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

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
　　王树海
　　[长春]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59-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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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王树海
　　王树海（1950—），男，山东泰安人，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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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韩愈现象是一令人困惑不已的个案，其自身所构成的深刻悖论，成为后期唐诗发展史上的奇异景观。他以“攘斥佛老”自命，骨子里却与佛禅有着深刻、蒙昧未彰的纠结，在其“宣言”和“行为”中采取依违两间的姿态；韩愈获贬，尤其是南贬后亲和佛禅，是那个时代“贬官禅悦”的典型证例；韩氏以“道统”自任，其理论及其排定的“道统”谱系，也受了南宗禅“教外别传”和衣钵承祖认宗的启发；韩愈“独运其天才”所创“以文为诗”直接获益于佛经、佛经yí＠①译过程；从“主情”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到“主理”以“意胜”的宋诗风格的形成，韩诗是两者间得体的过渡。
　　【英文摘要】 The HAN Yu Phenomenon is a perplexing case. The　profound　paradox　initself has become an odd sight in the history　of　Tang　Poetry. Han　Yuassigns himself to argue against Buddhism and　Taoism, but　there　is　aprofound and obscure tangle　with　Buddhism　in　his　blood, and　that's a wavering attitude between acceptance and violation in his“declaration”and “behavior”.After derogated,especially to the south,Han Yu　comesto believe in Buddhism and that's a typical example of “getting　pleasure from Buddhism only　after　derogation ”. Han　considers　himself　asbelonging to the “Confucians”,and his theory and　his　arrangement　ofthe “Confucians”family are also illuminated by the New ChanZong's　“different sermon”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ancestors with“Yibo ”; HANYu's theory of “writing poetry　with　prose　style ”created　with　hisunique　talent　benefits　directly　from　Buddhism theory and thetranslation of Buddhism theory;From Tang Poetry characterized by“affection”to have“perfect taste”to Song Poetry characterized by“rationality”to　have“perfect meaning”, Han　poetry　is　the sensibletransition between them.
　　【关 键 词】韩愈/韩诗/贬官禅悦/唐宋诗风
　　HAN Yu/HAN Yu's poetry/Buddhism/Tang and Song poetry's style
　　【责任编辑】秦曰龙/李梅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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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中示存字注释：
　　＠①原字外辶内多
　　＠②原字左彳右复
　　＠③原字左“上四下幸”右攵
　　＠④原字左氵右蒙
　　＠⑤原字左氵右繁体页
　　＠⑥原字左睿右又
　　＠⑦原字左音右繁体员
　　＠⑧原字左繁体纟右玄
　　＠⑨原字左言、右繁体赞
　　＠⑩原字左扌左卦
　　＠（11）原字左氵右繁体项
　　＠（12）原字外辶内也
　　＠（13）原字左牛右氐
　　＠（14）原字左氵右云
　　＠（15）原字左目右炎
　　＠（16）原字左火右“上两个既右半部下日”
　　＠（17）原字左亻右丕
　　＠（18）原字左言右宣
　　＠（19）原字左言右繁体华
　　＠（20）原字左繁体纟右因
　　＠（21）原字左繁体纟右墨
　　＠（22）原字上“夏上半部”下“乔去撇”
　　＠（23）原字左号右鸟
　　＠（24）原字上艹下疑
　　立足佛禅与唐宋诗风变迁的课题研究，韩愈现象一直是叫人困惑不已的个案，这同时也构成了后期唐诗①发展史上的奇异景观。他以“攘斥佛老”自命，却得佛禅沾丐多多。因“谏迎佛骨”获罪南谪潮州，即与释子禅师广交游、相唱酬，其两间依违的行状，几曾遭逢时人讥讽、质问，韩愈的回答或吞吐或遮掩，常有“知我者固少”［1］（P179）之叹，然而，无论其怎样辩白， “也无法关断退之与佛结缘之门”［2］（P1437）。本文意在揭示韩愈其人其诗与佛禅的真实关系，并求进一步探求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退之辟佛，却频作赠浮图诗”［3］（P1637）似令人费解。 这里所谓“频作”者，是因其遭贬谪后，见诸韩诗的僧人禅师计有十数人之多，相交深契者是大颠、颖师等人，尤其是与大颠禅师的交游，可见出韩愈之于佛禅的实际态度和参悟程度。据陈善之《扪虱新话》载：“韩文公在潮州，与僧大颠往还……文公一日fù＠②白大颠曰：‘弟子军州事多，佛法省要处，乞师一句’。颠良久，文公未会，时三平为侍者，乃敲禅床三下，颠云：‘作么？’平云：‘先以定动，然后智拔。’公乃谢三平云：‘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还得个入处’。”［2］（P1453）如此言语行迹曾招致物议，许多人认为韩愈对待佛禅的态度是两副面孔：一面在儒家以“道统”（韩之“道统”理论及其所排定的“道统”谱系，也受了南宗禅“教外别传”和衣钵承祖认宗的启发）自任，严气正性而大言排佛，又一面在佛门低首堂前，不敢多言妄语，“以祗候久久，从首座得个入处为满足，为光荣”［2］（P1453）。此类指摘不无道理，然而，此时斯地应须关注的有两点：第一，它坦露了韩愈对佛禅的真实态度，“退之表面所手佛者僧迹，里面所心折者佛理”［2］（P1453）。他之所以冒死谏迎佛骨，是因为其前辈、同辈们早已察到的朝廷大倡法门后给国计民生造成了太多的弊端、祸端：“膏腴美业，倍取其多……逃丁避罪，并染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狄仁杰）；“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李峤）；“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或过之，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辛替否）；“今军旅未宁，王畿户口十不一在……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常衮）；“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储用＠③耗”（李叔明）；“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岁计三万有余……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4］（P328—329）。数以万计的僧侣中“谋道”者少，“谋食”、“浮食”者众，此洵属韩愈排佛的底蕴、初衷，而对于大而包容的佛理，却是让韩愈“心折”的。第二，韩愈到贬所与禅师诗僧交游，甚或执“弟子”礼向禅师问道，这无论是时代抑或个人的原因，都是颇合逻辑的。在社会的大背景上，南宗禅活动的舞台已大面积展开，至元和期间“释氏尤甚焉”［5］（P289）， 此时唐代前期流行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士宦禅隐”已为“贬官禅悦”所替代，这是因为唐后期，大批文人因政治风波、仕途坎坷而被放逐，流放生涯使其得以亲近佛禅，影响甚或改变了其人生哲学，一时间形成了颇为壮观的“贬官文化”。可以说，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贬官”，不管是寻求思想依托抑或抒发性情的需要，斯时斯地，庶几“既贬则禅”，尤其是他们的贬谪地又是南宗禅的发祥、盛行地区，亲和佛禅就显得颇为自然，甚合逻辑。从根底上说来韩愈亦不能自外于所处的时代，许多人对韩愈表示了理解，例如俞文豹《吹剑录》称：“韩公《佛骨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祸福动其心，及潮州之行，涨海冥méng＠④，炎风搜扰，向来豪勇之气，销铄殆尽。其谢表中夸述圣德，披诉体艰辛，至于佛法，亦fù＠②屑意”［2］（P1458），身居“涨海冥méng＠④，炎风搜扰”的瘴疠之地“屑意”佛法自是情理中事。
　　韩愈既与禅师诗僧相交往，其参悟程度如何， 也是正确理解其与佛禅关系的重要关目。从其诗文来看，韩愈不仅熟谙佛典，亦能在诗中化而用之，亦可见韩诗“句句有来历”之功夫，如《醉赠张秘书》一诗，有如下几韵：
　　/k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
　　惟能醉红裙。虽得一饷乐，有如聚飞蚊。^/
　　这恰是《椤严经》中一段经文巧妙而不留痕迹的化用。经文称：“一切众生， 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乱鸣于方寸中，鼓发狂闹”。信手拈来，化入诗作，恰如水中之盐，看似无，食之有味，韩愈对佛经的精妙把握和颖悟，连宋代大儒司马光也大为称赏，其《书心经后》曰：“世称韩文公不喜佛，尝排之，予观其《与孟尚书》论大颠云：‘能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乃知公于书无所不观。盖尝遍观佛书，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为事物侵乱为学佛者所先耶？”［1 ］（P213）韩愈之《与孟尚书》（有本作《与孟简尚书书》）虽竭力辩解其信奉佛事，却使人感觉到韩氏对佛禅的参悟之深：“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到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1］（P212）。韩氏对于大颠的评价，正与大颠高足三平禅师对其师的评价“理路相合”，因而有人判定：“退之非已从禅门入门，不可能为是言”［2］（P1452）。其“禅学”已“入门”亦有其诗为证，且看被人认定“禅悟”的七言绝句《遣兴》：
　　/k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
　　莫忧世事兼身事，＠⑤著人间比梦间。^/
　　《唐诗笺注》称：“禅悟后语。乃知公之辟佛，只是为朝廷大局起见， 正本塞流，维持风教，惟恐陷溺者多。”［3］（P1730）这确实是中的之论，亦是韩氏韩诗的知己之言。
　　关于韩愈与佛禅的诸多复杂关系，尤其是韩诗呈示的多姿多态、 光怪陆离的艺术世界，不宜汲汲于南贬后诗与行迹的一一对应，应该说韩氏与佛禅有着更早、更深的因缘。诸多时贤、后来人早有觉察，其中，陈寅恪先生的考据论列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从总体上考察，“退之道统之说表面上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6］（P321）。 逮至陈先生点明韩氏“以文为诗”之“创体”亦受益于佛禅时，始觉按图索骥式的简单对号法，在思维方式、探讨路径及操作方法等方面有欠允当，所谓佛禅对韩诗的影响云云，理当是一种全局、浑整的把握。据陈先生考据，“以文为诗”完善地成于韩愈之手，肇始于佛经艰辛备至的yí＠①译过程，前秦译经圣手鸠摩罗什“每与ruì＠⑥论西方辞体，商略共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yùn ＠⑦以入xián＠⑧为善。凡觐国王，必有＠⑨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什尝作颂赠沙门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万有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凡有十偈，辞喻皆尔”［7］（P53）。陈先生认为：“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偈颂即诗歌两种体裁。而两体辞意又往往相符应。考‘长行’之由来，多是改诗为文而成者，故‘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自东汉自退之以前，此种以文为诗之困难问题迄未有能解决者。退之虽不译佛经，但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皆声yùn＠⑦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yùn＠⑦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6］（P331）韩氏“以文为诗”是谓“空前”，是否“绝后”， 陈先生论断颇见分寸，“恐亦”之后，先生择出效法韩氏的两大成功范例，一苏轼，一辛弃疾，前者“以文为诗”，后者“以文为词”。站在今天的立场来审度中国诗学的这一公案，似能引发诸多理论话题，韩氏“以文为诗”在“主情”而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中，洵属一“大变”，为宋诗“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主体风格提供了范型，“宋之苏、梅、苏、王、黄，皆为之发其端”［3］（P1595）。韩诗以奇崛、刚劲、用韵求险著称，然而，又因“以文为诗”的缘故，使其诗“深婉不足”而“少韵致”［3］（P1594）。《南山》一诗表现出韩诗诸多优胜处，也几乎暴露了韩诗所有的缺陷：
　　/k吾闻京城南，兹为群山囿。东西两际海，
　　巨细难细究。山径及地志，茫昧非受授。
　　团辞试提挈，guà＠⑩一念万漏。欲休谅不能，
　　粗叙所经觏。尝升崇丘望，戢戢见相凑。
　　晴明出棱角，缕脉碎分绣。蒸岚相＠（11）洞，
　　表里忽通透。无风自飘簸，融液煦柔茂。^/
　　（全诗102韵204行，限于篇幅，恕不全录）
　　该诗在韩诗中不算是最长的，但它的确体现了韩愈的才力和诗风的奇崛。 诗人将终南山的高峻雄奇，四序晴晦的变化，铺陈刻画，穷搜极想，生气勃勃地矗立于读者面前：“入手虚冒开局，‘尝升崇丘’以下，总叙南山大概。‘春阳’四段，叙四时变态。‘太白’、‘昆明’两段，言南山方隅连亘之所自。‘顷刻异状候’以上，只是大略远望，未尝身历。瞻太白，俯昆明，眺望乃有专注，而犹未登涉也。‘径杜墅’、‘上轩昂’，志穷观览矣。蹭蹬不进，仅一窥龙湫止焉。遭贬由蓝田行，则又跋涉艰然，无心观览也。层层顿挫，引满不发，直至‘昨来逢清霁’以下，乃举凭高纵目所得景象，倾囊倒箧而出之。叠用‘或’字，从《北征》诗化出，比物取象尽态极妍。然后用‘大哉’一段煞住。通篇气脉逶yí＠（12），笔势竦峭，蹊径曲折，包孕宏深；非此乎亦不足以称题也。”［3］（P1612—1613）其之于终南动态的把握、静态的捕捉，极尽形容之能事，然而也于兹坦露了韩诗的不足之处，“韩昌黎诗中律诗最少，五律尚有长篇及与同人唱和之作，七律则全集仅十二首，盖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骤。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3］（P1596）。韩愈之所以疏于近体，钟情古体，少于短制，意于长篇者，原因即是近体律诗颇多限定（诸如句数、字数、用韵及用韵的位置、联语的数目、位置，粘对，甚或“四声八病”等都需顾到。长律排律虽可随情随意延长，但毕竟还有格式、格律的要求），不能“足以恣其驰骤”。因而，恃力逞其长，就使得韩诗长篇居多，百韵乃至百韵以上的长篇巨制亦时有所见，如《元和圣德诗》竟128韵256行之多，《南山》诗亦有102韵204行。诗之开头即表示担心：群山环囿，东西“际海”的终南山，其“巨细”，用短章恐“难悉究”，因为像“山径”“地方”那样详备的文字，都未能讲述明白。因而，韩愈在大事铺排、极尽形容之后仍觉不够，竟在一诗中破天荒地连续使用51个“或”字，来描摹终南山的形态动静，而且还有本来就具比喻、形容功能的穿行于诗中的41个“若”字。这原因之于作者非常明确，“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如此想来、作来，诗焉得不长！后人称韩愈善于“叠句”，亦出于同一机杼，如《石鼓歌》中“‘黄帘绿幕朱户间’，是一句能叠三物。如‘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是两句叠六物。……如‘雨淋日炙野火烧’，‘鸾翔凤翥众仙下’，‘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韵韵皆叠。每句之中，少者两物，多者三物乃至四物，几乎是一律”［3］（P1687）。即或择用更多的喻体，能将本体穷尽吗？其《石鼓歌》诗人固然不惜才情，大逞学问，“极其致思，凡累数百言，曾不得鼓之仿佛。岂其注意造作，求以过人欤？夫不假琢磨，得之自然者，遂有间邪？由是观之，凡人为文，言约而事赅，文省而旨远为佳”［3］（P1687）。与之相伴而来的是韩愈的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且不论其组诗如《操琴十首》《秋怀诗十一首》等规模偏大的制作，就是一些短篇，也往往是劈头即议，中间夹叙夹议，末以论收束，如《桃源图》：
　　/k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
　　流水盘回山百转，生绡数幅垂中堂。
　　武陵太守好事者，题封远寄南宫下。
　　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
　　文工画妙各臻极，异境恍惚移于斯。
　　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
　　赢颠刘蹶了不闻，地坼天分非所恤。
　　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
　　初来犹自念乡邑，岁久此地还成家。
　　渔舟之子来何所？物色相猜更问语。
　　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
　　听终辞绝共凄然，自说经今六百年。
　　当时万事皆眼见，不知几许犹流传。
　　争持酒食来相馈，礼数不同樽俎异。
　　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
　　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
　　人间有累不可住，依然离别难为情。
　　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
　　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
　　“桃源”一境既出，便成为俗世心向往之的理想境地， 更是文人墨客欲离严酷现实、躲避尘滓的精神“乌托邦”。与歌咏同类题材的往贤相比较，韩愈的高妙亦表现为入手的角度和对材料的择用。诗人倘操笔直入其境，自然与其思想（排斥佛、道）多所dǐ＠（13）牾，然而，桃源之境，亦不能不谓是诗人内心深处的理想之所，因而他颇为得宜地从“图”入手，真难为诗人一片苦心。可以认为，诗之意境、表现手段，开了宋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乃至以文字为诗的先河。韩诗“自成一大宗，后来人无不被其凌罩。此其所独开格，意句创造已出，安可不知？欧王章法本此，山谷句法本此……先叙画作案，次叙本事，中夹写一二，收入议，作归宿，抵一篇游记。‘接屋连墙’，用子云；‘大蛇中断’，用《水经》。凡一题数首，观各人命意归宿，下笔章法。”［3］（P1655）如果将王维、韩愈、王安石三家的桃源诗稍作比较，其异同及诗歌由唐到宋的发展脉络，尤其是韩诗的中介、转折作用，即可由此明了。王维那种“质素天然，风流嫣秀”［3］（P295）， 从不着力的描写，亲切如画，令人忘世，令人生“吾老是乡”［3］（P295）之想。 开头进境如见：“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中间依然从容叙述：“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诗末又写出另一世界，别一光景：“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这是唐诗前期山水田园诗风的典型制作。韩诗则开头便议：“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中间“夹写一二”，亦有胜句：“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近远蒸红霞”，“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无梦寐”，“船开棹进一回顾，万里苍苍烟水暮”；最后“收入议，作归宿”；“世俗宁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此乃所谓“唐诗之一大变”［3］（P1595）是也。王安石则“纯以议论驾空而行，绝不写”［3］（P1655）；“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无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世上哪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几经秦”［8］（P67）。理精辞惬皆前所未到，是地道的宋诗面目、宋诗风格。从发展递嬗、师承关系来看，韩愈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
　　韩诗的“变”与“新”，后人曾给予足够的评价。 例如叶燮尝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9］（P570 ）又认为韩诗之“新”乃“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9］（P596）。 这里除了人们所盛赞的才力、思维、风格外，韩愈之“新”“变”，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诗的体制、句式上所进行的尝试；二是在用韵、遣词造语方面所努力进行的实践。
　　首先看诗体的择取，如上所述，韩愈之于古体诗情有独钟，即或选择了古体， 他照样在追求着与众不同，欲长则上百韵犹嫌排宣不尽，欲短则数语只行，如其《条山苍》：
　　/k条山苍，
　　河水黄。
　　浪波yún＠（14）yún＠（14）去，
　　松柏在山冈。^/
　　虽语少行简，却是古淡有味，余兴不绝。在形式的排列上， 是上面的句子字数少，下面的句子字数多，有一种基础建筑的稳定感。有时，诗人反其道而行之，如其《东方半明》：
　　/k东方半明大星没，
　　独有太白配残月。
　　嗟尔残月勿相疑，
　　同光共影须臾期。
　　残月晖晖，
　　太白shǎn＠（15）shǎn＠（15）。
　　鸡三号，
　　更五点。^/
　　据说这是“永贞元年七月，顺宗使太子监国，尚未传位时作。 大明未升而震方业已主器，故曰东方半明也。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长庚即太白，时方七月，故指西方金星为喻，群奸气焰已＠（16）；惟叔文与执谊尚相表里，其势已孤立，故云：‘独有太白配残月’也；月谓叔文，太白谓执谊，时叔文以执谊不尽从已意，大相猜忌，欲逐去之，故曰：‘嗟尔残月勿相疑’云云也。”［3］（P1656）据韩愈《顺宗实录卷四，起六月，尽七月》云：“上自初即位，则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时扶坐殿，群臣望拜而已，未尝有进见者，天下事皆专断于叔文，而李忠言、王pī＠（17）之内主，执谊行之于外，朋党＠（18）＠（19），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内外厌毒，虑见摧败，即谋兵权，外有韦皋、裴均、严绶等臆表，而中官刘光奇、俱文珍、薛文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旧人，同心怨猜，屡以启上。上固已厌倦万机，恶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学士郑＠（20）、卫次公、王涯等人至德殿，撰制诏百发命焉……皇太子见百寮于东朝，百寮拜贺，皇太子涕泣，不答拜。”［1］（P718—719）时为史官的韩愈面对朝中一片混乱，心情很复杂，他作为诗人不可能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当然不赞成以刘光奇、俱文珍为首的“阉竖”专揽朝纲，诗中只是觉得王叔文、韦执谊“勿相疑”，因为“残月”与“太白”“同光共影”的时刻太短暂了，面对“晖晖”残月，“shǎn＠（15）shǎn＠（15）”太白，诗人也只能听凭时间的裁决，且只有时间，“鸡三号”“更五点”。联系到本诗的内容和诗人表达的感情来看，本诗这种倒三角式的排列形式所产生的不稳定感，与诗的内涵颇觉相得益彰。
　　为了求“变”求“新”，韩愈在诗的句式上亦是煞费苦心，例如五言诗， 一般都取上二下三式，韩愈却有时上一下四，如“在纺织耕耘”［10］（P28）； “乃一龙一猪”［2］（P1011）；有时则作二一二式，如“寒衣及饥食”［10］（P28）。七言诗他也往往不是通常的上四下三（或二二三），而有时作上三下四，如“落以斧引以＠（21）徽”［10］（P576）；“子去矣时若发机”［10］（P576）。更使人感到别扭而无诗意者，诗句中常夹缠着诸多文言虚词，上列数例大多如此。这除了诗自身的原因，是否还有诗外故实，恐也不能断然否定，例如前面的《东方半明》，从其所居的特殊位置和对时局所取的立场分析，其所以如许表达，也是别有曲致，“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9］（P596）的境地， 怕也是诗风奇崛拙拗的原因其一。
　　韩愈用韵的才能，亦令后世多所服膺，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称：“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盖得其韵宽，则波澜横溢，泛人旁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傍出，而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是也。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至；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试看其情韵俱佳之《听颖师弹琴》：
　　/k昵昵女儿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
　　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其用韵在表现情绪和音乐效果上，别具一格。当形容琴声幽细时， 采用“闭口韵”（如“语”“汝”），当琴声变为昂扬、热烈时，诗人又改换为“开口韵”（如“昂”“扬”“篁”“旁”“滂”“肠”），这就非常准确地传达了音乐弹奏的感情和它之于欣赏者的印象。
　　所谓“韩诗无一字犹人”者，主要是说韩诗遣词造语的出新问题， 其论孟郊诗云：“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ào＠（22）”，亦像是夫子自道。韩诗中诸多“奇辟拙拗之语”［3］（P1596）和“感激怨怼奇怪之辞”［3］（P1597），使人循而发现：“韩孟联句，字字生造，为古来所未有”［9］（P983）②。 甚至有人对其一诗之中不厌其烦地罗列使用一字现象，也提出了尖锐批评，如《南山》中五十余“或”字，《鸱xiāo＠（23）》连下十个“予”字，《蓼莪》连用九个“我”字，《送孟东野》连作十二个“鸣”字，此为“大开后人恶习”［9］（P982）。有时挖空心思、 处心积虑地创造出新，往往适得其反。例如诗人《李花赠张十一署》一诗，自是造意奇特，尤其是其中“白花倒烛天夜明”一句，更是新奇传神，诸花之中惟李花夜中独白，以烛夜之倒炬形容之，确系独创。然而其对句，则不免有“怒发冲冠， 冠为之裂”之过度形容，几易捣忤人心。因而“群鸡惊鸣官吏起”一句，遭逢指摘：“昌黎《李花》诗云：‘白花倒烛天夜明，群鸡惊鸣官吏起’，赵云松袭之，作《山茶》诗云：‘熊熊日午先绛天，吓得邻家来救火’，同一过火”［3］（P1662）。韩愈所追求的奇险新变固然收到了奇效，其失也证于“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11］（P1164）。
　　韩诗影响宋人者，亦在于其以文字为诗，凿实的叙述交代，有如史传、游记。 诸如“窗前两好树，众叶光＠（24）＠（24）”［10］（P541），有“好树”两株，且在窗前，读者会担心连“秋叶”也要一片片数落下去么！好在没有；“人皆劝我酒，我若耳不闻”［10］（P390）诗人连“醉”中都忆得如此真实；“惠师浮图者，乃是不羁人”［10］（P193），“佛法入中国，尔来六百年”［10］（P202）时间、空间、角色无一不详；“谁水出桐柏山，东驰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10］（P79），这简直就是一游记，《水经注》、 地理志亦不过如此交代；“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辛勤奉养十馀人，上有慈亲下妻子”［10］（P782），诗人乃史家眼光，诗亦不免史家的笔墨情味；“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和石鼓歌”［10］（P794），生活现实的细节，并非均可为诗之细节；“夜梦袖官与我言，罗缕道妙角与根”［10］（P652），梦亦实录，韩诗凿实过甚，以致有人认为其与宋代“江西诗派”渊源关系颇深。其《广宣上人频见过》诗云：
　　/k三百六旬长扰扰，不冲风雨即尘埃。
　　久惭朝士无裨补，空愧高僧数往来。
　　学道穷年何所得？吟诗竟日未能回。
　　天寒古寺游人少，红叶窗前有几堆。^/
　　纪昀对方回有关此诗的鉴赏，大不以为然。纪氏认为：“方批‘自齐、梁、陈、隋以来，专于风、花、雪、月、草、木、禽、鱼，组织绘画，无一句雅淡， 至唐犹未尽革’，此种皆谬为大言。方批云：‘昌黎大手笔也， 此诗中四句却只如此枯槁平易，不用事，不状景，不泥物，是可以非诗訾之乎’？……昌黎不是如是，大手笔亦不尽如是也。此种议论似高而谬。循此以往，上者以枯淡文空疏，下者方言俚语，插科打诨，无不入诗；才高者轶为野调，才弱者流为空腔。万弊丛生，皆‘江西派’为之作俑，学者不可不辨之。” ［12］（P1738）黄山谷喜韩诗， 之于韩诗颇熟详，黄有“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即从韩诗“断送一生惟有酒”和“破除万事无过酒”，点化融铸而来，韩诗亦正所谓“江西诗派”之“来历”也。如果认真考校韩诗以文字为诗的来由，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退之以文为诗”，确与佛家大有关涉。韩愈诗于此取得了成绩亦同时受病，也影响了后世，尤其是宋代诗歌创作。
　　其实，韩愈一旦不恣才逞雄，进入到格式规范中，在给定的范围内打天下， 其诗大都好看。如《题楚昭王庙》：“丘坟满目衣冠尽，城阙连云草树荒。犹有国人忆旧德，一间茅屋祭昭王。”咏史似草草，却有风致。《春雪》诗：“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虽系寻常用语，亦写得超诣非凡。短诗中最好的还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
　　/k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韩愈对早春气息的感悟分外警绝，贵似油，润如酥的小雨， 遥看浅嫩泛绿近观似无的草色，给人多少生意的鼓舞！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绝对比如烟如云的杨柳塞满皇都的盛春、当夏要好得远，诗人有意无意之间似有一种寄托。像这类诗对后世乃至宋诗的影响似乎更趋深远，例如苏轼之《初冬》诗，“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3］（P1793）。“荆公早年悟其机杼，平生绝句实得于此。 ”［3］（P1793）若从该诗的表现做量的分析，诉诸议论的成分已占居了大半。从此， 亦能见其与宋诗的斩割不断的联系。
　　韩愈自身是一个深刻的悖论，他以排佛名世，骨子里却与佛禅有着深刻、 蒙昧未彰的纠结。韩诗得佛禅启示、浸润所形成的独特风貌，为宋诗艰难的蜕变和催生提供了范型，助长了信心。从总体上说来，宋诗相较于唐诗，其命运，遭逢多舛多诟，“以不唐病宋”［13］（P210）者代有其人。“宋人生唐后，开辟真为难。”在唐人一座座诗的丰碑面前，“幸”与“不幸”的宋人，不能不求新求变。如何变，变作什么？经过长期的摸索，他们上溯盯住了韩愈，从此发端，逮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时，宋诗学唐又异于唐的自家面目终得形成，而韩诗的过渡意义，桥梁纽带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也是韩愈所始料未及的。
　　注释：
　　①本文之于唐诗的分期不取“初、盛、中、晚”之定例， 而迳以“前期唐诗”“后期唐诗”分别，出于如下考虑：着眼于本课题的宗旨，主要考稽探究佛禅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影响、交互作用等，而佛禅的发展变易却不宜以“初、盛、中、晚”目之。前、后两期之分的界点，大致准于“安史之乱”（755—763），如此分期既是“逻辑的”，又是“历史的”。“安史之乱”前，南宗禅的实际创立者神会虽为南宗禅“殉命忘躯”，几经贬徙而费毕生精力，但其成为禅门正统的结果却是在“安史之乱”后，亦即在神会死后36年，即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 ）才由政府下敕定为第七祖，于是南宗地位才得以真正确立，它不仅标志着新禅宗诞生，同时也宣告了佛教中国化的完成。
　　②因其联句较多，如《城南联句》《斗鸡联句》等，且篇幅均长，字亦古怪， 故不予胪列。详见钱仲联先生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下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