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澄对佛学研究人才的培养

吕澄对佛学研究人才的培养
　　高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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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澄是海内外一致公认的著名佛教学者。他毕生从事佛学研究，著作等身，贡献巨大。由于他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多种文字，所以对印度佛学、中国汉地佛学和西藏佛学都有深刻的研究。他以佛学为科学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勇于探索和创新，终于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在整理和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攀登了近代佛学研究的高峰。特别是他善于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佛学研究的成果，既不盲目崇信外国的一套，也不墨守中国学者的成规。他有目的、有选择地利用国内外一切研究成果，特别是近代日本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思想资料，建立起自己的新的佛学体系。
　　自隋唐以来，一般佛学研究都是就翻译过来的汉文典籍进行的。由于翻译上的困难和传抄中的错讹，佛教经论中常出现一些疑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也有因义理上理解的不同，而形成各家学说上的分歧，因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吕澄在佛学研究上努力创新，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他通过长期的研究实践，认识到佛学思想本身带有非常复杂的性质。一方面佛学思想在古印度向各地流传过程中，就不断有所发展和变化；另一方面佛学传到中国来，其经典由梵文、巴利文而译为汉文、藏文，错讹和疏漏在所难免，其思想也因时因地而不断有所演变和发展。不弄清楚这些情况和变化，不掌握佛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就很难搞清楚佛学思想的本来面目。因此，他感到研究佛学，必须立足于世界范围，应该把世界各国的佛教，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都应当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加以考察、比较，从中找出其异同之点，纠正其错讹之处，寻求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由于他精通英、日、梵、巴（巴利文）、藏等各种文字，所以就利用梵文、巴利文和藏文等资料，对勘汉译佛典，从中鉴别真伪，考订异乱，纠正错讹，补正缺失，做到了“冶梵、巴、汉、藏于一炉”，从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疑难问题。他在支那内学院期间，除了利用梵、巴、藏资料勘印佛典，整理编印出三辑《藏要》之外，还在佛典和教义的考订辨伪方面，作出了优异的成绩。例如，他采用“点记说”，推定佛灭年代为公元前四八六年。他根据《瑜伽师地论》中所引《杂阿含经本母》，对《杂阿含经》逐一加以订正，调整了文段次第，使得其文可读，其义可详。他对《四十二章经》从学说渊源上加以刊定，指出此经不是最初传来的经，更不是直接的译本，可说是《法句经》的抄本。此外，他还对《牟子理惑论》、《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等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撰著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两本著作，是他晚年佛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而一九九一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吕澄佛学论著选集》五卷，则是他全部研究成果的汇集。
　　吕澄不仅在佛学研究上贡献巨大，而且在培育佛学研究人才方面也成绩斐然。本文主要是对他在培育佛学研究人才方面作些必要的论述。
　　一、吕澄学习佛学的因缘
　　吕澄虽然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佛教有好感，常到佛教寺院去礼佛，听法师讲经，但那时并未想到自己会以研究佛学终其一生。他在镇仁中学毕业后，受当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曾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一心想以改进中国农业来增强国力。其后又到南京，进入民国大学经济系学习，还是想以改善中国经济来报效国家。其时，他的胞兄吕凤子也在南京，经常到金陵刻经处听杨仁山老居士讲经。受胞兄影响，吕澄也常常随同前往金陵刻经处。在听了几次以后，感到杨仁山老居士所讲的佛法很有道理，渐渐对佛学发生了兴趣。从此以后，他成为金陵刻经处的常客，听经之余，还在刻经处购买了许多佛书，自己阅读，而且越读越有兴趣。当时，杨仁山老居士的弟子欧阳竟无居士在刻经处主持编校工作，吕澄在听经和购买佛书时，与之相识，两人一见如故。欧阳竟无佛学造诣高深，又诲人不倦，吕澄对之十分尊敬。而欧阳竟无见吕澄天资聪明，学习佛学孜孜不倦，也十分器重。于是两人建立起不同寻常的师生之谊，吕澄经常向其请教佛学，来往书信不断。
　　一九一四年，民国大学因故停办，吕澄只得辍学。恰好其时欧阳竟无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学。吕澄闻之，喜不自胜，当即前往随欧阳竟无学习佛学，成为第一批进研究部学习的四人之一。在学习期间，由于吕澄勤学好问，深得欧阳竟无的器重和赏识，认为是一个勤奋好学，将来一定有所成就的佛学人才。但是，这时的吕澄，仍然没有下定决心，要一辈子从事佛学研究。他在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学习一年多后，即向欧阳竟无提出，要去日本留学。欧阳竟无虽然对之十分婉惜，但亦无可奈何，只能依依不舍地眼看著他离去。
　　一九一五年，吕澄东渡日本，专攻美术。在日期间，他废寝忘食，如饥如渴地学习，在美学理论上获得了较大成就。一九一六年，吕澄从日本回国，不久就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时年仅二十一岁。在此期间，他边教学，边从事著述，短短二年中，先后撰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色彩学纲要》等著作，陆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欧阳竟无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讲学之风大盛，四方学者闻风前往，原有佛学研究部的规模已不能适应。为此，欧阳竟无于一九一八年和当时的著名学者沉子培、梁启超、陈伯严、蔡孑民、熊秉三、叶玉甫等共同发起，在金陵刻经处佛学研究部的基础上，筹建支那内学院，并在刻经处设立筹备处。当时筹备处缺乏骨干力量，欧阳竟无就想到了吕澄。他几次写信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吕澄，约他到南京金陵刻经处，共同筹建支那内学院。一开始吕澄还有些犹豫不定，后来终于为欧阳竟无的诚意所感动，毅然辞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之职，前往南京金陵刻经处，协助欧阳竟无筹建支那内学院。从这时起，吕澄即悉废原有旧学，数十年如一日，专志投身于佛学研究人才的培养。直到一九五二年，内学院（当时已改名为中国内学院）自行停办时为止，吕澄一直在内学院，从未离开过。他在内学院，先是任教务长，后任院长，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佛学研究人才。
　　二、吕澄在支那内学院初期对佛学人才的培养
　　支那内学院的筹建工作，是由欧阳竟无全面负责进行的。但是具体的实际工作，如选定院址，发布缘起，订立简章等等，都是通过吕澄去完成的。吕澄自一九一八年应欧阳竟无之邀到金陵刻经处后，先是约请章太炎撰写〈支那内学院缘起〉，阐明举办内学院的由来以及目的、要求等等，予以刊布。同时订立〈支那内学院简章〉，分为十章三十六条，对办院宗旨、修学年限、学科课程、学习期限、学习经费等等，一一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标明：“本内学院以阐扬佛法养成利世之才，非养成自利之士为宗旨”。
　　经过四年多的筹备，支那内学院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七日在南京半边街（即后来的公园路）正式成立。欧阳竟无任院长，吕澄任教务长。“支那内学院”即“中国佛学院”，因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而佛教徒则称佛学为“内学”，故名“支那内学院”。该院成立后，即根据“简章”，分为学、事两科。其中学科包括教学、研究、译述、考订等，全部由教务长吕澄负责；事科包括藏书、刻经、宣传、视察等，则另推他人负责；院长欧阳竟无总揽全务。当时确定，内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办学和编印佛教著述，体现了研学和刻经并重的原则。
　　在研学方面，内学院分别设有正学班和试学班，于一九二三年九月开学。当时招收学员二十六人，其中正学班十人，试学班十六人。学制均为二年，试学班结业后，成绩及格即可升入正学班。主要学习法相、唯识要典，采用讲演、讨论、指导研究的教学方法。
　　在刻经方面，内学院成立后，即组织全体师生，编刻唐代法相唯识要典和章疏，先后约刻成一百余卷，为后人留下了研究法相唯识之学的宝贵材料。
　　吕澄于支那内学院初期，在培养佛学人才方面的主要贡献，除了培养出一批对法相唯识之学有所专长的研究人才之外，主要表现在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吕澄领导全体教学人员和学员，将学习和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要求学员，在学习中结合研究，在研究中加深学习。他要求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即演讲、组织学员讨论和指导学员研究相结合。先由教师在课堂上作讲演，然后组织学员讨论听讲内容，进一步领会教师所讲的精神，并对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进行反覆的讨论，最后由教师解答。同时由教师指导学员进行佛学研究。当时学员的佛学研究，主要是译述佛典和对佛典的考订辨伪。因为内学院所刻印的佛典，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订辨伪，而在考证辨伪的过程中，必须运用梵文、藏文、巴利文等有关资料，这就需要把某些梵文、藏文、巴利文的资料译为汉文。从而达到考订异乱、纠正错讹、补正缺失的目的。而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吕澄率领内学院的全体师生去完成的。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使学员仍在学习中结合研究，在研究中加深学习，从而使学员们的学习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吕澄在法相大学期间对佛学人才的培养
　　从一九二五年起，支那内学院开设法相大学特科。与此相适应，支那内学院的研学组织改为问学部、研究部和法相大学部三部分。其中：
　　(一)问学部　专为一些初学佛者前来问学而设。这些人爱好佛学，但还没有条件进内学院学习。问学部人员主要是指导他们如何学习佛学，并随时解答一些具体问题。
　　(二)研究部　主要是组织一些研究人员（大部分是从支那内学院学习二年毕业后留下来的）从事佛学研究工作。当时佛学研究最大的工程是考订辨伪，系统整理佛典。我国的佛教经籍，卷帙浩繁，编次混乱，给后人学习和研究带来种种困难。支那内学院有鉴于此，从一九二七年起，就组织人员，成立研究部，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藏要》。参加的人员，主要是从内学院毕业后留下来的学员。组织他们参加《藏要》的编辑工作，实际上是对这些人进行再培养、再教育的过程，使他们在研究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参加编辑《藏要》的，也有一部分是进入法相大学特科学习的学员。
　　编辑《藏要》，虽然是在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亲自主持下进行，但实际担当此项任务而且出力最多的则是吕澄。欧阳竟无曾说：“若夫继往开来之事，共建邦家之基，住宁二十五年不出户庭，蛰居不离者有吕秋一（吕澄），《藏要》成，教义明，图书聚，修绠得。”（《经版图书展览缘起》）这是对吕澄在编辑《藏要》中所作贡献的正确评价。因为欧阳竟无除了为《藏要》中二十多种经论作序以外，具体的校勘工作都是由吕澄组织内学院师生去完成的。一九三四年，欧阳竟无在〈复陈伯严书〉中还指出：编辑《藏要》分二段，“前考据，后义理”。考据要求辨明“书之真伪，译善、版善，必求精审，以饷学者”，而这一工作是“以嘱秋一”去完成的。（见《竟无内外学?内学杂著》）吕澄在组织师生进行这一工作时，一反过去仅就汉译经典作校勘的做法，而是利用梵、巴（巴利文）、藏等几种文字进行对勘。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先要逐一翻译梵文、藏文、巴利文等几种版本，在文字上对版本、原典、异译进行校勘，然后在义理方面，对各宗派的依据、传承、前后学说的变化等，穷源究委，丝丝入扣，并要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疑难问题作出解答。这可说是一次对藏经空前规模的整理，吕澄为此耗尽了十余年的时光，为的是使后来的佛学研究能取得比较可靠的、正确的资料。编辑《藏要》，原计划分为六辑，后因抗战军兴，支那内学院内迁等原因，实际上只编成三辑，共收佛典七十余种，四百余卷。
　　(三)法相大学部　当时共招收学员六十四人，其中特科班学员三十人，一般学员三十四人。全部采用日课指导学习的制度。在此期间，全部教务工作均由吕澄负责。
　　时梁启超与支那内学院关系密切，故从各方面加以资助。不仅经常前往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而且通过有关当局，拨土地八十三亩，作为法相大学校址，用于办学，办农场之用。
　　法相大学特科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三日正式开学，吕澄在开学典礼上作重要讲演，对法相大学名称的含义论述颇详。他说：“本科之称法相大学，其实标志鲜明，反面观之，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正面观之，直指纯正佛法之全体。外间久视本院为法相宗根本道场，此番建设大学又以法相为号，应即宣扬宗义无疑”，但是，“本科名称法相，并非标举一宗”。他认为，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都没有所谓法性宗和法相宗，而玄奘之学是“真佛学”，是一种“无宗派佛学”，因此，“佛所说法一切皆法相”，“说法相即是贯彻佛所说法之全体”，而“今言法相又即贯彻一切佛法之解释与研究”。意思是说，法相大学虽然标名“法相”，但并非专门学习和研究法相宗一宗之学，而是对一切佛法都要进行学习和研究，因为法相之学，本身就包括了佛所说法的全体。
　　此外，吕澄还对为什么要办法相大学作了说明。他指出：“我国佛法自奘师一系中绝以来，正统沉沦，经千余载。其间虽有净、密、台、禅之继起而盛，然于佛法精神背驰日远，无容讳言。吾侪大师（指欧阳竟无）苦心提倡，历十余年，卒在今日于佛法基础上立法相幢，慧日曙光，重睹一线。诸君认识既真，应不迟疑，应知提倡佛法实唯法相一途，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以上引文均见《内学》第二辑）这就是说，为了使纯正的佛法普遍地重现于世间，所以创办了法相大学。
　　法相大学在吕澄等人的努力下，一时间办得有声有色。当时除固定的学员外，前来旁听的人也很多。据有关资料记载，每逢一些知名人士在法相大学讲课时，许多本来不是法相大学的学员，也都纷纷前来旁听。如欧阳竟无在法相大学讲唯识学时，四方学者闻风而来，每次都是座无虚席，连梁启超等一些知名人士，也是每次必到，于此可见当时法相大学的一斑盛况。
　　由于种种原因，支那内学院所办的法相大学，只存在了二年多时间，在一九二七年间就停办了。但在这二年多的时间里，也培养出一批对法相唯识之学有一定造诣的佛学人才。这些人后来分散到各地，对推动近代唯识学之研究，起了一定的作用。法相大学停办后，在支那内学院就学的，只剩下十七人。于是内学院的研学组织也有所变动，取消了法相大学部，保留了问学部和研究部。学员的学习方式也有改变，不再采用上课由教师讲演的方式，而是由学员自学，教师作指导。
　　在法相大学停办后的十余年间，吕澄除用学员自学、教师指导的方式培养一批佛学人才外，还通过编辑《藏要》，让所有参加工作人员，在“边看边学”中逐步提高研究佛学的能力。后来的事实证明，通过编辑《藏要》三辑，确实培养出能够独立整理佛教文献的人才。
　　四、吕澄在蜀院时期对佛教人才的培养
　　一九三七年，日军入侵，支那内学院被迫由南京迁至四川江津，设立蜀院。其时因战事紧张，人心不定，加上经济匮乏，院址规模缩小，而内学院的人员也流动很大，有的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有的离院另就他业，留下的研究人员大为减少，学员中留下继续学习的已没有几人。在这种情况下，欧阳竟无和吕澄等仍勉力维持，继续聚众讲学。一九四三年，欧阳竟无病逝后，吕澄继承其遗志，继续聚众讲学不辍。
　　支那内学院在四川江津办理蜀院，前后十余年。在此期间，内学院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法是通过撰写佛学著述，向大众宣讲，以提高听众的佛学水平。因为在蜀院时期，欧阳竟无和吕澄等人的佛学研究不仅没有停顿，而且作出了较大的成绩。其中，欧阳竟无先后撰有《方便般若读》、《五分般若读》、《内学院院训释》等，以“顿境渐行”之论，五科次第，立院学大纲。后又著《心经读》，发挥“真幻一味”之旨，被称为是“最后精致之作”。吕澄在蜀院所撰的著作也特别多，主要有《佛学分科及其传承》、《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金刚经三义》、《楞伽观妄义》、《百字论释》、《禅学述原》、《谈真如》、《谈“学”与“人之自觉”》、《玄奘法师之生平及其学说》、《佛法与世间》、《法界释义》、《佛性义》、《种性义》、《小乘异部之起源》、《佛灭年代异（新）说辨》等。欧阳竟无和吕澄所撰的以上这些著述，绝大部分都在内学院蜀院的各种场合公开讲演过。而吕澄的一些著述，在欧阳竟无逝世后所组织的院友会上继续作了讲演。
　　从以上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内学院蜀院在培养人才的方法上，与过去已有所不同，主要是欧阳竟无和吕澄率领一批研究人员，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向院内全体人员及一些已经离院的院友作公开讲演，传授佛学知识，提高他们的佛学造诣和文化素养。这种方法比起支那内学院在南京办理法相大学，培养法相唯识人才的那种盛况来，当然是要差一些。但在当时国难当头，人心不定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样，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支那内学院在蜀院期间，还是培养了不少佛学人才。后来，应吕澄之约，长期追随在吕澄身边，协助吕澄整理《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两部著作，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的谈壮飞，就是在内学院蜀院时期培养出来的佛学研究人才。
　　吕澄在内学院蜀院时期，除了通过聚众讲学和通过研究佛学来继续培养佛学人才之外，其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为创立“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作了巨大的努力，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九四三年九月，吕澄在内学院蜀院撰著了〈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一文。同年十月，将此文向大家作了讲演，详细阐释了〈讲习纲要〉的内容。后来又整理成〈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讲记〉一文发表。吕澄在讲到建立“佛学五科”讲习体系的宗旨时说：建立佛学五科，“意在直指精微，以阶深造，故编次群书，三周区别。周各以一要义贯通，反覆研寻，历三五载亦可入于道矣。”这个体系是在玄奘、义净所传印度那烂陀寺佛学六科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它既继承了那烂陀寺讲习佛学的传统，也结合了中国佛学流传的实际情况，有所创新。
　　早在一九三八年，吕澄就对印度那烂陀寺学习佛学的规模、分科及其次第等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佛学六科的次第是：“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在他看来，欲通佛学大纲，必须完备上述六科。而此六科诵读，当遵玄奘、义净所传，步西方（印度）本来学法次第，研读各科根本典籍，始可言学之发轫。但到一九四三年，在他建立内学院讲习体系时，即将印度的“佛学六科”，改为“佛学五科”，科别有所调整，次第也有所变动，而且“编次群书，三周区别”，即编定五十部书，分三阶段进行。可见他并没有墨守玄奘、义净之成规，完全步印度那烂陀寺讲习体系之后尘，而是有所继承，有所发展的。他所提出的内学院“佛学五科”的次第是：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这与印度那烂陀寺“佛学六科”相较，少了“因明”、“中观”两科，增加了“涅槃”一科。
　　内学院“佛学五科”在讲习方法上和步骤上，已不像印度那烂陀寺寺学那样，学完一科再学一科，而是分三周（三阶段）进行，由浅入深。每周五科俱全，各以一要义贯通。第一周以“心性本寂”为中心主题，被称为“知本”之学；第二周以“转依”为中心主题，被称为“正宗”之学；第三周以“一法界”为中心主题，被称为“终鹄”之学或“究竟”之学。三个阶段讲习五十部书，第一阶段讲十二部书，第二、第三阶段各讲十九部。这些书均由内学院选择、编定，其中有《藏要》本，院刊稿本、院刻本、院刻会译本、院编稿本和院刻合释本等。讲习期限为三至五年。吕澄指出：“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这和过去判教之说完全不同，（以上引文均见《吕澄佛学论著选集》卷二〈内院佛学五科讲习纲要〉。事实也确是如此。我国唐代以来建立的各个宗派，虽然也各有佛学的讲习和传承，但门户之见颇深，没有一个宗派能发扬那烂陀寺那样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学风，也没有一个寺院能建立起一个以全体佛学来分科的讲习体系。近代以来，各地办有不少佛学院，其中著名的如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虽注意到了打破一宗一派的界限，分设各门课程，但也未见有以佛学全体来分科的教学制度。吕澄在内学院能从佛学全体著眼，不拘一宗一派，建成佛学五科体系，使研习佛学的规模趋于完整，这在中国佛教教育史上可说是一大创举。不过，由于当时正值抗战之际，内学院规模缩小，这一“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在当时并没有能够完全实施。但是，它作为一种精神财富，直至今日，对我们建立更为完善的教学规模和制度，仍然有可供借鉴之处。
　　抗战胜利后，吕澄曾约同道数人，多方奔走，想将内学院迁回南京，以便继承欧阳竟无的遗志，设立佛教大学，继续培养佛学人才。同时还想建译场，编印《精刻大藏经》，沟通世界各地佛教文化等。但终因条件不备，力不从心，未能成为事实。据不完全统计，支那内学院从一九二二年成立以来，包括后来在重庆建立的蜀院，先后在院学习过的共有数百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在佛学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五、吕澄在五十年代对佛教人才的培养
　　一九四九年，在四川重庆的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澄继续担任院长，聚众讲学，从事佛学研究。当时尚有研究人员和学员约二十余人，吕澄领导他们边研究、边学习，定期作佛学讲演，情况良好。不久，土改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内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学员，纷纷响应号召，参加土改工作队，下农村参加土改运动，于是院内的研究工作和讲学活动，全部趋于停顿状态。随著时间的推移，内学院的研究人员和学员，绝大部分都没有回到内学院，其中大多数参加了革命工作，分配到其他单位，也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吕澄鉴于当时的中国内学院已经是名存实亡，于是召开了内学院董事会议，共同商讨内学院今后的去向问题。经过院董事们的慎重研究和讨论，最后决议自动停办。于是，中国支那内学院于一九五二年停办，所有房屋、家具、图书等，都移交给当地的文教部门，吕澄也回到了南京金陵刻经处。
　　从一九五三年起，吕澄被中国佛教协会推举为常务理事（后来任名誉理事），同时任中国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又出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这时候的吕澄，主要在中国佛学院和哲学研究所通过讲演佛学，向佛学院的学僧和哲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传授佛学知识，提高他们的佛学水平。
　　一九五五年，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要求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和合作。当时周恩来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托，要中国为他们的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部分的佛教条目。周恩来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接受这个任务后，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吕澄担任副主任委员，具体负责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为了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吕澄以南京金陵刻经处为据点，约请了一部分专职编撰人员，撰写佛教百科全书条目，如游侠、李安、田光烈等，都是在金陵刻经处的佛教百科全书专职撰写条目的人员。吕澄通过指导撰写条目的方式，向他们讲演佛学，传授佛学知识，从撰写体例到如何搜集资料，都给予详尽的指导。初稿撰成后，又通过审稿的方式，指导撰写人员进行修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游侠、李安、田光烈等，也是吕澄所培养出来的佛学人才，他们后来在佛学研究中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六、吕澄在佛学研究班对佛学人才的培养
　　吕澄一生都十分重视对佛学人才的培养，直至晚年，仍不改初衷，念念不忘培养佛学研究事业的接班人。大约是一九六零年光景，吕澄去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参加学部委员会议，刚巧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党委书记李培南同住一室。两人一见如故，相互交谈培养研究人才的问题，十分投机。当时，吕澄流露出面对佛学人才的奇缺，担心后继无人，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培养几名佛学研究生，以便将佛学研究的事业继承下去。李培南听了他所讲的愿望以后，深表赞同。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佛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懂得佛学，就不可能作好中国哲学史研究。为此，李培南和吕澄就将此事向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负责人潘梓年作了汇报，并提出拟在南京举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研究班，由吕澄具体负责教学工作。这一建议，很快就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同意，并著手进行招生。当时，佛学研究班曾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别向北京、上海、内蒙古、西藏等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文科大学发出通知，请他们推荐学员。时西藏有关单位推荐了一名学员前来研究班学习，因该学员汉语不够熟练，吕澄讲课内容，他听不大懂，故未被录取。最后由北京、上海和内蒙古的有关单位，各推荐了一名学员前来研究班学习，他们是内蒙古大学的杜继文、北京哲学研究所的张春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高振农。
　　在南京举办的佛学研究班，挂靠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吕澄为唯一的一位专职教师，主要讲授《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二门课程。当时，吕澄完全沿用原来支那内学院的一套教学方法，没有现成的讲义或讲稿，由吕澄讲述，学员们作笔记。吕澄对学员十分严格，学员们所作笔记，课后要加以整理、誊清，然后交还吕澄修改，丝毫不得马虎。当时的三名学员，都是大学毕业生，对于吕澄的这一套教学方法，记笔记、整理、批改等，很不习惯，认为这是教育中学生的方法。三位学员曾经向负责研究班的潘梓年联名写信，要求改变这种教学方法。
　　记得潘梓年曾专门为此到南京来了一次，找我们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老师的讲课，好比是导游对游人所作的指点和讲解，其作用是指导游人如何参观名胜古迹，至于对名胜古迹的深入了解，主要靠游人自己去研究、探讨。意思是说，老师的讲课，也只是起一种领路、入门的作用，真正的学习，全靠自己的努力钻研。三位学员听后深受启发，于是安心听受吕澄的讲述，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整理、批改。后来吕澄将他对三位学员所讲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的讲课笔记，加以整理补充，于一九七九年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收入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吕澄佛教论著选集》。
　　在佛学研究班，吕澄除了讲授“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外，还讲授了“正觉与出离”、“缘起与实相”、“观行与转依”等有关佛学概论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讲授了《因明入正理论》一书和讲解了几部佛教经论，如《百法明门论》、《成唯识论》和《维摩诘经》等，指定必读的佛教论书，有《俱舍论》和《瑜伽师地论》等。
　　五年制的佛学研究班，实际的教学时间只有三年多。而学员杜继文随吕澄学习了二年多即自动离去。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学员都到句容县农村参加运动。这样，佛学研究班也就在一九六五年结束。吕澄在佛学研究班讲了四年多的佛学，除了三名正式学员外，游侠、李安、田光烈三人也参加旁听。吕澄的身教、言教使三位学员深受教益，终身受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位学员都回到自已的研究工作岗位。其中，杜继文后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度出任所长，在佛学研究上成果累累。张春波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佛学，并招收研究生，传授佛学。惜好景不常，不久即因病早逝。高振农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先在哲学研究所，后入宗教研究所，一直专门研究佛教，先后撰有十多本专著，发表了九十余篇佛学论文，退休后仍发挥余热，担任上海佛学院副院长。
　　吕澄先生已于一九八九年病逝，但他生前培养佛学研究人才的愿望已得到实现。他在佛学研究班所培养出来的三名佛学研究生，个个都是毕生从事佛学研究的，而且都在佛学研究上有所成就。由三位学员培养出来的佛学研究生，已有数十名之多，这些人现在也均已成为佛学研究中的骨干力量。
　　总起来说，吕澄一生培养了许多佛学研究人才，其中虽然有的已改行另就他业，但也有一部分仍然从事佛学研究工作。他在佛学研究班所培养出来的三名佛学研究生，却始终如一地以佛学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并在佛学研究领域里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所以，吕澄对佛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可以说是“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