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及其影响

佛教中国化及其影响
　　游览过了三亚的南山，才感受到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在南山随处可见来自祖国大江南北的虔诚的人们。当然，佛教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与它的中国化是分不开的。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至今已2000年。它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历史上真实的佛教决不是一种孤立的信仰，它一直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种哲学思想，民间的风俗习惯，社会道德乃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结合在一起。中国佛教虽然与印度佛教有渊源和继承关系，但佛教传入中国后，就逐步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接受着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然后才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产生了大量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精神和新面貌。中国佛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佛教中国化。
　　从两汉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很到的发展。在魏晋时期佛学与玄学合流。由于玄学在魏晋时期的统治意识形态占主导，所以，佛学在这一时期得到大的发展。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时达到了顶点。梁武帝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梁武帝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ｐáｎ槃》、《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
　　但是由于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根据记载“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3〕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
　　其后周武帝和周世宗也进行过大规模的禁断佛教。
　　虽然佛教经过几次大规模的灭教，但还是得到了更大发展。武帝灭佛后，到他儿子手中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4〕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
　　灭佛与兴佛都是为了适应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兴佛是因为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
　　从魏晋时期的灭佛与兴佛中可以看出，佛教在中国强大的生命力，也反映了佛教在日益符合中国封建时期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代表人们的愿望。
　　试想，如果佛教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悔命令而不绝？从佛教信仰者的各种行为，饮食，穿着习惯等不同的方面也可以看出佛教的中国化，例如佛教中国化的另一个侧面，便是汉族僧人日常生活方面的民族化趋向。
　　由于印度地处热带，所以佛制：比丘止有“三衣”，即五衣（由五块布拼成）、七 衣（由七块布拼成）、大衣（由少者九块，最多二十五块布拼成）。所以“三衣”就被 称为“袈裟”——“杂色”衣。佛教传入中国后，由于气候寒冷，三衣不足以挡寒。所 以“三衣”逐渐变成了“法衣”——只在作“法事”时方才搭披；平时不再披袈裟，而 只穿着圆领、大袖的汉（唐）式服装，不仅有单衣、夹衣，而且还有棉衣；不仅有布衣 ，而且还有皮、帛衣，并且还穿裤子、鞋袜，戴僧帽。这种装束，就完全是中国化的了 。
　　其实到了魏晋时期，佛教基本上已深入人心
　　佛教的传入对我国的艺术，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深入是沿着三条路线发展的：云冈、龙门和响堂山。云冈巨大的佛主像从岩百上直接雕出来，这种手法完全是印度式的，衣饰的旋状纹和巴米羊佛像有一致之处，且带有键陀罗风格的刚硬。但到达河南的龙门石窟后，中国的艺术家已经具有完全吸收印度和中亚风格的能力，龙门石窟异于云冈之处就是造像更富于东方民族气质。响堂山百窟则是另一种富于特色的形式：柱状的人物显示出一种建筑学品格，也增加了些宝珠的装饰。这三种类型迸一步融合，便发展出伟大的唐代风格
　　佛教为我国古代神魔志怪小说提供故事素材，启发艺术构思。佛教典籍广取譬喻语言，把教义、佛性，融化在文学形式里，取得形象化的教化效果。佛教典籍的直接流传，打破了中国原有小说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开辟了新天地。如千宝的《搜神记》，颜之推的《冤魂记》，集中宣扬了佛教神像的威力和信佛茹素的好处。
　　佛教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有很大影响。
　　例如，《西游记》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浪漫主义的故事小说。书中所记菩提祖师于半夜三更传法给孙悟空，就是从佛典所载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半夜三更传衣钵给六祖慧能大师的传说蜕变而来。《西游记》描述唐僧历经八十一难，与妖魔斗法的故事，是受到《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述的善才童子五十三参和奇幻多变的《降魔变文》描写舍利弗如何降魔斗法这两本经书的启迪。《西游记》通过孙悟空大闹天空，战胜各种妖魔的故事，塑造了 一个不畏艰险、战胜邪恶的顽强精神的形象。但孙悟空能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却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最后归正，成就正果。这是宣扬佛的威力无比，佛法无边的思想。
　　我国古代变文、宝卷，弹词都是直接导源于佛教的。佛教文体有三种：一曰长行，是直说佛理的散文，二曰重颂，是归纳长行内容的诗歌，三曰偈颂，不依长行而独起直叙事义的唱赞。为了反复阐明教理，佛经大多是长行、重颂，唱赞兼用。重颂和唱赞是可以用梵呗歌唱的。寺院僧侣为了采取通俗的传教方式，经常举行通俗演唱形式。先由一位法师高唱一段偈颂，随后另一位法师加以评说。他们吸取民间说唱的特色，增加故事化成份，以韵散结合，有说有唱的形式，演说经文，音乐性和故事性都很强，借以吸引听众，达到宏扬佛法的目的。
　　中国原有文学体裁是单纯的，诗歌是诗歌，散文是散文。佛经采用印度韵散重迭的表现形式，唱白并用。讲的部分是散文，唱的部分是韵文，边讲边唱。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对后代的小说创作启示很大。佛教的“变文”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什么是“变文”呢？凡将佛陀故事绘成彩画者叫“变现”，说唱佛陀故事的底本叫“变文”。表演时也一边展示图象，一边说唱故事。说唱佛经的变文，有《维摩诘经变文》，目连地狱救母的《大目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这些变文记叙曲折，情节生动，故事性强，文字通俗，开创一代较为自由的新文风。
　　可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本土化而且对我国的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山我们就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南山寺处处都能感受到佛教的气息和各种带有佛教气息的文化。
　　走一遭南山真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