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郭寺佛教历史溯源考略

南郭寺佛教历史溯源考略
　　周家祥
　　南郭寺是天水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创建年代由于世事沧桑，历经千古，史料湮没，无法找到确切证例。仅据同类寺院、石窟资料，初步推定：南郭寺可能创建于后秦姚兴时期。据有关史资料记载，佛教传入天水时间，大约在我国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五年(公元339年)初，有一位由敦煌来的僧人，名日单道开，他从西平(今青海湟中乐都)至南安(今武山)“度一弟子为沙弥。”传受了佛教教义。同年十月秦州刺史送单道开去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这是佛教在天水最早弘法度僧的记录，又反映出地方官员从官方角度对佛教僧徒的关照和礼遇及重视，给传教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这段弘法史，比麦积山建造时间(公元394年)还要早55年。约公元三、四世纪中叶，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五胡乱华”，“五胡”中烧当羌为一支陇右较大的少数民族，羌族领袖姚弋仲、姚苌、姚兴、姚弘祖孙四代，他们攻灭前秦苻坚(天水氐族)，称帝于长安，史称后秦。后秦皇帝姚兴在位的二十二年中(公元394—416年)，在他的领地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大兴佛教，把佛教当作他的国教“倾心奉事”。要求公卿以下官吏必须信佛，地方郡县官吏为之效法，民众中事佛者相当普遍，在全国大兴土木，兴建寺院，把佛教推向了高峰，盛况空前，讲经释法成为时尚。据《宁远县志》记载：始建于十六国时期的武山水帘洞石窟千佛洞“始为鸠摩罗什凿造。”又据《麦积山石窟大事记》记载：弘始六年(公元405年)十一月，西方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抵达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奉若如神”，使沙门与之大译经论，“长安有和尚五千余人，州郡化之。”
　　姚兴还经常与鸠摩罗什切磋佛学教义，校核经文，解释本意。在皇宫筑起了般(波)若台。与其弟、镇西将军、秦州刺史姚嵩讨论佛经，有表诏往来，交流研究成果。他为鼓励军政官员信佛，还将张皇后的念珠、佛像赐与姚嵩，姚嵩上表奏称道：“圣恩垂及，功德无量：”据《方舆胜览》记载：麦积山为后秦“姚兴凿山而修”：麦积山遥距州城近百里，姚嵩事佛不便，于是在秦州城南山，林泉之冠，风景幽美，古柏参天的慧音山修建一座寺院是理所当然之举一姚嵩表奏“先呈陛下，亲营像事，赡奉踊跃”。
　　也在情理之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鸠摩罗什在关中译出以《禅秘要法经》为代表作的大量经卷，顿时修习禅法风靡天下，从修习禅法时、地、财、侣等必要条件讲，也符合《小止观》：“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头陀兰若，离于聚落极近三四里，此则放牧声绝，无诸愦闹：三者远白衣住处，清净伽蓝中，皆名闲居静处”的要求。可以推测姚嵩很有可能择地“离于聚落极近三四里”的慧音山坳。修建南郭寺，以“供养佛像”。时间大体在姚兴统治时期的二十二年中间或早些时期(公元4l6年一394年)或与麦积石窟建造时间同期施工。这仅仅是一个推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一如若推理成立，那么南郭寺建寺时间距今已有l600年。在天水佛教界也有称南郭寺为麦积山的下院，因此，南郭寺佛教的经历大体与麦积山的经历相同。西秦乞伏炽盘统治时期，高僧释玄高住持麦积山，“杖策西秦”，授徒三百余人，“当为麦积山所带去者，皆为秦州陇右一带居民”。这些僧徒在秦州传播佛教起了重要作用。西魏文帝大统四年(公元538年)乙弗皇后被贬麦积山出家为尼。北周豳国公宇文广出任秦州总管、刺史。其故吏仪同大都督李充信为其亡父在麦积山造七佛阁，大文学家庾信为之撰写《麦积山崖佛龛铭》。说明官吏中尊崇佛教，信仰佛教者对于修建寺院，开窟造像热裹于事，虔诚笃实为务。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无446年），拓跋焘率部讨伐吴盖，因见长安佛寺中藏有弓箭矛盾等武器，又有酿酒器具及州郡官员和富户在寺内藏有大量财物，以及与贵族女妇女淫乱的密室等，因此下令大举灭法，“尽诛长安沙门，焚毁经像，尽皆击破焚毁，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并诏命全国“一如长安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武灭法”。公元452年，文成帝即位后下诏复法，明令重兴佛教准许诸州城郡县于众居处各建寺一所。到魏末各地寺院达三千有余，南郭寺大约在这个时期(公元386——534年)得到重修。 从现存的北流泉，北魏翻莲花瓣柱石中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公元574年，北周建德三年五月，周武帝宇文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所有僧祗户、佛图户，均得释放。”有四万所以上的寺庙，赐予王公作宅第，将近三百万和尚还俗作平民。这次毁佛灭法，残杀手段较之“魏武灭法”更为深入。麦积山与南郭寺也当受其影响，难以幸免。此后，一度处于萧条缓慢危难时期，佛教也只能在较为偏僻隐蔽的山区开凿石窟造像。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像山石窟、水帘洞石窟、木梯寺石窟、拉稍寺(大佛崖)石窟在后秦姚兴时期相继开凿，并加紧了修筑步伐。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号令全国“重新兴建佛寺”，“名山立寺”。兴建佛教寺院的热潮再起，据统计资料表明，全国有一百余州建立了舍利塔，度僧尼二十三万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座，写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余卷，造像十万六千多躯。修故经三千八百余部，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六月十三日降《立舍利塔诏》，诏日：敕于当州内清净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选样，送往当州，限于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以葬舍利。”据唐《法苑珠林》记载：“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正月二十三日复诏五十三州建立灵塔，如前式，用四月八日午时舍利封入函石。秦州重得舍利、函变玛瑙”。据王劭《舍利感应记》载：“秦州于静念寺起塔……，是时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皆开花，舍利将入函，神光远照，空内又有赞叹之声。”南郭寺修建佛塔地宫，舍利入函，时间选在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佛圣诞四月初八日午时入函，据传说，入函时大地轻微震动，顿时雨下，状如曼陀罗花。因此，慧音山又有“四月八山”之称。
　　唐贞观三年，我国著名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路经陈仓渭水道，是慕名有意取道天水麦积山、南郭寺，顺道参佛。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粲经》，功毕返乡，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至兰州”。玄奘在秦州僧孝达和尚的陪同下结伴来到秦州，对于秦州佛教界包括南郭寺僧人有很大的鼓舞与教益。开元初年(公元713年)，密宗大师善无畏由敦煌经凉州至秦州，在秦州停留三年，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抵达长安。在秦州其间做了不少译释佛经传播佛教有益之事，秦州僧众铭记不忘。秦州在外来高僧法师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少全国著名的僧人。如唐代高僧华严宗二祖智俨(602年生，天水人，俗姓赵，父景)法师，唐代高僧端甫(俗姓赵，天水人，法名大达)法师，隋代伏生(俗姓王，字大宝)法师，以及澄波、英辩、湛上人、秀铁壁、实际僧、法秀、了欲、了然、了宇、默喜、月泷、月灏、张曦、慈真等历代名僧、法师，大居士对佛教佛学研究有过突出贡献，他们佛学造诣高深，是佛教界颇有影响的著名人物?民间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和许多佳话传闻。如清末了欲法师赠金资助青年学子任士言上京应试，是佛教界关心地方教育的典范。
　　唐代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二月，秦州发生特大地震，据《秦州志》记载：“地声隆隆，地面裂而复合，房屋毁坏殆尽，州治被迫迁往成纪敬亲川(今秦安郭嘉镇)。”南郭寺庙宇倒塌，塑像被毁，隋塔残留二级。由于地方经济困难，未能及时修复自然灾害的创伤。地震后时过二十五年，南郭寺仍然满目疮疫。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诗人杜甫流寓秦州，深秋时节，登临南郭寺，他看到的南郭寺一派凄凉景像，勾起了诗人的心事来，即兴题咏“山头南郭寺”诗一首，白描写真，记述了南郭寺的历史与现状，后来人们称此诗为“史诗”。这首诗也是唯一证实南郭寺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胜地，南郭寺寺院地处城郭之南，故名“南郭寺”。但是在杜甫未来秦州之前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民间俗称“四月八山”。 可能杜甫为了题咏对仗，根据寺院地理位置写了下“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使“寺以诗名”，“地因诗显”。杜甫不但是一位著名诗人，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佛教禅学信仰者。他曾在一首题为《秋日夔府咏怀》的诗中说他自己是“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著名佛学家吕澈先生曾经发表一篇《杜甫的佛教信仰》(《历史研究》一九七七年第六期)，就谈及了杜甫与佛教的关系并作了简括的论述。认为杜甫早年信仰禅学北宗，晚年转而皈依净土宗。吕激在谈到“身许双峰寺”这句诗时，指出：“神秀一系(北宗)的禅法以东山法门”为标榜，而东、西山寺通称双峰寺。杜说“身许双峰”，即表示他对这一法门的归命”。因而杜甫是“禅宗信徒”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杜甫游南郭寺，不仅仅是观光旅游，而是带着一定的宗教情感，礼佛参禅，从《山头南郭寺》诗中看出隐藏着佛家世出世法的禅机。尤其，中晚唐期间社会上禅风大振，茶坊酒肆也都大谈禅宗、禅理，形成了如苏轼《楞伽经序》所载盛唐时期“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的局面。慧能所说的《坛经》是中国僧人作品中唯一被尊为经，影响最大的一部。慧能的南禅，以最简易的禅行实践，总摄了印度佛学的心髓，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堪称印度佛学的最佳华化形式，是汉传佛学高度成熟的标志这一时期，禅宗以“一花开五叶”之说形成五大宗派。其中临济宗开创者义幺(?一867年)，出南岳系黄檗希运门下，得法后居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临济院，设三玄、三要、四料简等接引学人，蔚成一家宗风，有《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一卷行世，天下学禅者有十人，临济宗就占有八九，从而很快地南宗压倒了北宗和其余诸宗，弹师大量从南移北。南郭寺在这一时期也就成了临济宗的道场，从临济法嗣衍派口诀就证明了这一点。南郭寺承传憎人字辈是：“智慧清静法可弘，心圆普照悟玄宗，崇因妙果昭明了，海湛默然月满空”。现在已传到“满”“空”字辈憎人。 前蜀王衍乾德三年(公元921年)南郭寺重修，立陀罗尼经幢。现存三段，字迹清晰可辨。宋代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僧人惠宝在主扭亏为持寺院及修复隋塔时，发现了李白“南山寺”诗随即抄录，辗转流传。 明代嘉庆二十五年(1800年)澄波和尚在秦州放戒，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御赐“护国禅林院”，当时，由“海”字辈僧人住持。了然和尚撰写的碑文中记述了“南山寺”诗为青莲驾青莲所作。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33年)南郭寺业彦和尚放戒。当时，由于天水僧正司默喜任方丈。清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间（公元1901—1904年），耗资三千银，乡贤周务学等对南郭寺进行过全面维修。当时住持为“月”字辈憎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地方政府先后出巨资对南郭寺进行全面维修，面貌焕然一新。南郭寺有史以来，虽经多次自然灾害的侵袭，地震、兵燹，文物损失惨重，但又经过历代修复扩建，劳动人民和僧侣乃至海内外贤达人士的资助维修，使得这座古寺佛刹得以保存，佛光惠及桑梓。一九九○年，天水市人民政府批准南郭寺为天水市佛教协会会址。一九九一年，天水市佛教协会成立后，动员佛教界捐款60余万元，新塑佛像十三尊，迎清玉佛三尊，铜佛一尊、大铁宝鼎一尊。又重修了卧佛殿，请来乾隆版《大藏经》一部，填补了自乾隆年问藏经楼火烧后250多年来没有完整《大藏经》的空白。全国著名高僧、法师不断登临，礼佛诵经，寺内佛事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围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笔题写了“南郭寺”匾额。著名书法家沙孟先生为之题词。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著名法师著山，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传印，当代高僧一诚、静一、常明以及金席大师贡唐仓·丹贝旺旭和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省人大副主任嘉木样先后登临南郭寺礼佛诵经，亲切接见僧众，使佛教僧尼与居士备受鼓舞。南郭寺在弘扬佛法，维护社会稳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