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何总是“临难拜佛”

雍正为何总是“临难拜佛”
　　作者：王俊中
　　从超越二月河到回归二月河
　　雍和宫的碑文：乾隆帝对雍正信佛的吐露
　　雍正性格的特点和信仰佛教的契机
　　即位以后：疑云密布与由佛转儒
　　积劳的愤怒：以佛教作为向“夷夏之防”宣战的武器
　　为何雍正到去世前三年，才展开提倡佛教修行的政策？
　　从超越二月河到回归二月河
　　若您先读过二月河的原著小说，再来看“雍正王朝”的连续剧，可能会为此剧拍摄过程的逼真、严谨而赞不绝口；但是若您先看此剧，再来翻读小说，可能不免会稍感失望，因为如果这部电视剧将我们带到一个相当写实而考究的历史场景中，则二月河的文字，却又太嫌带有稗官野史的色彩了（我说的是原著版的小说，而不是后来出版的电视剧的剧本喔！）如果你不相信，只要你翻到二月河小说最后，看看他是如何处理雍正“驾崩”这挡事，再来回忆一下这出剧的最后一集，就可以了解，电视剧完全是依照有史实根据的原因（积劳成疾与多服道教丹药）来拍摄的，而小说撰写雍正的死亡方式，让人觉得似乎不是在篇前描述的雍正性格，所会作出来的事。
　　在此讲了这么多，只是要提醒您，“雍正王朝”这部剧是由二月河原著改编的，但请别忘了“改编”两个字，因为电视剧本与小说在许多地方真的很不一样。如果各位细看两者处理孙嘉诚（就是那个其貌不扬的原版进士，因为长的丑，考官硬是将他拉后几名。他个性憨直不驯，后来为了新铸雍正铜钱的铜比率和其长官杠上了）和乔引娣（正史找不到此女名字，小说中却成为雍正晚年最爱的女子）的部分，就可以了解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尽相同的产物。
　　但是这么说，并不是说二月河的小说一无是处，“雍正王朝”是影视版本，有集数限制，自然不能像小说那样有空间可交待复杂的历史。于是，在“选择性接受”的过程中，许多雍正的个性和嗜好，就在剧本中被轻描淡写的处理掉了。譬如说，我们在剧中看到好多次雍正遇到纠缠难解的事时，就会到佛像前捻香祈祷（如在要砍当朝大儒李黻的头时，就是如此），或默然、或念念有词；也有几次，雍正说：“朕是信佛的”这样的话。但是，雍正和佛教有何渊源，电视剧处理得就有些语焉不详了，这时我们若翻开小说，反尔较能得知雍正信佛是自藩邸时期就开始的，这时，看小说，可以补充看影带看得“雾煞煞”的地方，而有“相得益彰”的效果。
　　然而，二月河毕竟只是小说家，而不是史学家，许多地方，他强调的是“故事情节”，强调其中的谋略性和紧凑性，而不是其背后的原因，当然对前因后果做深入的解释，更不是小说家的工作了。以下，我们就根据史料，来尝试对雍正信佛教的因缘，来细说从头！
　　雍和宫的碑文：乾隆帝对雍正信佛的吐露
　　要了解雍正的信仰，当然自他身旁亲近的人比较容易透露出一二，我们就来看看他最钟爱的第四子：弘历，也就是继任者乾隆帝怎么说？
　　乾隆九年，乾隆帝为不使乃父当年的藩邸旧宅日久荒烟聊寞，乃将雍正在亲王时代的府邸──“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从此之后，这座原本便具有皇室气象的建筑群一变而为汉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写境祇林，庄严法治”，“香幢宝网，夕呗晨钟”。乾隆帝在瞻仰留止，缅忆过庭之余，写下了这样的碑文：
　　我皇考向究宗乘，涅槃三昧，成无上正等正觉。施恰万有，泽流尘劫，帝释能仁，现真实相，群生托命，于是焉在....
　　雍正好佛，在他的诗集，起居注，实录，谕旨中处处可证，但乾隆说他“涅槃三昧，成无上正等正觉”，乃至于“群生托命，于是焉在”，所形容的已不是一个好佛的皇帝了，更像是在赞许一位开悟得果的佛菩萨。乾隆碑文反映出的雍正帝，他与佛教，是出于怎样的因缘？
　　事实上，《卍续藏经》中收有雍正自己的佛学作品，即《御选语录》和《拣魔辨异录》。在几篇御制序文中，雍正坦言自己少年时代便对禅宗有很深的领悟，到了晚年，为“报佛祖深恩”，乃不辞话堕，亲动御笔，“竭力为宗门一番整顿”，“使如来正教有振兴之象，是则朕之深愿”。可见雍正对佛教的涉入远不同于一般信佛的皇帝，他是真的有实修经验的君王，而不只是附庸风雅。由于在雍正的作品里反映出清初宗教背景和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复杂考量，为了对这一段史事有较深的了解，我们必须先对清初的政教背景稍略做一番考察：
　　清人原国名为“后金”，发迹于东北建州女真，至雍正帝时已入关三代，约八十年时间。满洲人传统的信仰是一种类似于无所不在的精灵崇拜之萨满教(Shamanism)，无论山川湖泊、野兽草木，都有具力量的精灵，可为人的朋友，或为人的对头，崇祀的方式就是依赖巫师被精灵附身，来镇厌地方小灵，或为人卜兆祸福。因西藏佛教在1578年即透过漠南蒙古传播到喀尔喀、卫拉特各盟部，满洲人与蒙古各部接触之后，也逐渐有西藏、蒙古喇嘛来到后金，受到供养。由于满人原本的文化不高，他们一直亟亟吸收外族的文化，然而相对于外族如口袋般将他们包夹在中间，而产生孤立感，满人对于外来文化多少有种防范之心，至少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满洲人对于佛教和喇嘛们，一直保持著「信而不佞”的态度。
　　等到顺治帝以异族帝王的身份入主中国，满族以极少数的人口，统治著广大的中原汉人，对于政教考量，乃面临了新的情境。对于边区的蒙，藏等族，清廷继续拢络格鲁派(dge-lugs-pa，如达赖，班禅，嘉木样)等喇嘛高僧，以图示好。但在汉地，除了最初与土地、逃人与雉发有关的政策，清初可说是完全承袭了明代的制度。即是说，清廷仍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君臣政治背后的支柱，至于佛道两教，就只能是在旁辅助皇帝教化臣民的力量，不能成为太外显，太积极的主力。如果说顺治皇帝师事临济宗禅僧玉林通琇、木陈道忞代表的是保留部分满洲崇僧的夙习，那么遵循儒家的理想，贯彻“道统”与“治统”合一的代表，就非康熙皇帝莫属了。康熙在位时间，致力勤奋于究理儒家经典，当朝施政不问钜细，恒以百姓生计为怀，早年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吏治清明，个性又谦德逊让，坚辞臣民对其“封禅”，“立碑”等好大喜功之请。当代为官的士大夫，不论其种族是汉人、蒙古人还是满人，多有“遭逢盛世之幸”，连反清大儒黄宗羲对康熙也不禁赞叹：“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可见崇儒政策对士大夫心理上的拢络效果。
　　既然康熙帝如此勤勤恳恳地建立起“儒家圣君”的形象，一时打破了满汉的畛域之见。那么我们要问道，在康熙朝儒风煦煦之世，康熙的第四子雍正，是如何进入佛门堂奥？
　　雍正性格的特点和信仰佛教的契机
　　雍正帝，原名爱新觉罗?胤祯。这名康熙帝的第四子在少年时代便与其他的阿哥们表现得不同，他的性格显得沉静内敛，寡少交游，少和其他的皇子们结党，也少与他们起争执。待赐封亲王后，朝廷在今雍和宫址赐予宅第一所，这栋藩邸的左近有一座柏林寺，寺院园林和建筑幽深清净，正投合雍亲王好静的个性，于是柏林寺就成了四阿哥经常拜访、消闲的地方。在《御制文集》里可以见到如“庙堂不系偷闲客，得向宗门举话端”的诗句。可见雍正到寺院不只“偷闲”，也讨教佛学。
　　雍正帝到了晚年对自己的佛学造诣十分自负，他自称“实深尝上乘圆顿甘露之味”，并且“于性宗之旨，实有深悟”。以雍正直率的个性来说，他是真的认为自己有几分佛学底子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柏林寺虽是由一名汉人僧侣住持迦陵性音，但是雍正所亟亟不忘，为其修悟印可的“恩师”，却是康熙晚年赐封的国师（满清通朝只有一位“国师”），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喇嘛章嘉呼图克图，这位章嘉二世的修行道场位于青海的塔尔寺，正是后来年羹尧与罗卜藏丹津作战的必争之地。
　　康熙帝到了晚年，因与次子胤礽间的细故，废去他太子之位，未料从此造成众多阿哥、贝勒竞相争夺储位，铸成父子间难以解开、欲解还纷的纠葛。康熙五十一年，当其他皇子皆为夺储而笼络人心，积极布局之际，胤祯此时却独树一格地悄然加入打七僧人的行列，在香烟蒲团之间精进地修行，且他修行得很认真，绝不因为身为贝勒而要走捷径。依日后雍正自己的回忆（见《御选语录》），他花下漫长一年功夫，在章嘉的指点下，逐一突破“初关”、“重关”和“末关”三关，证得“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得大自在”，而“庆快平生”。多数的史家皆认为，雍正在政局最扑朔迷离之际，却自称参与禅修活动，乃是玩弄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试图掩饰其欲夺储的企图。但若从另一方面思考，不可否认地，当时的胤祯既未受宠于康熙帝，论及财力、人力，功业，也无特殊表现的实力。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随时可能发生“今日兄弟，明日君臣”的事情，获胜亦此时，惨败亦在此时，每位年长的亲王贝勒无不致力为自己的未来谋求各种出路：进，可以被策封王储，交结势力，成一党派，打击对手；退，也要有全身而退的计谋，以避免日后新皇登基，成为被打压的对象。胤祯在禅门接受心智锻炼，获得一个冷眼旁观世局的机会，这是符合他冷静、仔细的个性的。或许他想要藉著佛门的清净之地，重新整理“是进；是退”的纠杂思绪，以为日后的出路作出成熟的考虑。
　　但是，显然“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并没有淡化他积极向外做出有“分别心”的名位追求，止息他对最高权力觊觎之心。在这个“一旦未获得，就等于一无所有”的关键时刻里，我们也不用为他争位争得难看而要对之嘲笑，因为这真可说是兄弟间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对于一个有企图心的人来说，是不会放弃最后一线机会的。最后，这位被章嘉二世认证“开悟”后的雍亲王胤祯，九年之后，明显地在某种事前运作和安排下，调节内（隆科多）外（年羹尧）因缘，预防竞争对手有反扑的机会，稳稳当当地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任皇帝。
　　即位以后：疑云密布与由佛转儒
　　康熙末年，诸亲王、贝勒中的有钱、有人脉及有势者，或拉拢督抚大臣（八阿哥），或汲汲结贤养仕（三阿哥），或赴边疆立汗马功劳（十四阿哥），无不阐竭心力地为己培养声望，找到支持的班底，以备来日隆登皇基。但其结果，却是由好参禅的四阿哥继承帝位，胤祯“窃诏夺位”之说在即位初期就不胫而走，北京城内疑云满布。
　　胤祯，这时当称为雍正，当然察觉到即位后四周向他投射过来充满敌意的眼光，他必须要在大事上积极有所表现，来证明自己继承了能干的父亲留下来的大帝国。为了延续康熙作为“圣君”的文化／政治形象，雍正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追封孔子五代子嗣以王爵。与明朝世宗动辄褫夺孔子王号之举相较起来，雍正这名满洲皇帝显然要表现出比汉人君主更加尊重“孔圣人”的形象。另外，同样有象征意义的是，雍正四年，在孔庙献祭时，雍正帝竟然跪拜在孔子“至圣先师”的木主前，且事后告诉一旁的官员：“若在孔庙立献，朕心不安。”这些在在说明著，雍正要让所有的满朝官员了解，这位新皇帝已将自己规范为宋明儒学道统论的政治传人，面临当道的程朱派官僚对佛教的一贯敌意，即使在藩邸时期曾偏好禅宗，喜打禅语，雍正在即位后在表现上也必须加以收敛。
　　我们不当忘记，经过数十年皇子的生涯，雍正即位时年龄已四十五岁了，这位多年侧身于兄弟阋墙之间，冷眼旁观，稍有参与的皇子，终于有机会可以立于台面，一展多年抱负，这种心情大约是既兴奋、又期待，又有戒慎恐惧之感的。方即位时，他以“雍正改元，政治一新”这个亮眼的的口号自我期许。并且身体力行地早晚理政，令许多旧臣都吃不消。“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更令人吃惊的，是所谓“朱批谕旨”，凡看过康熙帝奏章的人都了解，即使是康熙这么一位公认英明的皇帝，他批阅的奏章经常是很简略的，有时候用“知道了”三个字，就表示皇帝看过奏折，但对于奏章内容不表同意，或者是因财政困难，目前缺乏经费著手所提事项。但是雍正的“朱批谕旨”的份量却经常是康熙帝的好几倍，“每折手批数十言，且有多至千言者”，有时份量和原文一样，甚至更多。这在中国历来君主亲自的工作量来说，确实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雍正帝的勤政，加上为紧盯著工作进度，不得放水，雍正让各级地方官员都可以直接上奏，披露地方密闻，“朱批谕旨”乃逐渐变成皇帝控制臣僚言行的一种统治工具，雍正帝个人的意志，透过朱批，得以贯彻到大清国内各个省县，让地方官员深畏且惧。所以，康熙朝晚年因为皇室争储，导致的中央宽弛，地方欠饷经年不还的政风，在雍正帝的肃整下，乃一变而为中央政策一旦颁布，就在地方透过督抚（如田文镜、李卫等）而雷厉执行，全国政事，在赋役(治以摊丁入地)、吏治(治以养廉银、改土归流)以及士人特权（治以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等原本积习难改的项目，在短短几年内都得到合理而有效的改革。雍正九年，成立军机处，取代内阁的票拟权，军国大事先经军机大臣商议，最后归皇帝指示。古代中国帝国时代的财政权、军事权、人事权、外交权等都抓在君主手里，专制皇权至此到达最高峰。这点连坐拥兵权的督抚将帅，都无有对抗的筹码，诸位只要看到当年雍正虽然苛扣全国各省的赋税， 乃至百官，甚至皇帝自己的薪饷，来养活陕甘总督年羹尧数十万兵马在青海与蒙古和硕特部的罗卜藏丹津作战，但是待到年羹尧凯旋归京后，不旋踵就因态度傲慢跋扈，妄自尊大，被雍正帝一贬二贬，成为杭州一名无足轻重的小把总（连长、排长之流），最后被迫令自杀这件事来看，就知道在雍正布下的以他为中心的天罗地网中，就算是甫立彪炳军功的西北大将军，亦无任何抗衡之力。
　　雍正在即位后的十年内没有留下什么与佛教有关的记载，因为身为帝王，他倾心于实际政制的改造时，依他自己自己的话，就是“佛氏见性之学，与世无涉”。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兹兹亟亟地防范著如何摆脱民间与相当多的大臣对他阴谋夺位的质疑，在这样的氛围中他极怕再有人说他“崇尚佛教，轻视政事”，如就有臣子沈近思对他所说的“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当这话说毕，雍正帝脸色一改，沉思良久，可见他心中存在著矛盾和压力。他自称在位后“十年不见一僧，未尝涉及禅之一字”，这当然是一种避嫌的讲法，譬如说他宠爱的文觉法师盛传参与著处理年羹尧、隆科多的大案子，且文觉的轿子到江南时，地方官甚至有行跪拜礼者，不是冲著皇帝的面子，清朝的官员哪朝有对出家人如此降尊纡贵的呢?而他多次向臣子们声称宫廷没有僧侣行走，但是若真的没有，为何雍正帝要煞有介事地一再澄清呢？
　　雍正即位的最初十年，康熙帝圣君仁政的形象，和历朝留下的重儒尊孔的政策，和必须与协理政事者，即满朝的儒臣妥协，都成为雍正帝必须去认真面对，继志述事的政治资产，有时也是他背负的沉重包袱。但是，到了雍正帝在位的最后三年，情势突然回光返照，雍正不但参与了前朝的禅宗门派的教义之争，而且还亲自在宫廷之内开讲“当今法会”，宛若当世活佛般指导王公大臣开悟见性。前后截然的转变，直可说是判若两人。
　　积劳的愤怒：以佛教作为向“夷夏之防”宣战的武器
　　雍正十一年，雍正帝突然打破多年来对佛教的沉默，仿造禅师的对话体著作，编辑了一部书，书名作《御选语录》，在该书〈后序〉中，雍正透露了编辑之旨在于“今见去圣日远，宗风扫地，正法眼藏，垂绝如线，又不忍当朕之世而听其滔滔日下也”，所以要“不辞话堕，竭力为宗门一番整顿....使如来正教有振兴之象，是则朕之深愿。”雍正竟然想要以帝王的九五之尊，来推动全国佛教的复兴，比较雍正前十年的政策，显得此事甚为可异。
　　若追本溯源，整个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雍正帝在重读晚明临济禅僧密云圆悟与弟子汉月法藏教义之争的著作，对法藏之说极感不满。法藏引本生经系，言世尊出生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言“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一段，以“我”为极则；又立一“○相”为诸佛的根源，自“○相”流出禅宗的五家宗旨，据此，法藏否认乃师圆悟依照传统禅宗教人的“棒喝作用”。如此的说法，自然与佛教般若思想的“实相无相”，和《涅槃经》的“妙心之旨”有所差距，如此而言，法藏的确不能说是具有经典或传统依据的出家僧侣了。雍正在著作中不但指斥法藏之说为“魔说”，还不厌其烦地摘出法藏语录八十多条，逐条辩难，著成《拣魔辨异录》。但令人好奇的是，雍正在进行“辟魔”之时，圆悟与法藏这两位僧侣已经去世将近百年之久，雍正即使要当这场僧争的裁决者，为何他要选择这段百年公案？
　　敏感的史家不难发现，密云圆悟的两位弟子：玉林通琇和木陈道忞，正是顺治朝皇帝的宫廷僧师；而另一方面，为汉月法藏撰写墓志塔铭的，却是有名的反清大儒黄宗羲。僧诤虽起于明末，但在明清鼎革之际，两派僧侣对待新朝的政治立场，似乎也和宗教立场一般呈现对立。明清之际，为避免“雉发令”如在身体烙印般的耻辱，剃掉全部的头发，到庙里去充当和尚的读书人很多，当时有个名称，叫做“逃禅”。汉月法藏原本即出身儒生，读书人信佛，极容易惯性地将以前所学的经书、子书来解释佛经，这在佛教称作“所知障”。法藏立一“○相”来标宗，大约取于宋易之“太极”；以“我”为究竟，可以推及出自阳明学中“良知说”的末流，这些说法原本就为士人所习，故“逃禅”之人率多投入汉月门下。这些士人多半无心学佛，反而心存“反清复明”之望，在康熙盛世后，仍然存有相当的仇满思想，雍正亲自运用禅学知识，指责法藏之说非佛教，再令地方督抚削去法藏的支派，永不复入祖庭，乃是利用宗教的内在的“正统之争”，将这批暗图反满的儒家化的僧侣驱逐出寺庙的庇荫，而且，是具有宗教经典和传统之合法性的。
　　当然，以雍正思虑之缜密，这场斗争当然未告一段落，还有续集。在“辟魔”之后未久，雍正连连颁布谕旨，开始他明目张胆的“振兴佛教”计画。首先，针对那些反佛的儒家官僚，雍正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指三教的差别只在形迹，若论及性理，则三教同归于求善，只是重点有异：佛氏治心，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三者并行不悖。此篇谕旨之末，雍正还责令有地方责任的文武官员，加意护持出家修行人，以成“大公同善之治”。维护佛道的立场极为明显。
　　再者，雍正藉由另一篇谕旨，分析禅宗“衰于今日”的原因，乃因 (1).唐季以后，古德垂示，流布海外，近代宗徒，动辄拾取他人涕唾，作自己法语，诳惑众生。(2).天下宗徒透得向上一关，为一大事勇猛精进者罕有其人。(3).以宗派各立门户，横分畛域，各守封疆。(4).近世以呵佛骂祖为宗风，如家之逆子，国之逆臣，忤逆之至。在这情况下，雍正既然“亲履道场”，“曾尝上乘法味”，怎可以不广宣“大觉法王之正令”？于是，这位近世中最“专权”的君王乃披上长长的法袍，一变而为在圆明园开讲法会的大宗师了（事实上，公开说法的“法会”只有佛才有资格召开，“法”这个字，梵文作Dharma，就是佛语）。授法的弟子，包括宝亲王弘历(后乾隆帝)，内阁大学士鄂尔泰、内阁大学士张廷玉等当朝重要的皇亲大臣。这些天家贵胄们在当今法王：雍正帝的稍加拨点下，居然有八人因此而“洞明心性”，“开悟本来”，这点岂非证明了雍正的“当今法会”确实为“正法眼藏”（佛教中最明白正确的知见），而雍正帝引人开悟的传法功夫亦非高人一等？
　　于是，雍正帝再下谕旨，愿召见有精进修持的各刹住持，“朕自以佛法接之，实蹋三关，知见超越者，朕必褒赐禅师之号”，倘若犹未开悟的呢，则应当要发愿努力，“立雪不寒，断臂无痛，自然黑漆桶拦空扑破，那时方省得朕此一番话堕，无量慈悲!”在国史上少见的帝王担任开悟见证者的场景，在雍正帝在位最后三年，于神州大地神秘地展开了，天下禅徒印可开悟的决定权，乃从自己的师父，转而变成当今皇帝了。雍正皇帝在位最后三年，成为全国僧徒修行的最终认可人。
　　接下来的政策更加精彩，雍正摹仿儒家系统，将“先圣先贤”列祀学宫、孔庙，下令天下丛林，将佛教历来大德设位于寺堂，朝夕供养。雍正十三年，依明朝北藏本，开刻《大藏经》，是为《龙藏》的始刻，这部藏经一直到他儿子乾隆时才刻印完成，可见工程之浩大。一直到雍正去世前数月，他依然谆谆颁下御旨，告诫佛教信徒要“自性自度”，亟亟以“佛祖慧命”为念。在某种意义来说，雍正对于复兴当代佛教，也算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为何雍正到去世前三年，才展开提倡佛教修行的政策？
　　在中古时代，帝王不论崇佛或灭佛，率多将“政权”和“神权”结合起来，以为权力稳固的基础。北魏君主藉由云冈石窟表达“君主即为佛”的意思，和北周武帝的“帝王即如来”，梁武帝的“白衣僧正”、“皇帝菩萨”与唐─武周朝则天武后托身弥勒，为“转轮圣王”等，皆是政教关系的利用。但是，详细比较起来，雍正并非这种类型。因为帝王在世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到雍正朝已达到最高峰；另外，雍正也不曾将自己与任何佛菩萨就象征或造像上作一结合。依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系心佛祖慧命”，为“上报佛恩”，而以禅学大宗师的姿态，指导臣民何者为正邪之信，努力去真修实悟。一如他的父亲康熙帝以勤读儒家经典来搏得士大夫们的钦仰，雍正介入佛教事务不只挟著君威，他也一再运用禅宗自身的传统和修行的功力来证明：他佛学造诣的优越不输于高僧大德。到了晚年，雍正确实竭尽帝王之力，为振兴佛教而努力，但是在佛教振兴之后，他却将“教权”和“师恩”全收束在自己一人之手！
　　若综观全局，可以看出事情不如表面上单纯。关键的时间，在雍正十一年。雍正为何到这时，才展开对佛教事务积极的参与和介入呢？我们可以从稍早发生的事件，来找寻线索。
　　雍正十年十二月，清廷结束审讯曾静，吕留良的案子（这点在“雍正王朝”中有一番交代）。已故的儒士吕留良举孔孟经典中的“严夷夏之防”教导门生，老实的曾静买吕著的书，读后大为信受，写信去策动汉人将领岳钟祺反清（冲著他姓岳，认为是岳飞之后），在这批儒生的想法中，认为对付入侵的“夷狄”，即使是孔子，也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信中又列举出雍正“窃诏夺位”，“屠戮兄弟”、“辱死亲娘”等罪状。无疑地，当这封信由岳钟祺交到雍正手里，看在眼中，当深深地碰触到雍正内心中幽处的隐痛。
　　雍正读完信后的心理，应当经过一番暴怒，再来是感觉到委屈，最终他一定在思考著怎样做才是化解问题的长远之计。他决定不杀曾静，因为以他的自信，他相信能以道理将之折服，再利用曾静，作为到江南宣传的“活教材”。于是，他以帝王之尊花下大功夫，将曾静的说辞逐条摘出，一条一条地驳辩，写成了有名的《大义觉迷录》。书中雍正并非全以君威，还加上浓厚的感情，极力为满清君王抱屈。雍正认为种族之分，实属世间无谓之举，辟如中国上古圣王，“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何曾损于圣德？”则今日之人为何厚古薄今哉? 言及自己多年昼夜精勤理政，寡寝少食，却仍然遭受汉地士人的贬抑，雍正以至为沉痛的语气说道：（汉人）“以为中国之君，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此日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段话说出了他认真努力，却毫无好评的倦怠感。
　　儒家“夷夏之防”的观念，乃早在两千年前东周时期即已流行，面对这样的道统，雍正早年积极向儒家示好的心或许真的“日怠”了。他不再顾忌儒家官僚对其喜好佛教的批评，而冀望同受儒家排斥的外来宗教：佛教，能在当今之世有振兴之象。他的作法是深密而全面性的。首先，驱逐那些寄生于佛寺的儒家化僧侣，让佛门纯净；再者，责令地方官员，朝中王公大臣，乃至他的接班人─宝亲王弘历，都能认识佛教，亲身修行，乃至加以护持。另一方面，佛教内部也必须争气，于教内，须出现真实证悟的法门龙象，以修行功夫服众；在制度组织上，则打破历来宗派的畛域之见，仿效儒门的孔庙，建立一套跨越教派的祠祀系统，以为往后的佛徒立下模范，同时为佛教的团结找到一个中心点。
　　倘若这些有根据的推论果真是雍正的规画，那么他却不免操之过急了，因为若因缘未具圆满，则以雍正一人之力，虽强而为之，其终，仍不免要面临难以后继的命运，他本人的不假天年，更加速计划的流产。而雍正帝原本设想周密的设计，只要底下的人阳奉阴违，到后来也未能照他想法作去。如在雍正驾崩后，他指定即位的弘历，即乾隆帝，一意要效法他那位博负众望的祖父康熙，以故，在登基后数月后，便驱除了雍正身旁的全部沙门（据说和雍正死因神秘有关），雍正亲著的《大义觉迷录》也因为种族主题的敏感性而遭到全面禁毁，成为乾隆朝的禁书。乾隆唯一遵从乃父心愿的，只有将雍正在亲王时代的府邸改建为藏传佛教寺庙，并且陆续将雍正末年筹画的《龙藏》校刻付梓。当然，雍正和佛教在宫廷内留下的资料大致上都遭到查检毁去。以故，时至今日，我们也只能由雍和宫的碑文和《龙藏》这部藏经，来对当年雍正帝振兴佛教的一段史视略为凭吊。至于更深入了解雍正与佛教的信仰、政策，还有待未知的新资料的发掘，才能多知道一二。
　　注一?大陆拍摄的连续剧中，为何特别把小说中雍正对佛教的“虔信”轻描淡写，这点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笔者推测，第一、当然是因为大陆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唯物论，不相信有神仙，遑论有佛菩萨。拍摄“雍正王朝”这部戏，很明显其目的要突出一位历史上改革者兹兹亟亟的形象，且要为雍正在清末民初小说中冷血无情，好用“血滴子”来对付政敌的狠角色来翻案，让雍正“做事精严，焚膏继晷理政”的新形象出现，自然这样的形象最好不要和“人民的鸦片”：宗教，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才好；第二、雍正的形象，如果和当今政治人物对照，你说他像谁啊? 呀！您真聪明，不就是当前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大人吗? 朱大人办起改革来，不也是魄力十足，曾经说要订购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污吏，一口留给自己，这股劲头不正像是当年颁旨实施“摊丁入亩”，强迫士大夫放弃特权，要他们“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雍正帝吗。但人家朱大人可没有虔信佛教啊！少提宗教，所以朱镕基看“雍正王朝”，也看得颇带劲的。
　　注二、圆明园在畅春园北，离西直门尚有四十里，原是雍正皇帝未即位前康熙赏赐的园林，此园的名字取得和他佛教法号一样（雍正法号“圆明居士”），雍正生性畏热喜寒，见园东有一大海子，于是下令每年春夏秋三季该园为听政之所。园外分列朝署，内设"光明正大"殿，在正殿东侧又设"勤政亲贤"殿。在即位最后三年，圆明园也成为他开讲“当今法会”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