文献。
　　缪勒率先于1928年对所谓的喇嘛教“魔法Zauberritual”文献进行了集注（注：缪勒《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喇嘛教魔法(Ein uigurischlamaistischesZauberritual aus den Turfanfunden)》，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28年，第379～386页。）。该写本实际上是根据萨迦派传统之转轮王思想撰成的几部密教著作的汇录（注：卡拉、茨默《回鹘文密宗文献译本残卷(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7种），柏林，1976年，第5～63页（文献A）。）。其作者（或为译者、传播者）为本雅失里(Punyasri)。茨默和卡拉合作研究了被编为B至O的残片，其内容主要是譬喻类文书（注：卡拉、茨默《回鹘文密宗文献译本残卷(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7种），柏林，1976年，第63～79页。）。认定M号残片既含有《佛说秘密三昧恒特罗》末尾的诗节（注：卡拉、茨默《回鹘文密宗文献译本残卷(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7种），柏林，1976年，第78页。），也含有《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开头的一段（注：茨默《关于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Zum uigurischen Tārā-Ekavi-s atist-otra)》，载《东方学报(AOH)》第36卷，1982年，第583～597页。）。另外的册子式木刻本残片由耿世民研究发表（注：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Qadimqi Uygurca buddhis-tikasar"Arya-Tārā-buddha-mātrikarimsatipūga-stotra" din fragmentlar)》，载《突厥学报(TUBA)》第3卷，1979年，第295～306页。）。小田寿典研究了回鹘文《文殊师利成就法》的一叶断片（注：小田寿典《ウイグル文文殊师利成就法の断片一叶》，载《东洋史研究》第33卷第1期，1974年，第86～109页。）。这些文献充分说明，13至14世纪时藏传佛教不仅在蒙古人，而且在回鹘人中都曾广泛传播过。
　　接着将萨迦班智达的两部著作之回鹘语译本集注出版。一部为《师事瑜伽》，仅有一件草书写本；另一部是《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柏林“吐鲁番藏品”中一些木刻印刷品残片拼合而成（注：卡拉、茨默《萨迦班智达〈师事瑜伽〉和〈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回鹘文译本(Dieuigurischen übersetzungendes Guruyogas"TieferWeg"von Saskya Panditaundder Manjusrīnāmasamgīti)》（＝《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第8种），柏林，1977年。）。其中至少有一篇是迦鲁纳答思的译文。（注：卡拉《关于回鹘文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Weiteres über dieuigurische Nāmasmgīti)》，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8卷，1981年，第227～236页。）
　　写成于1350年的敦煌回鹘文写本《吉祥轮律仪(Sri-cakrasamvara)》，收有四篇与纳若巴教旨有关的论文。其末尾题跋中的年代是学者们常常引用的。1974年，庄垣内正弘对整个写本作了简短的概说（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8212-109について》，载《东洋学报》第56卷第1期，1974年，第44～57页。）。该写本的第一篇是《度亡书》的节略本，第二篇为四种次第成就法，第三篇涉及到纳若巴的“旃陀利六种禅定导入仪”，第四篇描写对吉祥轮律仪的六件供奉（注：茨默、卡拉(G.Kara)《回鹘文度亡书——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本Or.8212-109所见译自藏文的回鹘文纳若巴撰〈吉祥轮律仪〉(Ein uigurischesTotenbuch,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von vier tibetischen Traktatennach derSam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8212-109)》，布达佩斯，1978年。）。陶贝整理的一件双语文书小残片，可视作回鹘与藏族发生关系的进一步证据（注：陶比(M.Taube)《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吐蕃文献(Die Tibet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10种），柏林， 1980年，第120号文献。）。回鹘文佛典中还有一些译自梵文的经典，不过译成的时代都不早。有两份回鹘文经典的题记称他们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译成于蒙古统治时期。第一件为哈蔡所发表木版印刷品残片，其中有《佛说决定毗尼经》的部分译文（注：哈察(G.Hazai)《柏林“吐鲁番收藏品”中的回鹘文木刻印刷品残卷(Ein uigurisches Blockdruckfragment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4卷，1976年，第231～234页（附图1～5）。），题记称其为生活于14世纪的必兰纳识里所译。
　　自佛教初入新疆开始，梵语经典就已被人们译为当地语言的文本。在9世纪中叶回鹘成为新疆主体民族之前，译语主要是印欧语系诸语，如甲种吐火罗语（即焉耆语）、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于阗塞语和粟特语。用这些文字书写的经典后来被回鹘人作为译经的底本，而事实是，我们仅知有一两部佛经译自吐火罗语文本。敦煌发现的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似乎也与龟兹语有某些关联（注：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烂弥王本生故事〉写卷译释》，载《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第89～101页。）。于阗塞语，甚或粟特语虽然对佛教术语的发展影响强烈，但回鹘文中却没发现译自这两种语言的文献。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埃和罗伯恩所研究的两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残片有可能源自粟特语（注：毛埃、罗伯恩《关于〈妙法莲华经〉之古突厥语译本(Zu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载《中亚杂志(CAJ)》第24卷，1980年，第251～273页。）。
　　上述所有文献都是译作，下面我们将介绍那些由回鹘人自己创作的作品，其中主要是一些佛教诗歌。
　　阿拉特通过对古回鹘文作品的研究，将押头韵的诗歌从散文文献中分离出来，著成《古代突厥语诗歌(Eski Türk Siiri)》（安卡拉，1965年）一书。在第12号文献中整理了佚名诗人所作赞美《般若波罗蜜多经》的颂诗，后来他又将其作为附录编入新出版的《说心性经》（编号Or.8212-108）辑本中（注：特肯《元代回鹘文佛教文献》，第143～150页。）。茨默则指出，《古代突厥语诗歌》中的第16、21号文献其实是《普贤行愿》回鹘文译本的一部分，第24号有该经木刻本的题记（注：茨默《回鹘文〈普贤行愿〉(Zum uigurischen Samantabhadracaryāpranidāna)》，载《包姆巴奇纪念突厥学研究论集(Studia turcologica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ata)》，那不勒斯，1982年，第599～609页。）。第18号文献则是义净《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五品的诗化（注：茨默《回鹘文佛教头韵诗(Be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13种），柏林，1985年，第13号文献。），作者为夔夔。此人还曾把汉文《观无量寿经》（《大正藏》第365号）变为诗歌体。这一结论，对《古代突厥语诗歌》之第19、20号文献的排列提供了依据（注：茨默、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1985年。）。庄垣内正弘集注了大英博物院藏编号为Or.8212-75A的文书。该文献由三篇押头韵的诗歌写成，似为古代佛教徒在讲说《观音经》之后吟诵的譬喻（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观音经相应’——观音经に关する“ Avadāna“》，载《东洋学报》第58卷第1、2期，1976年，第01～037页；《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Ⅰ—〈观音经に相应しい三篇のAvadāna〉及び〈阿含经〉について》（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研究丛书12），神户：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1982年。）。使人特别感兴趣的是，该文书确切地谈到回鹘王国。
　　茨默新近出版的《回鹘佛教头韵诗》更是包容了长短不同的60种文书（注：茨默《回鹘文佛教头韵诗(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柏林藏吐鲁番文献(BTT)》第13种），柏林，1985年。），大多数都是韵律著作的新残片，内容属本生故事、颂词、譬喻、题记及其他，不少内容尚待识读。其中甚或有一些赞扬回鹘王和回鹘人民的回鹘文赞美诗（如第39号）。
　　1980年，特肯论述了吉美博物馆所藏编号为P.4521回鹘文文书（注：特肯《元代回鹘文佛教文献》，第2部分：《常啼和法上的故事(Die Geschichte von Sadaptarudita and Dharmodgata Bodhisattva)》，布达佩斯，1980年，第151～291页。）。这是一部由181段押头韵的四行诗组成的文献，叙述了常啼和法上的传说。如果有人将梵文著作《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的第30、31品同回鹘文书比勘一下，便会明显看出后者不可能是译文。正如该文献研究者所说，它很可能是汉文文本（不一定是诗体）的回鹘文改编本。
　　性质与之相似的是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该文献最早由于阿尔（注：于阿尔(CI.Huart)《用突厥语回鹘文字写成的两兄弟的佛教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es duux freres langue turque et en Cavacteres Ouigours)》，载《亚细亚学报(JA)》1914年号，第 5～7页。）和伯希和（注：伯希和《善恶两王子故事的回鹘文本(La version oulgoure de L“Historire arabe princes Kolyānamkara et Pāpamkara)》，载《通报(T“oung Pao)》第15卷，1914年，第225～272页。）刊布。以之为据，奥尔昆刊出了土耳其文译本（注：奥尔昆(H.N.Orkun)《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Prens Kalyanamkara ve Papamkara hiyayesinin uygurcasi)》，伊斯坦布尔，1940年。）。后来，哈密顿对这个文本重新进行了研究，纠正了许多前人研究上的错误（注：哈密顿(J.Hamilton)《敦煌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du Man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lgour,Manuscrits ouigours de Touen-houang)》，巴黎，1971年。）。牛汝极又以哈密顿本为据对其进行了译释（注：牛汝极《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研究》，载《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第111～130页。又见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33～183页。）。柏林所藏则由茨默刊布（注：茨默《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Ein Uigurische Turfanfragmente der Erzahlung vom guten und bosen Prinzin)》，载《东方学报(AOH)》第28卷，1974年，第263～268页。）。达瓦特·阔坎又对这部回鹘文写本进行了全面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土耳其语译本，并附有详尽的注解。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恰希塔那王的故事(Castani Elig Beg)》也有点类似根据佛教传说而创作的。全文语言优美，但又不失民间传说之淳朴，是高昌回鹘时代维吾尔民间传说的代表作（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学(Uigurica)》第4卷，由葛玛丽编辑出版，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SPAW)》，1931年，第680～699页；斯拉菲尔《回鹘文恰希塔那王的故事》，载《新疆文艺》1979年第7期，维吾尔文版；沃拉勒汗·库尔曼合林《佛教时期的文学——〈恰希塔那王的故事〉，载《新疆高校学报》（哈萨克文）1993年第1期，第86～92页。）。
　　在回鹘语佛教写经中，讲经文书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大多为譬喻经或本生经，极受普通信徒的欢迎。回鹘语佛教讲经文中有特殊意义的当属译自吐火罗语的写本《弥勒会见记》。
　　这篇文献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一开始就使人能够辨认出舞台表演艺术的部分内容。葛玛丽把柏林藏卷影印出版，含图227帧（注：葛玛丽《弥勒会见记：一部佛教毗婆娑论经典的古突厥语本(Maitrisimit.Faksilie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s ikaSchule)》，第1卷，威斯巴登，1957年；第2卷，柏林，1961年。）。它是依据吐火罗文本译成的（也有可能是根据吐火罗本写成的）。自从柏林所藏的几种《弥勒会见记》写本得到研究以来，早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对所有残卷的转写及德译直到1980年才由特肯完成（注：特肯(S.Tekin)《弥勒会见记经本(Maitrisimit nom bitig.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Baibhāsika-Schule)》第1～2卷（＝《柏林藏吐鲁番文书(BTT)》第9种），柏林，1980年。其第1卷中的图版又被分开出版，见特肯《回鹘文文献(Uygurca metinler)》第2卷《弥勒会见记(Burkancilarin mehdlsi Maitreya ile Bulusma Uygurca iptidal bir dram)》，安卡拉，1976年。）。近期，劳特又对其进行了新的研究（注：劳特(J.P.Laut)《古代突厥文写本(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第3卷《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斯图加特，1997年。）。1959年，另有一部更完整的《弥勒会见记》的文献在哈密发现，计有608页，其中很大部分完好无损。自冯家ｓｈēｎｇ＠①作了初次报道以来（注：冯家ｓｈēｎｇ＠①《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载《文物》1962年第7、8合期，第90～97页。），耿世民先后发表了该文献的序品（注：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47～159页。）、首品（注：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写本）研究》，载《文史》第12辑，1981年，第211～226页。）、第2幕（注：耿世民《回鹘文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Qadimqi Uygurca Iptidayi Drama Piyesasi Maitrisimit(Hami Mushasi)ning 2-Purdasi haqqidiqi-Tatqiqat)》，载《突厥学报(TUBA)》第4卷，1980年，第101～156页；汉文载《西北民族研究》试刊号，1986年，第129～157页。）、第10幕（注：耿世民、克林凯特(H.-J.Klimkeit)、劳特(J.P.Laut)《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幕研究(Der Herabstieg des Bodhisattva Maitreya vom Tusi-ta-Gotterland zur Erde.Das 10.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4卷，1987年，第350～376页。）、第11幕（注：耿世民、克林凯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一幕研究(Das Erscheinen des Bodhisattva.Das 11.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5卷，1988年，第315～386页。）、第13幕（注：耿世民、克林凯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三幕研究(Das Weltflucht des Bodhisattva.Das 13.Kapitel der 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18卷，1991年，第264～296页。）、第15幕（注：耿世民、克林凯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五幕研究(Das Erlangen des unvergleichlichen Bud-dhawürde.Das 15.Kapitel derHami-Handschrift der Maitrisimit)》，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20卷，1993年，第182～234页。）、第16幕（注：耿世民、克林凯特《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十六幕研究(Das 16.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载《突厥学报(TUSA)》第9卷，1985年，第71～132页。），同时又与德国学者克林凯特合著有《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前五幕研究(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Die ersten 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2卷，威斯巴登，1987年）一书。
　　李经纬也对此作过多方面研究，发表了《〈如来三十二吉相〉回鹘译文浅论》（注：文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47～56、7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注：文载《民族语文研究论文集》，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673～704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初探》（注：文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第1～26页。）、《佛教“二十七贤圣”回鹘文译名考释》（注：文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第28～46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三卷研究》（注：文载《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0～211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第二卷研究续》（注：文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2期合刊，第45～68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三弥底经〉首品残卷研究》（注：文载《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第54～62页。）等文。
　　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克尤木·霍加也都致力于这一文献的研究，发表了10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研究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序幕（注：阿布都克尤木·霍加、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载《新疆文物》（维文版）1985年第1期，第28～96页；）、第2幕（注：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二幕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维文版）1982年第4期，第84～150页。）、第3幕（注：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幕第1～5叶研究》，载《新疆大学学报》（维文版）1982年第1期，第56～85页；《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章简介》，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第97～112页；《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三品研究》，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第50～64页。）等，在此基础上，又将该文献的序幕与前4幕进行了整理，出版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第1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其中序文的第12叶背面第3到17行的文字与柏林藏品中一份残存题记的内容相同，而且更为完整，特别重要的是柏林本在“三唆里迷”一句后残断的文字恰好保存在哈密本中（注：耿世民、张广达《唆里迷考》，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第154页。）。
　　回鹘文文书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忏悔文、发愿文、回向文等，这些对回鹘语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
　　在柏林收藏的回鹘文写本中有很多都是普通教徒的忏悔词（注：邦格、葛玛丽《吐鲁番突厥文献(TTT)》第4卷；葛玛丽《古代突厥语文学(Die alttürkische Literatur)》，载《突厥语言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第227～228页；茨默《一件回鹘语忏悔书(Ein uigurisches Sündenbekenntnis)》，载《东方学报(AOH)》第22卷，1969年，第107～121页；沈立元《回鹘文〈佛教徒忏悔文〉译释》，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第25～33页。）。中村不折藏品的第3件也是一部以头韵诗写成的忏悔文书（注：前揭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第015～019页。）。与之相关的还有茨默整理刊布的回鹘文诗体《收获(Emtesegen)》文书（注：茨默《回鹘人的收获(Ein uigurischer erntesegen)》，载《古代东方研究(AoF)》第3卷，1975年，第109～143页。）。牛汝极与茨默研究刊布了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出自敦煌的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注：牛汝极、茨默《一件回鹘文皈依三宝愿文研究(The Buddhist refuge formula.An Uigur manuscript from Dunhuang)》，载《突厥语研究年报(Türk Dili Aras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第6期，1995年，第41～56页。）。杨富学、邓浩则研究了柏林藏吐鲁番出土的一则回向文（注：杨富学、邓浩《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研究—兼论回鹘佛教之功德思想》，载《敦煌研究》 1997年第1期，第158～172页。）。毛埃和罗伯恩则发表了一件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梵、回鹘双语文书残片（注：毛埃、罗伯恩《吐鲁番双语残卷(Ein Zweisprachigen Fragment aus Turfan)》，载《中亚杂志(CAJ)》第20卷，1976年，第208～221页；《对“吐鲁番双语残卷”的新认识(Neue Einsichten zum "Zweisprachigen Frahment aus Turfan")》，载《中亚杂志(CAJ)》第22卷，1978年，第134～135页。）。
　　酒泉发现的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1326年）（注：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第253～264页。）、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土都本萨里修寺碑》（注：特肯(S.Tekin)《吐峪沟出土768～780年间的回鹘文佛教造寺碑(Die uigurische Weihinschrift eines buddhistischen Klosters aus den Jahren 767-780 in Tuyoq)，载《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ücher)》第48卷，1976年，第225～230页；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7～83页。)和1345年刻写的居庸关过街塔《造塔功德记》（注：罗伯恩(K.附图{B902b07})、色尔特卡亚(O.F.Sertkaya)《居庸关过街塔门古突厥语碑铭(Die alttürkisce Inschrift am TorStūpa von Chu-yung-kuan)》；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第130卷，1980年，第304～339页。）也都是回鹘佛教研究的宝贵资料。吐鲁番发现的两件回鹘文木杵文书早在1913年便由缪勒刊布（注：缪勒(F.W.K.Mülller)《吐鲁番出土的二则木杵铭文(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载《普鲁士科学院论文(APAW)》，1915年，第3～13页。），杨富学又对之作过重新研究（注：杨富学《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木杵铭文初释》，载《甘肃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76～85页。）。新疆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回鹘文中心木也得到了刊布（注：伊斯拉菲尔·玉素甫《回鹘文中心木》，载《吐鲁番学研究专辑》，乌鲁木齐，1990年，第359～368页。）。
　　敦煌、吐鲁番石窟中的为数丰富的回鹘文题记对回鹘语言的研究也很有意义，只是由于其风化严重或本身就不太清楚等，迄今发表者不多。卡拉研究了敦煌莫高窟第217窟的两则发愿文（注：卡拉(G.Kara)《敦煌所见回鹘文发愿文(Petites inscriptions ouigoures de Tonen-houang)》，载《匈牙利突厥学研究—聂美特纪念文集(Hungaro-Turcica.Studies in Honour of Julius Németh)》，布达佩斯，1976年，第55～59页。）。哈密顿(J.Hamilton)、杨富学、牛汝极则合作发表了安西榆林窟的12则内容较完整的回鹘文题记（注：哈密顿、杨富学、牛汝极《榆林窟回鹘文题记译释》，载《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54页。）。
　　【原文出处】敦煌研究|兰州|2001-03|161～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