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界全国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访谈录

编者按：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先后在京举行，近30位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界人士分别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出席盛会。两会期间，本刊采访了部分与会佛教界代表和委员，请他们谈一谈自己的感想和体会。现摘登如下，以飨读者。
　　一诚法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此次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政协报告中都提到了宗教问题，表明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十分重视。作为佛教徒，我们要爱国爱教，努力搞好佛教的自身建设。当前最重要的是搞好人才建设。人才是第一位的，没有人才，就谈不上佛教事业的发展，更不要说弘法利生了。赵朴老生前也十分重视人才建设。再就是佛教僧团要搞好道风建设。僧装、素食、独身是道风建设最基本的要求。弘扬佛法要靠道风。道风光讲还不行，还要能做到，要说到做到、落到实处。佛教讲“真实不虚”，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道风建设搞好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佛教自身建设要抓好学风和道风，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增上的。
　　刀述仁居士（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家知道，中共十六大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进行了总的战略部署。而此次两会的任务，就是要把党制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全国各族人民，把带领全国人民奔小康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其中也包括宗教工作。十六大报告中，也提出要重视宗教工作。
　　就佛教来讲，这几年的发展与成绩是十分显著的，不管是内地发达地区，还是老少边穷地区，情况都是越来越好，这与党和国家的关心与重视分不开，也是最令我们欢欣鼓舞的。
　　我作为一个佛教界老政协委员，多年来一直代表佛教界参政议政，参与国家大事。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在旧中国是没有的。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我们佛教界委员素质的不断提高，向政府转达佛教界社情民意更能贴近实际、切中要害，更能把佛教自身的发展与国家改革开放、全面发展进步联系起来，更能体现出佛教的独特地位与重要作用。
　　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佛教发展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所以作为政协委员，我呼吁规范与完善政府部门对佛教事务的管理机制，进一步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好地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
　　策墨林活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副会长）：
　　作为一名全国政协的老委员出席这次大会，我感到非常激动，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我觉得全国政协的工作一届比一届好，一年比一年好。特别是朱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是地回顾和全面总结了五年以来的各项工作，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新的建议和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都给予了长时间的鼓掌，这反映了委员和代表们的心声：这是一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报告，也是一个给中国未来指明方向的报告。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我自己的认识和感受：
　　从两会的报告中，我深刻体会到党中央对宗教界人士的关心与爱护。对宗教工作提出的“四句话”，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到具体工作当中。“四句话”不光宗教界人士要认真学习，从事宗教工作的干部也应该认真学习。虽然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等有关部门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还必须加大学习力度，特别是基层的宗教工作部门必须对中央提出的“四句话”有一个全面、正确、深刻的认识，必须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精神上来。从事宗教工作的干部如果学习不好“四句话”的精神实质，就会直接影响党的宗教政策的全面贯彻和落实。全面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关系到信教与不信教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否都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问题。此外，我们还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努力建立一个法制健全而又民主的国家。宗教工作也要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的宗教理论和政策。
　　就我们藏传佛教而言，民主改革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废除寺院传统的宗教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迈出的很重要的第一步，只是当时我们没有这种提法而已。有关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问题，中央已经开了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人都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和指示。党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已经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并不是说要进行宗教教义方面的改革。我们宗教界人士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继承和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同时对我们藏传佛教中存在的某些陈规陋习也要进行必要的改革。
　　就西藏来说，我们还要坚决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影响，这主要是达赖集团的影响。达赖利用宗教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这是西藏宗教工作中最大的障碍。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西藏的宗教工作提出了“划清两个界线，尽到一个责任”的提法。我认为提法特别好，它解决了藏传佛教工作中存在的一个本质问题，那就是在藏传佛教信仰中，我们必须划清两个界线，即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法律保护与利用宗教信仰搞破坏分裂祖国活动，这个界线一定要划清。另外，必须划清群众信教与共产党员不能信教的界线。尽到一个责任，就是要提倡、宣传进步的科学文化，增强广大信教群众的科学观念，也就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提法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
　　其次，作为一名宗教界的政协委员，我们不但应该关心宗教事业的发展，而且更要关心国家大事。我觉得现在的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的水平越来越高，提案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委员们的文化素质也越来越高。
　　党的十六大重点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但是小康社会和小康生活区别很大。在西藏，你能找到不少小康生活水平的家庭。但是西藏百分之八十五基本上是农牧民，西藏的面积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人口只有260多万。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很差。所以在这样一个经济基础滞后、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要建设成小康社会，困难就很大。所以，我还是希望中央政府以及全国其他兄弟省市加大对西藏的援助，特别是加大对西藏农牧区的援助力度，争取使西藏的经济文化有较快的发展。
　　我智这次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文译文术语的规范统一标准问题。比如总理的报告中有许多新名词、概念，我看藏文本有的就看不懂。比如“三个代表”的翻译在藏族地区就有三种，这对我们准确地理解中央的大政方针有很大的影响。翻译不规范、标准的话，有时候就会误导我们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和把握。所以，我建议有关部门能对此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尽早解决。
　　香根·巴登多吉活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在两会期间，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政协的《工作报告》，多处提到宗教工作，作为宗教界的委员，我感到十分高兴。这证明党和人民政协是高度重视宗教工作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宗教工作特别是藏传佛教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快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进程。藏传佛教同样存在着一个与世俱进的问题，只有与时代同步，才能生存发展，才能更好地弘扬佛法。
　　近年来我国佛教事业取得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来，新一届佛协班子把佛协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进一步加大了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台湾佛教界的交流，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扩大了中国佛教的影响，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内加强自身建设，加强了中国佛协与各地的信息交流，经常以简报的形式通报佛协开展工作的情况。这些都证明新一届佛协班子是一个团结精进的班子，为维护佛教的威望和纯洁性起到了榜样的作用，是一个能带领佛教徒弘扬佛法的好班子，作为佛协的一员，我为有这样一个好班子而感到高兴。
　　任何宗教要想生存和发展，都要解决一个与所在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我们藏传佛教理所当然地应当通过自己的方式投身于这一事业，并做出应有的贡献，在真正做到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同时，应发扬藏传佛教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好传统，努力提高僧众的自身素质和宗教管理职能部门干部的素质，更好地与当今社会相适应。
　　当前藏传佛教存在有真才实学、有较高佛学造诣的僧人少，少部分僧人信仰不坚定，宗教管理部门个别干部素质不高的情况，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用藏传佛教的教义、教规进一步规范僧众的言行，从基础抓起，抓好藏传佛教基础知识的学习。我在甘孜办了两个学经班，僧众有百余人，在教学中我选派了一些有较高藏传佛教知识、品行好、有一定威望的活佛担任教师，在课程设置上除了藏传佛教基础知识外，还增设了藏文文化知识，以拓宽僧众的知识面。二是要培养一批自身素质好、有较高悟性、肯潜心学佛的僧人，对其中特别优秀的，建议中国佛协组织统一的考试，颁发全国统一的佛学学历证明，授予相应的学位（格西学位），从而提高他们在社会上和佛教界的信任度，受到人们的尊重。三是要发扬藏传佛教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好传统，多做善事好事。我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扶贫救困，1998年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投资50万元建成了首家敬老院，供养了60岁至100多岁的二十余名孤寡老人，每年投资10万元为他们解决生活用品，并请专人进行护理，定期为他们添置衣被，从而体现藏传佛教的慈悲心，为当地政府减轻负担。
　　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管理职能部门的引导作用也十分重要，宗教管理职能部门干部的素质对一个地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至关重要。因此，作为宗教界人士，我们希望从事宗教事务管理的干部要有较强的政治眼光和政策水平，能本着“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成为“了解宗教实情，理解宗教政策，会做宗教工作”的行家里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增强宗教界人士对党的宗教政策的亲切感和信任感。如叶小文局长在第七次佛代会上的讲话，佛教界人士普遍认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较高的政策水平，大家听了他的报告感到有亲切感和信任感，加深了广大宗教界人士对党的宗教政策的信任度，使人听后倍受鼓舞，增加了做好佛教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同时希望从事宗教事务管理的干部能本着慎重、严谨、周密的态度对待宗教工作，进一步收集反映宗教方面的社情民意，了解和掌握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情况和意见，依据宗教政策主动帮助宗教界解决问题和困难。
　　根通法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会长）：
　　此次两会是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的换届会，是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一次盛会。听了两会的报告后，倍受鼓舞。全国政协共有三十几个界别，囊括了非党的各界人士。政协的报告贯彻了全国政协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多党合作、参政议政的宗旨。我从事基层政协工作多年，体会到政协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协助政府作好各项工作，就我而言就是作好宗教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逐步落实，我国的宗教事业已经走上了正常运转的轨道。我现在已经70岁了，深深感到中国现在的太平盛世，真是来之不易。
　　从佛教来说，过去佛教界最出名的当属上海的圆瑛老法师，吃饭也就两菜一汤，出门也没有汽车。现在寺院经济有了很大改善，出家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山西的寺庙虽然没有南方多，但是其国际影响大，保护了很多的文物古迹。我们五台山在佛教四大名山之中，可说是独一无二的，汉藏佛教并存，所以民族团结问题也是一个工作重点。
　　当前佛教界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培养人才。现在既有信仰又有学识的人才太少，人才难得。所以一定要注重培养人才。现在的政策宽松、环境优越，培养人才并不一定要求他们出家。在家也好，出家也好，只要他们有信仰，能为佛教事业、为国家作贡献，都是优秀的人才。
　　出家人不要有优越感，对在家人起慢心；在家人也不要看出家人文化素质不高，就看不起出家人。佛教内部一定要团结，只有互相帮助，佛教事业才能健康发展。佛教事业任重道远，虽然外部条件改善了，但是佛教内部新老交替问题还十分突出。现在国家提出宗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佛教界提出要建设“人间佛教”，二者应当结合起来。佛教界也要“与时俱进”。
　　戒忍法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使我了解和学习了很多东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行使国家权力就是通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十分重视发挥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政议政的作用，全国政协的作用非常重要。过去有人讲“政协就是鼓鼓掌”，现在恐怕不那么简单，比如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等方面，人民政协起到很大作用。李瑞环主席在报告中说，政协有二万件提案，一万件提案得到了采纳，内容涵盖民族、宗教、教育、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我感到当上政协委员是件光荣的事，责任重大。这次新委员增加不少，占到60%，我们宗教界委员占的比例也是很高的，政协委员文化水平也很高。
　　到今年，中国佛教协会已走过了不平凡的50年历程，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当务之急仍是要加强自身建设，搞好团结，保持稳定。通过浙江佛教来看全国佛教，我认为特别要搞好道风建设、组织建设。中国佛教协会从组织上看是全面的，但对下面的引导、指导还有待加强。中国佛教协会与地方佛教协会怎么样联系，怎么样管理？这对道风建设很重要。当前道风建设为什么搞不上去，过去中国佛教协会发的文件往往贯彻不下去，就因为引导、监督无力。比如，我们下面很多重点寺院方丈任免，地方政府批了就行了，中国佛教协会你批与不批关系不大，你批是给我一个面子，你不批，我们地方照样升座，你也没办法。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道风建设就搞不好。过去朴老提出的僧装、素食、独身，我认为这远远不够，这只是戒律要求的一个部分而已。比丘要具足250戒，比丘尼要具足348戒，如果“僧装、素食、独身”遵守好了，别的都可以犯吗？第二个问题是清规戒律，我们寺院五堂功课，包括上殿、过堂，看起来很简单，是僧人的基本功，但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大和尚、当家师都很少上殿。上殿过堂都作不到，平时的修持就可想而知了。第三个问题是寺院商业化严重，不是唯道是求，而是唯利是图。第四是教育和人才问题。中国佛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才，各个寺院、各级地方佛协也培养了很多人才，但许多人才没有得到重用，原因虽然不少，但主要是因为中国佛教协会缺少必要的制度，在出家人资格审查方面没有权威。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已50周年了，应该总结50年来好的经验，改正不足，不能只是轰轰烈烈地纪念一下，要面向未来，对全国佛教界的指导工作要有效地开展起来。
　　现在东南沿海寺院比西北寺院要强，但是商业化气息太重了，所以要把佛教教育和弘法工作搞好。现在不是党和人民不允许你弘法，关键是你弘不弘法。现在社会上一些信徒根本搞不懂佛法是怎么回事，好多道理都不懂，对佛教也不了解。我们可以通过讲经说法让他们了解佛教、树立正信。现在还有些僧人收了徒弟不负责任，没有教他们如何修行，这样会使弟子们失去信心、误入歧途。现在西藏、内蒙来的一些喇嘛，讲的理论不多，但讲修持，很有吸引力。因此汉地寺院和僧人要负起责任来，大力开展弘法工作，引导信众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教他们处理好工作和修行的关系。我个人认为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中国佛教协会可以组织几个弘法团巡回讲经，法师可以讲，居士也可以讲嘛。我准备在浙江省佛教协会搞一个讲经团或是弘法团。另外，慈善公益事业和文化事业都应量力而行，尽量去作。这一切都须仰仗团结，没有团结什么也搞不好。普陀山妙老在的时候，我们团结一心，每一分钱都用到应该用的地方去。普陀山的问题都可以内部解决，地方政府也信任我们。
　　这次我有四个提案，第一个提案是关于四大名山的门票问题。门票这么一搞，是旅游场所还是寺院修行道场都搞不清了。卖门票直接影响了佛教的形象，有钞票你可以拜普陀山观世音，没有就拜不了。普陀山现在门票110元，九华山、峨眉山、五台山的门票也不少，中国佛教协会对这个问题应该采取积极步骤，应该向党和政府反映。天台山、雁荡山、天目山、普陀山，凡是有寺庙的地方，人家在前面一拦就收起门票来，影响很不好。
　　江泽民主席很早就讲要全面落实宗教信仰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但要全面落实宗教政策，阻力还是很大的。例如北京还有许多寺院落实政策的问题没有解决，地方也是如此，过去呼吁的还多些，现在反倒没人呼吁了。
　　明生法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作为出家人，作为佛教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出席两会，应该说有着特殊意义和特殊责任，所以我感到既光荣，又有强烈的责任感。其次，我作为新一代的代表和委员，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在寺庙里是学不到的。在两会中确实看到党和政府对我们宗教界人士非常重视。印象最深的是，江泽民主席、李长春常委来到我们广东人大代表团参加审议工作报告，会后合影，江主席坐下了，我站在后排，他转身看到有一个出家人，老远走过来，专门跟我握手。在单独照相时，江主席主动招呼我，说：“法师，你过来一起照个相。”现在我相机里还有这个珍贵的镜头，还有与李长春常委合影的镜头。所以我感到中央领导对佛教有非常好的印象，很关怀，很关注，对我们宗教工作也是非常认真地对待。本届人大选出的副委员长中，就有宗教界人士，还有好几位进了常委。我觉得宗教界人士进人大的人数不断增加，各个地方对宗教界人士参加人大、政协也非常重视。本来广东省已经有一个天主教代表了，省委统战部又要来一个名额给佛教界，让我来参加。
　　我一直在想怎么当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决心今后要加强学习，特别是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政协这边是提案，人大那边是议案，涉及到许多法律知识。好多宗教人士法律意识淡薄，佛教也不例外。只有依法办事，各项事业才能健康顺利地发展。我这次提了一项提案、一项议案。我认为，我们国家的“三农”问题，难点在山区贫困地区。解决的办法，其一是引导他们出来打工。但没有文化就没法打工，出来不久又跑回去了。其次，农村要调整改革，引进科技，没有文化怎么改革？所以说，要减轻农民负担，没有文化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做了一个提案，谈落实贫困山区教育的问题。在人大议案中，我提出了宗教立法的问题，并在广东团做了详细发言，说明为什么要立宗教法，立了宗教法对宗教界有什么好处。
　　佛教虽然在广东发展很快，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贯彻宗教政策时常出现或左或右的现象：左的不给你开放，右的则利用宗教去赚钱，特别是一些企业行为，对佛教伤害很大。我在会上都谈出来了，可以让领导们了解佛教存在的问题，不了解就会有偏见。这次与会代表各方面的领导都有，我们佛教界人士通过与他们多交流，介绍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基本道理，对领导的决策会有作用。
　　觉醒法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
　　承蒙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和培养，推荐我为全国政协委员，自己深感责任重大。这既是佛教界的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和一种压力。自己年纪很轻，才疏学浅，无德无能，所以我这次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和积极参政议政的责任心来出席会议的。政协是一个大课堂，人才济济，对本人来说是一个学习提高的好机会。我在上海担任过五年的人大代表，觉得还很不称职。这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更应加强学习，一是要加强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二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佛学造诣和寺院管理能力。
　　作为玉佛寺的方丈、上海市佛教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我是以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我的本份是一个出家人，搞好佛教的自身建设最为重要。当年我们去看望赵朴老，朴老对我们讲：你们上海很重要，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三个大寺在上海、在全国影响很大，所以上海寺院一定要抓好两风建设，一个是道风建设，一个是学风建设，这两方面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上海佛教寺院自身建设搞不好，在群众中的影响就不好，同时也会对佛教事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当年，真禅法师、明旸法师对两风建设都抓得很紧，他们逝世以后，上海市宗教局在这方面抓的力度更大。我觉得上海各寺院道风建设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学风建设除上海佛学院外，各寺办有僧伽进修班，也在边学边搞。我觉得在上海这个大城市，佛教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始终保持自己的本色十分重要，对此我们一直在探索中。我们经常说，要在搞好自身建设、保持佛教本色的基础上适应社会，根据上海这个大城市的特点，搞好弘法利生和对外友好交往工作。大乘佛教倡导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过去在两位大和尚的带领下，我们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发挥上海的优势，常年坚持作社会公益事业。以往慈善公益事业存在不成规模、不规范的问题，现在由上海市宗教局组织了兴边富民公益事业，每年有计划、有方向性地开展捐赠，目前玉佛寺每年捐赠20万元资助贫困大学生和困难户等。
　　今年是中国佛教协会成立50周年，我们特别怀念中国佛协第一任会长、上海圆明讲堂的圆瑛法师。我和照诚法师都曾是明旸大和尚的侍者，曾多次听明老说，他的师父圆瑛法师是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常说“只有国家兴旺，才能有佛教的发展。”所以作为新一代的佛教教职人员，我们要学习老前辈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大事，跟党和政府肝胆相照、风雨同舟。这次我写了三个提案。作为宗教界的政协委员，自然对有关宗教的事情关注得多一些。第一个提案是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批判法轮功最早的是佛教界。“法轮功”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国家取缔“法轮功”后，公安干警往往站在最前列，直接与“法轮功”分子面对面。这一方面抬举了“法轮功”，另一方面公安干警对社会治安有经验，揭批“法轮功”并不内行。应该发挥正信宗教的作用，发挥宗教界的力量。与“法轮功”做斗争也是我们佛教的本份事，只有取缔了非法邪教，才能使合法宗教健康有序地发展。为此我写了一个关于“法轮功”转化的提案。第二，我写了一个关于“规范宗教慈善事业”的提案。过去朴老等前辈大德对慈善公益事业很关注，这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以为，在关心、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方面，佛教界可以大有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应该就佛教界如何开展慈善公益事业的问题进行研究，合理规划。我觉得这对扩大中国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很好的。现在我们上海佛教界采取由市宗教局牵头联系，我们出钱捐助的方法，统一落实到最需要的地方。第三个提案是建议“规范新闻媒体”。过去报刊、影视等媒体涉及宗教题材的，经常出现伤害宗教界感情的问题，打击了宗教界服务社会的积极性，不利于团结和稳定。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应由懂宗教的人对宗教题材的报刊、影视等媒体进行审核、把关，应知“宗教无小事”！
　　那仓向巴昂翁·丹曲成来活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
　　这次得以连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任第十届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委员，是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和信任，也是对我的激励和鞭策。我一定会从爱国爱教的高度出发，努力参政议政，认真工作，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作为宗教界人士、藏传佛教的活佛，参加全国政协工作，首先必须树立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佛陀教导我们，祖国是自己的家园，人民是自己的父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没有理由不爱护自己的祖国、不爱护自己的人民。祖国和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祖国和人民的关怀将一事无成。十世班禅大师经常教导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人民，我们一定要牢记教诲，“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其次，要树立爱教思想。藏传佛教界认定我为活佛，政府、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活佛，这是政府和广大信教群众对我的爱护和希望。我一定不忘佛陀的教诲，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为广大信教群众服务。
　　再次，在爱国爱教的基础上，一定要树立遵纪守法的思想。作为宗教界人士，不但自己要遵纪守法，而且要号召广大信教群众遵纪守法，作遵纪守法的模范，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
　　在爱国爱教、遵纪守法的前提下，作为政协委员，必须认真履行职责，参政议政，为人民多办实事，多办好事。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作为一名藏族委员、少数民族的代表，自己十分关心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关心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是我的两大心愿。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水平相对落后，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己在政协工作中，要更加关注和呼吁加大扶贫力度，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采取特殊政策，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和群众健康状况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团结好藏传佛教各教派人士，共同工作，按照十世班禅大师提出的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弘扬藏传佛教的办院方针，努力培养更多合格的爱国爱教藏传佛教高级人才，为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作贡献。
　　夏立宛活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新疆分会会长）：
　　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有好几处提到宗教工作，对宗教界近几年取得的成绩也作了很好的总结和评价，说明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是非常重视和关心的，我听了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感到在我们国家只要是合法的宗教信仰就一定会受到国家政策法律的保护。同时，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我感到佛教界对国家的安定、统一和发展是做出过很大贡献的，宗教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去赵朴老就提倡面向社会的“人间佛教”思想，今后我们还是要继续高举“人间佛教“的旗帜，按照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宗教工作四句话的精神做好我们的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我又一次当选为政协委员，深感荣幸。在今后五年当中我要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政府给予我的荣誉。我们新疆的宗教工作难度很大，分裂势力经常利用宗教搞分裂活动，特别是在那些宗教极端势力活动比较猖獗的地方。因而，我们新疆的宗教工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们的责任和担子要比其他省市佛教协会更加繁重，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努力地做好新疆的佛教工作。我们不仅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要努力维护边疆的稳定、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对非法宗教活动要给予坚决打击，决不给他们可趁之机。
　　去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顺利进行了换届，选出了新一届佛协领导班子。总的来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佛教事业呈现出一派拨乱反正、兴旺发达的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这与我们尊敬的赵朴初会长的领导、十世班禅大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虽然他们都已经过世了，可是他们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还会继续鼓舞佛教界人士勇猛精进，努力工作。
　　此外，我希望中国佛教协会应该加强与各地佛教协会的联系，给地方佛协更多关心和指导，应该建立一个正常的交往渠道。这种交往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的、稳固的。在全国的佛教协会之中，只有我们新疆和西藏佛协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分会，既然是中国佛协的分会组织，那么中国佛协就更应该加强与这两个佛协之间的工作交流与指导，可是这方面我们工作做的并不是很好。加强这种联系有助于党的各项宗教政策得到及时的贯彻落实。同时也可以了解地方佛协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利于形成全国佛教一盘棋的新局面。
　　最后，我希望中国佛协要从长远的眼光考虑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应该积极主动地培养和树立中国佛教在广大信教或不信教民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应该不断地提升中国佛教在国内外宗教界的地位，不断扩大佛教对当下人们精神生活的作用和影响，多做一些能够提升佛教社会地位和促进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有益活动，让社会各界人士充分地认识了解我们佛教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比如说；在适当的时候举办一些大型的慈善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和佛教文化学术交流活动，让国内外更多的人士了解佛教界所做的事情。过去，虽然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做的还很不够。同时，佛教界也应该积极主动地宣传佛教平等的哲学思想、慈悲的济世观念、和平的生命观念等，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不是被动盲目地开展工作。否则的话，我们将愧对广大的信教群众，愧对时代赋予我们佛教界的使命以及党和政府对我们佛教界的殷切期望。
　　贾拉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协常务理事、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教授）：
　　第十届全国政协会议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召开的换届会，意义十分重大。我作为新委员，对国家政策的了解和如何参政议政的认识还很不足。要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还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亲自参加一些调查研究。同时作为佛教界委员还要代表佛教界。我是从内蒙来的，内蒙自治区的佛教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内蒙佛教界存在的问题应该反映到大会中来。大家都认同佛教正处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内蒙佛教也是一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能够落实，群众的宗教信仰有了保证，党和政府对宗教也很重视。内蒙佛教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僧尼人数急剧下降。内蒙是欠发达地区，经济还很困难，“文革”期间大部分寺院受到破坏。原来有1000多座寺院，现在仅有100多座开放寺院，自治区党和政府根据群众需要，有逐步修复的计划，先修复20—30个历史悠久的重点寺院，整个修复计划大概得一个亿，目前资金缺口还非常大。
　　在人才培养方面，内蒙有一个佛教学校，每届招收30多个学生，还不是每年招生，毕业一届招一届，平均每年才10人。内蒙十几个盟市，一个盟市还摊不到一个毕业生。培养人才的途径还比较少。原来一个师父带一个徒弟，现在我们将学校教育与师父带徒弟的方法结合起来，以加快培养人才。但是，能够带徒弟的僧人也不好找了。因此内蒙佛教界的任务还是比较繁重的，恳请中国佛教协会多关注内蒙佛教。过去内蒙对藏传佛教做出了很大贡献，也出现了好多有学问的僧人，有文集的僧人就有400多人。1991年我到蒙古大学讲学，他们有一个老师写了一篇论文介绍藏传佛教医算方面的文章，经统计，蒙古人用藏文写的医算学著作就有40部。因此说蒙古人对藏传佛教的贡献是很大的。历史上蒙古民族很厉害的，争强好斗，但是经过佛教的熏陶，这个民族的性格变得仁慈而善良。内蒙佛教界非常稳定，没有受到外界干扰。蒙藏佛教一直有一个好的传统，不管是在元代、明代、清代，都是拥护中央政府的，在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这个传统还在继续发扬光大。在稳定方面，党和政府做了工作，佛教界也作了工作，例如内蒙佛教界代表人物———乌兰活佛德高望重，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为内蒙的稳定作出了贡献。作为新委员，我一定要发挥好委员的作用。我这次有一个提案，呼吁国家对内蒙重点寺院修复的力度要加大。
　　东宝仲巴活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我是白教的一位活佛，经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将赤烈认定为大宝法王，报经政府批准坐床，从而成为了第十七世仲巴活佛。我是唯一一位噶举派（白教）呼图克图，也是云南唯一的呼图克图。
　　建国以来，白教活佛没有人进入到全国政协这样的组织里。这次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事务局选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我非常振奋，感到非常光荣。白教是藏传佛教中的一大教派，过去有一千多座寺庙，是禅修的中心。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因教务原因出国了，中央政府很宽容，为使白教存续下去，推选我为全国政协委员，这样我可以起到向中央政府反映白教信众社情民意的桥梁作用。我自己修行不够，而且需要很好地学习，目前正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学习。现在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会领导都非常关心年轻法师。我们新一代藏传佛教僧人都应该爱国爱教，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各宗教要和谐，佛教要和谐，佛教徒要和谐，共同为国家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要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利用好这个渠道，把我们的心里话、老百姓想说的话、需要做的事情，反映给中央。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白教，又把我放在中国佛协常务理事的位置上，这是白教历史上没有的。佛教讲报四重恩，其中就有一条“报国土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分裂，要维护国家的统一。
　　我通过参加佛协组织，参加全国政协，深感责任重大。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僧人，一定不辜负党和政府、佛教界对我的期望，要努力弘扬赵朴老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将人间佛教提倡到藏区去，为家乡经济建设、民族团结及边疆稳定做出贡献。
　　现在我们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次两会是党的十六大之后召开的又一次盛会，我们一定要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带到藏区去。过去我修行不够，还需要完善。修行就是修心，规范我们这颗心。我们走到哪里都要宣传爱国爱教，也要把佛协创办的《法音》杂志带到我们家乡去，弘扬正信，反对邪教。《法音》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有利于佛教的自身建设，有利于正确引导迷失方向的信教群众，特别是贫困山区的信教群众。现在我们教职人员的文化水平不如国外培养的人员高，所以我也希望《法音》杂志多刊登一些关于民族团结、反对邪教方面的文章。
　　旦白尼玛活佛（全国政协委员、西藏林芝地区佛协会长）：
　　我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深感光荣和自豪。我认真学习了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的工作报告，这两个报告对宗教工作都有论述，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这么重视和关心，我很激动。联系我们西藏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很英明正确，但是在具体贯彻落实时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央为保护西藏宗教历史文化遗产，先后向布达拉宫、桑耶寺、萨迦寺、扎什伦布寺等拨款维修，对保护藏族佛教文化遗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国外也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藏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尊重和保护，受到西藏广大信教群众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对某些敌对势力所谓藏族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破坏的论调也是一个强有力的批驳。但是，中央下拨的维修资金在使用及管理上存在许多问题。所以我认为，应该把中央给西藏的这笔钱管理好、使用好，并且能把钱用到点子上，造福于西藏人民和藏传佛教，这样才不辜负中央对西藏的关心和爱护。因此应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力度。
　　其次，我觉得现在一些地方统战、宗教部门的领导和一部分干部缺乏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宗教法规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他们不了解有关宗教的政策法规，工作方式简单，这些人的素质和工作态度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他们工作做的是否认真细致，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江主席为什么说“宗教无小事”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我觉得搞统战、宗教工作的干部应该提高宗教文化以及国家宗教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和文化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当然，我们宗教界人士也要认真学习党的宗教政策，了解国家的法律法规，做一个奉公守法、爱国爱教的出家人。
　　第三，西藏近几年在寺院里进行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大好事，不但提高了广大僧众的政治觉悟，而且通过学习，僧人们的爱国思想进一步得到增强和巩固，寺院管理也出现了新的面貌，这一切都得益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藏传佛教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因而一个出家喇嘛的言行代表着佛教的形象，如何培养合格僧才是目前藏传佛教面临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年轻喇嘛们如果不好好珍惜时间，不爱惜他们学习机会的话，就会被寺院、社会所淘汰。他们不但要学好佛学知识，还要懂得世间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弘法利生。
　　最后，我想说的是如何管理目前藏族地区在社会上流动的喇嘛。现在整个藏区各地流散的喇嘛很多，其中有不少是假喇嘛，他们的言行极大地破坏了藏传佛教的声誉，同时也扰乱了寺院正常的佛教事务。如果政府部门不制订相关的法律和管理措施，不打击这些假喇嘛的话，将会对藏传佛教的发展，对西藏的团结稳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我建议政府宗教部门、佛教协会以及有关部门通力协作，加强依法管理流动僧人的力度，使藏传佛教正常有序地健康发展。
　　萨隆·平拉（全国政协委员、西藏日喀则地区佛协副会长）：
　　这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认真听取了全国政协工作报告和朱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我感到非常激动和鼓舞人心。从这两个报告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宗教工作高度重视，对宗教界人士十分关心。我们宗教界人士应该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在党和国家政策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作为国家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应该学习党和政府的宗教理论与政策法规，遵守国家的法律。也就是说我们宗教界人士和从事宗教工作的干部两方面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只有这样，党的宗教政策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与落实，国家才会稳定，民族才会团结，我们才能一心一意地搞建设、谋发展，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小康社会。
　　作为一名西藏的宗教教职人员，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分清宗教信仰自由与利用宗教从事分裂活动的界线，分清群众信教与党员不能信教的界限。在西藏，多数分裂分子就是利用宗教进行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与正常的宗教活动是两码事。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信仰，什么是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的非法活动，要让西藏广大信教群众真正地了解到这两者的区别，让他们明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没有变，真正的宗教活动是受到国家宗教政策和法律保护的。而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我们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我们只有在思想上划清这两个界线，才能在行动上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西藏才能稳定团结，人民才能安心、愉快地建设西藏，发展西藏。
　　聂达活佛（全国政协委员、西藏那曲地区佛协会长）：
　　作为西藏藏北草原那曲本教寺院的一名老喇嘛，我十分荣幸地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感到非常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使我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和机会。虽然，我年事已高，可是我还能来北京与其他委员们共商国是，参加选举，这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这不仅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宗教界人士的亲切关怀和对宗教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英明伟大。在两会期间，我认真听取了全国政协的工作报告以及朱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宗教界人士，我们的任务就是首先认真学习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与落实，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联系我们西藏的实际情况，我深切体会到党中央对西藏的宗教政策与民族统战政策是正确的、英明的。我深刻感到党中央的政策就像光芒灿烂的太阳一样，温暖着我们。
　　通过两会期间的学习和交流，使我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因此，我们宗教界人士也要积极努力，奋发向上，认真学习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和精神，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宗教工作的讲话和指示精神，努力把我们西藏的佛教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政府给予我的信任和荣誉。
　　智慧法师（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宝莲禅寺监院）：
　　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曾欣聆江泽民主席对佛教高僧推崇备至。本届共有四位僧人任人大代表，能穿起僧袍参与政务，表示中央政府非常重视正信宗教，邪教必然衰落。我相信如果国家继续扶持正信宗教，必然有助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对于目前特区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本人绝对支持。香港回归近六年，作为香港市民有责任维护国家的安全。如果国家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又怎能舒适生活呢！
　　现时全球经济衰退，恐怖主义横行，我国却一片太平盛世，经济稳步上扬，实在令人欣慰。但在经济起飞同时，西方思潮入侵，也产生了贫富悬殊、拜金主义、道德败坏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我国地大物博，要照顾到偏远山区人民的教育和医疗绝不容易，这些地区容易成为邪教的扩教点。要有效对抗邪教而不对国家造成负担，最好是借助正信宗教，培养人民爱国精神。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曾到台湾和香港，感到宗教在当地做福利事业做得很好，认为祖国也可以宗教力量推动慈善事业。以香港来说，很多学校、医院、安老院等都是宗教团体开办的。国家现在进行西部大开发，西气东送、三峡工程等大型建设，要投入大量资源.如果能让宗教团体推动福利事业，不但可减轻国家负担，还可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且能让百姓知道正教与邪教之分别，从而打击邪教。
　　正信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可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加深孝道，廉洁思想，减少社会纷争，而且可团结人心，组织义工队伍，成为社会的支援力量。
　　所以本人希望中央政府允许我们在内地设立附属机构，以推广区域福利事业。以我们宝莲寺为例，数年间在贫困山区建了超过170所希望学校，用资达1000万元；赞助内地年青僧人到外国读佛学硕士、博士，现在已有两位毕业，一位在北京的大学教书，另一位在香港大学做教授。为社会培育人才，我们效力于教育和扶贫，藉以凝聚社会力量，务求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因为只有教育，才可使人分辨迷信和正教，以免出现李洪志之流，易受外国唆使，为害社会。
　　此外，本人建议修复有历史价值的庙宇，引入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既可减少借宗教之名、以骗财为实的情况，亦可作为旅游景点，以灿烂的东方文明吸引游客。同时也可作为教育下一代的场所，加深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以抵抗一些腐败的西方价值观。
　　近年学习中文的洋人比比皆是，大家看中央电视台第4台便会见到很多比中国人更中国化的老外，他们学中文，耍太极，到少林寺习武，他们深知中华武术能延年益寿，相反西方运动员却较短命，可见中华文化确有优胜之处。所以，本人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文化教育。本人深信有朝一日，中文会成为国际语言，外国执政者与我国领导人会见会以中文沟通。
　　（王丽心、桑吉、王小明、常正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