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师的心愿——达扎活佛访谈录

达扎·丹增格列，是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活佛，1958年于拉萨坐床，是第四世达扎活佛的转世灵童。他1980年代曾在西藏大学藏语系深造，现任中华全国青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丹珠尔》藏文版大藏经办公室主任、拉萨木如寺西藏印经院负责人。多年来，他为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师的心愿，积极从事拉萨版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重新刊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年8月藏历雪顿节前夕，本刊记者为此专门走访了达扎活佛。

　　一、为了完成十世班禅大师的心愿

　　1984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将收藏在西藏档案馆中的拉萨版《甘珠尔》藏文大藏经经版送还给了我们西藏佛教协会。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办了拉萨印经院。印经院的任务就是刊印好《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以满足西藏各个寺院及广大信众对大藏经的需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刊印发行了1700套《甘珠尔》大藏经，180000册单卷佛经，现已基本上满足了各寺院和信教群众的需求。目前西藏的大小寺院几乎都供有一套我们刊印的《甘珠尔》大藏经。我们的这一做法不仅受到寺院僧人们的热情欢迎，同时也受到了广大信教群众的赞誉。也可以说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贯彻落实的有力证明。

　　当时我们一部《甘珠尔》大藏经（100函）的售价仅是九千七百元，价格并不高。记得当年十世班禅大师就明确地说：“刊刻藏文大藏经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信仰。”所以我们一直牢记着大师的谆谆教诲。

　　当然，你也了解一部完整的大藏经还应当包括《丹珠尔》。但是拉萨版大藏经只有《甘珠尔》，而没有《丹珠尔》。于是1990年，我们西藏佛教协会决定重新刻制拉萨版《丹珠尔》大藏经。1991年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拨款50万元，我们西藏佛教协会成立了《丹珠尔》藏文大藏经刊刻办公室，办公室就设在木如寺。当时西藏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策墨林活佛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负责这项工作的具体落实。其实，这个版本也是应十世班禅大师的要求刊印的。当然，话说起来还要追溯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那时他邀请藏传佛教著名高僧喜饶嘉措大师主持负责拉萨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刊刻工作，但是只完成了《甘珠尔》，而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刊刻《丹珠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拉萨版大藏经只有《甘珠尔》而没有《丹珠尔》。班禅大师之所以让我们佛教协会再次刊刻《丹珠尔》，其实也就是希望我们补全拉萨版藏文大藏经。

　　《丹珠尔》的早期印经版毁于“文革”时期。为了能刊刻好《丹珠尔》大藏经，我们从哲蚌寺和色拉寺分别借来了两套纳塘版的《丹珠尔》大藏经，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借来的大藏经也有不少页码受到雨水的侵蚀与破坏，为此我们也花了不少工夫修补这些受损的残破经书。目前，我们分别采用纳塘版大藏经《丹珠尔》和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手写本《丹珠尔》，与我们现在刊刻的《丹珠尔》版本相互校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刊刻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尽量做到完美而没有错误或是少出错误。

　　我们现有民间刻工52人，有的人只能刻但不能读。我们的校对组有43人，3人一组，拿三套经书，一个人念，两个人看，相互纠正错误。

　　经过12年的努力我们共购置经板87000块，刊刻经板42000块。至今完成了《丹珠尔》大藏经中255册中的125册，只能说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工作。其中信教群众订购的数量占大多数。此外像尼泊尔、印度等境外的信众也订购了不少。目前国外迎请预订的《丹珠尔》大藏经共有13部。总体而言，西藏各大小寺院基本上都供有《甘珠尔》大藏经，但是缺少《丹珠尔》。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一是资金缺乏，二是刊刻完的大藏经的存放问题。为了能凑够刊刻印刷的费用，我们想尽办法请各界人士捐款，但是收到的捐款并不多。信众捐一元、二元和几元的都有，甚至有的信众们几毛钱的捐款，我们也登记在册，一点也不马虎，我们记得很认真。每月我们进行一次帐目结算，每年进行一次大的帐目核查。施主们捐款的分角都要记好帐目。2000年全年捐款193121元；2001年捐款10160元；2002年捐款68183元。今年我们尊敬的十一世班禅活佛也捐款1万元。

　　经过十多年藏文大藏经的刊刻工作，我对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又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以前我也不了解佛经里有这么多的好东西，现在一看才知道，大藏经不光是宗教的内容，还有那么多的有关医学、工艺、天文、历法、建筑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思想内容。但是由于传统的偏见以及我们佛教界本身对这方面的宣传不够，加之藏传佛教寺院与社会生活的远离，致使人们对佛教中的科学思想认识非常有限，而且存有许多偏见。因而，我想刊印大藏经不光是弘扬佛法，而且也是在宣传宝贵的科学文化遗产。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完成这项工作，以满足广大信教群众的需求，实现十世班禅大师和十一世班禅的美好心愿。

　　此外，我们还计划将“文革”时期破坏和搞乱的经书加以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例如日喀则夏鲁寺收藏有不同时代的各种版本的藏文佛经典籍，我们希望对这部分典籍进行整理和校对，将部分经书整理后精选出几套印刷流通，以满足信众的读经要求。但是这样的工作也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一些年长的喇嘛们不愿意将经书拿出来整理供更多的人了解，他们认为这是寺院的圣物，不能轻易示人。可是有不少的经书放在寺院里并没有得到妥善的保护，不是成堆的放在佛殿的角落，就是被雨水侵蚀，这同样是对佛和佛经的不敬呀。我也希望老一辈的喇嘛们能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能让更多的信众了解各个寺院里珍藏的不同时代的佛经和著述，包括吐蕃时期的贝叶经，不同教派的高僧大德们撰写的著作，使得佛教的思想真正地被信众所接受，让佛陀的伟大思想影响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不是将佛经和典籍只供养在那里，与信众的精神思想不发生关系。因为佛法在世间嘛。我们应该倡导赵朴初会长提出的“人间佛教”的思想，同时也应牢记我们尊敬的十世班禅大师所说的“我们既要向往来世的佛国世界，更要建造今世的‘极乐世界’”的思想。

　　二、寺院也应做社会慈善事业

　　藏传佛教寺院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只注重诵经和做佛事活动，此外很少面向社会做慈善事业。当然这一现象与每个寺院的经济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从现在寺院的情形来看，国家和政府提倡以寺养寺的宗教政策，总体看，历史悠久的著名的大寺院经济条件比较好，小寺院一般都比较困难。例如有的寺院除了门票收入外，还有不少捐助和布施的收入。可是这些收入除了用于寺院正常的维修和开支外，其余部分很少拿出来做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这也说明我们藏传佛教寺院确实有不少陈旧的思想观念。其实，这种传统的观念和现行的做法对于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弘法利生并没有多大的好处，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并逐渐改变这种与现代社会生活不相适宜的传统做法。

　　去年我在加拿大访问时，遇到一位加拿大天主教教会的会长，他对我说：我们天主教会除了正常的宗教活动之外，我们还做了大量的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那么我想知道，你们藏传佛教的寺院除了念经之外，你们为社会做了哪些贡献？当时，我实在是难以回答，心里很是难过。事实上与天主教相比，我们藏传佛教在社会公益事业上的确没做多少贡献，我们只知道念经和做佛事，很少考虑佛教应该积极主动地为广大的社会民众做些什么。

　　色拉寺年轻的寺管会主任拉布就是一个很有思想和开拓精神的喇嘛。他的话很让我感动。他说，寺院应该将多余的一部分钱拿出来用于社会慈善事业，扶贫或是帮助贫困地区孩子们的文化教育等。我自己觉得藏传佛教寺院应该大力培养那些文化水平高、佛教修养好的爱国爱教的年轻僧人。传统的寺院管理模式应该与现代的寺院管理方式相结合，应该让更多年轻有为、爱国爱教的青年喇嘛充任寺院的各个管理阶层，多给他们一些信任，不能总是怀疑他们。与此同时，我们宗教部门的管理干部也应该认真学习党的宗教理论、政策和宗教法规，同时也要了解和学习佛教的文化与历史，否则就做不好宗教工作。无论是党的宗教干部还是寺院里老一辈的高僧大德都应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不能总是原地踏步，没有前进和发展。

　　三、喇嘛不在多，而在质量高

　　近几年，西藏的大小寺院都进行了爱国爱教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喇嘛们的思想觉悟都普遍得到了提高。寺院管理和弘法活动都在正常的运行，各个寺院也进行了人员的定编。不过，这几年还俗的、圆寂的僧人也有不少。但是减少的人员名额并没得到及时的增补，不少寺院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如有的寺院喇嘛很少，群众家里需要邀请僧人们外出念经和做佛事时，由于喇嘛人数不够就不能前去。于是信教群众请社会上流动的喇嘛去家里念经。这些喇嘛有的佛教造诣还不错，但是大部分游方僧的佛教修为十分有限，有的甚至就是借佛敛财，从某些方面说极大地影响和破坏了藏传佛教的声誉。因此，我自己认为那些空缺的名额应该增补。不增加的话，有些寺院的日常宗教活动就不能正常的开展。比如，我自己的寺院编制是16人，但现在只有8人。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外出到信教群众家里念经一般都要有3到4名喇嘛，可是现在一个人去一个家，所以，僧人人数如不增加的话，从佛教的角度上说，做有些佛事活动是不合教规的。以寺养寺，人少了也不行。比如牧区有牛羊，农区有田地，这些都需要人力。可是现在我们僧人的生活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广大群众的布施，因而还没有能力和条件来做更多的社会慈善事业。我的寺院也供养了几个五保户，逢年过节我们送酥油、糌粑等食物和日用品。西藏自治区党委李立国副书记也说应该按原来的编制增补。目前，西藏的各个寺院也在着手落实增补空缺僧人的工作。当然，我自己认为喇嘛多了也没意思，要使每一个出家人真正成为佛陀慈悲济世精神的体现者，否则只能增加广大信众的负担与社会的负担。用我们尊敬的十世班禅大师的话来说就是“喇嘛不在多，而在质量高。”

　　四、藏传佛教也要与时俱进

　　我以为，作为藏族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藏传佛教以及寺院文化也要与时俱进，积极主动地与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逐步改变藏传佛教寺院僧人们只念经、做佛事，而不关心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传统习俗与局面，我们要逐渐改变人们对藏传佛教的偏见和不好的印象，同时还要抛弃寺院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陈规陋习。

　　去年中国西藏文化代表团出访欧洲各国宣传西藏文化时，我作为代表之一在北京学习了4天，对党的西藏民族宗教政策感受颇深。在拉萨时，我有许多思想顾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可是到了北京，通过两天的学习，打消了我的种种思想顾虑。有关领导明确地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做了什么工作就讲什么工作。于是，我在欧洲议会的座谈会上就讲我们西藏佛教协会如何重新刊印拉萨版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经历，受到了海外关心藏族文化和藏传佛教人士们的普遍欢迎，消除了不少西方人士对中国西藏宗教文化政策的偏见和误解。同时，我也真切地感受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性。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脚踏实地去做，一件一件地去做，负起自己的责任。同时要深入反思藏传佛教在当代社会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在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同时，搞好弘法利生工作。当然，西藏佛教事业的发展也与我们佛教协会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波米活佛是我们十分尊敬的享有藏传佛教最高拉然巴格西学位的著名活佛，也是我们西藏佛教协会的会长，但是我们佛协当时并没有给他创造更多的在国内外弘法利生的机会，反而，我们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科委等单位邀请波米活佛去香港、台湾等地讲经说法，不仅让外界了解了藏传佛教，同时也宣传了党的宗教政策在西藏的落实情况，对我们佛教协会的工作也大有好处。

　　又比如，藏北的广大牧民群众们对珠康活佛都十分的尊敬，为什么呢？因为珠康活佛心里想着广大的普通群众，所以他赢得了许多百姓们的爱戴与敬重。信众们捐给他的钱，他都用于扶贫和希望工程。而我们有的喇嘛将信众的捐款用于买车、盖房子等自己身上，而珠康活佛不是这样。去年我们西藏佛教协会进行了换届，珠康活佛开始负责西藏佛教协会的日常工作，我相信珠康活佛一定会把我们西藏佛教协会的工作做好，把西藏佛协带向一个新的台阶。

　　（《法音》2003年第09期(总第229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