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早期的佛教传播

佛教是东汉明帝时（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的。什么时候传入岭南？《高僧传》初集卷九认为，西晋初期，自印度僧人耆域抵广州传教，是为岭南佛教之始。耆域后来还到过襄阳、洛阳等地，最后经新疆回国。可惜他在广州没有留下什么遗迹。
　　另据《广东考古辑要》卷四十四的记载，西晋太康二年（281），有僧人迦摩罗，自印度到广州，在今海珠中路西侧尚果里建三归王仁寺，然此寺现已不存在，而《高僧传》也没有关于迦摩罗事迹的介绍。
　　能够名列于各种史志、并有遗迹保留下来的早期东来僧人，首推昙摩耶舍。昙摩耶舍，宾国（今克什米尔）人，于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抵达广州，首创王园寺（今光孝寺），建立大殿五间，并住在那里翻译佛经，传播佛教。义熙中（408～413）至长安、南京等地，宣扬佛法，翻译经典。宋元嘉中（438年左右）归国。据《高僧传》初集卷一所载，他在广州发展了信徒85人，其中还有一名妇女。其弟子名南康者，通晓梵、汉文字，充当他的翻译和译经助手，因此，他翻译出来的佛经颇多。广州流传“未有羊城，先有光孝”之说，他所创建的光孝寺，至今仍是广州最有影响的佛寺之一。
　　自昙摩耶舍在广州建立光孝寺这一佛教基地之后，外国僧人来广州宣扬佛法者，日益增多。南北朝时，中国统治阶级大多数敬佛，故东来僧人络绎不绝。据《光孝寺志》卷二所载，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有梵僧求那跋佗罗抵达广州，在光孝寺创戒坛和建立制止道场，宣扬佛法。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又有梵僧智药三藏自西天竺携菩提树航海而来，把树苗种植在戒坛之前。此树颇受人注意，历代的稗官野史均有道及，而且还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把智药三藏说成是一个能知未来的大预言家。但在这些东来的僧人中，也确实出现一些佼佼者。梁大通元年（527）抵达广州传教的菩提达摩，便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达摩是南天竺人，本香至王第三子，为印度佛教二十八代祖师，传释迦牟尼衣钵者。他到达广州后，在今华林正街建西来庵传教，后来又到光孝寺弘扬佛法。该寺仪门内东廊过去有洗钵泉，传说是达摩洗钵之处。而寺中四大井之一的达摩井，也有传说是他主持开挖的。他后来北上嵩山少林寺，面壁数年，创建了佛教禅宗这一流派，是为禅宗始祖。他到达广州时最初登陆的地点，人们命名为“西来初地”。
　　南北朝时期，在广州还有一个硕果累累、成就极大的东来的译经师，他叫拘那罗陀，又名真谛。因对佛学研究有很高造诣，于大同十二年（546）应梁武帝之邀，抵达广州，并于太清二年（548）到达南京。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他便避居富春译经，后来又回到京传教，往来于南昌、泉州等地。陈文帝天嘉三年（562）定居广州光孝寺，专门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生活在广州共12年之多，先后译出经书64部，278卷，为该时代译经最多的一个佛学家，奠定了佛教摄论宗的传播基础。陈宣帝太建元年（569）病逝于广州。
　　佛教的传播至隋唐时期，达到了最高峰。传教的僧人，由海道从印度等地至广州者，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在广州译经并卓有成就者有般剌密帝。他是中印度人，又名极量，于武则天神龙元年（705）乘船抵达广州。在光孝寺居留，翻译了《楞严经》，由乌苌国法师弥伽、罗浮山僧人怀迪译语，流放至岭南的前宰相房融笔授（修整文句之意）。可见对此经翻译之隆重。至今寺内犹存译经台、洗砚池等古迹，而“中国之有楞严，由岭南始”（见《光孝寺志》卷二）。属填补空白之一种事业。此经在佛学中，为一重要之经典，故自唐宋以来，注释者有十余家之多，它对佛教的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当时的广州，虽然不是全国佛教的中心，但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中外僧人无不以广州作为跳板。东来僧人先在此译经传教，有了基础后再进入内地发展。而国内的西行求法高僧，亦利用广州这块土地，作出国前之准备。如唐高宗时期的高僧义净，西行求法时，便约集同志多人，先在广州集中，然后乘商人大舶，经苏门答腊等地至印度。后来当他在苏门答腊译经发生困难时，又回来广州寻找助手，并运去了一大批的纸张和日用必需品，广州成了他西行求法的补给基地。
　　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佛教在广东也较普及，信徒不少。唐高宗咸亨年间，还出现了像六祖（禅宗）惠能那样杰出的佛教人物。惠能开创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南宗，信徒突增，成为压倒佛教其他宗派的一个流派，甚至远播至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为唐以后我国佛教的主流。
　　在这期间，岭南一带佛教传播也很快，记载鉴真行程的《唐大和尚东征传》，在谈到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被飓风飘流至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受到了岛上佛教徒和地方官的盛大欢迎，行政长官冯崇债，护送他们从海南岛回大陆，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连续三天进行供奉。崖州游奕大使（武职官员）张云亲来迎接，“令住开元寺，官僚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见《唐大和尚东征传》）。当鉴真等一行抵达广州时，广州都督卢奂亲率官员和百姓在城门外迎接，引入光孝寺居住，并用佛教最隆重的礼节接待他。采访使（地方高级行政官员）刘巨鳞还亲自受戒，可见“佛教热”席卷了整个羊城。
　　当时唐代广州的名刹丛林，除光孝寺外，尚有宝庄严寺（六榕寺）、开元寺（后改元妙观）、蒲涧寺（在白云山）、海光寺（在南海神庙的旁边）、华林寺（今下九路华林正街）、大通寺（在大通滘）、西阴寺（在白云山）、慈度寺（在海珠岛）、仁王寺（在海珠路）和显明寺、智慧寺、和安寺（以上寺址不详）等。到了南汉，竟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统治阶级大兴土木，按二十八宿的序列，建28寺，有名可考者，只有悟性寺（在越秀山）、千佛寺（在荔枝湾）、千秋寺（在河南，今海幢寺附近）等。其时甚至宗室女亦到宝庄严寺削发为尼。后主刘鋹笃信佛教，铸铁塔，用金涂于外，太监龚澄枢铸千佛铁塔，至今遗物仍存光孝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