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声异调辨

以上扼要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大乘般若学这两大思潮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激荡的关系，现将二者之间的异同作一辨正，揭示它们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更深刻地把握般若学汉化的进程、规律及其特点。魏晋玄学和以般若学为主流的魏晋佛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相同之处：

第一，思辨的形式和性质趋同。玄学以倡导”贵无”为主，般若学以解“空”为上，都试图揭示超越现象(群有；色相)之上的本体、实性或实相，都是以揭示宇宙万物本性为归宿的文化思潮。他们都有共同的思维模式，即把本末、体用结合起来，印度般若学有真话、俗话之辨，魏晋时的般若学将真俗二谛同本末、体用结合，用这些成对的范畴，去揭示假有性空之理。此外，玄学家和般若学者都通过言意之辨，用“忘言得意”、“忘签取鱼”的方法去理解“道”和洞察性空之理。这些思维模式及其所运用的范畴，都体现了魏晋玄学、佛学高度抽象的理论水平，都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开创了新的里程碑。

第二，蕴涵丰富的辩证思想。玄学大讲有无；本末、体用、动静、言意之辨、般若空宗缕析空、假、生灭、常断，都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矛盾，指出了现象和本质的联系与区别，揭示了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他们都强调有无、空假的联系，反对割裂二者统一的形而上学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宝库。

第三，容纳儒学的博大襟杯。玄学本身就是儒道合一的产物，向秀便是公开主张以“儒道为一”。王弼以老解孔，既注《老子》、《周易》，又撰《论语释疑》，何曼也以《论语集解》闻名于世。郭象更是将儒家的名教同道家的“自然”结合为一体，主张“名教即自然”；佛学宣传出世主义，但也强调佛教有助于儒家名教的维系。使出家修行与在世行善结合起来，从而独具中国佛学的特色。

玄学和佛学尽管有上述的趋同和相近之处，但二者仍有比较大的区别，他们的同声，并不掩盖其异调。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论有别。魏晋佛学是宗教理论，是以出世为目的，众生成佛为归宿；而魏晋玄学是世间帝王的治国术，具浓厚的政治色彩。佛学重解脱，认为“内圣”之人，不必要成为“外王”之君，而玄学则宣称“内圣”必然“外王”，二者是统一的。玄学的有情无情之辨，强调性是先天的自然，情是后天之欲，主张情因性理而发，圣人要有情而不累于情。但魏晋佛学则以情是对“假有”的执著，是不明“性空”之理而产生的一种烦恼，主张离情去欲，即情欲之“假有”，径
直领悟“性空”之真谛。有强烈的灭绝“三毒” (贪、痴、 嗔)的绝欲意向。

第二，渊源不一。魏晋玄学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儒、道思想演变而成，而魏晋佛学，尤其是般若学则是既吸取印度佛学，特别是龙树、提婆的大乘空宗的般若中道思想，又吸取玄学、儒学的理论营养，继承、改造印度佛学的教义而形成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佛学思想。魏晋佛学既不是印度佛学在中国的再版，也不是同玄学混为一体的学说，而是两者的“嫁接”与整合。一般说来，玄学先影响佛学，佛学因玄风而流行，玄学化的佛学又反过来影响清谈之风，两者交互作用，使玄、佛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思潮，波及到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等各个领域。

第三，地位分殊，魏晋玄学和佛学虽然同时受到当时执政者的提倡和垂青，但居于正统嫡传地位的仍是儒道合一的玄学。玄学成为帝王治国和名士立身行事的指导思想，而佛学则处于辅助人君教化的地位。只是在南朝之后，由于寺院经济的繁荣，佛学思想的迅速传播与流行，才出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但仍未动摇玄学的统治地位，玄学的社会作用仍然超过佛学。只不过佛学对玄学的浸润和渗透力度更加增强罢了。佛、玄思想的相互作用，以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了异邦文化只有消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