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居士佛教发展现况述略

云南居士佛教发展现况述略
　　 雷宏安　－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宗教研究室主任?　　居士与僧伽均是佛陀的世间弟子，他们虽有在家与出家的不同，但却都是推促佛教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约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动荡不止，变故多端，致使佛教因遭受种种打击而陷入了极度衰弱的困境中：寺院大批毁坏，文物大量流失，僧尼消声匿迹。目睹此种状况，三宝弟子无不痛心疾首。然而遗憾的是：此种现象竟然又在上世纪中叶再度发生。所幸的是，1989年后，随著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在广大居士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又渐渐恢复了生机。近些年来，学术界出于研究的需要而提出了“居士佛教”的观念，用以肯定广大居士在弘扬佛法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于是，“居士佛教”便同寺僧佛教一样，成了反映佛教兴衰的镜子，映照出许多值得关怀与思考的问题，牵动著大家的心。　　今天，海内外许多悲愿宏深的大德法师，都对大陆的居士佛教顷注著无限的关切。他们正殷切地期待著能有适当的机会，为边疆的佛教事业尽一点慈心。为此，笔者仅将有关云南居士佛教的发展现况及其相关问题，介绍如下，以供时贤参考。应该指出的是，居士佛教并非一个“新的教派”，它和寺僧佛教都是汉传佛教链条上的两个紧密相扣和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因此文中均有涉及。
　　一、云南佛教简介
　　云南是个多民族、多宗教、多邻国的边疆省份。它位于亚洲腹部，东西宽864.9公里，南北长990公里，总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内与西藏、四川、贵州、广西数省接壤；外与缅甸、老挝、越南毗临。境内居住著25种民族的四千二百多万人口。　　由于地缘、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原因，云南佛教在唐、宋、元、明之时都有辉煌的记录。中国佛教的三大派系（即汉传、藏传与南传佛教）都在这里扎下根基；并对汉、藏、白、彝、傣、纳西、普米、阿昌、布依、壮、水等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思想观念、文学艺术、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而，离开了佛教，云南的许多社会历史现象及其文化结构特征都无法说清。但佛教究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传入？则因文献不足成了一个千古之谜。前贤与今人都费过不少心机，努力探索，提出过许多观点。如就传入的时间而言便有“东汉说”、“初唐说”、“中唐说”、“晚唐说”。传入地点则有“中土说”、“西藏说”、“印度说”、“缅甸说”。这些观点虽然分歧较大，但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云南佛教的来源并非是单一性、突发性的，而是多源性和渐进性的。众说相较，还是“初唐说”和“中土说”较为可靠。首先它有一块大唐武周圣历元年（698年）遗留的《王仁求碑》。此碑现为云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在安宁市鸣矣河乡小石桩村葱蒙卧山腹。碑高2.8米，宽1.5米，文34行，共1540字。碑额正面当心雕一佛龛，龛缘作莲花瓣式。龛内雕佛像二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座的莲台上。左释迦，右多宝佛。其次，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载：“唐开元二年，南诏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第三、明人李元阳曾在《崇圣寺重器可宝者记》中提出：“三塔，中塔高入云表，寰宇无匹，旁二塔如翼内向，顶有铁铸记曰：‘大唐贞观尉迟敬德造’。”三塔位于苍山脚下，为南诏国所建，工匠来自内地。而更有力的证据是：1956年8月由费孝通为团长的中央调查团，在大理州凤仪法藏寺中发现的3000余册汉文佛经。这批弥足珍贵的佛经有《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金光明经》等。由此可见，云南佛教确是唐初从中原传入的。经过宋（大理国）、元和明的发展而达到鼎盛阶段。元人郭松年在云南考察时，曾将亲眼所见的真情实况写入《大理行记》之中。他说：“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进，其俗尚浮屠，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明代鸡足山佛教大兴，山中佛寺、精舍、庵堂多达360余处，僧尼约五千人。见于明清云南地方志所载的寺院名称约二千多座。教派有禅、密、净诸宗，而以禅宗的临济正派与曹洞宗的势力为大。清末衰微，民国二、三十年间曾一度中兴。　　二、寺院、僧伽与居士现况
　　据云南省佛教协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99年底，全省共有正式开放的汉传佛教寺院大小约400来座，僧伽600多人，居士20余万，信众100多万。这些数字大体反映了目前的实际状况。应该说明的是，僧伽与居士的数字均处于变动之中，一者因为僧人流动性大，二者因为居士每年都有增减，所以难以精确统计。信众皆分布在境内的十七个地州的上百个县内。
　　目前居士仅有一个公开组织，这就是佛教协会。佛协又分为省、市、县三级，它们在政府同级宗教部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它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职能就是管理好本地的寺院、僧伽和居士。各级佛协内亦可根据本地的情况设立相应的“小组”。如省佛协就有个“护法居士领导小组”，负责管理圆通寺的三千多名居士。组长由德高望重的居士担任，由于人数众多，底下又按东南西北四区分成33个小组，各组均有组长，可以连选连任，也可随时撤换。每位居士都持有特别颁发的“护法证”，规定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共四天为活动日。活动内容有：(1)学习各项宗教政策、法规、条例。(2)参加寺内打七、打普佛、放焰口和佛诞日作法事。(3)听法师讲经说法。(4)配合省市有关部门接待境外来访贵宾。(5)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6)互通法物、互相帮助。(7)组织别的集体活动。其它居士则各自选择关系较好的寺院护法。　　正式批准的居士林全省只有昆明和宣威两处。昆明居士林在五华区螺峰街2号，是省内居士活动开展较活跃的地方。这里虽然面积狭小，仅有殿堂一间、小楼一间，但却办了两个很有特点的学经班和研讨班，规定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天下午活动。“学经班”是专为提高普通居士对佛经信解能力而开的，参加者自由报名，每期两三个月，每人交四、五拾元学费，发个“听课证”。“研讨班”是专为那些文化程度较高，且对佛教文化有研究的居士办的，参加者有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昆明医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昆明理工大学、云南民族学院、昆明师范专科学校、云南省轻工业学校、昆明冶金学校、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日报社、云南省总工会以及省市宗教部门的教师、学生、干部、职工等。事前发通知，每次研讨会均有一位主讲人作某一专题的报告，然后自由发言，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论题涉及到与佛教文化有关的各个领域，如哲学、文学艺术、史学、医学、营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从1989年以来，两班累计办了一百多次，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宣威市居士林在市医院附近，地方不大，他们以经忏为主，专为市区信众及各界人士念经拜忏作佛事。　　三、居士弘法方式
　　居士是支撑佛教文化大厦的重要支柱之一，没有他们，佛教的发展便会受到极大损失。尤其在佛教遭到强烈冲击之后，居士的无私奉献与艰苦努力，对佛教的恢复发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云南居士的弘法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修建寺院。寺院是僧伽修炼的净土和信众朝拜的圣域，云南的绝大多数寺院在“文革”中都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1980年后落实宗教政策时，社会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正宗僧人，个别隐居深山的高僧也是身无分文，毫无经济力量来恢复破烂不堪的庙宇。在此情况下，一批舍财护法的居士们挺身而出，在生活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将牙缝里省下的钱奉献出来，支持寺院修建。例如昆明各大寺院的恢复，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凝聚著广大居士与信众的心血和汗水。圆通寺1984年刚交还佛教界时，已经完全荒废，政府部门虽然拨了一些款项，但绝大多数资金都是由数万居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捐挂的功德，见于石栏杆上雕刻的施主芳名就有1300多人，许多人的名字尚未刻出。盘龙寺的恢复更加如此，这里在“文革”中已被彻底毁坏。1984年晋宁县批准重建时，资金极为困难，“筹建组”在昆明、玉溪、峨山、通海、昆阳、个阳，到处张贴“募资布告”，广大居士闻讯之后无不欢喜踊跃，捐赠了大笔资金，先后将二十多处殿堂重新盖起。　　（二）塑造佛像，添置法物。所有寺院的佛像、壁画、供桌、法器、灯台、花瓶、香炉、多宝塔、帐幔、法幢、匾联、吊挂、拜垫等皆是居士与信众捐资成就。如圆通寺1996年水陆大法会所挂的160多轴佛像画，每轴都由10位居士合资敬绘，仅此一项捐款人就达1600人。　　（三）刻印经书。许多乐施好善的居士都很愿施财助印佛经，或者购买现成经书送人，数量之多，难以统计。常请的经书有《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心经》、《地藏经》等。
　　（四）讲经说法。昆明现有四、五个公开与半公开的讲经点，有一批居士曾在居士林讲过：《佛法概要》、《佛法基础知识》、《金刚经》、《药师经》、《观音经》、《地藏经》、《弥陀经》、《阿难问事佛吉凶经》等，效果不错。尤其是学者们对佛教真理观、宇宙观、善恶观、因缘论、因果论、价值观等思想理论，均予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评价，对佛法的弘扬亦起到积极的作用。
　　（五）讲善书。也是弘扬佛法的有效方式，昆明自清代始就有一批口才很好的盲人靠讲“善书”为生。“善书”即是专门劝人行善积德的佛教故事，共有“七大善书”，即《香山传》、《雪山传》、《祖师传》、《火龙传》、《目连传》、《龙华传》、《破胆传》等。如今能讲的人尚有杨增益、赵永年、陈炳华、邓先生、王先生等健在，每次讲书，听众很多，讲到精彩之处还敲铜磬、打号赞、焚纸、上供，与佛事融为一体。
　　（六）教唱佛歌。音乐在弘扬佛法方面也起不小作用。昆明各大寺院都有广播器材，平时都播放一些佛教音乐。圆通寺有几位师父还教居士唱《赞佛歌》、《三宝歌》。
　　（七）供养僧伽。也是弘法护法的基本方法。广大居士不论贫富，都愿尽力供养僧伽，收入多的人普同供养，定期不定期的把钱送到寺上。居士视师如父母，有的还为病僧出医药费、住院费，给年老僧人送营养品，尽力照料有病僧人。
　　（八）广做佛事。云南居士素有喜作法事和赶庙会的传统。每月初一、十五均要携带香烛供品前往各地寺院烧香拜佛。一年之中庙会极多，如正月初一的弥勒会、二月初十的普贤会、二月十九的观音会、三月十五的龙华会、四月初八的沐佛会、五月十五的二度龙华会、六月十九的观音会、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七月三十的地藏会、八月初一的盘龙祖师会、九月十九的观音会等皆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的盛会。其它时间还有受戒法会、水陆法会、迎佛牙、迎僧王等佛事活动，也是盛况空前、礼仪丰隆、场面壮观，人数众多的。法会的吸引力、感染力与摄化力都是极强的。
　　（九）广结善缘。佛教讲究“缘份”，特重结缘。广大居士各依其力，或者利用法会之机，购买一些吉祥物、念佛珠、小册子、纪念章、佛画片、清凉药之类物品带到寺里散发；或者十个八个互集资金，互相帮助，力行佛祖“众善奉行”之教。居士之间互通有无，共沾法惠，已蔚然成风。
　　四、居士修学方式
　　云南居士的修学方式有如下几种：
　　(一)自学。现在多数居士手中都有一定数量的经书，平时各人在家自学，毅力强者坚持做早晚课，或诵《心经》、《弥陀经》、《无量寿经》，或念八十八佛；精神好的还坚持打坐，日念上万声佛。经中遇有难识之字，便查字典，或问别人。　　（二）互教互学。信解深切纯正的人，有空亦教别人读经。居士互相串门、交流，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三）参加学经班。有的寺院和居士林，不定期的举办层次不同的“学佛班”，如初级班、中级班。初级班为识字不多者开办，中级班为初中高中文化程度者开办。时间二、三个月，有老师教读讲解。参加者年龄不限。
　　（四）听录音带。随著电子技术的发展，佛经录音磁带也大量出现，于是听录音便蔚然成风。许多居士都买了《地藏经》、《观音经》、《弥陀心咒》、《大悲忏仪》、《大乘金刚般若宝忏》、《早晚课》等磁带来听。尤其是电子念佛机问世以后，香港大德居士给云南赠送了数万个〈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圣号的念佛机，广大居士十分喜欢。台湾净空大师的录音带传到云南，更是人所必听，家喻户晓。
　　（五）看录像带与光碟。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很爱买《净影录》、《达摩祖师》、《佛的礼赞》、《大悲咒》、四大名山等带子与光碟来看，扩大眼界增长见闻。
　　（六）入寺听经。昆明居士多数都爱到圆通寺听经。寺里有北京、南京佛学院毕业的淳法、崇化、永净和年长的妙德法师，先后在地藏殿讲过《妙法莲华经》、《金刚经》、《药师经》、《心经》、《地藏经》、《弥陀经》等，听众常将讲堂围得水泄不通。
　　（七）持斋念佛，是居士最基本最常见的修学方法。居士们绝大多数都手持佛珠，心念弥陀，加上吃斋和早晚课，已经成了生活习俗。吃斋分长斋与花斋两种。目前吃花斋（即每月中有几天固定吃素）者较多，少数修持好的才坚持吃长素。
　　（八）参访名山名寺。如今交通发达，许多经济条件较好的居士都爱结伴或组团到峨嵋、九华、五台、普陀、广东、福建、浙江、北京、南京等各地名山寺院参访游览，受益匪浅。有的居士还在那里受戒，请回经像，广结善缘。
　　（九）参做佛事。各地居士常带衣袍就近入寺，跟随法师学习敲打唱念，种种仪轨。有些经忏较熟的老居士，与法师不相上下。
　　（十）出家专修。还有部分居士脱离家庭，常住寺院，参与各种活动，以致成了寺院的工作人员或管理人员。目前许多大寺都有一些居士长期帮忙，她们不计报酬，不辞辛劳，默默奉献。
　　五、问题和对策
　　至上世纪末，云南居士佛教虽已取得不少成绩和进步，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突出的是：
　　（一）普遍存在杂、散、松、乱、差的弱点。“杂”是指居士群的人员复杂，职业构成复杂，心理状态复杂和人际关系复杂。他们之中，有从事各种职业的人，360行行行都有，各人在长期的工作中养成了特定的职业习惯，离休或下岗以后心态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佛教。如医务人员对“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精神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教师因从事教书育人工作而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喜舍”的教理教义乐意接受。而广大收入低、波折多的工人、农民、小商贩等对佛菩萨“消灾免难”、“有求必应”的恩赐与福佑更为关切。“杂”的特点正是居士群普遍与群众性内涵的表现和反映。“散”是分散、焕散。居士不像僧伽那样，可以集中住一起，而是分散在四面八方，平时缺少交往，自由行动，纪律焕散。“松”是居士之间彼此没有约束和依附关系，关系松驰，平淡，不易“和合”。“乱”是不少居士尚处于“乱”拜神灵的混沌状态中，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听说某神“有灵”就争相膜拜。“差”是文化较低的人对佛经的信解差、修持差、邪正分辩能力差。这些弱点都表明了居士教育差。　　（二）缺乏应有的设施。全省没有一个居士阅览室和图书馆，没有一处正规化的居士培训场所。
　　（三）热衷敛财，有损圣教。随著旅游事业的发展，各地寺院几乎都成了游览景点，大寺大庙借机敛财：门票增价、佛事高价、出售佛事用品亦高价。如打堂普佛要收四、五百元，搞点“平安斋”、“如意斋”每人要收三、四仟元，借佛敛财的现象十分普遍。
　　（四）讲经人太少，无处可提高。全省数十万居士中，能讲经说法的实在太少。既使会讲的，讲来讲去都是老一套，而且观念陈旧，没有地方可去培训提高。
　　（五）寺僧奇缺、高僧极少。目前80%以上的开放寺院没有僧尼住持，皆由居士组成的“管委会”或“管理小组”控制。僧人多数集中在城镇大寺，而周边山区的小寺小庙都没有出家人。现在修持好、佛学知识丰富的大德高僧极为稀少，住寺僧尼修持亦差，就是省城著名大寺，也没有坐香禅修的地方。再加上社会干挠多，各种限制多，商业化、家族化和庸俗化的侵袭，寺院亦非清净之地，杂染腐蚀，丑闻时出，令人担忧。　　（六）素质较低，管理欠佳。现有的僧伽和居士文化素质较低，90%人仅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高中以上的不多，大学水平的更少。因而对佛经的信解比较肤浅，寺院管理漏洞不少。　　针对上述问题，应该采取如下对策、匡正宗风，革除时弊。
　　第一、政策方面应作适当调整。对佛教而言，卡得太紧或放得太松均非良策。太紧令激起不满，影响稳定；太松会邪师百出，难以掌控。眼前要处理好旅游与佛教的矛盾，壮大僧伽队伍，放宽居士限制，允许他们创办居士学校，兴建居士图书馆、阅览室；允许居士进佛学院学习提高；开办社会慈善事业。
　　第二、要整肃戒律、严正道风。寺院是弘扬佛法的重要基地，寺僧应该作出榜样，僧要像僧，寺要像寺。僧人的模范带动作用对居士与信众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只有严正道风，才能使广大信众生恭敬心、欢喜心，乐意供养和奉献。
　　第三、合理布点，再增加一些开放场所。目前的汉传佛教寺院仍然偏少，不能满足要求。符合开放条件的寺院应予即时开放，改变某些地人满为患的状况。
　　第四、建立和完善必要的监督核查机制。不少由居士管理的活动场所，由于制度不健全，财务收支漏洞较多，内部矛盾复杂，是非不明，离心力大，居士间互相排斥。若有相应的督查机制，则向心力和内聚力便会增强。
　　总而言之，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云南的居士佛教确已迈入了新的恢复时期，许多地方已重现生机。但因佛教教育落后，寺院管理不善，加之居士与僧人的整体素质仍然偏低，因而存在不少问题尚待解决。若要改变此种状况，那就非要社会各方的协助、配合不可。我相信：在海内外大德高僧与大善施主的热诚帮助下，在三宝弟子的共同努力下，云南居士佛教定能重显英姿，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