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康活佛访谈录

　　
　　珠康·土登克珠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的活佛。他1955年生于西藏那曲，1958年被认定为那曲孝登寺第七世珠康活佛。1980年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理事，1985年任常务理事；1986年任那曲地区佛教协会会长；1991年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1993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任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99年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常务副会长；2002年7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2003年9月任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副主席，11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
　　近年来，珠康·土登克珠活佛为弘扬佛法，扶贫助学，送医送药，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帮助当地政府部门排忧解难，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走遍整个藏北草原，行程约6万公里，累计捐款人民币100万元以上，讲经说法90多次。藏北草原传颂着他的许多感人事迹，信众们亲切地称他为“牧民们的好活佛”。为此，本刊记者前不久走访了这位深受群众爱戴和尊敬的珠康活佛。
　　藏传佛教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
　　藏传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能只说而不做。从佛教协会的角度来说，首先要求每一位僧人必须是爱国爱教、遵纪守法、能够讲经说法、体现佛陀精神的合格的出家人。其次，在做好弘法利生工作的同时，还要走出寺院，关注社会，关心群众，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慈善活动和公益事业。
　　我在那曲工作时，经常到草原牧区下乡，有许多群众送牛、送羊和钱给我。他们把钱放在我左手，我右手就把它送出去了。送到哪里？贫困户手里。他们不断地给，我就不断地送，留自己的少，留寺院的少，送给贫困户的多。我给自己提出了“五不”的规定：比如不迎接，不欢送，不坐高床，不接受贫困户的供养，不接受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供养。我经常到藏北各地讲经说法，所到之处也很受群众欢迎。比如信众让你坐高床，但我要求自己，即使坐高床也是象征性的坐一会，不然群众会不高兴。还有信众供养的时候，要看党员、领导有没有，扶贫对象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退还给他们，实在退还不了，就以其它方式还给他们。比如，有一次我把布施来的286头牛、726只羊都分给了贫困户，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当然，送来的牛、羊、马、药品等东西很多，我们寺院里也用一部分，但是对绝大部分布施，我还是用于扶贫或是希望学校方面。这样做既符合佛教慈悲济世的教义，也契合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时代要求，这也是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居士和中国佛教界多年来为之倡导努力的人间佛教的精神。因而，我们的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群众们反映很好，认为我们的做法体现了菩萨道的精神。
　　藏传佛教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我想必须要做到六条：一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关键是爱国和爱教。二是宗教不干预政治、行政、司法，如果宗教干预国家政治、法律，就违背了宗教的教规。三是必须彻底清除多年来藏传佛教寺院中存在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四是藏传佛教寺院要坚持走以寺养寺、自食其力的道路。五是必须区分封建迷信与正常宗教活动的界限。六是必须加强依法管理宗教和宗教职业者的自身建设，争取使每个僧尼成为爱国爱教、遵纪守法、为党和人民群众欢迎的、有学识和修养的宗教职业者。
　　我经常讲，喇嘛不一定要有那么多，但出家了就必须做合格的佛家弟子，僧人要象僧人，寺院要象寺院。我写过两本佛学书，目的就是想探索藏传佛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如何做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比如，藏传佛教有一整套系统而完整的学修体系，如从一个小学僧扎巴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五部大论《中观》《俱舍》《般若》等佛教典籍，至少也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从显宗到密宗，到通过一次次的辩经考试，待拿到最高的格西学位，一个学僧的年龄一般都到五、六十岁以上，他就根本顾不上关心社会。因此有必要探讨如何缩短学习时间和内容，使学僧们在掌握佛学知识的前提下，也能走出寺院，来关心我们的社会，关心我们的群众，从而体现大乘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普度众生的慈悲弘愿。
　　一个好活佛应该为国分忧为民解困
　　我认为，一个好的活佛就要心里想着广大群众的疾苦，想着为基层的群众办事，办实事，尽量想办法协助政府部门解决他们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佛教所说的慈悲济世的伟大思想，才能使佛教的精神思想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也只有这样，佛教徒才能真正地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例如，像那曲地区的计划生育、矿山采矿、捕鱼等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佛协也协助政府做了许多工作。你知道，作为一个僧人是反对任何杀生行为的。有的孕妇就直接找到我们佛教协会问我说：“旧社会我们都不杀生，但是现在的共产党让我们杀生，我们实在是想不通。”当地群众议论很多，说什么的都有。于是，这个工作做起来就非常困难。经常有人找到我说：“我现在怀孕了，政府说我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让我打掉孩子，这是杀生啊，你是活佛，你说怎么办？我们听活佛的。”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是绝对不能杀生的，但是我们不反对党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尊重国家的大政方针。我只能给她们耐心讲述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讲述根据自己家庭的具体情况看待计划生育问题，告诉她们孩子多的利弊关系，陈述自己的看法，最后让她们自己决定是否要孩子。她们听了我的讲述后，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同时，我也建议她们使用避孕套等避孕工具。我想计划生育对西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好处，一是能够提高人口的质量和素质，二是可以与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物质条件相适应，协调发展。我想西方一些国家攻击西藏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西藏的许多政策认识不足，理解不够。我认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对提高藏民族人口素质，提高生活质量都有好处，因而，我在电视上的讲话就很受老百姓的欢迎。许多群众说，珠康活佛说的话没有错，所以我们要听政府的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你应该了解，历史上的藏族人一般不会在神山中动土开矿的，也不在神湖中捕鱼。过去西藏噶厦政府也有法律条文来禁止在这些地方开矿捕鱼。从某些方面说，藏传佛教不杀生的思想对西藏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开发，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需要改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那曲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当地部门开山找矿，修路建桥，是造福一方的好事。但是当地的群众不答应，认为这样破坏了他们千百年来敬拜的神山，惹怒了山神，甚至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发生了冲突。矛盾非常激烈，处理不好就会引起更大的问题。政府部门就找我们佛教协会，说群众听你们活佛的话。于是，我就请教我们寺院里的一个堪布，他说这个问题好办，经书里说过应该怎么办。我们可以把这个山上的神，搬到另一个山上去。于是，我们请喇嘛们念经祈祷，做佛事活动，将神山搬迁到其他地方，成功地解决了群众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我们这样做，也是从佛经里找自己的理论根据，群众对这样的处理非常满意，我们佛协也尽了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又比如，边界和草山纠纷一直是那曲地区与青海省长期存在的敏感问题。这个问题处理的不好或是不够及时都会出人命的。我们曾经多次协助政府部门深入这些牧民乡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生活在青藏边界线上的牧民群众们要互谅互让，互相学习，要相信中央和当地政府会妥善地处理边界纠纷问题。也许因为我们活佛的特殊身份，有时候，我们的耐心教育也化解了许多仇恨和矛盾。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地愉快，因为，我们佛教界人士为地方政府的工作排忧解难，也作出了我们的一份贡献和爱心。
　　要加强藏汉佛教界的学习与交流
　　说到佛教的慈善事业，我觉得汉传佛教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藏传佛教学习借鉴。像福建的南普陀寺，我曾经访问过。这个寺院在圣辉大和尚的领导下各个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我们藏传佛教，特别是在寺院管理等方面应该向他们学习。访问南普陀寺时我的感受很强烈，也有许多的想法。比如，学习他们如何开展佛教慈善活动，学习他们如何管理寺院，如何培养年轻的僧才，如何提高年轻僧人的整体文化素质与佛学修为。
　　说到这里，我还可以给你讲一段我与圣辉法师的交往。虽然，我是在西藏工作，圣辉法师在北京，有时候听说在南普陀寺，我们平常的往来不多，但是与圣辉法师的交往却是一个善缘。你知道吗？圣辉法师对西藏和藏传佛教非常地关心。记得许多年前全国政协开会，我们都在宗教组。有一次开会休息时，他主动来找我，说有点事情要与我商量。他说：听说西藏那曲发生了特大雪灾，我想捐助受灾的地方一些善款，为那曲的受灾群众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第二天开会时，他就亲自找我，送来了现款十万元人民币。后来，他来过西藏访问，我们一起去了藏北那曲，圣辉法师也参拜了我的寺院孝登寺，给我们寺院还布施了十万元人民币。另外，还给那曲的学校捐助了十多万助学的善款，还捐助了许多贫困学生，直到今天圣辉法师还在继续捐助着这些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可以说，圣辉法师对我们西藏，对藏传佛教很有感情，对我们那曲的教育事业和佛教事业做了不少的贡献。
　　中国佛教协会换届以来，选举出了新一届佛协领导班子，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大有改观，这些我们藏传佛教的人士也都看在眼里。比如，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各项活动组织得也很周到。演讲比赛、文艺演出、纪念画册、图片展览等内容丰富。特别是突出了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界的团结与交流。我们也感觉到中国佛协加强了与各省市藏传佛教的联系与沟通，像佛教协会的有关会务活动，通过信息简报，我们地方佛协也及时地得到了了解。
　　在庆祝中国佛协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还开了一个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会议，就藏传佛教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我想说的是，作为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好像已经成立了许多年，但是并没有开展具体实在的工作。这个委员会不能只是虚设的机构，要真正地开展一些工作，要有一个藏传佛教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细则，还要有一个常设机构负责联络五省区的藏传佛教的各项事宜，及时通报各地佛教界信息。这也是许多藏传佛教人士的想法。所以中国佛教协会应该对这个机构给予关心和支持。另外，中国佛教协会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举办一个有关藏传佛教的工作会议，听取各地活佛以及僧人们的好意见、好想法，以便今后更好地开展藏传佛教的各项工作。当然，中国佛协如能到藏区寺院进行一些调查活动，或是进行相互的访问学习，这对汉藏佛教界的交流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外，我建议中国佛教协会在今后举办各种重大会务会议时，最好将有关的文件翻译成藏文和傣文，这不仅因为中国佛教协会是三大语系佛教的最高组织机构，也因为我们的喇嘛们大多数不懂汉文，他们很想读这些文件材料，但他们看不懂。青海、四川和我们西藏的喇嘛们也都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希望中国佛协能够考虑他们的这一建议。
　　藏传佛教也要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我们佛教也有自己关于世界成、住、坏、空的辩证哲学思想体系。
　　佛陀认为，佛法住世将有五千五百年的历史，也有其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佛陀在世的时间里，是人类仇杀和纷争的时代，所以佛圆寂后，就会有强巴佛（即弥勒佛）出世，也就是未来佛的年代。比如说，强巴佛的造像早期是坐着的造型，到了后来立像比较多。北京雍和宫的强巴佛就是站着的造型，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来到世间普度众生，接释迦牟尼佛的班，尽佛陀未尽的职责。这就是藏传佛教中，为什么每年要举行迎请强巴佛法会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期待强巴佛早日来到世间。从这个角度说，佛教始终是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着社会变迁，看待着自身与社会相适应相协调发展的。
　　历史上的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由此也形成了藏传佛教独特的传统习俗。因而，这个制度不可避免地为了权利和政治的需要加杂进去了许多非佛教的东西。比如算卦、占卜以及僧侣的特权等。当然这也是佛教与西藏传统相适应的产物。但你必须分清哪些是佛教的，哪些不是佛教的才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佛教信仰，反对封建迷信。
　　明朝宗喀巴大师为什么要举行宗教改革呢？其实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与要求，革除藏传佛教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建立起纯洁的信仰观念，以及严格的修习次第。可以说他的宗教改革挽救了藏传佛教，适应了时代、社会、信众对佛教和僧尼的要求，使得藏传佛教充满了新的生气，向前蓬勃发展。
　　藏传佛教发展到今天也已走过了1300多年的历程，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法，利乐众生，也是为了更好地引导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道路。
　　有一个时期，西藏的宗教工作做得并不好，干部有意见，群众有意见，知识分子也有意见。说实话，那个时候西藏的政治民主生活比较压抑，人们也不敢提意见，讲真话。比如对藏族历史上著名人物第斯·桑吉嘉措的评价上引起许多的争论。这个问题，我想要由历史学家或学者们来评价比较好，作为领导干部最好不要轻易地批判或否定一个历史人物。桑吉嘉措是一个伟大的藏学家、医学家，他对藏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曾做出过很大贡献。所以对待这样的人物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去评价，千万不能与现实随意地结合起来加以批判。这样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不利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也不利于我们佛教协会的工作以及西藏佛教长期稳定的局面。
　　这几年，我们西藏的宗教工作做得比较好，也非常的稳定。人们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有了新的看法和理解。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出台的“划清两个界限，尽到一个责任”的政策就深受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普遍欢迎。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政策的英明与正确，说明广大僧尼和信教群众对这一政策的拥护和赞同。尤其是西藏佛协第八次会议的召开，充分体现了自治区党委与政府对西藏佛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关心与大力支持。李立国副书记的讲话受到了广大僧尼们的热烈欢迎，再一次证明西藏佛教朝着健康、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
　　作为新当选的会长，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十世班禅大师和前任会长波米活佛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高举爱国、进步、团结的旗帜，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坚决反对达赖及其分裂分子利用宗教信仰进行的分裂活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作好西藏佛教协会的各项工作，不辜负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僧尼的信任和支持，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法音》2004年第1期 (总第233期)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