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明禅学中兴

【内容提要】

　　面对狂禅、伪禅等禅病丛生的现实流弊，晚明丛林尊宿和禅僧们都关注佛教纲宗和禅学宗旨的探究。在辨明佛教纲宗、回归禅法本源的旗帜下，强调智证双弘，关注对宋代以来的文字禅涵义的拓展而再唱文字禅；承续禅教归净而风行参究念佛禅，藉此扩展佛法禅修的现实效应；在具体禅修上则强调趋归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合流，从而振兴丛林、中兴禅学。通过晚明禅学中兴思想特质的探讨，对于现时代中国禅学的重振，当不无启迪。

　　关键词：晚明禅学中兴、文字禅、参究念佛禅、祖师禅、如来禅

　　作者陈永革：南京大学哲学博士，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宋元之交，禅宗五家分灯中的沩仰、云门、法眼三家，皆已湮没无闻。入明以后，仅临济、曹洞两家尚能维系禅学宗门之一脉。明末丛林的禅宗情形亦大抵如此。为霖道霈(1615-1702)在《最后语序》中曾指明这一史实，称“五宗者，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与宋运俱终，其传至今日者，唯临济、曹洞二宗。”就曹洞、临济而言，其具体现状则为“当是时，义学纷纭，禅宗落寞，而少室一枝(指曹洞宗)，流入评唱；断桥一脉(指临济宗断桥妙伦一系)，几及平沉，虽南方刹杆相望，率半生半灭，佛祖慧命，殆且素矣。”晚明禅宗的上述处境，是相对于唐代禅宗的盛况而言。其实，中土禅宗在明末佛教丛林的圆融与还源的思想环境里，仍不容忽视其现实作用。尽管禅学流弊丛生，其影响相对于隋唐曾盛极一时的天台、华严、法相三宗来说，仍然是与净土并立的大宗之一。

　　除却临济、曹洞二脉的法系传承而外，万历年间(1573-1620)，还活跃着一个所谓法嗣不详者的禅学支派。黄宗羲曾评说：“万历以前，宗风衰息。云门、沩仰、法眼皆绝；曹洞之存，密室传帕；临济亦若存若亡，什百为偶，甲乙相授，类多堕窳之徒。紫柏、憨山别树法幢，过而唾之。”而明末曹洞宗禅僧觉浪道盛(1592-1659)则称，“(憨山)大师当此宗门凋落之际，方与云栖、达观二大师，相为鼎立，以悟宗门之人，不据宗门之位，是预宗门将大振，故为大防，独虚此位，而尊此宗。”据载，憨山德清(1546-1623)曾就学于临济禅系，却被临济宗僧誉称为“不据宗门之人”。云栖袾宏(1535-1615)“单瓢只杖游诸方，遍参知识，…入京师参遍融、笑岩二大老，皆有开发”，然终未认二老法脉。真可紫柏(1543-1603)虽一生参叩诸方尊宿，却学无师承，甚难把他归属某一特定的禅法系统。德清称誉紫柏的见地“诚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以前无师派，未敢妄推。”此言虽似有归宗临济之意，然终未成立，终其一生，紫柏并无上堂、普说、示众诸语。

　　上述明末三大师的参学经历，实已表明他们重视禅法修证，关注禅宗修证传统，强调禅学宗旨的本源性与正统性。与此同时，晚明丛林还出现另一种情形，即竭力争取衣钵正统乃至宗法正统的现象，如汉月法藏(1573-1635)为争取密云圆悟(1566-1642)的印法，即是其中最具典型的例证。诉诸晚明丛林的现实处境，探究禅法本源与宗旨，辨明纲宗与法统，实为改革丛林、整治禅弊而中兴禅学提供了现实契机。

一、明辨纲宗与智证双弘

　　明末丛林的禅学流弊，是丛林改革和禅学中兴所必须面对并加以克服的重大现实问题。禅学流弊，佛教丛林常称之为“禅病”，或直斥为“狂禅”、“伪禅”。丛林“禅病”，有法病与人病之别。法病，自禅学思想本身的弊端而言，属主观内在的病症；至于人病，则应从习禅者及其所处的社会现实时代境遇而论，受制于外在客观因素。然而，法病中有人病，人病里亦有法病的内在影响。法病与人病交错杂存，是末法时代佛教丛林的实存情形。因此而言，对于明末丛林的禅学流弊，不可执一而论，只见法病而无视人病，也不能只见人病而回避法病。

　　明末曹洞宗僧永觉元贤(1578-1657)曾将明末禅弊归结为“支离”和“笼侗”二大症状。他说：“禅学之弊，大都有二：一则失之笼侗，一则失之支离，而吾道丧矣。失于笼侗者，守著个颟顸佛性，一味虚骄，逢人则胡喝乱棒，强作主宰，于差别门庭全过不得，只成个担板俗汉。失于支离者，逐件商量，用尽心力，批判益精，支离益甚，于本源中依旧黑如漆桶，只成个盐铢判官。欲究笼侗之弊，非是从商量学解中得；要免支离之弊，非是从痴守一橛中得。须是百丈竿头，透出一步，自然日轮当空，山河无隐。…”在此，元贤不仅分析了笼侗和支离二大禅弊的具体表现，并且还提出了克服禅弊的根本出途，在于超越“商量学解”知解狂慧和“痴守一橛”痴禅暗证的非此即彼，必须切实透明心地方可解救。禅弊作为明末禅学危机处境的集中体现，在修证上“只贵知见，不尚操履”虚浮玄空，舍弃言教徒生狂解而游谈无根，以及诸如戒律之松弛、僧伽之窳败等种种恶化情形。对此，明末曹洞宗僧湛然圆澄(1561-1626)在其《慨古录》中多有揭露。正是在禅学衰微而丛林出现危机的背景下，晚明丛林提出论究佛教纲宗、辨明禅学宗旨问题。

　　明末丛林对佛教纲宗的关注，既出于对丛林宗与教问题，亦即禅教一致问题的思考，同时是顺应于禅教合流的历史趋势。宗教关系，乃是丛林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如《楞伽经》所谓的宗通与说通之关系，及中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藉教悟宗”思想，实即指涉宗与教之关系而言。而纲宗一词，盖出自宋代文字禅的倡导者慧洪觉范(1071-1128)《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三之《五宗纲要旨诀序》等。其本义是讨究禅宗五家宗旨的根本要义。禅门纲宗作为宗门的枢机核心，乃是宗门用以接纳学子的密印所在，同时也是防护邪魔外道的有效手段。佛教纲宗作为禅宗宗旨，既实又虚，或者说既实又权。因其实，佛教纲宗对于禅师修炼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也因其虚，故宗门每每须藉衣钵法嗣加以维系。由其实，佛教纲宗被丛林视为可以生杀予夺的权柄；由其权所谓纲宗则也可以最终被超越和扬弃。明末丛林非常重视佛教纲宗问题，其根本理由在于通过对纲宗的强调，重新唤起宗门对参究心印的信心，并希望藉此在末法时代全面恢复对佛教的正信。

　　晚明丛林辨明佛教纲宗，其根本取向为智证双弘。紫柏曾对慧洪觉范的另一著作《智证传》评论说：“大法之衰，由吾侪纲宗不明，以故祖令不行，而魔外充斥，即三尺竖子掠取古德剩句，不知好恶，计为己悟，替窃公行，可叹也！有宋觉范禅师，于是乎惧，乃离合宗教，引事比类，折衷五家宗旨，至发其所秘，犯其所忌而不惜。”并阐释智证二字说，“书以《智证》名，非智不足以辨邪正，非证不足以行赏罚。盖照用全方能荷大法也。”紫柏推重《智证传》，强调智则可明纲宗，证则可行祖令，推崇宋代慧洪智证双弘的文字禅传统，乃是出于其辨明禅学纲宗、证达祖师大法之志。一句话，就是藉文字禅而再兴禅学。

　　进而言之，晚明丛林对佛教纲宗的关注，究其实是重视宗与教关系问题，具体地说，也就是宗门修证与经教言述的关系问题。佛教向有宗教分派的既有传统，宗特指禅宗，而教则指佛所说的经教；宗与教的区别在于佛语与佛心的差异，佛语为经教，而佛心则是经教的旨意，所谓“经为佛语，禅为佛意”及“经是佛言，禅是佛心”。中土禅宗先以四卷《楞伽》印心，而《楞伽》明言：“佛语心为宗”。佛语经教当以佛心为宗，禅宗自称为“佛心宗”，以“传佛心”为其一宗之旨，故此而确立其相对于其他佛教宗派而言无出其上的宗主地位。于此可见，禅宗在佛教诸派中的宗主地位，一则固然是来自禅宗本身的自我标榜，二则亦确实出于中国禅宗注重心性直观的修证解脱论传统。由佛教宗、教的相依相成而实现宗与教之间的圆融，则是其应有之意。佛语与佛心同出于佛也同归于佛，此是禅教圆融同归的理论基础。佛语经教所涉及的佛教经义学，与佛心禅宗所关注的佛教禅学，应有其共同的信仰归趣与生命关切，而这应成为禅教一致的共同追求。这也是晚明丛林谈论纲宗的蕴义所在。这种对直承祖佛经教的参究取向，充分表达了晚明佛教回归佛教传统的批判性格，并与当时“尊古”、“崇圣”的思潮转向相适应。

　　与紫柏、憨山等丛林尊宿一样，注重法嗣的宗门人物，如归属曹洞宗的永觉元贤、归属临济宗的汉月法藏等人，同样关注宗门的纲宗所系，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相对来说只注重曹洞或临济立场宗门五家分灯的宗旨问题。永觉元贤作《洞上古辙》二卷和《三玄考》，汉月法藏之作《五宗原》及《济宗颂语》大体上都出于相同的动机。不辨宗旨而混滥祖庭，笼侗支离而冒认法脉，永觉元贤对于禅弊的检讨和反思，表明对于宗门参悟方法的历史遗产，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的历史立场，在辨明禅学宗旨中，恢复对禅学的正信和正行，以报佛恩。而汉月法藏对于“竟以抹杀宗旨为真悟”禅林现状表示强烈不满，强调“师承在宗旨，不在名字，源流证悟尽差别焉，”同样体现出恢复禅学正脉的批判性的历史还源取向。

　　正是基于上述辨明佛教纲宗、智证双弘的思想立场，晚明丛林甚为强调文字经教对于佛教复兴和传续佛法慧命的功能与作用。晚明佛教丛林既重视禅师语录的收集整理及刊行流通，注重尊宿们著述言论的编纂印刻，同时也关注禅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阐释。如紫柏曾撰《刻藏缘起》文，发愿募刻方册本藏经，利用当时较为发达的印刷业以广佛教经典刊印流布；并与德清商议，拟续修《明传灯录》，视之为自己一生的慧命之一。紫柏的思考，与当时丛林注重僧史、灯录的正本清源的学风有关。紫柏一生弘法都强调文字般若(智)的作用，强调以教证智，这其实也就是强调藉经藏复兴佛教的作用。这一立场对明末居士佛教产生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即世间文字而回向出世般若的禅教一致论思想(如钱谦益)，从而使明末佛教丛林思想体现为戒、定、慧三学并重，禅、教、律同行的整体形象。虽然紫柏没有成就续修《明传灯录》之举，但与他同时代或稍后的佛教学人，却撰写了五十种共三百八十六卷禅宗史传著述，充分表明当时丛林注重僧史灯录著述的启迪和警示功能，这正是晚明禅宗中兴的重要表征。

　　当然，晚明丛林尊宿对于佛教经籍的强调与重视，有认同于讲宗者之嫌，由此产生了明末丛林如何处理传习与参究的理论难题。在佛教世俗化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对佛教义理的知识化理解和研究性解悟，在不断扩展。明末丛林面临着佛教末法时代的一个问题情境，一个解释学上的循环：对佛教藉讲习以明，而宗门则因讲习而晦；辨明宗门之晦，又转而求助于研究义理。正基于此，明末丛林尊宿一方面被正统宗门视为法嗣不详，另一方面却转向否认宗门严明法系的派别之见，竭力辨明佛教纲宗问题，从而使晚明丛林呈现了文字禅之再唱、念佛禅之风行以及祖师禅与如来禅之合流等禅学中兴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