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国主”的异曲同工

两汉之际佛教进入中土以后直至东晋以前，佛教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印度大乘佛教进入成熟期，更多的梵(胡)僧纷纷来华，大批的中土信众也西行求法，促成了译经的日渐繁荣和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之迅速成长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而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在这一过程中，尤以南方的统治者看重佛教对政治统治与道德教化的辅助功用。他们主要从这一立场出发而纷纷奉佛，如晋元帝、明帝、哀帝，刘宋诸帝，萧齐诸帝；而萧梁的梁武帝萧衍则差一点就把佛教抬到了国教的地位。他曾3次舍身建康(今江苏南京)同泰寺为寺奴，每次都要朝中文武百官出l亿万钱赎他回宫，3次共出3亿万钱，一下子便使同泰寺发了大财。他还要群臣奏表上书，尊他为“皇帝菩萨”。他曾亲自撰制《舍道事佛文》，号召公卿、王侯、贵戚以及平民百姓舍邪入正，同他一道抛弃道教(他原信奉天师道)，信奉佛教。他大事营造寺院佛像，仅京城建康一地，佛寺就达500余所；‘而在梁朝统治的江南，寺院则共有2846所，僧尼达82700人。寺院和僧尼数均居南朝各朝之冠。他向寺院和僧尼输纳大量钱财，纵容了寺院僧尼的奢靡成风，甚至收领养女。那些养女们都穿着罗纨，蠹俗伤法，严重地败坏了佛门声誉。晚唐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对南朝皇帝特别是梁武帝这种毫无节制的崇佛行为的写照与讽喻。

梁武帝的崇佛可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但是当时的一些佛教大德高僧们却对他冷眼相看，很是怀疑他的动机。据《坛经》记载，当达摩祖师前去点化梁武帝时、梁武帝得意洋洋地阿达摩：“朕一生以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摩的回答竟是：“并无功德。”。这使梁武帝大失所望，遂将达摩遣送出境。对此，慧能的评价是：造寺、布施、供养，只不过是修福，不可以错误地将福以为功德。自修身是功，自修心是德。梁武帝不修自己的身心，又哪里来的什么功德!梁武帝确实是堕入邪道，不识正理。

《续高僧传》还讲了这么一则故事：梁武帝为了证明自己无愧于：“皇帝菩萨”的称号，多次态同泰寺升座为僧俗讲经说法，又准备自任白衣僧正，由他依戒律立法，整治僧纪。他下敕书要众高僧表态，凡同意者便在敕书上签名。众高僧慑于天子威力，不敢反对。可是当救书传到后来被誉为“梁代三大法师”之一的智藏之手时，他却笼头一挥，在上面大写了“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九个大字。梁武帝遭到碰壁，仍不死心”，还做着他那“白衣僧正”的梦。‘他召集众高僧在佛光殿集会，再次商议此事。智藏当众抗议?坚决反对梁武帝插手佛教内部事务的管理，终于迫使梁武帝让步，追回了以前所发的敕书，打消了自任白衣僧正的念头。末了，梁武帝还拿著闻过则喜的调子说：“藏法师是大丈夫心，谓是则道是，言非则道非。”他还批语其他众高僧说：“诸法师大丈夫。意实不同。言则不异。”

这个故事，反映了在弘扬佛法过程中，一些佛教高僧们并非一味迁就、屈从皇帝的威力，包括前举以法琳为首的初唐僧人们，也敢于直接顶撞，反对唐太宗颁布的《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不过法琳等冒犯了皇权的尊严，终究遭到了唐太宗的惩罚；而智藏却并无事儿，仍受到梁武帝的信任。不知梁武帝对待智藏何以如此大度？这倒可算做一历史之谜吧！

隋文帝杨坚及隋炀帝杨广父子是继梁武帝以后的两个著名的崇佛皇帝，都‘笃信佛法，以弘护为已任”，但目的仍着眼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统治基础。杨坚从北周小皇帝宇丈衍(即周静帝)丰中刚一夺过政权，即宣布废除周武帝：宣帝父子的毁佛法令，“听民立寺出家。搜求经像遗贤；广置塔寺；立译馆，设僧官……”开皇二年(582年)，杨坚在余师大兴(今西安)建立国家寺院——大兴善寺，集中居住僧官和当时的著名高僧。开皇十二年592年)，又设置五众及二十五众的传教系统。所谓五众。是指把长安城内各学派著金的高僧分为大论、禅门、讲律、涅槃、地企五众，并各任命众主上人。众主负责教授本众的经、律、论。这种做法，为中国化的佛教隋唐佛教各宗派的出现提供了组织上的准备。“二十五众”由25名高僧组成，他们都是大兴善寺的住僧；一切开支由官府提供，专门筹划佛教的传教工作。据记载，在杨坚亲自主持或过问下，仁寿年间（601-604年），全国各地建佛寺达3792所，剃度僧尼23万人，建佛舍利塔lll座，建造金、铜、檀香、石等大小佛像16580尊，修治旧佛像l508940余尊，写经46藏1328616卷，修理旧经典3853部。杨坚本人则从法经律师受菩萨戒，“每日礼拜诵呗
，竭尽虔诚”，被一些佛教史籍记之为可与梁武帝“并美”的“护法国主”。

杨广则早在为晋王时就礼敬智者大师，并从他“受菩萨戒”。他任扬州总管时，改僧寺为道场(大业九年，他又“诏改天下寺曰道场”)，在扬州设四道场，其中尤以慧日道场的规模最为宏大。如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就被他请进慧日道场棗它在当时可以说是集中了佛教界的人俊英杰，“皆四海宗师也。”开皇二十年(600年)，杨广被立为皇太子，又把扬州慧日道场的高僧带到京师长安日严寺，还组织过一次有40名大德高僧“对扬玄理”的大法会，轰动一时。杨广即位后，又于大业年间(605年一618年)将吉藏请入日严寺，使他完成了“三论注疏”，创立了三论学派。杨广还在东都洛阳宫内恢复慧日道场，内安佛像经藏，立刹声钟，称内道场。

杨坚、杨广父子大力扶持佛教，遂使寺院拥有了相当规模的经济实力，僧侣成了大地主，拥有庄园、当铺、奴婢，放高利贷，并拥有免役、免税特权。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僧侣采取了世俗地主宗法制度的传法方式，师父在传授佛法的同时，把寺产传给嫡亲弟子(南北朝时，由于寺院经济正在形成之中，还没有这样严格的嗣法制度)。在以上这种社会文化背景下，隋唐时期终于形成了在佛教理论、寺院经济方面都相对独立的佛教宗派，形成了不同于印度佛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

入唐以后最为著名的崇佛皇帝则有武则天以及唐中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宪宗、唐宣宗、唐僖宗。武则天崇佛是因为佛教徒曾为她的正式上台称帝掌权铺平了道路。垂拱四年(688年)六月，有人得瑞石于汜水，上面刻有《广武铭》，称“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云云，实际是在暗示武媚娘贵当天子；而摩顶授记，则暗指以后即将出现的《大云经疏》谶之事。果然，载初元年(690年)七月，东魏国寺僧法明、薛怀义等lo名和尚作《大云经疏》，解释《大云经》(这之前中国僧人们已译出数种)内所言“女主之文”，说这是指的则天皇后，称则天是弥勒下生，“作阎浮提主”。武则天欣然听从佛旨而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其实，这是武则天与佛徒们串演的一场类似于以后赵匡撤陈桥兵变，皇袍加身的政治剧。做为回报，武则天则封怀义为新平道行军总管，封法朗等9人为县公，均赐紫架缓银龟袋。沙门封爵赐紫便由此开始。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下诏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在道士女冠之前，命两京诸州各立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为她在各处大力张扬发动“武周革命”的理由。武则天称帝后又师事高僧神秀、法藏、义净等，还写经、度僧、建寺、造像，“历年为之，从不厌倦”，因此靡费了大量国帑。《新唐书》说，时“倾四海之财，弹万人之力，穷山木以为塔，极冶之金以为像”。证圣元年(695年)造功德堂，“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中容数十人并坐”。今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是武则天用自己的两万贯脂粉钱建造的；丰腴雍容，据说是按照她的相貌雕凿。武则天将自己的帝王之相化作佛祖之相，领中国君主和佛教教主为椞澹闶撬臈大发明。而借用神权来维护皇权，则是她向历代君主、特别是李唐君主们学习来的。只是这里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却收了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