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的文心

星云大师的文心
　　文心
　　四十五年前，两位身材高大的和尚，在台湾的乡村与城市中布教，他们不辞辛劳，深入最偏远的山区，只为了将佛法带给穷乡僻壤的村民。
　　有一天，他们到南投的鱼池布教，热忱的乡民招待他们住在靠近山边的农家。
　　以前乡村的农家，缺乏卫生设备，为了方便，也为了储存肥料，有的会摆一个尿桶，有的甚至在角落挖一个洞，作为存放屎尿的地方。
　　两位年轻的和尚进入屋里，立刻闻到一股尿骚味，由于他们在丛林里受过严格的锻炼，在弘法中也遇过许多恶劣的环境，早就养成随遇而安的性格，对屋内的尿桶也不以为意，就和衣躺下，准备睡觉。
　　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放松身心之后，臭味却越来越浓，熏得实在没办法睡觉。
　　“喂！煮云！我睡不着，你讲个故事来听听。”一位和尚把煮云法师摇了起来。煮云向来多闻善记，又会说故事，满腹的佛教轶事、典故趣谈。
　　煮云揉着惺松的睡眼说：“星云呀！你怎么这么迟还不睡觉呢？”
　　“我正在奇怪，这味道那么臭，你怎么还睡得着？”星云说。
　　“是很难闻，不过，你勉强睡吧！”
　　“我已经勉强了好几次，都无法入睡，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好吧！我来讲玉琳国师的故事好了。”
　　煮云法师开始为星云讲玉琳国师的故事，因为故事太精彩了，一开场，尿桶的臭味就隐没消失了。就这样，两个人坐在鱼池乡农家的尿桶说了一夜的故事，直到天将泛白，故事才说完。
　　星云听了非常感觉，对煮云说：“我一定不辜负你讲故事的辛劳，会把玉琳国师的故事写出来发表，与大众共享。”
　　然后两个人步出农家，相偕走向新的一天、新的弘法之路。
　　为佛法立心，为众生立命
　　素以文才见长的星云，不久之后伏在雷音寺的旧裁缝机上，把玉琳国师的故事增添了情节和血肉，在“人生”杂志上连载，后来还出版成书，启发了大众，几十年后甚至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轰动一时。
　　听星云大师谈起《玉琳国师》的写作因缘，仿佛随着星云大师回到鱼池乡农户的现场，使我十分感动。从作家的角度看来，星云大师从一个乡村尿桶都能启发灵感，里面有敏锐的文心，这是一个天生的作家才有的物质呀！
　　过了两年，星云大师借住在宜兰礁溪的圆明寺，每天专注的写《十大弟子传》，一天至少一万字。每天写完一万字，差不多是黄昏时分，他会停笔休息，沿着冬山河的河边散步。他一面看着流动不止的河水，想到“两次伸足入水，已非前水”，一面看着橙红的落日，静静的滑落山谷，想着“生如旭日辉煌，死如夕阳安静”，内心感到无比的优美。想到佛陀的十大弟子，他们精彩耀目的人生、幽远深切的修行，正是佛法在人间最好的注解。
　　对着长流的河水与美丽的落日，星云想着：“短暂的人生也如日升日落，只有文章才能长远流传，不只这个时代、这个区域的人可以感同身受，甚至千万年后，其他星球的众生也可以从文章接触到佛教的伟大思想。
　　我们随着想像，跟随师父回到当年的礁溪河岸，仰望夕阳，俯视河水，想到师父“为佛法立心，为众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情，就能深刻体会到星云大师内蕴的不只是佛心，也是文心，是传统知识份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士之心”。
　　所以，星云大师不只是宗教家，也是文学家、文化人，如果贴近他的平生功业，文学与宗教几乎同时萌芽，也形成两个主轴，贯穿了他的一生。
　　回忆起第一篇文章发表的情景，星云大师还觉得历历如在自目前。
　　“我十一岁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父亲在经商的途中失踪，我跟随母亲四处寻找，都没有消息。十二岁的时候，我出家了，出家以后，失怙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我幼小的心田，蕴藏形成一股巨大的能量。十六岁那年，我将思念父亲的心情写成一篇作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当时教我们国文的圣璞法师阅毕，在评语栏上写着：‘铁石心肠，读之也要落泪’，并且花了两个钟点，在课堂上念给同学们听，大家听了都很感动。我对老师的厚爱，也感激不尽。更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半个月，老师神采飞扬的拿一叠报纸给我看。原来，他把这篇文章誊写在稿纸上，亲自投邮到镇江的‘新江苏报’，竞获连载数日。老师之所以没有事先告诉我，是怕万一不被录用会伤害到我的自尊。”
　　这篇文章的刊登，使星云感动不已，也更确立了他要以文字弘扬佛法的决心。
　　以文字促使佛教复兴
　　30年代，白话文学兴盛，诞生了一批扰秀的作家，像巴金、冰心、老舍、鲁迅等，也有许多知识份子的文章带来巨大的影响，像胡适、蔡元培、罗家伦、徐复观等等，因此，中国兴起了一股文艺复兴的热潮。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不是别的，正是书籍、报纸、杂志，星云在热读当代作品之后，更兴起了以文学改革佛教陋习，促使佛教复兴的想法。
　　在这个时期，星云与同学智勇法师创办“怒涛”月刊，自任主编，一共出版了二十几期；又为“徐报”主编“霞光副刊”，发表一些佛教的新思想，例如改良拜拜的习俗、拟定宗教管理办法等等。自己还抽出时间为“镇江报”撰写“新声”和“频伽”两个专栏，可以说把自己的才华和热力发挥到极限。如果没有发生战事，星云应该会走向“文字弘法”、“佛教文学”之路。
　　随着因缘变迁到台湾之后，一有时间，他就执笔写作。当时佛教的文章很少，有文学性的更少，星云地在“觉生杂志”写文章，感动了许多人。
　　“有一次，我发表了一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中兴大学的钱江潮教授读了非常感动，特地与几位同事从台北到中坜来看我。现在交通便利，台北到中坜不算什么，当时可说是路途遥远；现在读佛教文章受感动也不算什么，当时写文章并不受重视，佛教也常被看成迷信，高级知识份子读了佛教文章受感动是很稀有的。因此，当他们告诉我读了那篇小说很受启发，我的内心比他们更感动。”
　　不久之后，星云又发表了一篇小说〈真正的皈依处〉，恰巧被常觉法师读到，特地从香港买了一支派克Ｋ金刚笔送给星云，以为鼓励，希望他写出更多的好文章。
　　星云大师回忆说：“当时物资缺乏，派克金笔是非常宝贵的，更宝贵的是里面的隆情厚谊，我更发愿要加倍努力写作，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
　　几乎在同一个时期，他被妙果老和尚派到苗栗法云寺去看守山林，在林间住了三个月，他等于是闭关独居，每天写作不辍，完成了《无声息的歌唱》。这本书也感动了许多人，有些信徒一买就是一千本，挨家挨户的送给别人，请人阅读。
　　这许多来自各处的感动与回响，更增强了星云的文字法缘、文学布施。一九五一年，他受东初法师的付托，主编“人生”月刊，为了弘法及阅读的需要，他放下了对日本人的敌意，开始学习日文，一年之后，他翻译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撰写《释迦牟尼佛传》，一九五五年正式出版。
　　《释迦牟尼佛传》的出版，在四十五年前曾轰动一时，这本传记的文笔优美，充满了文学性，为当时沈闷呆板的佛教带来新的启迪；这本书的印刷精美，是佛教书藉第一本精装书，而且是在书局正式出售，与一般印刷粗糙的善书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经过这么多年，重读《释迦牟尼佛传》还是令人感动。
　　星云大师说：“当时我写到佛陀的修行坚毅卓绝，度化众生用心良苦，往往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常常写到深夜时分，我走到佛陀面前顶礼膜拜，一方面希望仰赖加持的力量，能将诸佛菩萨的慈心悲愿广为宣扬；一方面立誓效法，唯愿自己也能生生世世来此婆娑，度化众生。”
　　革命家的热情与文学家的愿力
　　在这样宏伟的愿力下，接下来的十年，星云大师把心力全部投入佛教文化的弘扬。一九五七年，“觉世”旬刊创刊，任总编辑。出版《玉琳国师》。一九五九年，在三重设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十大弟子传》。一九六０六，出版《八大人觉经十讲》。
　　一九六一年，担任“今日佛教”发行人。领导宜兰青年歌咏队出版台湾第一套教唱片六张。
　　一九六二年，接办“觉世”旬刊，任发行人。
　　一九*年，出版《海天游踪》，编印中英对照的佛学丛书。
　　一九六五年，出版《觉世论丛》。
　　这些条目看来极为简单，里面却饱含了为法为教的心血。星云大师说：
　　“我主篇‘人生’月刊，一编就是六年，风雨无阻，又编又写，而且准时交稿。当时交通、邮寄、电信都不发达，出刊时，我总是亲自带着稿子从中坜到台北北投交给东初法师。有时候连饭都没吃，到北投已饿得发昏，老法师也不会叫我吃饭，但是我不叫苦，也不叫累，只是想着；将来如果我有寺庙，一定要普门大开，不让为佛教做事的人饿着了。我又想；只要是对佛教有益，我吃苦又算什么呢？那时我编的刊物有“人生”、“觉世”、“今日佛教”，每一种一期至少写两篇稿子；另外，还为四个广播电话台写广播稿，刊物都是编辑、印刷、发行一手包办，可以说为了佛教的复兴，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在早年那种保守、多烘的佛教环境，星云所散发的是革命家的热情与文学界家的感染力，如果不是全心意的为法为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这些书藉的出版、杂志的编辑都是义务的奉献，偶有微利，也立刻再投入弘法事业。
　　“怎么能那么长久投入文字的弘法，不厌不倦、不忮不求呢？”我问师父。
　　星云大师说：“一方面是我相信文学艺术可以美化人生，也可以美化佛教，为佛教带来生气，所以文学艺术能让佛法的弘扬事半功倍，而且影响力是长远的。一方面为什么能无私的奉献呢？我幼年时读玄奘大师的传记，读到他‘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深深受到启发，就是言谈和心思都没有名利的念头，行为实实在在的，一点也不浮夸，只有‘言无名利’的人，才能不顾一切的到西方取经，把一生都用在佛经的翻译；也只有‘行绝虚浮’的人，可以一步一步的走到印度，再一步一步的走回来。当年，我正是学习玄奘的精神，一心奉献，一直到现在，还是‘言无名利，行绝虚浮’呀！”
　　不会为了几包水泥去念经
　　我想，星云大师的这种性情是非常鲜明的，从青年到老年，都未改变。据说在佛光山建设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买不起水泥，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一天，来了大一个老板的属下，对大师说：“我们老板请你去念一堂经！”大师原想去结个缘，正沈吟时，那人指着未完工的寺院说：“如果你愿去念一堂经，这寺庙的水泥就由我们老板包了。”大师听了大为不悦，当扬拒绝，他说：“我就是寺庙盖不起来，也不会为了几包水泥去念经！”
　　这不只是宗教家的自律，也是知识分子的风骨呀！
　　今天，许多俗人看到佛光山派下的道场宏伟，香火鼎盛，都以为佛光山有什么管理的秘诀，或者在经营上用功，这完全是错误的观点。佛光山会有今天的规模，是因为佛光山的宗风是“言无名利”，得到了信徒的敬意；佛光山所以能一切水到渠成，是因为“行绝虚浮”，得到了大家的信赖。为了启发世人，星云大师还把佛光山“对山。”对山之后，宗风照样弘扬，道场还日益增多，最后在陈水扁总统为大众请命下，星云大师才再度开山。
　　大师说：“佛光山是为佛教文化而存在的，不只是寺庙而已。文化是净材，不只是一时对佛法有益，还能超越时空、千秋万世、无远弗届。今天大家看到佛光山好像在文化方面做了很多，我觉得还是太少。少的原因是佛教文化的人才不够，如果人才够，岂只如此，不知道可以多少倍比现在更好！”
　　星云大师说的不错，培养佛教文化人才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时间不能等待。外界不知道的是，这几十年来常常有企业家希望出钱，请大师布施，或者做佛教文化事业，都被大师婉拒了，原因是“现在人才还不够，时机尚未成熟”。这形成成了一种奇异的现像，企业家棒着支票上佛光山，常常被大师拒绝，他们最怕的是三个字：“我不要！”那是因缘尚未成熟，没有人才而办文化事业，正是浪费了金钱与美意。
　　为了培养文化人才，星云大师办了许多佛学院。第一个佛学院创于一九*年的高雄寿山，称为“寿山佛学院”。接着，他创办了“佛光学报”和“普门”杂志。
　　为了佛教文化更有深度，投入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团、编印出《佛光大藏经》与《佛光大辞典》。相较于历史上各种版本内容更精确、注释更现代、印刷更精美。
　　为使佛教文化有更广大的影响，佛光山编辑了《中国佛教学术论典》，搜罗了海内外的佛教论文，日后必会成为当代佛教最重要的文献，另外，双月出版“普门学报”，提供给对佛教文化有研究的人，作为发表的园地。
　　为了使佛教文化更大众化，星云大师不辞辛劳，在三家电台都闢有带状节目，“星云禅话”、“星云法语”、、“星云说喻”都是广受欢迎，集结成书，也都风行一时。
　　为了使佛教文化更活泼，他创办了每天发行的报纸“人间福报”、创办了有线电视频道“佛光卫视”还创办了专门出版片有声唱的“如是我闻”与“香海文化”。
　　有文心的宗教家
　　谈到这些佛教文化的大业，星云大师总是谦逊的说：“十方来，十方去，同结十方缘，是许多人出钱出力才能成就的事业。”但是师父的弟子都知道，如果不是他大力推动，往往难以成事。有一些师兄弟私下告诉我，他们每次去见师父，心里都是又喜悦又担心。喜的是，总会从师父那里得到法雨甘露，终身受用不尽；担心的是，师父经常突发奇想，然后指着你说：“这事就交给你去办！”结果是任务不论多艰钜，都要硬着头皮去完成。许多看来不可成的事，都是这样完成的。
　　星云大师是文化人，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更精确的说法是“有文心的宗教家。”古代的文人以文心雕龙，大师则是以文心雕佛，雕得人间遍地是佛。
　　“有文心的宗教家”能出入宗教文学，他从文心看佛经，看到了经典的美。他说：“佛经里就处处有文学的美，如《维摩诘经》，两万多字的文体如新诗般优美。如《华严经》，叙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像《儒林外史》的故事一样，重重叠叠，竟境非凡。而《大宝积经》，就像由许多的短篇小说集合而成，精简扼要，特色鲜明，至于《百喻经》，就如童话寓言的故事，含意深远，发人深省。”
　　“有文心的宗教”从宗教反观文学，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发扬了人生的真善美，正是通往灵性与宗教的阶梯，宗教如果与文学结合，如同六牙香象长了金翅，非但不减捐其真理，反而使它更庄严，广为传扬。
　　大师说：“从前，我把佛经比喻成文学的著作，许多教界人士不能认同，他们认为我的话亵渎了佛法，认为文学是世俗的、佛经是超脱的，佛法不应去迁就世俗。我的看法不同，因为古代写作、翻译佛经的人有高超的文学造诣，佛经才更能传诸久远，像佛教说的如果能背诵‘四句偈’以教人，在佛法的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什么是‘四句偈’？像《心经》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六祖坛经》的‘菩提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求免角’；《华严经》的‘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增一阿含经》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莲华面经》的‘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及寂灭涅槃，此三是法印’；《维摩诘经》的‘火中生莲华，是可谓希有，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我们信手拈来，字字珠玑，情意高远，臻于化境，优美而有力量，有着浓厚的诗意。如果不是文字这么美、这么难得，又如何能傅之久远呢？”
　　“有文心的宗教家”知道文学与宗教是合则两利的。他举历史上被认为译经第一的鸠摩罗什说：“为什么大家会认为鸠摩罗什的译经第一？因为他有深邃的文学造诣，他的文字非常流畅，就像行云流水，朗诵起来，音声节秦都很优美。他的文字能自在的表情达意，不仅通晓易明，也让人感动。鸠摩罗什的译经不论在宗教上、文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也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诵读的《弥陀经》、《金刚经》、《法华经》都是他的译本，梁启超和胡适之都认为这些佛经是最早的白话文学，不只影响思想与人心，也影响了文学的形式与写作。”
　　这是多么透彻澄明的见解！文心与佛心，诗心与禅心，都是心心相印的。
　　早在二十五年前，星云大师就曾以“禅师与禅诗”、“文人与禅”对大众开示，其中谈到两个值得思考的观点；为什么禅师开悟时都会写诗呢？为什么文人追求更高的心灵境界，最后就走入禅道，写出有禅境的诗呢？
　　大师说：“那是因为禅师认为诗是最佳的指示门径，是用最优美的、最单纯的文字，让我们找出宇宙人生的奥妙。所以禅师都会写诗，几乎没有一位开悟的禅师不会作诗句。”
　　“文人为何容易进入禅道？那是由于文对人生的体验本来就较常人为切，对境遇的感悟较常人为深，佛法的微妙教理，对宇宙人生的阐明，正可以满足他们追求真理的饥渴，安住他们的身心。文学本来就是发于中、形于外的性情之事，有了佛教教理作为内容，给文学活泼的生命，不致流于无病呻吟，成为遗词造句的游戏。
　　在星云大师的心中，认为不只是佛道、禅思、文心，甚至人间的一切提升了境界，都可以触及心灵深处的“真心”，只要独及了那颗真心，照破山河万朵，看似平淡的生活，也到处充满禅机：一旦尘尽光生，诗也好，禅也好，文也好，佛也好，都会妙趣横生。
　　他的文心不只展示在写作与出版，更是展现在他的思想言谈。我每次听师父说“法”，总如高山流水，机锋来时，有如绝壁，慈悲过处，翠若草原；智慧汹涌，高如海涛；感怀优美，宽若大河。我常觉得听师父的说话，就像读者精彩的文章，没有废词废句，只有深思熟虑的文心，才会有那么精巧的说话呀！
　　他的文心也展现在生活，在主要的佛光山道场，一定设有图书馆、美术管、滴水坊，图书馆中佛书丰富。美术馆里佛像庄严，滴水坊里提供喜爱文化的人聚会，这种文化的体贴，在其他的寺庙是非常罕见的。有文心的人，才会有文化的细腻与体贴。
　　行销佛法，赚进人心
　　一直到现在，星云大师还是写作不辍。“人间福报”的头版有大师的专栏“迷悟之间”，一直广受欢迎。师父有一次从海外回来，对我说：“这一次我在澳洲闭关十天，写了一百多篇‘迷悟之间’，你的写作要多加油呀！”
　　我对师父开玩笑说：“我如果能十天写一百多篇文章，我现在就是清玄大师了，我没有师父的功力呀！”
　　确实，师父是以动作快而闻名的，他出版的著作不是“等身”，早就“逾身”，甚至是身长的好几倍了。从前，佛教徒把修行很好、圆寂后肉身不坏的修行人称为“等身佛”，星云大师不重视形式，更重视精神的弘扬，以大师弘扬佛法的深广长远，早就创造了无数的等身佛了。
　　星云大师说：“文化事业是最本小利厚的，也就是放小鱼钓大鱼的事业。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出版一本书，让人得到了佛法的利益，再来奉献佛教，就会带来无限的循环。所以佛教文化事业是‘行销佛法，赚进人心’，给人带来生命的价值，带来生生世世的信心，文化的普及非常重要的。”
　　“我们佛教徒常说广结善缘，所以要去化缘。化缘化钱是最笨的，因为化钱的时会勉强别人，常给别人苦恼，有时自己没有那大的功德，也承受不起。化缘要化心才好！化感动、化欢喜，这种化缘是无价的。文化就是在化心，感化你的心，使你有觉醒，有觉醒的人自然与佛同在，这才是文化真正的价值。
　　我问师父：“还有什么写作计划吗？“
　　师父微笑的看着我：“还要写，一直写下去！”
　　我在师父的笑意里，仿佛看到茶还在开着，心里响着无声息的歌唱。想到师父近年来的作品《有情有义》、《往事百语》、《迷悟之间》……那不只是宗教家的悲智世界，也是文学家的感动情怀；那不只是一步一脚印的弘法之旅，也是一花一世界的文学之路。
　　捧读师父的近作，我还依稀感觉到青年时代读《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玉琳国师》时，内心的温暖还在心头流淌。在许许多多的深夜里，我曾那样贴近大师的文心，这使我不论处在高山，或心在海底，都有着美的向往；也使我不论在掌声响处，或孤寂之时，都向往着大师的典型。
　　典型在夙昔，但典型也在今朝！
　　古道照颜色，那美好生命的颜色不正在眼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