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班与八思巴

　　萨班致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 纸质。长45.5厘米，宽7.3厘米。西藏博物馆藏。

　　编者按：2003年8月16日-30日，《雪域的脚步——中国西藏社会历史文物资料展》，在民族文化宫西二厅隆重展出，得到社会各界观众的广泛好评。在此我们特邀民族文化宫专家就其博物馆所藏文物，进行深入系统介绍，通过这些精美的实物，共同见证雪域的历史脚步。

　　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收藏的大量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中，藏族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的收藏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文献，使从唐代到今天的千余年西藏社会历史，变得更加清晰、更为感性。它们是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证，述说着各历史时期西藏与祖国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

　　马头骨 骨质。八思巴所乘坐骑的骸骨。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萨班凉州见阔端

　　公元12世纪末叶，蒙古族在中国北部崛起，先后以武力征服了周边许多地区，使全国继唐代之后重新走上了国家大统一的道路。正是在这大统一的历史潮流中，西藏涌现出两位藏民族杰出的领袖——萨班与八思巴。他们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协助元中央政府，结束了西藏持续近400年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走向安定、统一，成为元朝中央政权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西藏也从此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传承至今的诸多历史文物和文物古迹，生动地记录下这两位藏民族杰出领袖在西藏纳入祖国版图过程中的丰功伟绩。

　　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即闻名世界的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汗国。同年他兵临西夏，占据青海柴达木地区。开拓疆土、横扫千钧的蒙古军事力量，威震四方，给当时处于分散割据的西藏各地方势力以很大的震动。他们暂时停息了彼此间的斗争，不得不坐在一起商讨对策。联合商议的结果，决定派出山南琼结雅隆地方势力代表第悉·觉噶和蔡巴噶举派的代表贡噶多吉两人到柴达木地方朝觐成吉思汗，请求纳贡归顺。成吉思汗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这是西藏地方势力最早与蒙古建立臣属关系的开端。

　　马鞍 骨、皮、木质。八思巴所使用的鞍具。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他将原属西夏和甘、青部分藏区划给他的次子阔端作为封地。驻军凉州(今甘肃省武威)的蒙军西路军统帅、西凉王阔端，派其大将多达那波率军入藏，直至藏北的热振寺一带。沿途对自动归顺和纳款的藏民不加伤害，并让其首领官员照旧管理地方，而对进行抵抗的人则以武力镇压，使得大多数地方势力俯首纳款归附。随后，多达那波开始对西藏各教派高僧进行考察。并报告阔端说，现在卫藏地区，以噶当派的寺院最多，达垅噶举派的法王最有德行；止贡噶举派的京俄大师最有法力，而兴起于后藏的萨迦派萨班大师，声誉、影响最高，学问最好。最后，多达那波建议，迎请萨班，为阔端采纳，写信给萨班邀至凉州晤面。

　　萨班·贡噶坚赞贝桑布(公元1182-1251)，是被人们誉为“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他自幼聪明智慧，师从诸高僧贤哲，勤奋学习，学贯大、小五明，通晓声明、诗学、韵律，医学、历算和工巧明。由于学识渊博而名声远播，被人们尊称为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大学者。在接到阔端的邀请信时，萨班已63岁高龄，他不顾路途艰险，为了西藏众生的利乐前途，毅然携同两个侄儿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那多吉从萨迦启程。到拉萨后，先遣八思巴兄弟去凉州谒见阔端，而他本人就归顺蒙古事宜与一些地方势力进行磋商后，于1246年8月才到达凉州。当时，阔端正在蒙古，因此，直到翌年年初，阔端返回后二人才得以相见。萨班的到来，使西藏各教派、各地方势力和蒙古王室建立了政治上的直接联系。这次会见，是西藏历史的转折，从此把西藏的历史进程同中央王朝的关系紧紧联在了一起。

　　萨班像 铜质。供奉于甘肃凉州（今武威市）白塔寺。萨班·贡噶坚赞贝桑布（公元1182-1251），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藏族杰出的宗教领袖、政治家和学者。

　　据说，萨班在凉州期间，还医好了阔端患的癞病，这使阔端对萨班表现出更为殊深的敬重。1247年，萨班作为西藏代表与阔端在凉州白塔寺举行了著名的“凉州会谈”，经过磋商，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的条件，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萨班认为，西藏如果和西夏、甘青地方各民族一样和平的隶属于蒙古汗王的统治之下，将给西藏的僧俗民众带来永远的利乐和莫大的好处，为此由他出面，拟写了给西藏各地僧俗地方势力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奉劝西藏僧俗人等要接受蒙古王子的条件，遵行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大家要齐心协力，审时度势，权衡利害，勿存侥幸之心。萨班在信中还告知他们，西藏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托萨迦和其他金字使者官员对西藏进行共同治理。凡愿归顺者，就要造出包括各地方官员姓名、部众人数及贡物数量等内容的表册三份，一份送交阔端，一份送交萨迦，一份由各地方官员自行保存，这样做了的，就算是归顺了蒙古王室，官员们原有的职权地位均可继续保持；不愿意这样做的，就是没有归顺，以后蒙古大军到西藏时，便作为武力讨平的对象。信中还把蒙古为西藏规定的各项制度，包括委派官员，缴纳贡赋等，都作了说明。这些制度，奠定了日后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施政管理的基础。

　　萨班生活在祖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他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见和远大抱负的学者、政治家，他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所写给西藏僧俗民众的公开信，亦称“萨班致蕃人书”，受到藏族僧俗各界的欢迎和尊重、执行，成为西藏自愿参加到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份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受人尊崇的著名历史文献，“萨班致蕃人书”完整地载入《萨迦世系史》一书，其传世抄本今天仍珍藏在西藏博物馆里。

　　晚年，萨班在凉州继续讲经传法。1251年，70岁的萨班安然圆寂于凉州，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白塔寺内为他建造了高十六寻(约合35.28米)的灵骨塔一座，元末萨班灵骨塔与白塔寺均毁于兵燹，明清时期先后重建、修缮，1927年复毁于大地震。如今在灵骨塔残基旁，白塔寺再次修复一新，并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凉州各族人民不忘这位为祖国统一大业和民族团结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伟人，修塔言志，白塔寺也成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的又一历史见证。

　　八思巴觐见忽必烈图 八思巴觐见忽必烈是藏族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一直为藏族人民所乐道。此图选自西藏扎什伦布寺内壁画。

　　八思巴的尊荣与贡献

　　萨班在凉州期间，得到阔端优礼相待，对萨班的两个侄儿也喜爱有加，让八思巴继续跟从萨班学习佛法，让恰那多吉穿蒙古服装，学习蒙古语、熟悉蒙古风俗。在凉州期间，八思巴学业大有进步。他还广泛接触蒙古、西夏、维吾尔、汉地的有识之士，了解各民族语言、历史、风俗民情和政治情况；深邃的学问，聪颖过人的智慧，引起了蒙、藏上层人士的特别重视。萨班圆寂后，八思巴承继了萨班的衣钵，以超群的威望成了萨迦派新的教主——萨迦五祖，这年他才17岁。

　　这一年，蒙古王室发生权力移位。6月，蒙古王公大会推举蒙哥即大汗位。蒙古汗国的最高权力从窝阔台一系转到拖雷一系手中。蒙哥即汗位后，立即让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军事⑴，将原属阔端领地的黄河流域、西夏故地以至西藏地方转属忽必烈统辖。忽必烈意识到藏族地区宗教力量对他扩展实力的重要性，对萨迦派的新领袖十分倚重。当他驻军六盘山时，便遣使邀请萨迦派领袖会面。八思巴在阔端之子蒙哥都陪同下前往六盘山，在蒙古军帐中拜见忽必烈，他受到隆重接待，被尊奉为上师。

　　元朝皇帝颁给云丹坚赞的圣旨 纸质。圣旨以八思巴文写成。内容系妥欢帖睦尔皇帝宣谕西藏各地僧俗官员、百姓：委任云丹坚赞为察翁格奔不地方招讨司的招讨使，以监督完成一切差发、站户、军户地税、商税的征收等诸项事宜。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

　　1253年忽必烈南征大理挥师北返，再次会见八思巴，两人进一步确立了政治和宗教上的关系。忽必烈询问西藏的宗教和历史，均得到满意的回答，由此对萨迦的这位新领袖更加敬佩。忽必烈认定八思巴可以作为他治理广大藏区的代理人。下令说：以后凡吐蕃之事，悉听上师教诲，不与上师商议之事不下令去做。这一年，忽必烈接受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赐给八思巴大量金银和宗教器物。从此，忽必烈将自己的实力伸展到萨迦派掌管的后藏地区。

　　1254年春夏之交，忽必烈颁给八思巴一道谕令，这道谕令是为保护后藏地区的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他重申了阔端与蒙哥汗宣布过的对西藏僧人免除兵差赋税的旨令，接着以施主的身份向后藏僧人提出要求，要他们以释迦牟尼佛祖的教规学经修持，并声言蒙古人将依据他们持戒修行的情况决定对待他们的态度。这道谕令对萨迦派确定未来的地位和前途十分重要，故八思巴连写赞颂诗，对历代蒙古汗王的业绩加以赞扬，并将这些诗句送到萨迦寺珍藏起来⑵，以表达对蒙古王权的忠心。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 玉质。印面边长11厘米。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1259年蒙哥汗在四川合川病逝，次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宣布即大汗位，追随忽必烈已有7年的八思巴，地位开始发生变化。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⑶，亦即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接着，派遣达门携带诏书和八思巴的法旨入藏巡查，清查了各地的户口和物产，并依照道路情形从甘肃到西藏萨迦设置了27个大的驿站。达门在设置驿站时，一路向各地民众发放赏品、宣读诏书和法旨，晓喻沟通西藏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八思巴在这次清查户口设置驿站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261年到1264年的几年中，八思巴一直在开平皇宫里主持各种法事，这期间他还荐举藏族优秀人才到朝廷任职。如八思巴的同母兄弟恰那多吉被忽必烈封为白兰王，赐金印，娶阔端之女墨卡顿公主为妻，后来又受命管理藏区事务。恰那多吉成为全藏和萨迦最早受封王爵的第一人。

　　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北京)，同年在中央设立总制院，授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掌总制院院务，藉以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方行政。八思巴正式成为中央政权中的一位高级官员。

　　钹 铜质。直径27厘米。八思巴所用宗教法器。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同年5月，忽必烈颁给八思巴一份珍珠诏书，以皇帝的名义强调了皇室和朝廷对八思巴的支持，令僧人不可违背八思巴的法旨。它是在八思巴准备动身回藏前颁发的，很明显，这是为了提高八思巴在西藏各教派僧人中的声望和影响。据藏文史籍记载，此时忽必烈还打算下令在全国藏区禁止信奉除萨迦派以外的教派教法，独尊萨迦。八思巴谏言“西藏教派林立，虽叫法各异，但都属佛教一门，并无差别。倘不许各派自愿奉行教法，不独损害陛下国政及国威，对萨迦派亦无助益，故请准许各教派僧人自愿修习自己教法，不加干涉。”八思巴这一有政治家风度的明智建议，得到忽必烈的赞赏和采纳。从此，各教派信奉自由，互不干扰，维护了藏民族内部教派之间的团结。

　　铃、杵 铜质。铃高30厘米，直径13厘米。杵长19厘米，宽7厘米。八思巴所用法器。民族文化宫博物馆藏。

　　第二年，八思巴离开大都返回萨迦，与他同行的有恰那多吉。在他们回到萨迦寺后，着手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萨迦寺大金顶殿的修饰和殿内经典的缮写。他还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有很多侍从组成的私人办事机构“喇章”，来管理他的私人财务和有关事宜。他推荐释迦桑布担任第一任本钦，处理西藏行政事务。1268年当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重返大都时，他授意本钦任命了13万户的万户长，报请中央核实批准。

　　1269年，八思巴经两年跋涉回到大都，献上他奉命创制的“蒙古新字”。这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而创制的一套拼写文字。忽必烈下诏颁行天下，用它“译写一切文字”，特别规定以后皇帝颁降诏书一律用此文字。这套文字就是后人所说的“八思巴文”。

　　1270年，八思巴因创制新字有功，晋升为帝师，封大宝法王，更赐玉印⑷。自此以后，元朝历代皇帝都依其制设有帝师一职，包括八思巴在内，前后共设置14任帝师，绝大多数由萨迦款氏家族或其亲信担任。

　　1274年，八思巴在皇太子真金护送下再度回到萨迦。八思巴在萨迦确定了达玛巴拉为自己的继承人，还时时关心忽必烈攻打南宁、统一全国的功业。他曾多次作诗和写信向忽必烈祝捷。这一时期，他还向忽必烈要求免除西藏各大寺院的赋税，请示朝廷约束派来的驿使不要住在沿途的寺庙里；协助总制院院使桑哥维持好西藏社会秩序，改革驿站的管理办法等，均获允准。

　　1277年1月，八思巴在曲弥(今日喀则西南)召集了约有7万僧人参加的盛大法会。皇太子真金以其父名义担任法会施主，向僧人提供饭食，发放黄金等布施，从而赢得了僧人对元中央皇室更广泛的支持和敬奉。八思巴还在法会上写了一部《佛法大事记》。

　　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达30余种。如有名的《彰所知论》、《说根本有部出家授近园羯磨仪轨》和《道果法明鉴》等，“皆辞严义伟，制如佛经”，在藏民和教徒中流传很广。他写的吉祥赞颂诗集和命笔作文，均收录在《萨迦五祖全集》中。他所创制的八思巴文，虽然没有推广开来，但用此文字撰写的文稿、法令、碑刻、印章、圣牌等，都为我们研究元代各民族的政治宗教关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八思巴这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在发展和丰富祖国文化事业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同样是不可抹煞的。

　　1280年，八思巴在萨迦寺拉康喇章示寂，终年46岁。元世祖忽必烈为表彰他一生的卓著功勋，封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在大都修建了舍利塔。1320年，元仁宗下诏天下各路，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追孔子有加。1324年，元泰定帝又命绘帝师八思巴像11份，颁发各行省，令各地塑像祭祀。这些都表明元朝历代皇室对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宗教领袖的高度重视和深切怀念。他所用过的法器、马鞍乃至坐骑骸骨均被视为“圣物”，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并传承至今。

　　元初，萨迦派从萨班到八思巴两代宗师，顺应历史潮流，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功德与事迹已铭刻于中华民族心向统一、团结进步的煌煌青史，并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注释：

　　(1)《元史》卷3《宪宗本纪》。

　　(2)《萨迦世系》112-118页。

　　(3)《佛祖历代通载》卷32。

　　(4)《元史》卷202《释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