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藏经考略

　　历代藏经考略（续完）
　　叶恭绰
　　历代刊刻大藏经主持机关人物及起讫年分表（凡年号下括弧中数目皆公元历数）
　　依上列两表所列可得而言者有五:一、刻藏次数以宋代为最多，官私共六次。二，各藏经卷数以弘法藏为最多，七千一百八十二卷。三、各藏版式以赵城藏为最杂，缘以各版凑合。四、款式字体以契丹藏为最小。五，刊刻时日以碛砂藏为最长，凡九十一年。其中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见者为金代之赵城藏，（其详具于蒋唯心氏之金藏雕印始末考兹不具述）向所罕见而近日始翻印流通者为宋元间之碛砂藏，（详见影印碛砂藏经首册）向所知名而迄未发见原本者为辽之契丹藏，与元之弘法藏，及明之武林藏。（方册本在径山之前）
　　汉字本各藏之外，用他种文字刊行者，有元代所刊藏文大藏，（约元武宗时）蒙文大藏，（亦元武宗时。此经于清初向元裔取得，藏于奉天，今辽宁省城，宝胜寺，余有其一部分之目。西夏文河西大藏，（近亦散佚，北京图书馆及法国所得炖煌佛经，均有此种经，余亦藏有残本。）清代所刊满文大藏，西藏文大藏。（清藏文大藏，乃康熙二十二年所刊，闻版存甘肃河州，已毁于前数年汉回交哄之役，满文大藏乃乾隆五十五年刊成，版存北京亦早散佚不全。）
　　世间万事，因易于创，故刻藏亦必前所有承，刻藏缘于写藏，汇写缘于编集，编集缘于译录，译录缘于传布。宋以前无刻藏事，隋唐以前无刻经事，六朝梁以前无汇编经目事，东汉以前无译经事。人类性习，易于沿袭，故刻经一切规制，往往相承不改，如函之标号，自开宝依周兴嗣千字文为序，迄于清代以暨日本朝鲜，未之或易，取其便易也。
　　分类之法，大体分经律论及目录传记及此土撰述。虽间有出入，亦罕差违。由开元录举要提纲，折衷至当，故以后贞元大中祥符天圣景祐至元各录，大体咸相循用也。（元至元法宝录蕃汉对勘，体例极为精当，明清两代刻藏多奉为准绳，为藏文入中土后一大整理。今学者颇拟多译藏文经典。如能再沟通天竺新旧及蕃汉经典作一度之对勘，诚不朽业也。）又历代编藏，皆以般若居首，乃因开元录之旧，自后从无改易。不但此也，各藏版式除开宝及径山等外，大抵皆每半叶六行，行十七字。字体皆仿欧阳询或赵孟俯，以其峻整或流丽也。
　　以若干卷为一册，若干册为一函，虽径山方册藏亦然，（近日印刷技术日新，经济情况亦异，频伽覆印，首用铅字，碛砂覆印，亦改石版，且以原来数版合为一叶，碛砂更改成横阔式，有类贝叶经，皆变革之大者。日本迭印藏经，多用西洋装，亦时代关系也。西洋文化输入后，东方确受一大冲动，此其一征。）正续丽藏亦然，足征意识之流注，精神之默贯，非偶合也。至各藏刊刻历史，近经中外学者研求，多资向导，间亦不无疏舛。遗经晚出，推究益精，兹综各家之言，择要列举，间参己见，并附异闻，要以足资注意者为断。（仍依年代为次）
　　一、北宋刊藏，始于开宝，版刻于蜀，向无异辞，乃前年范成和尚于山西晋城县青莲寺，见开宝之开封官刻本三十六卷，又于河南浚县大伾山天寗寺见二卷，皆黄绵纸卷轴式，后有年月姓名题识，是否开宝曾刻藏二次，一在蜀，一在开封，抑开宝藏本分在两地刊刻，均无从臆断。观赵城金藏之版，其中杂有开实版，似非由蜀地移来，又现存之开宝藏残卷，皆印于崇寗大观年，其中有由中书札印者，亦不似远在蜀中。是否此十三万经版，曾由蜀移至汴京，或汴京另有一版，均未可定，姑存此以备讨究。
　　二、王静庵氏谓思溪前后两藏，本是一物，其说尚乏确证。（佛典泛论且误将两藏认为一事）兹加研究，思溪圆觉藏版式，与思溪资福藏完全相同，皆每版三十行，行十七字，其字体之方劲，亦复相类。两藏目录，吾国向少流传，北京图书馆所藏杨惺吾氏旧藏资福藏目录，与资福藏，（现存北京松坡图书馆），同得于日本，兹与日本新近覆印之圆觉藏目录（昭和五年高野山出版）相校，不但其中经目同，且径直即是一版所印。（字体仿苏东坡）所惜者，资福藏目首尾为日本人所写补，是否本来残缺，故加以写补，抑资福本来无目录，日本人以其与圆觉藏相同，故即用圆觉藏目录而易其首尾以合事实，皆未可知。可注意者，乃日本人所钞补之经目，恰为圆觉所无，其非由日本人手钞者，则完全即圆觉之旧，可知此目中之刻板者，即系圆觉藏目，毫无疑义。今既未能以现存资福藏之实物，一一与目录对勘，而定此目录之确实性，即末由考订两藏异同之真际。但可得而言者，两藏目录，由天字起至桓公辅合之合字止，皆完全相同。资福藏目则自合字后至最字止。另增五十一函。圆觉刻在先，如资福即就圆觉版加以增刊，亦非不可能之事。（碛砂端平藏目亦至合字函止，且目录与圆觉同，但事实上碛砂藏系刻至烦字止，亦系后来增补，可为旁证。）故谓资福即圆觉之后身，其说颇足置信。
　　三、元之弘法藏，究为何物，向是一谜，且有疑根本无是物者。今经考证蒋唯心氏所主张，元弘法藏即根据金之弘法藏所增修，而金之弘法藏即新近发现之赵城藏，其说具有依据。又赵璧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有“至元法宝刻在京邑”之语，复证之耶律楚材集中诗文，是元在燕京曾刻汉文大藏，无可怀疑。惟至元法宝录之经目，与赵城藏不同，故元对弘法藏中间必经增易。今不妨假定至元法宝录之目，即为弘法藏之目，而承认弘法藏之确有是物，惜尚无实物可以提证。
　　四、有人谓碛砂藏为思溪资福之后身，故一切多同。今经考证碛砂延圣寺与湖州妙严寺本有渊源，气脉相通，且相距匪遥，与圆觉资福，或均有多少关系。但两藏虽版式相若，而笔画迥殊，（一较肥，近欧；一挺瘦，近柳。）决非一本。决碛砂募刻经过，多载卷末，其非资福之旧，更不待言。总之资福碛砂普寗三藏，时代相近，刊地亦均在数百里之内，其彼此发生联属，自在意中，但系各自为政；不可混合也。（元僧管主八与碛砂普宁二藏均有关系，赵壁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云:“至元法宝，刻在京邑，流布人间，江南去万里而遥，传持未遍，松江僧录管主八翻梓余杭，凡诸路庋经而未有者，许自装印藏教以完。”此即指普宁藏言，盖普宁寺本在余杭也。又元僧克己序法宝标目有云:“管主八累年发心，近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施中统钞二百定及募缘雕刊，未及一年已满千有余卷。”亦可征联属之一事。管主八之历史，余将别有所考，盖其人亦殊非恒泛也。）
　　五、近日济南图书馆屈君万里，作明释藏雕印考，（见山东图书馆出版之国学汇编第二册）谓明南藏实因碛砂旧版而补修，历举四证，其中惟南藏传法正宗记卷一题云: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局，今依福州开元寺校定元本，重新刊板流通”一节，为比较有力之证。但考之南藏目录，与碛砂藏相异处甚多，且明太祖自命通了佛法，又好创制显庸，复多集诸山大德于南京，未必仍沿旧版，不事新制。其碛砂旧版之传法正宗记，以何因缘，羼入南藏，无从臆断。但如全藏只此一卷有碛砂题记，恐适足为非根据碛砂旧版之反证。盖碛砂全藏固几无不有碛砂题记，不应并入南藏后竟全行削去也。且考南藏目录，（据昭和法宝本）与碛砂目殊异处甚多，尤可怪者，传法正宗记南藏列在绮字函，（即有碛砂题记者）其版上明有“绮一”字样，而碛砂目却将传法正宗记列入“约”字函，其“绮”函乃系宗镜录。除非南藏杂凑各经板，且将原编函号一律挖改，否则此疑不能解也。
　　六、赵城藏经蒋唯心氏断为金刻而元补，且谓系崔法珍在晋所刻，嗣输版入京，归于弘法。元代因蜕化为弘法藏，至崔刻多覆北宋官版云云。余不否认赵城藏即金之弘法藏，及元之弘法藏即据金藏增修，但谓金藏全为崔法珍所刻，尚未敢完全肯定。盖赵城藏版式之杂，为诸藏所无，此必利用旧版使然，如属覆刻，亦无须全依原式，致全藏版式转致参差。考北宋开宝蜀刻以外，既尚有开封官版藏之刊行，而详符景祐复迭有译经，及驿取经版之举，（见祥符景祐二法宝录）是北宋在汴经版本甚繁伙，金得汴后，合崔版而成藏，本意中事。元藏本系补雕，亦迭见记载，蒋氏所说，言之成理，但金藏覆刻北宋官本，及金藏悉田崔刻两说，未取苟同耳。（赵子砥燕云录，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尽为攘夺，又取图籍文书与其镂板偕行，当时下鸿胪寺取经版一千七百片。是金取北宋经板以归于燕，确有其事。宋亡吴越而取其经板。金亡宋又取之，元亡金又取之，此中有循环报复焉。）
　　叙述既竟，有深足致慨者，则历朝所刻大藏凡十余次，迄于今兹，全国之内，惟清藏尚存原版，惟明南北藏及清藏尚存印本数十部（明南北藏亦多不全）余则版片早归乌有，且如何毁失，亦从无详确之记载，印本史稀如星凤，其偶有发现，多自邻邦流入，（碛砂赵城统为例外）其写本及单行零刻之销沈散洛者，益无论矣。人言吾国为佛教国，吾亦侈言固有文化之宏伟，此其证耶?抑历代皆有编刻大藏之举，非止表一朝之鸿业，著述日增，研究之范围日广，非加甄采，将虞散失也。谨于篇末揭二义:
　　一　求当局对仅存之清代大藏经版之在北京柏林寺者，加以充分之保护。
　　二、望当局于相当时期，编纂中华大藏，并依至元勘同之例，就各种文字加以勘定。此文虽简陋，但采集资料，承范成法师，欧阳竟无，徐森玉，王献唐，屈万里，赵万里，费范九诸先生之助，经月始就，合书志愧，并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