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山杂记之一
唐天宝四年(745),江苏昆山名僧法钦来径山结庵。唐大历三年(768),建“径山禅寺”。宋代即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名震海内外。其盛时,梵宫林立,僧众三千,香烟缥缈如青霓,诵经声浪冲云天。明朝的浮梁知县吴之鲸在论及径山盛况时说:“南朝四百八十寺,未有其比。”
本文试图通过对径山历史的考察,揭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径山以兴圣万寿禅寺名播四方,至宋代为“五山十刹”之首,蔚为佛国胜地。
唐天宝四年(745),江苏昆山法钦禅师来径山结庵讲法(2)。大历三年(768),其法嗣崇惠为救佛教被外教攻击之难,承师之命赴京城长安(今陕西西安)与方士史华竞法获胜(3)。代宗召请法钦禅师进京问法,并赐号“国一禅师”(4)。逾年,法钦上奏辞归,代宗允准,并下诏杭州府,命于国一之庵建寺,定名“径山禅寺”(5)。径山之兴,即始于此。
径山禅寺自唐开山至清朝,受历代帝王重视,屡有赐额。唐乾符六年(879),僖宗赐名“乾符镇国院”。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赐名“承天禅院”。政和七年(1117),徽宗赐名“径山能仁禅寺”。南宋乾道二年(1166),孝宗游幸径山,亲笔御题“径山兴圣万寿禅寺”额赐之。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圣祖南巡时临幸径山,亦亲书“香云禅寺”额赐之(6)。径山古刹,六易其名,且均由一代帝王赐额,然以“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最为出名,延用时间最长。在日本,至今仍被称为“万寿寺”。
径山寺在兴盛时殿宇众多,规模宏大。据载,鼎盛时期有殿宇楼阁3000余楹,僧众3000余人。清嘉庆《余杭县志》称:“当其盛时,青豆之房,赤华之馆,弥亘山谷。”“殿宇崇宏,甲于浙水。”(7)台北明文书局在再版《径山志》时称:“径山佛宇琳宫罗布,下院遍及各地,佛教史迹林立,与东西天目蔚为佛国。”宋僧别峰宝印禅师曾赋诗云:“百万桾松双径杳,三千楼阁五峰寒。”(8)苏东坡曾对径山寺的宏大规模作了形象化的描述,他在《游径山》一诗中赞曰:“飞楼涌殿压山破,晨钟暮鼓惊龙眠。”(9)
南宋绍兴七年(1137),丞相张浚上奏章于高宗,推举大慧宗杲禅师主持径山法席,高宗准张浚之奏,诏宗杲主席径山。宗杲在福建云门庵时就已有名望,加上宋孝宗赵昚(当时还是郡王)对其十分赏识,又是御诏主径山,名声更大。宗杲主径山的第二年,坐夏(指坐在殿宇僧舍听法者)之僧俗竟多达1700余人,山寺无处容纳。为此,营建“千僧阁”,以安置僧众,史称径山中兴。
南宋嘉定间,对江南禅院进行列位。杭州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杭州北山灵隐禅寺、明州太白山天童景德禅寺、杭州南山净慈寺、明州 山广利寺(今阿育王寺)为禅院五山。杭州中天竺永祚寺、湖州乌程道场山万寿寺(后称护圣万寿寺)、建康(今南京)太平兴国寺、苏州平江(今吴县)静院(后为光孝寺)、明州雪窦寺(今奉化雪窦寺)、温州龙翔寺、福建雪峰崇圣寺、金华宝林寺、苏州虎丘云岩寺、天台国清寺为禅院十刹,而径山则为五山十刹之首,冠盖丛林,被誉为“天下东南第一释寺”(10)。时至今日,径山仍保存着众多的文物古迹,如宋孝宗御碑,系宋孝宗于乾道二年(1166)游幸径山时亲书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背面刻着南宋显谟阁直学士楼钥所写的《径山兴圣万寿禅寺记》。另有明代永乐元年(1403)冶铸的大铜钟,明代万历戊午年(1618 )真亮禅师缘化冶铸的香炉,径山寺第七十代住持一清天一禅师于明正统丙寅年(1446)主持径山后所铸的西方三圣(即阿弥陀佛、左胁侍观世音、右胁侍大势至)铁佛,径山五十一代住持古鼎祖铭禅师立于元代至正庚寅年(1350)的历代祖师名衔碑等(11)。这些文物古迹记录了径山的历史,承载着径山的辉煌。
二 径山系佛教临济宗之祖庭,又是佛教《大藏经》的刊刻地之一,为弘扬佛教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佛教宗派很多,径山寺原为牛头派(或称牛头宗),后为临济宗。
自梁武帝初年南天竺国(今印度)的菩提达摩来传播佛教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后经慧可、僧璨至道信。四祖道信传教之时,润州延陵(今江苏常州、丹阳一带)有一法融(俗姓韦氏)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之西的牛头山幽栖寺北岩石室中习经枯坐。道信闻讯后专为往访,并传以僧璨教旨。法融原从三论宗,经道信传三祖之旨后,改从道信四祖。道信收法融为弟子,授以三祖所传法衣(12)。法融传衣钵于智岩,后经慧方、法持、智威、玄素传于法钦。法钦于唐代宗年间为径山开山。此一系为牛头山法融所传,故称牛头禅派(或牛头宗)(13)。《重修浙江通志稿》载:“牛头门风,虽于唐代称盛,然数传而绝。”(14)
南岳怀让的三传弟子黄檗希运传于义玄。义玄于河北镇州(今河北正定)滹沱河建临济院传播其自己的教旨,称“临济宗”,尊其师黄檗希运为“临济宗”始祖(15)。临济宗为佛教禅宗五家之一传至宋,分黄龙、杨岐两派。杨岐方会传于白云守端,守端传于五祖法演,法演传于圜悟克勤(16),克勤传于大慧宗杲。南宋绍兴七年(1137),宗杲奉旨主径山,大振临济宗风。
临济宗通常采用“四宾主”、“四料简”和“四照用”方法进行传教(17)。“四宾主”是通过师生(或宾主)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四料简”和“四照用”则是针对悟境程度(对我、法的态度)不同的参学者进行说教的方式。《人天眼目》卷二载其“宗风”是“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
径山古刹的百余代住持中,也偶有沩仰宗、云门宗、曹洞宗之法嗣主持法席的,但以临济宗为主(18)。
宋至道中(995—997),宋太宗向径山御赐佛国舍利(19)。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赐《大藏经》于径山,并下旨晓谕住持及众僧(20,给径山增添了声誉。
《大藏经》又名《一切经》,简称《大藏》或《藏经》,是佛教典籍之大集成。赵朴初先生称其是“人类文化史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凝聚了中国世代的聪明智能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21)
《径山藏》,即紫柏真可禅师倡缘在径山刊刻的《大藏经》方册。据密藏道开、冯梦祯等募刻《大藏》疏文(22)载:《大藏经》原无板刻,俱缮写流通,为数稀少,非宏胜道场力不能有。板刻始于北宋,自宋至元不过七八副。明初,诸方之板已尽废,明太祖命刻于金陵(今南京),明太宗又命刻于北平(今北京),前者称“南藏”或“南板”,后者称“北藏”或“北板”。两板均系梵策,浩繁笨重。而《径山藏》改梵策为方册,易印刷,便流通,并经严格校勘,正确度高,故在历代《大藏经》中占有重要地位,素为国内外所重视。
《径山藏》有“正藏”、“续藏”、“又续藏”三大部(23)。据考证,其刊刻详情是:明万历七年开刻于径山寂照庵,万历十七年至山西五台山清凉寺妙德庵,万历二十一年复迁径山寂照,终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历时129年(中有间断),其刊刻时间之长,续刻内容之多,为历代《大藏经》之首。
据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载:《径山藏》计有678函,6958卷(24),1654部(或云仅指“正藏”数)。另据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载:《径山藏》有2191部。
《径山藏》除刊刻《大藏经》外,还收有方以智(僧名药地,明末哲学家、科学家)所著《智者愚禅师语录》及文学家金堡(僧名澹归)等人的著作。《径山藏》的刊刻,无疑是径山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一页。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曾作有《赞径山藏》诗云:“径山一疏吼寰中,野烧苍凉吊达公。何处复求龙象力,金光明照浙西东。”(25)
三 径山的茶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这里曾是唐代茶圣陆羽著《茶经》之处,也是日本茶道之发源地。
唐天宝年间,法钦在径山“手植茶树数株,采以供佛,逾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他产。”(26)从此,径山就开始生产茶叶,并有其独特的炒制方法,称为“抹茶”。
径山具有土质疏松,各种原生矿物质含量丰富,降水量多,湿度大,漫射光多等生态条件,使径山茶具有内在的优良品质(27)。因而,径山茶早在宋代就闻名于世。北宋翰林院学士叶清臣于宝元间(1039—1040)考察了浙江的许多名茶,尔后在其《文集》中写道:“钱塘径山产茶,质优异。”北宋翰林院学士、著名书法家、茶叶大师蔡襄游径山时,见泉甘白可爱,汲之煮茶(28)。径山茶在宋、元时代与杭州龙井茶、天目青顶茶齐名,自宋至清均列为“贡茶”。明张京元品饮径山茶后说:“泉清茗香,洒然忘疲。”(29)明中书舍人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写道:“龙井、天目,山中早寒,冬来多雪,故茶之萌发较晚,采焙得法,亦可与天池并。”《西湖游览志余》载:“盖西湖南北诸山旁邑皆产茶,而龙井、径山尤驰誉也。”清浙江提学佥事谷应泰在《博物要览》记载说:“杭州有龙井茶、天目茶、径山茶等六品。”
清代康熙年间,钱塘(今浙江杭州市)学者金虞在游览径山品尝了径山茶后,写了一首《径山采茶歌》(30),歌中除了赞誉径山茶之外,也表达了人民百姓不能享受径山名茶而深为不满的情感。
唐代“茶圣”陆羽对径山茶曾作两次考察。据湖北陆羽研究会欧阳勋等有关专家、学者考证,唐上元元年(760),陆羽“南避胡尘”游抵余杭,初隐苎山,自称桑苎翁,著《茶记》一卷。不久,登径山,寓居双溪吴山。是年之秋迁吴兴(31)。唐宝应二年(763)春,他第二次到杭州考察茶事,在弄清钱塘产茶之地和茶叶质量的同时,饱览了杭州风光,顺便写下了《天竺灵隐二寺记》,紧接着又登径山考察茶事,再次寓居双溪的将军山清泉左近,在此挹泉烹茶(32)。因此,后人把这个清泉叫作“苎翁泉”、“陆羽泉”,以示对陆羽的纪念。
径山茶初为供佛,后至请客。请客饮茶还有专门仪式和茶具,名曰“茶宴”。据传,“茶宴”的专门仪式是:献茶、闻香、观色、尝味、论茶、交谈。具体做法是:上宾驾到,请至摆设整洁并配有诗画、盆花的明月堂,宾主在茶桌前就坐,司客(寺内专门接待客人的和尚)按盏(先客后主)奉茶,主人接茶行至客前,各注半盏。注茶毕,宾主互相致礼,然后各人举盏闻香,放盏观色,再捧盏呷茶半口,尝味细品,这一动作连续四次。饮完四个半盏后,客人品论茶味,并向主人道谢,主人答礼谦让。此后,司客再向客人注茶,宾主交谈有关事宜。“茶宴”有专用茶具,茶桌上放一精制的茶台子,内有紫砂壶、精制瓷盏、锡制茶罐等。“茶宴”非上宾不予举行。
“径山茶宴渡东洋,和敬寂清道德扬”(33)。日本至今尚在流行的“茶道”源于径山“茶宴”。据日本村井康彦所著《茶之文化史》研究认为,“茶道”源于“茶礼”,“茶礼”源于大宋国的《禅苑清规》。仁治二年(1241·宋淳祐元年),圣一国师圆尔弁圆从径山嗣法回国,带《禅苑清规》一卷,后来,圆尔依此为蓝本,制订了《东福寺清规》。《清规》中有程序严格的“茶礼”,“茶礼”在布置讲究的僧堂举行,僧侣必须遵守,举行“茶礼”的僧堂中要张挂宋徽宗、牧溪、赵干、李孤峰、李迪、崔白等名家之画,张贴径山祖师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的书法墨迹,摆设中国花瓶,泡茶用天目茶碗。日本《类聚名物考》载,日本“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竺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由宋传入。”《续视听草》和《本朝高僧传》都指出:“南浦绍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34)这些记载和论述证明:径山“茶宴”是日本“茶道”之源。
四 径山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
径山古刹由唐代宗御旨建造,名望本高。至南宋,大慧宗杲中兴后,成为江南“五山十刹”之冠,丛林崇奉,道俗钦慕,名震中外。而日本的佛教还处在初兴阶段,故其佛教界人士慕名前来径山参谒求学。宋元之时尤为突出,凡来中国的日本僧人,一般都要到径山参谒求学或住学数年。据日本《云游の足迹》载,南宋至明,日本前来中国参究佛学求法的僧人达433人,其中不少得法于径山,是径山的法嗣。
南宋庆元五年(1199·日本正治元年),日本律宗之祖俊芿禅师入宋求法,首登径山,礼参径山第三十代住持蒙庵元聪禅师,开创了径山的中日交往史。其后,日本僧人到径山参谒求学者络绎不绝。
南宋端平二年(1235·日本嘉祯元年)四月,日本僧人圆尔弁圆登径山,拜无准师范禅师为师,回国后成为日本临济宗的创始人。圆尔在径山住学5年,不仅学佛学,还学习其他多方面的知识,如纺织,素面食品的制作,麝香等丸药的制作,绘画,种茶制茶等。回国后将学得的知识写成书,进行广泛的传播。圆尔的书籍被收入《日本历史大辞典》,圆尔所烧制的素面等食品,被列为日本宫中祭祀食品样本。
圆尔从径山回国时,曾带去中国书籍、经典千余卷。日本《东福寺志》对此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圆尔倡教禅合一之学,门庭很广,弟子甚多,后人称为“圣一派”,并对日本文化发展有很大贡献。日本花园天皇谥赐圆尔为“圣一国师”。
南宋开庆元年(1259·日本正元元年)南浦绍明入宋求法。后成为径山四十代住持虚堂智愚禅师法嗣。绍明在径山不但勤究佛学,而且认真学习径山的种茶、制茶技术及茶宴仪式,回国后加以广泛传播。
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在宋元时期,各代住持方丈几乎都是有名高僧,世称“径山派”。因而,嗣法“径山派”门下的弟子,于佛教禅宗上有很深的造诣。故有被日本慕名招请而赴日传教,也有心怀弘教大志而自愿东渡传教的。据日本《云游の足迹》一书载,宋元时期,中国赴日弘教的僧人有27人,其中属径山弟子的有8人,占28.6%。
南宋景定元年(1260·日本文应元年),径山三十四代住持无准师范的法嗣兀庵普宁在兰溪道隆的引劝下,东渡赴日。后北条时赖招请主建长寺,为第二代住持。普宁在日时,与日本的僧俗亲密融合,广传禅宗宗风,受到崇敬。
元至元十五年(1278·南宋祥兴元年·日本弘安元年),应日本的北条时宗将军遗书邀请,无准师范法嗣无学祖元毫不迟疑地应允赴日,他说:“鼻祖逾海越漠,戾止中华流通大法。吾添末叶,敢不蹑武继响者乎?!”(35)到达日本后不日,接任建长寺法席,为第五代住持。日本弘安五年(1282),北条时宗在瑞鹿山建圆觉寺,请祖元为开山第一代祖师,并兼建长寺法席。
祖元在日本7年,广传佛教,影响很大,弟子众多,形成一派,称为“佛光派”,为日本培植了众多的佛门继承者,著名的法嗣有高峰显日、一翁院豪、云屋惠轮、太古世源等7人;同时在元军东征高丽袭击日本时,他申张正义,反对元军侵日。日本北朝贞治二年(1363),后光严天皇追谥祖元“佛光国师”称号。
元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御赐径山痴绝道冲的法孙、顽极行弥的法嗣一山一宁“妙慈弘济大师”之号,并任命其为浙江释教总统。八月,一宁受成宗之命,与西涧子昙、石梁仁恭出使日本,主建长寺法席,为第十代住持。日本干元元年(1302)又转主圆觉寺,为第七代住持。日本德治元年(1306)再主建长寺。日本正和二年(1313)五月,到长野县诹访郡的慈云寺开山。日本后宇多上皇慕其高风,御旨敕住京都南禅寺,为第三代住持。示寂后被日本天皇追谥御赐“一山国师”之尊号。
一山在日时,嗣法者众多,著名者有东林友丘、雪村友梅、无着良缘、无相良真、闻溪良聪,称之为“一山派”。一山在日本受到各界崇敬,曾有赞誉说:“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36)
清顺治九年(1652·日本承应元年),径山第九十代住持费隐通容的法嗣隐元隆琦因受日本幕府的使者古石、自恕两僧之请而东渡赴日。同去者有性融等弟子30余人。到达日本后,先于兴福、崇福二寺开堂说法。日本明历元年(1655)移居摄津的普门寺,日本万治元年(1658)到江户谒见德川家纲将军,次年在宇治领得寺地,在黄檗山创建万福寺,开创日本的黄檗宗。为此,后水尾天皇赐予“大光普照国师”之尊号。
可以说,径山的中日文化交往并非单纯的佛教交往,而是以佛教为主的广泛的文化交流。用日本村上博优先生的话说,“径山是日本人心中的佛教胜地,日本僧人中的衣、食、住等习俗发祥于径山,日本的文化有许多也是从径山传过去的,径山对日本有着极大的影响。”(37)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径山有着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早在宋代即已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系佛典《大藏经》刊刻地之一,“茶圣”陆羽著经处,同时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为日本临济宗祖庭,“茶道”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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