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时的保护色

佛教东传初期，在中国大地上讲法译经的天竺一西城和尚似乎个个都是神通广大的奇僧高人。南朝梁代的中国和尚慧皎所著《高僧传》就专辟有“神异”卷，其所记的诸多高僧，除了气功的外气发放外。有的属于足智多谋，富于预见性，有的属于吞刀喷火的魔术。有的类似于技术高超的催眠澄术……《高僧传》中所记的神僧高人，则以安世高、佛图最为称奇。

安世高为东汉末安息僧人，原为安息国太子，主要传布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和禅定理论。《高僧传》称他对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至鸟鲁之声，无不综达，故俊异之声早被。《佛门奇僧》引《高僧传》介绍安世高曾自夸他前世就已出家；当时与他一起修行的同学好发脾气，犯了嗔戒，安世高的前身经常规劝他，但这位同学始终不改。这样地过了20余年。他向同学告别。说道：“我要到广州去，今世可能不回来了。你读经很用功，并不落在我的后面。但是你经常发怒，死后恐怕会变恶形。我如果得道。一定来度你。”他遂去广州。路上遇见一位少年，唾手拔刀说：“今天我算是找到你了。”安世高的前身笑着说：“我前世欠你一条命。今世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偿命。你的发怒，是前世命中注定的呀！”他伸出脖子，从容挨刀，毫无惧色，就这样地给杀死了。但他灵智不灭，转世而成为安息国王的太子，也就是安世高的今生。

安世高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来洛阳，在中国译经20余年，一直到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方告结束。随后，他到江南经历，说要到庐山去超度旧同学。一天，他到达庐山脚下的共阝亭湖庙，这个庙供奉的湖神十分灵验，来往商旅到庙中祈祷后，湖中行驶顺风顺水，十分平稳。有人擅自砍
取庙后山中的神竹，结果船沉湖中，竹还原处，遂向湖神捐贡财物建造东寺。当安世高离开湖庙后，共阝亭湖神当即就死掉了。这天傍晚有一少年上到安世高的船上。跪在安世高面前，虔心接受他念的咒愿：过后即突然消失。安世高对船上的人说：“这位少年就是期共阝湖神呀！他现在已经得离恶形了。”从此湖神就再也不显验了。后来人们在庐山西边的大泽中发现一条死蟒，头尾有几里路长。该地就是浔阳郡的蛇村。

安世高后来又到达广州，寻我前世杀害自己的少年。那位广州客仍还健在人间。安世高找到他，叙述的世宿缘，说：“我还欠了笔债，将到会稽稽偿还。”广州客追悔前世造下的罪孽，决心出家，追随安世高到会稽。刚刚踏进会稽郡的市集，遇到有人打架，误中安世高的头颅。当即死去。广州客从此精勤佛法，并逢人叙说此事，远近闻之。莫不嗟叹。

《高僧传》所记的佛图澄(232—348年)为西晋、后赵时僧人，系西域龟兹人。《高僧传》将他列为“神异”卷第一人，说他以鬼神方术深得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叔侄的信任。《佛门奇僧》引《高僧传》介绍佛图澄，叙述石勒曾问他：“佛法有何灵验?”佛图澄回答说：“佛理虽然玄远，但可以拿眼前的事来作为证据。”他拿了——个器皿盛水，烧香念咒。过了不久，器皿中便现出了一朵光彩夺目的青莲花．石勒就此信服佛法。

不久。石勒从葛陂还军河北，途个经过枋头，枝头人准备夜袭军营。佛图澄对勒的大将郭黑略说：“敌人不久将要攻营，应当告诉石公。”郭黑略向上汇报后，石勒作了布置，军队在枋头人夜袭时就没遭到什么损失。有一次，石勒想试一下佛图澄究竟是否具有事先预知一切的神通，在晚上戎冠衣甲，执刀而坐，派遣使者告知佛图澄说：“今天夜里不知大将军在那里，到处寻找不到。”使者到达佛图澄处，还没有开口，佛图澄就问：“当前并没有敌人侵犯，为什么夜里要戒备得如此森严?”石勒因此对他非常钦佩。鲜卑族的段波率军攻石勒，军仪整齐，阵容庞大，石勒为此忧心仲仲，去向佛图澄求教。佛图澄说：“昨天佛寺的铃声告诉我：‘明天中午，当擒段波’。”石勒登城观察段军，竟一眼看不到边，不禁大惊失色道：“段军行进时，地动山摇。段波怎么会被我俘获呢?和尚说的话只是使我安心罢了。”他赶忙再遣使者去问佛图澄。佛图澄说：“段波已经抓到了。”一查情况，果然如此。原来当时城北伏兵出击，恰巧遇见段波，便将他擒获。公元330年，石勒正式称帝，年号建平，从此对佛图澄更加尊重，有事必定向他咨询。一天，石勒所喜爱的侄孙石斌暴病而亡，石勒赶紧派人搬请佛图澄来治病。佛图澄一到，只取杨柳枝条来念咒。未久，石斌就起身病愈。……

现在来看，佛图澄的上述鬼神方术很与今天的魔术及气功治病近似，只不过他要故作玄虚，以神异面目来打开佛教传播的局面罢了；而安世高的先知先觉的大寓言家的形象，则意在宣扬佛教经修持禅定而可获得的“五神通”或“六神通”中的“天眼通”与“宿命论”。

佛教原本有着它那出自印度文化母体的充满瑰丽想象与浪漫色彩的神学系统。它的《佛本生故事》(《佛本生经》、《本生活》等)，让人充分地领略到印度民族那独特的无所顾忌、无所阻挡的驰骋幻想力量。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里这样描述释迎牟尼涅架
他们不再称他为乔答摩，因为那个名字太熟了 ——就讲他的气功力技，讲他日常生活中种种奇迹，一直讲到他逝世时刻身上发出某种光辉为止。

当然不可能相信佛陀是凡人的儿子。他是由他的母亲梦见一只美丽的白象而神奇地怀孕的，他的前生是一只具有六根大牙的奇象。他把全部象牙慷慨地施舍给一个贫穷的猎人，甚至还帮他把象牙锯下等等。

此外，围绕着佛陀还产生了一种神学。他被发现是一个神。他是一系列的神明之一。有一个不灭的“一切佛陀的灵魂”，有一长列过去的佛陀(或菩提萨埵[简称菩萨，佛陀的前身])。……在这些病态想象强有力的影响下，乔答摩的道德教义几乎都被隐藏得看不见了。各种理论不断地发展和兴盛；每一个新的步伐、每一个新的假设，都会引起另一个新的步伐和新的假设；直到整个天空充满了头脑里臆造出来的腰品，而佛教创始人的较高尚、较简明的教训却被窒息在大量眼花绦乱的形而上学的琐细难解的论说之下。

应当指出的是，印度佛教那“大量眼花缭乱的形而上学的琐细难解的论说”。面对着中国文化崇尚简易、实际与功利的固有传统是不好贸然出手的。而这也就是它需要进行一番自我淘汰、自我改造，以适应中国文化传统的——个动因。
印度佛教为了能脐身入古老的华夏文化大系统，便竭力张扬它那原非布道主旨的神学体系，以博得拥有同样幻化万端、扑朔迷离且色彩续纷、气势恢弘的中国宗教文化以及祟信这些宗教文化的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好感与亲近。这便是早期驾法东来的天竺一西域和尚何以都是以神通广大的奇僧高人的面目出现的一个基本原因，也是佛教在当时各国人的心目中同神仙方士道术相混淆的一个基本原因。

佛教在东汉初东渐中国时，还只在皇族及上层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中有些影响。当时的信奉者都认为佛和中国黄老之术差不多，以浮屠黄老并称。《后汉书·楚王英传》记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诏书里也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延熹九年(166年)襄楷向汉桓帝上书说：
“此道清虚，贵尚无为”．也仍将黄老与浮屠等同看待。直到汉末曹魏时期，佛教还“似有若无，不见其记传”。当然，汉代也有少量佛寺，这主要是为了满足西域来华胡商的宗教信仰，在法律上则不允许中国人出家当和尚。东汉末年儒生牟子兼研佛、老之学所作《理惑论》，亦将佛教说成是道术，称佛能飞腾变化，“能隐能彰”，“履刃不伤”，“放行则飞”，不死，不伤，变化无方无所不入，简直和《庄子》个所说的“神人”、“至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热，长生久视的本领差不多。难怪后来慧皎在《高僧传》里批评三国时“魏境虽有佛法，而道风讹替”。他用梁武帝祟佛时代“南朝四百八十守”的气势，用那时已经比较森严的僧众的清规戒律来衡量汉代僧人，自是不合佛教标准的了。因为事实上汉末曹魏的出家人所谓的宗教生活也只能向道术之士看齐，而那时中国人理解的佛教也的确是传统的祠祀方术的一种。

所以汤用彤先生会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叹道：“盖汉代佛教道家本可相通，而时人则往往并为一谈也。”无疑，佛教在它的东来弘法初期，运用了一种韬光养晦和委曲求全的机巧。而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佛教之所以为自己涂上，那么一层实属无奈的保护色，表层的原因固然是为了吸收信众与传道说法的方便，而深层次的动机则是向着老大中华的“夷夏之防”的思想一文化壁垒进行小心翼翼地试探性触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