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风扬“三论”

以何晏、王弼所唱的“正始之音”作为开端的玄学，中经“竹林七贤”、郭象等人的激扬与发展，在中州大地盛行不衰，虽经永嘉之乱、‘西晋灭亡，但其流风余韵仍然在东晋南朝激荡、回响，公卿、王侯清谈论道，名士、名僧竞辩玄理，玄风、佛道交相映发，从而推动了虚宗般若《三论》在江南的兴起和流行。东晋立国伊始，玄风盛行江左，朝野上下，以清淡为乐事，王族、名士们经常聚会，“清论玄谈，夜分乃寐”，以至发展到“终朝不息”的地步。《颜氏家训》在谈到江左地区的玄风时说：“《老》、《庄》《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这就揭示了玄风的放浪是由东晋南朝的最高统治者(元帝、孝武帝、简文帝)所倡导而发展起来的。元帝的亟相，东晋的开国大臣王导就以讲《声无哀乐论》(嵇康著)、《言尽意论》(欧阳建著)而知名于世。许多士族都有很高的玄学造诣和修养。庐江的何氏家族就以通晓玄学著称，《南史何尚之传》载，宋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立儒、玄、文、史四学，以何尚之主玄学。何尚之的儿子何偃“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汝南大族周氏以玄学名世者有周朗、周顒、周舍、周弘正等人，其中周颐就是弘扬般若三论学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东海的徐氏父子也是很有声誉的清谈家。《南史·儒林传》载，梁筒文帝“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间以剧谈，摛辞辨纵横，难以答抗，诸儒摄气”。由于徐摛精通玄学义旨，辞锋犀利，驳倒了席间的诸生大儒，赢得了辩论的胜利。不仅文士喜尚清谈，而且在武将中也不乏以阐玄而著称之人，“沈氏家世为将，而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南史·沈演之传》)，沈演之受玄风熏陶，以将军之尊而“折节好学”，以坚强的毅力攻读《老子》达百遍之多，终于精通玄学，成为玄学清谈之士，可见，当时的玄风是何等强劲有力。玄风作为东晋南朝的重要社会思潮已波及到各个方面，对经学、佛学影响很大，尤其是玄学辨名析理、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以及本末、有无、体用等范畴更是迎合了般若义学的需要，从而刺激和推动了般若三论学的流行和加速汉化的过程。玄学对般若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名士、高僧，以清谈形式弘扬般若三论的途径而实现的。如周顒著((三宗论》，言空假义，层层剖析，阐幽发微，得到当代高僧智林的称赞。名士周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德名僧，莫不请质疑滞”(《南史·周朗传》)，这是一个兼通佛玄的士人，他的佛学造诣赢得了当代名憎的钦佩，纷纷向他请教学佛中的疑难问题，并为他的阐述而倾倒。徐陵在年少之时便崇信佛教，对佛典经论作了大量注解，多发新义。他对《大品般若经》有独到的研习，为陈后主所敬仰，专门命他开讲《大品般若经》。消息传出，轰动四方，一时间“义学名僧，自远云集”，不远千里，纷纷前来听讲，向他质疑，徐陵自侍才识高人，侃侃而谈，“每讲经商较，四座莫能与抗”(《南史·徐陵传》)。萧子良虽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他也热衷于以玄学思想去理解般若的义蕴，他于“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邮，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测名相……演玄音于六霄，启法门于千载”(《广弘明集》沈约《竞陵王发讲疏》。萧子良在京师大会众僧，探讨般若学有关真、俗二谛的见解，洞察名相虚妄、性空真实之理时，也是借用玄学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这些深奥佛义的。梁武帝萧衍以崇佛而著称，但他亦重视玄学，以“三玄”思想去注疏佛经义理。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武帝虽为宗教实行家，但究本文人，染当世学术之风气，于佛教特重义学。在位搜求佛典，整理经籍。其学问宗旨，在《般若》、《涅槃》。曾作《义记》数百卷，躬自讲学，实染清谈玄风。又自讲《老》、《庄》、《周易》，故其佛学之性质仍不脱文学”(《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学史》)。在陈朝之世，玄风转盛，般若三论尤为流行，陈武帝偏好《大品》，尤其注重“三论”的义理，文帝、宣帝也推崇笃学“三论”的名僧，因而在整个南朝，大乘般若学确实是因玄风而大行于天下。南朝僧人也多为义学沙门，他们效法丝法雅、支道林、于法兰、于法开、于道邃等玄学化的名僧，广与名士交游，用玄学方法弘扬佛经典籍。《高僧传》所载的义学沙门就有慧观、慧严、慧琳、法安、法度、智藏……等多位大德高僧。如慧观“既妙善佛理，探究《老》、《庄》，又精通《十诵》，博采诸部”(《宋书·蛮夷传》)，慧琳“善诸经及《庄》、
《老》”；又撰著《白黑论》与颜延之、宗炳等人辩论。三论宗的传人，摄山法朗，也是一个“解玄测微，世所嘉尚”的一位佛玄兼修的大师。概而言之，名士谈玄以解空，高僧悟空以发玄，交相辉映，为般若学的发展而推波助澜。

西晋亡国之后，玄学不仅在江左地区流行，而且在北方仍然有重大影响，尤其是：正始之音”的故乡棗河洛地区更是风行。前秦统一北方之后，推祟佛学，重视玄学，内典外训兼通的佛学大师道安就受到前秦君臣的隆重礼遇。他的弟子道立“善《放光经》，又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高僧传》)，将般若经的微旨同玄学精义结合，使长安地区的玄学、般若学的发展又进入一个高涨时期；这种崇佛尚玄之风，首先在前秦统治集团内部流行。据《晋书·苻坚载记》称：苻坚的少弟苻融，“聪敏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这段评论，显然有溢美成份，但苻融的玄学水平一定是不低的，他的学识和才华受到时人的好评，被比拟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苻坚的从兄子符朗，更是智力超群，嗜好玄学，被苻坚称为“吾家千里驹也”。他担任镇东将军、青州刺史，“有若素士，耽玩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陟山水，不知名之将至”，他视名利如浮云，大有名士之风，怡情于山水之间，研讨玄学，引为乐事。在淝水战后，他降于东晋，后被东晋权臣王忱所嫉杀。他临刑之时，神色自若，从容赋诗：“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其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市I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白天，委化任冥纪”。在这首诗中，他把玄学和服若学揉为一体，表述了他的人生观，他视人生为“聚散无穷”的假相，而此假相即为“死理”(性空)。他赞扬嵇康，明白生死大道，纯任自然，不住死生，在他心目中，“竹林七贤”之一的秘康，隐居箕山的高士，就是澈悟般若性空之理的达人。这也是他自己心态的如实写照。他在生前著有《符子》数十篇，流行于世，其思想与文风，“亦《老》、《庄》之流也”（同上)。在后秦姚兴执政期间，玄风经久不衰，时任京兆尹的韦高也有林下之风，他羡慕阮籍的旷达，“居母丧，弹琴饮酒”(女晋书·姚兴载记》)，姚兴本人也在处理朝政事务之后，抽出时间“讲道论艺，错综名理”(同上)，并将玄学的有无观、无为论同般若学的中道观结合起来，进行评判，破除执有执无的偏见，他在论述佛玄义理的沼书中说：

大道者以无为为宗，若其无为，复何所为耶?至理渊淡，诚不容言。然处在涉求之地，不得不寻本以致悟。不审明道之无为，为当以何为体?若以妙为宗者，虽在帝先而非极。若以无有为妙者，必当有不无之因，因称俱未其，讵是不二之道乎?故论云：无于无者，必当有于有，有无之相，譬犹修短之相形耳。无理虽玄，将恐同彼断常，常犹不可，况复断耶?然则有无之津，乃是边见之所存。故中论云：不破世谛，故则不破真谛。(《广弘明集》《姚嵩上后秦主姚兴佛义表》)
姚兴认为，以《老》、
《庄》为代表的玄学思想，是把“自然无为”作为宗旨的，那么“有为”的依据和本体又是什么呢?如果把“妙有”作为本体，即使它在“上帝之先”，也不是最后的根源。如果以“无有”(无)作为宗极，必然应当有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是说“无有”(无)是依赖于“有”而存在的。“无”和“有”没有完全冥合一致，这难道能说是相即不二之“道”吗?所以说，有“无”必然有“有”，有和无的区别，就象长短之形一样，异常明显。玄学贵无，其理虽然深奥，但同有生灭(断)和无生灭(常)的事物一样，均非真理的极致，“常”存之物尚不能比喻“无”，而况有生灭的事物呢?所以，无论是执有执无的观点，都是一种“边见”，只有《中论》所讲的非有非无的观点，才是符合般若学的见解。姚兴承认玄学“贵无”理论的高深，但认为“贵无”论和“崇有”论一样，都是割裂有、无，或“以无为本”，或以有为宗，都属背离中道的一隅之见，只有摒绝有(世谛)无(真谛)，才是般若中道“空”观，可见，姚兴的思想是源于玄学，又高于玄学的，他的思想，已深得般若学的精义。僧肇作为一个下层人士，他“家贫以庸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典，志好玄微，每以《庄》、《老》为心要”(《高僧传》)，在他的《不真空论》、《物不迁论》、《般若无知论》中，多次援引《庄》、《老》文句，以阐明般若义理，浸透着玄学精神。东晋隐士刘遗民在读到《般若无知论》时，大为叹服地说：“不意方袍，复有平叔！”把僧肇比配为玄学的开创人何曼。慧远在庐山传法，不废俗书，并重《老》、《庄》，这种富有玄学气味的般若思想，无疑同道安、罗什一派的学风是一脉相承的。北魏自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也渐染玄风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佛教义学的发展。孝文帝本人便“善谈《庄》、《老》，尢精释义”(《魏书·高祖纪》)，他经常同“名德沙门，谈论往复”(《魏书·韦攒传》)，宣武帝“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魏书·世宗纪》)。士大夫中以玄解佛者，为数不少，如徐纥“少好学，有名理……时复与沙门讲论，或分宵达曙，而心力无怠，道俗叹服之”(《魏书·恩幸传》)。隐士冯亮“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魏书·逸士传》)，甚至连妇女也能以玄阐佛，李彪女为宣武帝婕好，“宣武崩后，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之”(《北史·李彪传》)。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建都邺城。邺下谈玄之风盛于洛阳。士人、沙门谈玄解佛的现象也很普遍。邺下佛学水平与南朝相比，也不逊色。李同轨“学综诸经，兼该释氏”，他奉命出使梁朝之时，正逢梁武帝在爱敬、同泰二寺大集名僧，宣讲《涅槃大品经》，梁武帝邀请他入席参讲，并同他展开论辩。他应对敏捷，见解独特，超逸群僧，“道俗咸以为善”(《北史·李义深传》)，李同轨在玄风炽盛、梵音弥唱的梁都建康(今南京市)能受到如此的敬重和称誉，’实为难得的殊荣，由此可见，以玄解佛，虚宗、三玄同奏，无论北国或南朝，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