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山寺史话

山西灵丘县 里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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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山寺史话（之一）
　　从寺名说起
　　离大同市灵丘县城，沿唐河向东南行14公里，在叠嶂岚光中仰望，那座飘落于半山腰的千年古刹，便是闻名遐迩的觉山寺了。
　　觉山寺群山环抱，四周层峰壁立，天然地构成了独特的小环境、小气候。虽说距灵丘县城仅十多公里，但无霜期却长出20多天。县城还是万物萧杀的时候，觉山寺却已生机勃勃，桃花争艳了。寺区周围诸峰险峻挺拔，壮丽秀美，东望“笔架山”，西连“老虎尖”，北靠“翅儿崖”，南伏“凤凰台”，若器，若禽，若兽，形象生动，仪态万千。寺下唐河潆洄，喷珠溅玉。在这交相辉映的山光水色间，又缀以巧夺天工的觉山寺人文景观，使整个环境如诗如画。无论谁置身其中，都会心旷神怡，恍若仙境。明代总督王象乾有诗云：
　　盘旋鸟道步山隈， 芴立天门如划裁。
　　涧水远从天际落， 僧房高自洞中开。
　　千寻宝塔思皇胄， 百丈蛟龙起地雷。
　　铁冠岩前携手处， 何年乘兴复重来。
　　千百年来，觉山寺被人们称为“塔井山奇”，成为灵丘县的九景之一。谓密檐式砖塔、古井和笔架山，奇险峻挺，鬼斧神工。还有一种说法称之为“塔井三齐”，谓密檐式砖塔、凤凰台上之小塔和古井的高度、深度均为十三丈。经测量，果然等齐，饶有趣味。
　　觉山寺始创于北魏太和七年（483），寺名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所敕。
　　觉山寺建于山，称为山，因此千百年以来，绝大多数人包括文人墨客都望文生义，以为觉山寺是因山得名。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觉山寺周围并没有哪一山哪一峰是称作觉山的。把觉山理解为山名是一种误解。
　　觉，是梵文Bodhi的意译。音译为菩提。觉，有觉察、觉悟两义，这里指的是幡然觉醒，开悟真理。觉，也按修行的程度存在差别：人天凡夫是不觉，轮回生死；小乘圣者为正觉，自度生死；菩萨圣者为正遍知觉，自度度他；佛陀达到无上正遍知觉，功德圆满。山，不是自然界、地理学上的山，而是形容词。形容影响之大，境界之高，程度之深。觉山，完全是佛学含义，是一个譬喻，譬佛之妙觉于山也。《性灵集·七》曰：“觉山妙果，不可不仰”。觉山寺，意为修真养性，开悟真理，成就果位的道场。历史上，北京也曾有过一座觉山寺，亦取此意。
　　千百年来，“觉山寺”的称谓见诸史志，镌刻碣石，流传法界，百姓也是有口皆碑。至于现存寺门上的“普照寺”的称谓，虽有历史渊源，却并未推而广之，流传开来。其前因后果，容后再作交待。
　　觉山寺史话（之二）
　　北魏开凿灵丘道
　　说觉山寺，就先得谈谈灵丘道。
　　公元398年，鲜卑族拓跋部在部落和对外战争中，获得了节节胜利。六月，迁都平城（大同），十二月，拓跋珪称皇帝，改元天兴，是为北魏道武皇帝。
　　建都平城以后，北魏一方面向北继续对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实行大规模的征伐，迫使那些部落依附；一方面向南对新占领的中原地区的反抗势力进行镇压或迁徙。同时还要仿效中原地区的典章制度，建立起封建的国家。这样，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扩疆拓土的军事需求，边塞地区与内地的互市贸易和鲜卑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都急须解决交通问题，迫切要求开通都城与中原的地域联系。灵丘道就是重要的通道之一。
　　据《魏书》记载，道武帝奠都平城的当年，即天兴元年，便征发士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山至代二百五十余里。孝文帝太和六年（482）“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直道也是灵丘道的范畴。就是说，从道武帝拓跋珪奠都平城始，至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前夕，灵丘道的工程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与北魏朝平城时代相始终。
　　灵丘道北起平城（大同），越桑干河，翻石铭陉（戗风岭）,经温泉宫（浑源县汤头），过灵丘，抵恒山（河北省曲阳县），达信都（冀县）、及邺（临漳县），南至中山（河北省定县）。山山水水，千曲百徊，将塞北大漠与腹地中原紧密相连。
　　灵丘道逶迤千里，翻山越水，工程浩大。尤以恒山（曲阳县）和隘门峪最为艰巨。觉山寺南约一公里，唐河东畔的绝壁上，灵丘道栈道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辨。整齐的方孔凿刻成上下两排，上望悬崖绝壁，下临滔滔唐河。身临其境，心感其势，令人不能仅仅喟叹蜀道之难了。
　　灵丘道是北魏的国道，是一条举足轻重的命脉，丝毫不亚于现代的高速公路。它在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北魏的政权结构、田赋制度、社风民俗等方面的改革进步，提供了基本条件；对促进鲜卑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演绎了一部部战争与和平的英雄史剧，它更以强劲的势头带来了大漠朔风，草原气息，在儒家文化浸润的土地上，带来了马背上的文明。
　　灵丘受其辐射，于是乎，栈道、御射台、义仓、觉山寺等鲜卑文化的人文景观，一一镶嵌在水畔山间，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引颈观瞻。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灵丘道的功能相对减弱。但即使到了唐代，灵丘道改称为飞狐道，仍然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觉山寺史话（之三）
　　笔架山 南巡碑
　　笔架山·南巡碑
　　有了灵丘道这样的国道，就有了国道上的国事活动。皇帝巡幸是国事活动的重要形式，《魏书》中记载：
　　兴安二年（453）“冬十有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观察风俗”。
　　兴光元年（454）“十有一月……戊戌，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有二月，丙子，还奉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车驾还宫”。
　　和平二年（461）“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还幸灵丘”。
　　太和五年(481)二月“丁酉，车驾幸信都，存问如中山。癸卯，还中山。已酉，讲武于唐水之阳。庚戌，车驾还都”。
　　太和六年（482）“二月辛卯，诏曰：灵丘郡土既褊塉，又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不一，往年巡行，见其劳瘁，可复民租调”。
　　仅摘几处，足见其皇帝巡幸之频繁。文成皇帝拓跋浚尤其钟情灵丘这个地方。和平二年三月，南巡还驾。途经隘门峪峡谷，隔河翘首：笔架山峭然耸立，秀插云霄，山光水色，钟灵毓秀。凝自然造化之神功，染人间胜境之精气。遂兴致勃发，与众臣举行了盛大的竞射活动。《魏书·高宗纪》有生动的记录：
　　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
　　所刊之石，所勒之铭，即为煌煌碑林宝典——《皇帝南巡之颂》。此地亦由此称为“御射台”。碑为螭首龟趺，额身通体。碑首顶呈弧形，宽145厘米，高84厘米，厚30厘米。顶部雕刻四龙，左右对称，形神威慈，长须曲卷，呈仰翔之姿。碑额正面阳刻方格，格中阳刻篆体“皇帝南巡之颂”，典雅遒劲。碑身宽137厘米 ，厚29厘米 ，高度因残缺，难以测知，以1：3的比率估计，碑体原高在4米以上。碑阳文字为魏体，含有隶书韵味，隽秀洒脱。碑阴文字的魏体较碑阳拙朴，却更苍劲。龟座长205厘米，宽137厘米, 高53厘米。线条简练，形体饱满，极富力度。
　　经拓印、辨识、整理，得碑阳167字，碑阴2412字，共计2579字。碑文记述了文成帝几次南巡的重大政治活动和与群臣竞射的盛况；歌颂了社会稳定、政通人和、怀集内外的大好景象。碑阴刻署了270余位从臣的官爵姓名，均为史书不记，弥足珍贵。实为研究北魏政治、职官、姓氏、鲜汉民族融合之第一手资料。此碑不仅能证史补缺，同时还有极高的书法价值。它是早期的魏体书法，堪称楷模。同时比“始平公”、“魏灵藏”、“杨大眼”等龙门二十品要早八十余年，对研究北魏书体有着重要的意义。
　　御射台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时辉煌，不仅仅是文成皇帝拓跋浚的几次竞射场所。而且到了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后，这里仍然不断举行重要活动。
　　《魏书·列传·北海王》记载：
　　北海王，详。字季豫。美姿容，善举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将军，后拜光禄大夫。解侍中、将军，又兼侍中。从高祖南伐，为散骑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详常与侍中彭城王勰，并在舆辇，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铭之所，高祖停驾，诏诸弟及侍臣皆试射远近。唯详箭不及高宗箭所十余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诏勒铭。亲自为制，五等开建，食邑二千户。
　　拓跋详是孝文帝拓跋宏的异母弟弟，在笔架山下御射台一显身手，功盖群臣。虽差他祖皇文成帝十余步，但毕竟是拓跋氏后继有人，无愧于一代鲜卑骄子，怎能不令孝文帝“拊掌欣笑”呢？
　　这一次所勒之铭，在《水经注》中也见载。今天尽管在台左台右、河南河北均未找到，但当年旌旗飘飘，军威赫赫的氛围我们还是能够领略得到的。
　　笔架山下御射台，成为北魏朝多次“竞射于此山”，起鲜卑之舞，“奏金石之乐”，人臣有“讴歌之声”，“野夫有击壤之欢”的祥瑞之地。
　　为保护文物计，《皇帝南巡之颂》碑，1993年收藏于觉山寺碑亭。台地空空，岁月悠悠，恐后来者不知，2001年笔者提议并为之撰文，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拨资，镌书碣石，依旧址重立，略述梗概，以为传信耳。
　　觉山寺史话（之四）
　　孝文帝创寺颠末
　　孝文帝创寺颠末
　　觉山寺始创于北魏太和七年（483）。据碑记载，觉山寺是孝文帝为报母恩而颁帑敕建的。
　　说到孝文帝为母报恩，还得从北魏皇室制度说起。
　　北魏建国定都之后，道武帝为巩固拓跋氏政权，防止母后及外家为乱，遂立下了一条极其残酷的制度，“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生母赐死”。这一制度除北魏朝外，在中国历史上前有汉武，后无来者。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却未能被后世接受，而道武帝立下的这一制度，却代代相传。这一制度因其以杀明元帝母刘夫人为先例，而后形成后宫常制，故史书中称之为“故事”、“前事”或“旧制”。
　　但是，历史却与道武帝开了个大大的玩笑。执行子贵母死的制度，本来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以维护皇权正统。但在正平事变之后，这一制度恰恰违背了道武帝的初衷，成了常太后、冯太后排除异己，巩固权位，“妇人后与国政”的工具。
　　据《魏书·高祖纪》载：
　　高祖孝文皇帝，讳宏。显祖献文皇帝之长子，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467)八月戊申生于平城紫宫。
　　孝文帝于皇兴三年六月辛未立为皇太子，其时不足两周岁。这位皇太子的母亲李夫人，在《魏书·皇后传》中有载：
　　献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选入东宫。显祖即位为夫人，生高祖。皇兴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承明元年（476）追崇号谥，配飨太庙。
　　孝文帝两岁立为太子，他的母亲便殉命“故事”，谢世西归。并且他的外祖父及舅舅们，也成了文明太后排除异己的牺牲品。《魏书·列传外戚·李惠》载：
　　惠素为文明太后所忌，诬惠将南叛，诛之。惠二弟，初、乐，与惠诸子同戮。后妻梁氏亦死青州。尽没其家财。惠本无衅，故天下冤惜焉。
　　皇兴五年，在冯太后与献文帝的政权角逐中，献文帝禅位，孝文帝登皇帝位。
　　太和七年（483），孝文帝十六岁，在冯氏文明太皇太后的辅佐下，开始听览政务。事实上，此时的孝文帝不过是政治傀儡。
　　《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载：
　　自太后临朝专政，高祖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无事可做的孝文帝怎么突然想起了毫无记忆的母亲，象碑记中说得，哭于山陵，大放悲声，甚至到了“绝膳三日不辍声”的程度了呢？仅仅是因为政治上的失意吗？不是，孝文帝另有隐情。
　　这一年，孝文帝的儿子恂立为太子，又遇到了“故事”的麻烦。
　　《魏书·孝文贞皇后林氏传》载：
　　孝文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入掖庭。后容色美丽，得幸于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后以旧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袭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谥曰贞皇后，葬金陵。
　　“容色美丽”的娇妻林氏，为儿子立为太子，又要沿袭“旧制”、“前事”而短命黄泉，向掌控朝政的太皇太后百般求情，却毫无结果，怎不令这位风流倜傥的孝文皇帝拓跋宏如丧考妣，大放悲声呢？！由娇妻追溯母亲，由亲情推及国事，孝文帝充满了踌躇与无奈。于是决定颁帑金、建梵宫。皇帝要治国平天下，仁孝须当先。念娇妻不便张扬，报母恩是最堂而皇之的了。
　　梵宫建在哪里呢？都城在太皇太后的眼皮底下，必然会引起不快。在至关重要的国道边，在祖皇炫耀武功的纪念地，在这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于是，由残酷而引发的人类文明——觉山寺，便于此创建。
　　栈道旁，一边是剽悍无敌的御射台，一边是坐禅求法的觉山寺。一武一文，一张一弛，安邦治国的理念集中体现。
　　硕大的北魏文化群，经过一千五百年风风雨雨的磨剥冲涮，已经有些斑斑驳驳，但是它仍然以一段真实的历史，向人们昭示出北魏文化的恢弘。
　　觉山寺史话（之五）
　　辽道宗再造浮图
　　辽道宗再造浮图
　　觉山寺在初创时期，北魏政权早就经过了从灭法到尊法的转折。太和初年，佛教进入了极其昌盛的时期。据《魏书·释老志》记载：
　　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
　　在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中，觉山寺由皇帝敕建，成为皇家寺院，其建筑规模和形制自然不同凡响。直到今天，北魏构建仍有遗存。
　　古井一眼，从石山架上凿汲。尝之，盎然有翰墨香。
　　觉山寺密檐式砖塔的基础，地下部分与塔体的砖构件形制有别，仍是北魏砖塔的基础。
　　塔，梵文为Stupa,巴利语Thupa，音译作窣都婆、率都婆等；意译作功德聚、高显处、塔庙等。也称作佛图、浮图。据《杂心论》云：有舍利名塔，无舍利名支提。可见塔的本义是埋藏佛陀舍利的纪念性建筑物。《魏书·释老志》云：古印度摩羯陀国国王阿育王乃神人，释迦牟尼灭度后百年，阿育王“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到南北朝时，造塔之势风起云涌，神图妙塔，桀峙相望。觉山寺塔也应时而建。
　　世代遥湮，兵火战乱。历史经隋唐五代到辽走过了六百年，觉山寺砖塔倾圮，寺庙摧毁，衰微破败。辽代大安五年（1089），镇国大王行猎经此，见寺宇摧毁，还朝日，奏请皇帝道宗，旨敕重修，革故鼎新。辽道宗耶律洪基动用了国家财政，使觉山寺出现了第二次复兴。辽代的这次修葺规模较大，迄今虽无庙堂遗存，却留下了一座巧夺天工的八角密檐式砖塔。据碑记、题记记载，此塔为辽大安五年动工，大安六年（1090）竣工。砖塔原处于寺院的中央，后寺院东移，现处于寺院西南方。
　　八角密檐式砖塔，为实心，十三层。总高44.23米，塔基底边长6.2米。全塔由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
　　塔基下部由砖砌出地面。地上由须弥座、平座、仰莲三部分组成。须弥座平面呈八边形，总高3.58米，分两层束腰。下束腰每面置壸门三间。门内园雕狻猊，门间浮雕兽面，门旁浮雕供养人，转角雕跪姿金刚。上束腰每面也置壸门三间。门内浮雕佛、菩萨、乐伎等，门与门间和转角雕力士，门旁雕侍女、官人或飞天，门额雕二龙戏珠，转角力士两旁施盘龙，上承斗拱。
　　须弥座的砖雕，造型丰满，栩栩如生，刀法流畅、洗练。虽为辽制，尚袭唐风。是砖雕艺术及音乐文物中不可再得之精品。
　　平座位于须弥座之上，高1.27米。蜀柱按斗拱位置每面分为三间。其华板上刻有十字纹、几何纹，但大部分为卍字图案。平座斗拱，补间铺作两层，为五铺作，出双抄；转角铺作一朵，用45°斜面拱。
　　仰莲位于平座之上，平面亦为八角形，总高1.43米。仰莲分四层，一、三层为三瓣，二、四层为四瓣。 莲瓣逐层增大，上层瓣间露莲蕊。仰莲之上承托塔身，给人以幽雅圣洁的美感。
　　塔身第一层有塔室，其上十二层均为实心。第一层由外壁、八角中柱构成环形塔室。塔室外置四窗四门，南北二门为券门，门券上雕二龙戏珠，东西二门及相间之四面为假雕门窗。角上设圆倚柱。
　　塔室外八面墙壁有辽代壁画，约62平方米。内容为菩提、四大明王、飞天等。除拱门处经后人重绘外，绝大部分为辽代原作。其铅粉变色程度与敦煌壁画近似。辽代壁画多见于墓葬，寺观中保留极少，此壁画为研究辽代壁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十三层密檐，除第一层为木椽木飞外，以上十二层均为木椽砖飞。二层以上的塔身身高均为28厘米。每层塔身边长以7厘米为常数，逐层递减。十三层的椽出、飞出亦为常数，分别为79、22厘米。故塔体轮廓给人以刚健之感。每层每面的塔身正中悬挂直径25厘米的铜镜一枚。每层的每椽每梁均悬挂风铎。清风吹来，铃声悦耳。久而熟之，凭铃声竟能得知阴晴雨雪。
　　塔顶为八角攒尖顶。上置塔刹。塔刹由天球、七层相轮、圆光、宝盖、仰月、宝珠及刹杆组成。天球铸镂空图案，旋转自如，可反映风向风速，设计精巧。刹杆由八条铁链与塔脊固定。塔尖指向天际，直插九霄。塔体外饰白色，在朝霞夕晖的映照下，金碧辉煌。
　　明代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灵丘发生七级地震，余震月余，连京师也遭受破坏。觉山寺、灵丘城离震中均不过20公里，县城城墙及官衙民舍尽数塌毁，人死无算；觉山寺殿堂楼阁全数倒塌，寺南凤凰台上之小塔也拦腰倾圮，惟密檐式砖塔却安然无恙，巍然独存。
　　觉山寺砖塔九百余年未经任何修缮，除部分瓦件脱落外，基本完好。近年测量，砖塔向东偏南72°44′34″方向倾斜60厘米。这也极有可能与建筑误差和山势有关。
　　觉山寺砖塔是辽代密檐塔的典型代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杰作，是古建筑宝库中的瑰宝。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觉山寺史话（之六）
　　寺院经济的转型
　　寺院经济的转型
　　觉山寺从北魏创寺到解放前夕，在将近十五个世纪的历史上，其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官办到僧办的转变，其经济来源经历了供给制、农商经济和募化布施三个阶段。
　　北魏朝，国家管理佛教的机构称“昭玄曹”，僧官称“沙门统”和“都维那”。州郡的佛教事务由昭玄曹委任的僧官“州沙门统”、“州维那”、“郡沙门统”、“郡维那”管理。当时灵丘置灵丘郡，辖灵丘、莎泉两县。管理灵丘郡佛教事务的僧官称“郡沙门统”。僧官由觉山寺的住持兼任。
　　觉山寺是由孝文皇帝亲自敕建的，其经费当然由国家财政支持。不仅在建寺时，除了役使百姓劳力，调用豪强的物资外，国家付出了相当多的资财，就是日常开销，寺僧们享受的也是供给制。禅纳五百余众，栖息于内，衣糗毕具。孝文帝尊崇佛教，同时也为表达对母亲和皇后的怀念，甚至亲自为僧尼剃度。对于亲敕的觉山寺，他给予了特殊的恩惠。
　　辽代大安五年，道宗皇帝像北魏孝文帝一样，又一次颁帑重修，官方输助，觉山寺仍然是官办性质。并且设立衙门提点，由寺僧兼任，不受地方官员的节制。但在经营方式上进行了改革，由国家大包大揽的供给制度，变成了输入资金赐予土地的办法。输入启动资金，于本邑开设贾肆，经营商业，形成了寺院的独立经济；赐予大量土地，作起了庄园地主。
　　关于觉山寺的土地，辽代《重修觉山寺碑记》载：“更赐山田五处，计一百四十余顷，为岁时寺众赡养之资”。《四至山林各庄地土》碑记述则更详细。不妨稍费神力，慢慢读来：
　　道宗特赐庄五处，花名开列□碑记：觉山寺四至，东至干河，南至白沙口，西至车河，北至雕窝。门头庄。建福寺□□周围计地□顷，草滩北洼陆地一段，南北町，计地四十顷有余；东至涧，南至官道，西至□□墓，□北至□□□□嘴地一段，两顷三十亩；聚羊坨地一段，东西町，计地八顷；大涧前陆地一段，南北町，计地□顷；□北□地一段，东西町，计地三顷；□故城□□一处地一段，计地三十□亩；古城东陆地一段，南北町，计地八十亩；白道子地一段，南北町，一顷八十亩；水碾东会麻陆地一段，计地二顷；唐河南陆地一段，计地一顷八十亩；□石河□□□嘴地一段，计地十顷。白岔庄。觉山台麻陆地八顷一十五亩，东至白岔口，南至两路岭，西至□□□，北至□古埚。漫散庄。宝峰寺麻陆地□顷；□□庄观音院麻陆地九顷。北泉庄。陆地九□□□□□□□城西大觉寺周围陆地五顷；东关大兴寺周围陆地二顷。灵圆庄。开福寺周围陆地十□顷十亩□。
　　从碑文中可知，当时门头村的建福寺、漫散的宝峰寺、□□庄的观音院、城西之大觉寺、东关之大兴寺、灵圆之开福寺都是觉山寺的下属寺院，是这些土地的管理者。一百四十顷土地分布于灵丘县现在的红石塄乡、落水河乡、武灵镇、王城庄乡四个乡镇。其中门头四村及门头隘口至北泉的土地几乎被觉山寺全部垄断。
　　这种由官方权力作支撑的农商寺院经济长期得以维持。到明代仍然兴盛不衰。
　　康熙二十七年《重修觉山寺碑记》载：
　　觉山寺“为诸山之首也”，“掌教僧官、印信与大衙堂役使俱设于此，而后世无毁也。一至嘉靖末年……觉山之规制始有变迁矣”。
　　明代前期，国家对佛教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国家有“僧录司”，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组织严密。并对僧人有编制控制，要进行考核、精减、发证。《明史·职官志》记载：
　　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
　　在严格抑制僧道，减僧裁寺的社会大环境中，觉山寺不仅没有被裁汰，而且仍保持了众寺之首的领导地位。保持了发达的农商寺院经济。
　　明代嘉靖末年，觉山寺的管理体制和经济急转直下，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首先国家裁撤了觉山寺的僧官，使它失去了权力的支撑。接着灵丘地方治安出现了严重混乱。伴随着蒙古部族的几次掠边，周边的饥民趁势而起。一时间，响马横行，盗匪四窜。寺僧连正常的宗教生活都无法保障，那里还有能力经营贾肆和田产。从此，财产流失，寺院萧条。经济来源完全转入了接受施舍，募化布施的阶段。
　　寺院经济本已处于拮据的尴尬境地，到天启六年更是雪上加霜。震中在灵丘的七级地震给了觉山寺毁灭性的打击。之后的几次维修，虽不乏慷慨解囊者，但都仅仅是衰败后的维系。
　　直到清代光绪年间，龙诚和尚重建寺院，觉山寺逐步香火旺盛，布施增多，经济一度富裕。除了日用香火，又开始置田产，买牛羊。寺院僧团内部管理经济的“钱粮库”， 管理物件的“库头”，管理募化的“温布”，管收租的“都官”等执事僧人一应俱全，管理制度井井有条。但随着龙诚圆寂、弟子失和及日寇的侵略，寺院很快又陷入瘫痪。到解放前夕，僧人大都走散，寺院经济凋敝不堪。
　　觉山寺史话（之七）
　　元成宗息讼赐寺额
　　元成宗息讼赐寺额
　　—兼析觉山寺辽代碑记
　　觉山寺大量占有土地，与当地农民必然发生争地的矛盾冲突。1995年发现了元代至治元年（1321）觉山寺住持演典为其师普济和尚刊立的塔铭，为我们传递了尘封七个世纪的觉山寺元代的信息。其中有相关地产的记载，曰觉山寺“恒产古记方至甚广，历时尤久”，但其时已“半隶编民”。普济和尚“极力申理”，与编民们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以此为话题，引出觉山寺辽代时的两个碑记。
　　一通是现刊立于觉山寺碑亭的《四至山林各庄地土》碑。
　　一份是载于清康熙年《灵丘县志·艺文志》的《重修觉山寺碑记》。
　　这两个碑文的落款均为大辽重熙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是觉山寺现今掌握最早的碑记。因而对研究觉山寺具有权威性。此后所有碑记、资料的引述皆源于此。
　　然而这个碑文有一处致命的硬伤，落款为重熙七年，即公元1038年，文中却记述了大安五年，即公元1089年的事，时序颠倒。记述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事，岂不是一通伪碑？!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为了诸君阅读或研究，不妨将两碑文赘录如下：
　　四至山林各庄地土
　　窃闻肇自摩腾入汉，大教东流。明帝创立于僧居，魏唐广修□塔寺，普渡僧尼□法无□□，事在因缘不□法苑之栋梁，安得人天成大利。于太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元魏高祖孝文皇帝，神光照室，和气充庭，仁孝卓然，歧□显著，听览政事，从善如流。□□□□□□□□。以太后忌日，哭于陵左，绝膳三日，哭不辍声。想报母恩，仍□蔚萝之西南□□□□□□□□□，溪行环曲二十里，有山，山曰觉山，希奇之境，□寺一所，特赐额曰“觉山寺”。硕德□□□□□□雅教高流五百余名，安止于寺，衣粮供给。□之不□，六宫侍女□持年长月一□□精进内典者，并度出家。事无大小，务于周给者矣。于大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有大辽郑国大王因□到此山，见寺宝塔殿宇摧坏，还朝内奏讫，奉皇帝道宗圣旨，敕赐重修，革古鼎新。赐□十万缗，后本县开解库得利息，以充常□□□□□□□，以充僧□。又立衙门提点，赐朱印一颗，□府□碟，行移时□。庄产五处，四至山林开列。
　　偈曰：明帝创立于僧居，文帝广修于此寺，道宗特赐庄五处，花名开列于碑记。
　　……（田产上节已录，此略。）
　　维大辽重熙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本寺□□□省等立。
　　县志所录碑记：
　　重修觉山寺碑记 辽人逸姓氏
　　窃闻金人入汉，西教代传。明帝创构梵宫，太宗广修佛塔，沿及后世，普渡僧尼，流风日盛。元魏太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孝文帝姿擅岐嶷，性笃仁孝，听览庶务，从善如流。而且哀矜百姓，犹若己溺。值太后升遐日，哭于山陵，绝膳三日不辍声。思答母恩，乃于灵丘邑之东南，溪行逶迤二十里，有山曰觉山，岩壑幽胜，辟寺一区，赐额曰觉山寺。召集方外禅纳五百余众，栖息于内，衣糗毕具。仍勒（敕）六宫侍女，常年持月六斋，其精进内典者并度为尼，亦一时盛举也。至辽大安五年八月二十八日，适镇国大王行猎经此，见寺宇摧毁，还朝日，奏请皇帝道宗，旨敕下重修，革故鼎新。仍赐钱十万缗，即于本邑开设贾肆，以所入子钱，日饭缁素。复设提点，所颁给印篆，不由府摄，益重其权也。更赐山田五处，计一百四十余顷，为岁时寺众香火赡养之资，地之兴复大倍于昔，因勒石纪焉。
　　时大辽重熙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四至山林各庄地土》碑，镌刻仓促粗糙，碑体未磨平，甚至还明显显露錾刻的横纹。碑成后，人为破坏严重，斑斑驳驳。上引碑文是经墨拓长时间辨认的。直接看原碑，只能识十之三四。
　　县志所载《重修觉山寺碑记》，落款时间相同，碑文内容相同，只是少了各庄地土。语言方式基本相同，些许地方有变化。这篇碑文应当是从《四至山林各庄地土》碑所录，由于辨识不清，加以推断整理而入选。
　　《四至山林各庄地土》碑的产生，显然是针对性地为为土地争讼服务的，是作为占有土地的证据而出现的。因此，在时间上越早，越表示悠久，越显示其证据的分量。但在提前的量上却疏忽了时序，犯了一个大的错误。
　　既然这通碑有作伪之嫌，那么它所记述的事实是否可信呢？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其一是碑记内容肯定是承袭前世碑记撰述，只是更早的碑记我们现在无法找到了。其二，记述之内容与史志、实物相印证，确实无误。因此说，此碑所记之觉山寺的历史沿革，依然可信，依然具有资料价值。
　　此碑非重熙七年所勒，当为何时所勒呢？这需要从土地争讼的线索去寻找。土地纠纷在约五百年的时段里时有发生，但元代普济和尚住持觉山寺时发生的争讼最有名气。这场土地争讼的胜利，曾作为普济和尚的大功德被制于铭。可以推断，《四至山林各庄地土》碑，是在元代至元或元贞年间，由普济和尚所为。
　　普济，原姓名无考。公元1245年生，3岁出家为僧。大德十一年（1307）三月十四日圆寂，俗寿62岁。 住持觉山寺时，修建庙堂，整顿经营，业绩卓著。曾被提升为上级僧官不就，在佛教界颇享美誉。
　　至元二十二年（1285），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御史中丞崔嘉，奉皇帝世祖忽必烈之旨，赐其“扶宗弘教大师”，名声大振。
　　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铁穆耳，旨赐觉山寺额名“大灵光普照”。并又加赐住持僧以“普济”法号。
　　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对佛教非常尊崇。自忽必烈继位后，每个皇帝都要聘名僧为“帝师”。“帝师”除了进行宗教活动外，还为皇帝、皇亲授戒。每个皇帝登基前，都要先由“帝师”灌顶授戒，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元代佛教特别兴盛。觉山寺受两位皇帝的赐额、赐号，此后，全称为“大灵光普照觉山寺”。沾皇帝之光，觉山寺出现了又一次的辉煌。
　　觉山寺有如此之光环，又有如此之碑证，不愁争不回土地，“仍旧贯地兼复万余亩”。
　　觉山寺史话（之八）
　　月山舍利的遗憾
　　月山舍利的遗憾
　　舍利，是佛教的圣物。是梵语Saria的音译。意思是云骨身，也叫“坚因子”。舍利究竟是什么物质呢？《魏书·释老志》曰：“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金光明经·舍身品》曰，舍利是由“戒定慧师熏修”成的，是检验佛道真伪深浅之物。后来，佛教将修行成佛的高僧，圆寂后火化，取其舍利供奉。
　　舍利是焚尸后的晶体。据说有珠、块、花等形状，有黑、白、红、蓝等颜色。还有一种说法，说白色的为骨舍利，黑色的为发舍利，红色的为肉舍利。普通人和修行不到位的僧人是绝对炼不出舍利的。著名的法门寺佛指舍利是众所周知的，前几年佛教界隆重迎送到台湾、香港供奉，引起海峡两岸的巨大反响。距离我们现实生活最近的舍利，是1993年5月7日，藏传佛教实胜寺，高僧召乌力吉无疾而终，火化后，炉中有流动的液体，遇风而凝，后被确认为是舍利和舍利花。
　　觉山寺有无舍利呢？北魏所建的密檐式塔，应是藏舍利的所在了，但迄今未获得信息。有记载的是前述元代普济和尚圆寂后，得舍利奉于祖茔。而今塔铭与坟茔挪位，准确位置不可知。
　　明代，觉山寺有位高僧月山禅师，原籍灵丘县人，俗姓田氏，生于元代元统三年（1335），少年出家，后来长期住持觉山寺。他禅业精进，弟子广大，在僧俗界深受崇敬。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大师圆寂，俗寿79岁。弟子们存其须发，将其身骨火化后得舍利。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门徒慧晶、慧德、慧净等，法孙清源、清道、清兴等，善众普法、普通、普愿等举行盛大的佛教仪式，将月山禅师的舍利、须发珍藏于石函内，埋葬于密檐塔的南面。并建舍利发塔，供后世僧俗供奉。塔体为八角柱形，现存觉山寺内。
　　1997年夏，县旅游公司接管了觉山寺。1998年维修围墙的包工队，在取土时将石函挖了出来。遗憾的是，月山禅师的舍利发，没有雷峰塔舍利髻发那样幸运地被科学发掘、精心收藏，而是被一哄而抢，连盛舍利的银碗也不觅踪影了。留下来的除了空空的石函，还有佛教界的悲哀、文物工作者的无奈和《文物保护法》的苍白。
　　觉山寺史话（之九）
　　明末清初的惨淡经营
　　明末清初的惨淡经营
　　历史有它的周期性。明代嘉靖末年始，觉山寺陷入了长达三个世纪的低潮。
　　嘉靖末年，灵丘地面先遭蒙古铁骑掠边，后遭贼寇猖獗肆虐，觉山寺被反复掳掠。在这危急关头，觉山寺不仅没有得到政权的保护，相反却被撤消了僧官衙堂，失去了领导资格，其地位顿时一落千丈。
　　紧接着，天启六年灵丘发生七级地震，庙堂建筑尽数塌毁，一片残象。接下来是饥馑频仍，护寺之地荒芜不耕，守寺之僧，“壮者散之于四方，老者乱丧于沟壑”。
　　在这艰难的时候，觉山寺住持如禄和尚信仰坚定，独自支撑。幸遇灵丘知县黄榜魁、大同令王守戍及阳和大中丞王公游览、巡察，如禄和尚涕泪陈情，诸公恻然动念，捐金再修。开钱粮，动土木，垦荒田，布粮粟，给牛犋。崇祯三年（1630），佛舍僧居再兴，寺稍生色。
　　惜好景不长。只十几年的工夫，明清改朝换代，如禄的惨谈经营遭遇重大挫折。
　　清代顺治年间，灵丘知县宋起凤曾一游觉山寺，作《游觉山寺记》。觉山寺当时的萧条在文中有生动的反映：
　　“寺居山腰之半，层坂数叠皆养僧山田。寺门右腋一白浮屠，高三十丈，峭插云表。其前百步许，古井一，邃不可测，封锢日久。”
　　“是寺三层佛像古朴，栋宇半荒废不治。果树时花夹以茂草，与石幢寝钟，委杂墙荫下，不辨何代。独两仆碑卧丛棘间，汲泉洗读，乃知寺创自北魏……”。
　　“僧椎鲁不事呗诵，斫苓采橡，间治宿食，以供朝夕而已。”
　　宋起凤尚有《游觉山寺》诗一首：
　　空山古刹是何年， 野老相传北魏前。
　　世远已无栖佛阁， 鹤来犹有养僧田。
　　千年塔韵虚铃铎， 万壑雷声怀瀑泉。
　　坐久天风吹欲去， 漫将浊酒壮行鞭。
　　从诗文中可以看出，觉山寺原本并不太多的一点生气，此时早已荡然无存了。
　　康熙年间，觉山寺出现了一位住持和尚海印。他发誓全面复兴觉山寺，在全县极力募化，并得到了广泛支持。到康熙二十七年（1688），塔后建佛殿一处，千佛殿一处，殿后建禅堂五间，东配厢四间，塔前建山门一座。观音洞建观音殿三处，上下相连，彩绘金妆，焕然一新。寺容较前有很大的改观。钟磬始鸣，香火复燃。法徒“寂”字辈，法孙“照”字辈，法重孙“普”字辈，几十人聚集，济济一堂。
　　然而，海印和尚虽然在建佛堂、塑金身的硬件建设上，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但在弘扬佛法，规教弟子的软件建设上却出了问题。在他身后，这些空门子弟不讲佛求法，不甘寂寞，弃清规戒律，沾染恶习。到后来竟然发展到拦路抢劫、霸占民女的恶劣程度。一时间，古灵丘道上布商、盐商为之却步，几近绝迹；姑娘不能逛集，媳妇不敢回娘家，路断人行。这些佛门败类，恶行累累，罄竹难书。周边百姓怨声载道，恨之入骨。终于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觉山寺庙宇在不明原因的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
　　觉山寺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
　　此后的一个半世纪，觉山寺香火彻底断绝。
　　清代中期，灵丘境内修庙建寺盛行。不仅古记遗迹兴隆，几乎大村大寨皆有寺庙，唯觉山寺不事砖瓦。
　　光绪年龙诚兴寺，将寺僧的辈份排为：海、龙、翔、光、绪、昌，中间的寂、照、普辈，再也不愿提起。
　　觉山寺重建山门，策划者们将门额从“大灵光普照觉山寺”的全称中，简化出“普照寺”赫然刻在门额上，保留至今。此举似乎对流传一千四百年的“觉山寺”要专事回避。
　　清代灵丘县最后一任知县李炽，在撰写的碑文中，一面号召后世“皆师龙诚”，一面不忘前事，抨击“为僧人者，皆不恪守清规，苦心修养，终日淫荡，不识佛教为何事。甚至沾染嗜好，无法无规，实为名教罪人，何得为佛门弟子？”
　　海印和尚身后不知是入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进了东方琉璃世界，如果他有知的话，一定会进行认真的反思，检讨教化上的失误。
　　觉山寺史话（之十）
　　龙诚法师复兴重建
　　龙诚法师复兴重建
　　觉山寺第四次全面复兴，是龙诚法师于清代光绪十一年（1885）发起的。
　　龙诚，俗名王九龄，本县沙涧村人。生于清代同治二年（1863）七月二十六日，光绪十一年（1885）出家，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十七日圆寂。俗寿65岁，僧腊43年。
　　九龄“幼贫苦，负炭为业。寡言语，性慈良，天真烂漫，与物无争。”22岁，他至北京广源寺剃度受戒，取法名龙诚，慨发宏愿，立志恢复断档一个多世纪的觉山寺。他借贵佛附体为名，频频作法，在周边地区广泛号召，引起极大反响。未几，被大同府以“蛊惑民众”罪逮捕入狱。建寺事宜暂由张宗、李攀桂两人支撑。龙诚获释后，在广灵、蔚县、宣化、繁峙、阜平、唐县等地形成更大的影响和更强的震撼，求法拜佛者络绎不绝，各界人士勇跃争输。三年多时间，工程竣半。光绪十五年，觉山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光典礼。
　　之后，龙诚带领法徒翔明、翔敬，遍历蜀、楚、湘、苏、归绥、京师等地化缘，获得了一批后续资金，使工程继续进行。
　　工程前期，邑人刘金、王峰、贾统等鼎力操办。后期，邑举人杜上化牵头，廪生岳东山、白生瑞、李国清及庠生杨兆荣，作为觉山寺复建的经领人。工匠选聘的是蔚州班。经十多年苦心经营，工程基本告竣。殿宇巍崇，房舍比鳞，接连五院落。凡客堂、斋房、寮舍、戒室、钟楼、门桥，莫不整齐完固，端庄宏敞。各宝殿神像金碧辉煌，森严肃静；鸟革翚飞，美奂美轮。并在寺东侧，建文昌宫上、下院，供僧人、信徒生活起居。
　　与此同时，由白生瑞、祖证、李浚等公分头负责，于隘门峪口之西峰建关圣祠，东峰筑文昌阁。隔唐河对峙，遥引觉山寺佳胜，辉映灵丘县城。
　　杜上化制铭赞美曰：
　　灵邑东南郁佳气兮，中有觉山钟灵秀兮。累朝建置精神寄兮，胜景就湮寻将灭兮。金碧辉煌忽焕发兮，山水菁英乃凝结兮。神道设教乡甿肃兮，锺毓人文邦家笃兮。勒诸贞珉俾无忽兮，惆怅后贤厚望属兮。
　　龙诚幼贫苦，目不识丁。入空门后，与杜上化成莫逆交，执业请益，文化、佛法迅速长进，不仅念习经典，讲求佛法，博大精深，而且鸾体书法也传遍附近州县及大同、保定二府，甚至北京荣宝斋也收有他的墨宝。
　　杜上化先生，字子诚，本县上寨人。长龙诚十三岁。自幼天赋过人，才高八斗。十三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三十三岁赴北京会试未中，回乡授徒，桃李遍及燕云忻代，颇负盛名。龙诚创寺之时，杜上化利用自己的交际，积极为其疏通关节。寺半竣，杜上化干脆到觉山寺办起觉山书院，与龙诚朝夕相处，并直接操办建寺事宜。杜上化不仅是本县的一位大儒，而且他还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精通佛法。他亲自为龙诚讲授文化，参悟禅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杜上化还组织以觉山寺武僧为骨干的五十三村组成的民团，武装御敌。所以说，龙诚的成长和事业的成就，无不倾注着杜上化的心血。他们这段因缘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宣统元年，杜上化步入政界，出任山西省咨议局副议长。之后杜上化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山西军政府总参议兼国民议会议长。1917年，杜上化与阎锡山政见不合，辞职回乡，1922年病故。
　　龙诚初建觉山寺时，寺院一片瓦砾，仅有观音洞一残旧观音殿，挡雨而不遮风。经济来源不仅没有官方支持，甚至还遭逮捕，他完全靠个人的影响力募化布施。他吃苦耐劳，在冰天雪地的归绥，赤脚摇铃感化施主。开光时，为争取更多的信众，甚至乐于接受明火点燃手指的痛苦，其苦心孤诣确实超凡脱俗。他精进努力，由目不识丁到讲经说法，使修行多年的僧众为之倾倒。虽然他是假以贵佛附体，虽然他背后有一位良师益友，但更重要的，他本身是一位成就大业之人杰。
　　龙诚住持之觉山寺，信众云集，香火旺盛。至“七·七”事变前，僧人中龙字辈的有聚、最、修、启、明等，翔字辈的有敬、明、钰、艮、证、莲等，光字辈的有荣、函、献、相、福、大、济、怀、悦、超等，续字辈的有德、如、宗、有、招、常、觉等，法玄孙也有了昌兴、昌喜等。寺院中有建福、宝兴、双峰等寺也归附觉山寺，成为下院。可谓再度辉煌。
　　觉山寺从北魏创建，迄今有十五个多世纪，大规模的全面建设共四次，曾受过四位皇帝的恩赐。四次兴起分别是北魏、辽、元、清代，四位皇帝分别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辽道宗耶律洪基、元世祖忽必烈和成宗铁穆耳，全部是少数民族政权与皇帝。相反，汉族政权的朝代，觉山寺仅是维持，而没有大的作为。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就像历史的年轮一样，清晰地显现出灵丘地域文化的符号，同时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大中华文明的见证之一。
　　觉山寺史话（之十一）
　　寺庙建筑的艺术特色
　　寺庙建筑的艺术特色
　　觉山寺现存建筑中，有北魏古井，辽代密檐式塔。观音洞中之观音殿原为明代建筑，不幸“文革”中被拆毁，今天看到的殿堂是近年重建。
　　寺西南小山，人称凤凰台。突兀而起，顶置一小塔，通高丈许。须弥座为辽代所建，明天启六年地震时，塔体倾倒，崇祯年间续建。塔体平面为正方形，面东砌佛龛。上部砖飞檐出，迭涩收顶。顶置覆钵宝瓶。小山小塔小巧玲珑，鸟瞰全寺，与密檐塔、观音洞、笔架山相呼应，为整体环境凝聚了几多灵秀之气。
　　觉山寺院的庙堂建筑全部为清末遗构。寺院座北向南，依山就势，高低三梯次。左右分三条轴线，基本对称。七殿一堂一厅六楼二阁，辅以东西配厢，组成五个四合院。中轴依次为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韦陀殿、大雄宝殿；东轴依次为魁星阁、碑厅、金刚殿、梆楼、点楼、弥勒殿；西轴依次为文昌阁、密檐塔、罗汉殿、左右藏经楼、贵真殿。中西轴间以戒堂相隔，中东轴间由甬道区分。每座殿堂连同附属建筑相对独立，自成四合院。各院间又上下相连，左右互通，浑然一体。
　　山门建于正中，与左右文昌阁、魁星阁之券洞，按佛寺体例共组成三门。山门面阔、进深一间，式样风格受到欧洲教堂建筑的影响。两砖柱间砌券，柱首上下迭涩收顶，券额雕双凤朝阳，中间书“普照寺”，门额浮雕二龙戏珠，再上施砖雕大三角，三角内高浮雕盘龙，盘绕旋腾，十分逼真。门顶为一面坡，仍然垂脊置兽。
　　钟鼓楼左右对称，式样相同。十字重檐歇山顶。面阔、进深一间，上下两层。上层击鼓鸣钟，施吊挂楣子和步步锦栏杆；下层为居室，置券门圆窗。
　　天王殿，韦陀殿均阔五间，深二间。天王殿单檐歇山顶，后出抱厦，平面成凸字形，抱厦为卷棚歇山顶。韦陀殿为单檐硬山顶，前出廊，施雕花雀替。中间与上下院相通，次间、稍间装以隔扇。
　　大雄宝殿在中轴最后，为全寺主殿。建在高大的台基上，置垂带踏道。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殿顶结构别出心裁，前后单檐两面坡，两侧重檐歇山造。既有大庑顶般的古朴庄重，两翼又呈现跃跃欲飞式的精巧，在古建结构中是匠心独具的创造。它突破了传统的营造法式，为研究古代建筑史，尤其是晚期建筑结构的难得实例。前檐柱础雕须弥座，上雕铺首、花卉、鸟兽、雄狮，外施旋龙八柱。镂工精细，图案富丽，可谓清代石雕艺术之佳品。大殿明间次间均装以木雕二龙戏珠雀替，将大殿外观装饰得堂堂皇皇。
　　文昌阁、魁星阁分列左右前角，结构相同。下层石砌高大台基，中间券门洞，门洞内设石阶踏道，供人登临敬香览胜。上层阁体面阔一间，进深二间，南北两面观，单檐歇山顶，下出围廊。建构简洁，造型轻盈，飞檐翘角，典雅秀美。
　　碑厅、金刚殿、罗汉殿、戒堂及各配厢均为单檐硬山顶。简洁朴实，是清代小木作结构的较好实例。
　　梆楼、点楼的设置较为少见，其实用功能是打更报点。两楼分置金刚殿两侧。平面为六角形，上下两层。通柱直顶平板坊。顶部为六角攒尖，以宝瓶收顶。造型别致，小巧轻盈。
　　藏经楼左右分建在罗汉殿两侧，阔、深一间，上下两层，单檐歇山顶。藏经楼与梆点楼一共四楼，同在一条平行线上，遥相呼应。
　　弥勒殿与贵真殿分列大雄宝殿左右，是东西轴的主要殿宇，建构相似。唯贵真殿为重檐歇山顶，弥勒殿为十字重檐歇山顶。殿内使用传统的“减柱造”，上檐施三踩单翘斗拱一周。整体建筑尺度协调，造型美丽。既有其观赏性，又使殿内空间增大，佛像伟岸，具有实用性。是清代大木结构建筑的优秀范例。
　　总揽全寺，虽然是晚清建筑，但既有阁、楼、塔，又有殿、厅、堂；既有大木作，又有小式结构；平面布置既有长方、正方、凸字形，又有六角、八角形；屋顶式样既有卷棚、硬山、歇山、十字歇山式，又有六角、八角攒尖式；屋檐既有单檐、重檐，又有单重复合檐；屋顶瓦件既有龙、凤、鱼、鸱吻，又有佛、官人、金刚、力士及走兽；花脊既有龙、凤、马、牛、羊、豕等动物，又有菊、莲、葡萄、牡丹诸多花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丰富多彩。形神聚合，浑然天成。觉山寺不失为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建筑宝库。
　　觉山寺史话（之十二）
　　佛教文化及贵佛
　　佛教文化及贵佛
　　佛教自创立到现在历经二千五百多年，在世界各地普遍传播。大致地说，向南传到斯里兰卡为中心，而至泰国、缅甸等国的佛教称为南传佛教、小乘佛教，或由于传播语系称为巴利文系佛教；向北传到以中国为中心，而至蒙古、朝鲜、日本等地的佛教称为北传佛教、大乘佛教，或称梵文系佛教。
　　耐人寻味的是，佛教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却命运不佳，至公元十世纪末叶就基本消失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印度政府尽管对佛教给予礼遇、扶植和法律保障，但佛教已是无力回天。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是东汉时代，相当于公元纪元的初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中国的佛教进入黄金时代。不仅佛寺普及，佛徒倍增，交流频繁，经典译著迭出，高僧名流如云，而且教理的研究也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态势。辉煌的佛教文化影响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哲学、文学、艺术、习俗乃至社会生活，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毋庸讳言，在五代之后，特别是到了明清代，中国的佛教表面上经久不衰，实际已经步入了下坡路。由于政治的影响和社会环境的驱使，佛教时而与统治者的意志曲意奉迎，时而与民间的低级迷信随波逐流，清静的佛教变得杂芜不堪。佛道两教长期互相排斥，此时又变为相互包容、渗透。这样，佛教的义理研究逐渐淡漠，自身严重异化。寺院虽多，僧徒虽众，只是徒有其表。为数不少的僧尼、信徒上殿过堂、顶礼膜拜，是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实际上信佛信神且信鬼，懵懵懂懂地在混杂的观念中，过着不伦不类的信仰生活。
　　觉山寺是佛教寺院，其宗教文化符合全国佛教的普遍性，也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
　　一是经律论讲习经久。据现有的碑记、塔铭提供的信息看，觉山寺从北魏创寺起，较长时间坚持的是华严宗，禅宗也曾有过传授。特别是金、元代，僧团内讲经习经的风气很浓。寺院常设读经、读律、读论沙门，讲经、讲律、讲论沙门，主讲经律论沙门，讲主、住持讲主等。学习研究活动持之以恒。同时，觉山寺与中都（北京）大圣安寺、香山大永安寺、西京（大同）华严寺、永宁阁、中都御山、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寺及弘州（阳原）、朔郡等寺院，保持着长期的佛事交流，不断传经授业，请益相长。觉山寺曾涌现出象妙明大师、善贞大经法师、道宁禅师、普济法师、演惠法师等这样一批在北方佛教界闻名的高僧名流。
　　金代大安三年（1211）刊立的《宁公禅师塔铭》载，道宁禅师十龄出家，拜觉山寺首座为师。后携牒直造弘州，师禀摩诃，探研妙义，扣击玄门。再挑囊云中，访道于西京永宁阁，晨昏请益。几年深造后，返归觉山寺住持。由于道宁禅师持论超群，玄业精博，使得觉山寺经坛宏深，声名远播，雄居寺首。道宁禅师俗寿八十二岁，僧腊七十二年。至泰和六年（1206）圆寂时，法徒竟广至六千五百人。
　　二是与政权保持一致。觉山寺创寺时是皇家寺院，其后的一千多年又是僧官、衙门所在，历朝历代均与政权保持一致，从未相左过。观音洞的观音大士旁，塑一冕王者，尊崇北魏孝文帝。既表达对首倡觉山寺皇帝的纪念，也反映了依附政权的理念。其它如砖铭、钟铭、经卷上“法轮常转，皇帝万岁”等内容比比皆是。
　　三是释、儒、道相容。特别是到了清代，觉山寺击磬诵经全部是佛教经典，而彩绘中“知足常乐”、“天地君亲师”等却屡见不鲜。壁画中更充满了道教的内容。
　　大雄宝殿塑的是横三世佛。释迦牟尼居中，胁侍迦叶、阿难；左侧为药师佛，胁侍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右侧为阿弥陀佛，胁侍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殿内壁画却是道教的内容和民间俗神。分别为十殿阎罗、三皇、天王、五道土地、关圣帝君、东斗星君、三官大帝、二十四主天、福禄寿三星、天仙圣母、五龙圣母、雷公雷母、十二院教、五瘟神、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等等。
　　大雄宝殿下的配殿，称迦蓝殿或祖师殿，彩绘得才是“佛本身故事”。内容为初启出家、太子演武、夜半逾城、耶输应梦、路睹死尸、东门见生、调伏醉象、调伏二仙、车匿辞还、六年苦行、天人献草、金刀落发、佛祖降生及急流分段、竹园精舍等等。
　　弥勒殿塑的是中国式的布袋和尚。按佛经的说法，再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就要从兜率天下到人间，广传佛法，充任教主，是未来佛。可弥勒殿的壁画中，内容却是元始赐食、老君赐食、阳照降生、五龙吸水、协母避虎、母进归西、雷雨守墓、哀文行灵等。
　　弥勒殿下的东配厢绘得才是华严大法。有佛救婴儿、长者求度、遇佛遂行、月光谏父、梵天劝请、玉耶受训、禅河澡浴、坐菩提座、成等正觉等。西配厢绘得是燃灯不灭、天龙云集、祀天遇佛、魔子忏悔等。
　　天王殿、金刚殿、罗汉殿分别塑四天王、八金刚和十八罗汉。韦陀殿之韦陀，手执兵器，面向大雄宝殿，护持佛法。
　　文昌阁、魁星阁是两面观。面南分别是文昌帝君和翘脚、捧斗、执笔立于鳌头上的蓝面赤发之鬼，附会文运之神。面北却又是月光菩萨和送子观音。真可谓消灾延寿，求子及第，各取所需，一举数得。
　　四是独尊贵佛。觉山寺的三大殿之一贵真殿，在国内外的佛寺中是独一无二的。很多人对此表示茫然。说白一点，贵佛是觉山寺的地方佛。
　　贵真殿是觉山寺的基本殿堂，是僧人们日常做功课的所在。供奉的贵佛形象为一老翁，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白眉白须，银丝飘然。面目清瘦，精神矍铄。额有一朱印，安宁慈祥。手印交叉，食指对顶回曲。据说贵佛是北魏人，祖籍浙江，孝文帝创寺时即住持此寺。修真养性，精灵不灭，现身救世。就是说，是觉山寺第一代开山大和尚。贵佛要获得佛国世界的承认和相应地位，造佛者们说，贵佛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也有观音化身的说法）。于是贵佛的生日，即文殊的圣诞——农历四月初四，就成了觉山寺最大的庙会节日。
　　据说当初塑像贵佛时，可难为了工匠们，因为他们胸中无谱，无从下手。龙诚法师反复向他们描述贵佛的音容像貌，工匠们依然不得要领。距离预定的工期一天天迫近了，工匠们急得直是抓耳挠腮，日不能饭，夜不成寐。龙诚法师却坦然地说，不要急，到时贵佛会给你们指点迷津的。果然，就在离工期仅有几天的关键时候，匠师在庙堂入梦，贵佛圣洁、安详地出现在他面前。一觉醒来，匠师恍然大悟，茅塞顿开。立即搓揉拨捺，刀游龙蛇，一尊贵佛神像即刻完成。经龙诚法师阅视，形神毕具，惟妙惟肖。
　　佛教的法门，照北传系统的看法，只有大乘修菩萨道才能成佛。人从发愿心到成佛，需要三大无数劫，经过五十二个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响这四十个阶位还是凡夫菩萨，十地、等觉、妙觉这十二个阶位才是圣位菩萨。妙觉就是佛，等觉是即将成佛的大菩萨，如我们熟悉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等。不过按《华严经》的说法，时间和空间又都是相对的。长劫入短劫，短劫入长劫，大千世界入一微尘，一微尘如大千世界。欲修圣果，只要精进努力。贵佛既然是文殊的化身，那应当是等觉位。不过贵佛又让释迦牟尼的左右胁侍文殊、普贤，作了自己的胁侍，连未来佛也没有享受过这种规格待遇。文殊呢，为自己的化身作了胁侍，微笑着不知作何感想。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中说，“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觉山寺的复兴，需要一面旗帜，一种凝聚力。龙诚和尚假贵佛附体，广泛号召，才形成极大的轰动效应，才成就了一座崭新的觉山寺。从这个意义说，贵佛成为觉山寺的主佛之一，当之无愧。
　　觉山寺史话（之十三）
　　盛世现辉煌
　　盛世现辉煌
　　1927年，龙诚法师圆寂。由于弟子失和，过了八年，才举办了葬礼。但众僧人心浮动，离散过半。寺院还未重新整合，却又逢国土沦丧，灵丘陷于日本之手。到日寇投降，抗战结束，觉山寺仅剩三名僧人支撑。
　　1965年5月24日，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觉山寺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文革中，觉山寺仍然难逃厄运。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将古建筑的吻兽、砖雕、木雕尽数砸毁；修路民工进驻寺院，将所有塑像砸了个精光；接着公社、大队两级，组织人员将观音洞之明代建筑拆毁；然后村民陆续占据寺院。殿堂楼阁变成牛圈、羊圈，猪窝、鸡舍，仓库、磨房。由于排水不畅，大雄宝殿墙体倾倒，梁架倾斜；天王殿梁柱塌陷足有四十厘米。由于年久失修，瓦件大量脱落，椽飞腐朽。由于无人看管，各殿各楼的门窗不翼而飞；更有甚者，贵真殿的檩柱被锯走少半。
　　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觉山寺出现了转机。
　　1985年，灵丘县成立文物管理所，动员清退出寺内的居民。1990年，县文物管理所又专门组建了觉山寺文物保管所。同年，觉山寺古建筑维修工程，列入了山西省文物局古建维修的“八五”计划，并立即维修大雄宝殿、天王殿。至1996年，按照先难后易，抢救第一的原则，除弥勒殿、碑厅、井亭外，其余建筑全部得到大修。同时赎买回土改时分给个人的藏经楼等房产，征购了寺前广场土地。并请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完成了密檐塔的技术测量，作好了维修的技术准备。同时，寺僧集资为各殿堂全部塑像和彩绘。使寺院极大改观，并开始接待游客。1997年，县旅游公司接管觉山寺，以企业集资为主，维修了弥勒殿、碑厅、井亭，补修了围墙，硬化了寺前广场和上下山便道。
　　经过十年努力，觉山寺维修工程基本告竣。觉山寺，这一古老的人文景观，重现辉煌，正以青春的活力，迎接八方游客，拥抱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