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佛教居士和居士林

厦门市佛教居士和居士林
　　郑梦星
　　佛教徒向来有“四众弟子”之称。
　　“四众”指的是出家男女二众和在家男女二众。
　　出家男众称“比丘”或“比丘僧”，俗称“和尚”。出家女众称“比丘尼”或“尼僧”，俗称“尼姑”。因出家二众在佛灭度后，代佛弘法传教，广渡众生，尊为“人天师”，誉称佛、法、僧三宝之一。
　　在家二众，梵语称男众为“优婆塞”，女众称“优婆夷”。意译为“清信男”、“清信女”；因其能亲近、奉事佛、法、僧三宝，又称“近事男”、“近事女”；作为三宝弟子，他们修持梵行，起维护佛法作用，故又称“护法施主”，通称为佛教“居士”。
　　一、佛教居士
　　在家奉佛的佛教徒，要通过投拜一位比丘僧作为皈依师，由他按《三皈仪轨》在佛前履行皈依三宝(佛、法、僧)、摄受五戒(不杀生、不盗窃、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仪式，才能成为佛制中的在家二众弟子。皈依三宝是佛教居士不可或缺的规仪。男、女居士皈依三宝的实质，就是在佛前立下誓愿要终身奉事三宝，永不再信奉其他外道邪教，并毕生持戒、修禅、礼佛。
　　明、清以来，厦门曾有过不少知名的在家奉佛居士。如明天启年间(1622-1629年)厦门名士池显方，不求功名显达，热衷于参禅学佛，曾在玉屏山自建玉屏寺(即后来的虎溪岩)持修，延请僧人来舍论经说法，长期与炉香经卷为伴。他的兄长池显京晚年辞官归来，受其影响，也跟着学佛潜修。
　　历来称在家居士为佛教护法，他们除在家修禅学佛外，对于斋僧施亲、建寺塑佛都很热心。厦门许多寺岩的兴建，都得到在家居士的大力支持。富有的权贵则独资营建，成为寺岩的檀樾主。如相传陈夷则家族捐建普照寺，施田五十亩，以至世代把陈姓家族奉为南普陀寺的檀樾主。有的则发起倡募，合资共建。如乾隆间(1770—1780年)厦门名士黄日纪发起协助月松和尚新建天界寺；同治间，陈逢义募集巨资重修鸿山寺。近代蒋以德独捐巨资新修南普陀寺大雄宝殿及法堂，捐建妙释寺念佛堂，重兴金鸡亭普光寺。此外还兴建许多宫庙，如内武庙、前园宫、福海宫、美人宫。当代女居士李素美及其弟李省吾献捐40多万美元，新建南普陀寺大禅堂。如上事迹，在所有寺院的兴修史上都有碑文记载传扬，使“古寺不废，佛灯长明”，在家佛教居士的热心护法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早在唐代，曾有在家奉佛居士的社团组织，称为义邑或法社。义邑或法社均以念经拜佛和开设斋会为主要活动。唐末，义邑改称为社邑，并开始依附寺院，逐渐归人以寺院僧团为中心的佛教团体。及至明代，在家教徒已不再有自身的集体宗教活动组织，不同阶层的在家居士均依附于寺院僧团，学佛修禅以求自了，或斋僧供佛、修造寺院以求福果。及至清末，才又开始有居士佛教的组织。居士佛教从同治间的彭绍升创设莲社，开始组织在家学佛居土开展念佛会和放生会等传统佛教活动。从此，居士佛教便在全国各地开始发展兴盛起来，并逐渐成为佛教社会中一支学佛、弘法的强大组织。
　　清末民初，社会上掀起一股“庙产兴学”的风潮，认为寺庙是传布封建迷信的风源，僧尼是不劳而获的蛀虫，提倡逐僧尼用庙产办学校，使佛教濒临绝灭的危机。当时，国内一些具有远见的法师、佛教居士，通过居土佛教组织，发起开展佛教改革，护法保寺的佛化运动。他们通过组织佛会、讲经会、宣传队等形式，宣扬佛学理论，宏传正信佛教，反对迷信活动，积极推行佛教改革，转变社会上对佛教的误解和指责，以求达到护教、兴教的目的。
　　民国初年，厦门佛教居士界受其影响，开始兴起居士佛教活动。民国十三年(1924年)，以青年居士蔡吉堂、叶青眼等为首，发起组织“闽南佛化青年会”，以鸿山寺为会址，开展佛化宣传活动。他们创办《佛音月刊》，组织“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积极宣扬佛教哲理，传播佛学思想，提倡正信佛教，反对迷信活动。佛化青年会的组织活动，揭开厦门佛教史上居士佛教活动的新篇章。他们的活动，对厦门的佛教改革，振兴厦门佛教，以及推动厦门佛教会的诞生，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民国时期，厦门有不少知名的佛教居士，如叶青眼、蔡吉堂、冯重熙、虞愚、周醒南、陈定谟、陈永梁等。其中除叶青眼回泉州继续开展居士佛教活动外，其他几位都是早年创办思明县佛教会的骨干。
　　叶青眼是老同盟会员，民国初年间倡导破除迷信，带人在泉州一带毁神像、拆神庙，后皈依佛教，仍主张弘扬正信，破除迷信。冯重熙，原籍广东，上海中国公学理科专业修生，后任厦门堤工处秘书，受佛教真言宗灌顶。厦门佛教会成立后，他与蔡吉堂同为首任的常务秘书。周醒南原为漳州工务局局长，后任厦门堤工处顾问，与冯重熙同皈依真言宗。虞愚早年皈依印光法师，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即参加佛化活动，此后相继担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定谟，厦门大学教授，皈依太虚法师。陈永梁，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学系，曾任厦大教授，后转业律师。这些居士大都是富有学识的学者，对佛家学说和中国佛教现状都有较深刻的研究和理解，因此对弘扬正信佛教，进行佛教改革，改变社会对佛教的误解，开展佛化教育，优化教徒素质，组建佛教团体，团结佛教界缁素人士开办弘化利生事业等都很热心关切。1931年建立思明县(厦门)佛教会，他们都是积极的创办者，并被选为首届常务委员，这些厦门居士佛教活动的开拓者，都已先后作古。
　　蔡吉堂，祖籍台湾新竹，日本据占台湾时随父母徙居厦门，开设新合美钢铁行。他参加厦门佛化活动时是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由于他认真精研佛学，坚持正信，又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善于团结教友反对迷信陋习，因而得到当时佛教界缁素人士的尊崇。他先后投拜印光、太虚两位当代高僧为师，深受教益，特别是太虚大师的佛学思想对他影响更深。在他长达60多年的居士佛教活动中，始终勤修净业，倡导佛教改革，宏扬正信。在居士佛教中，他极力提倡建立佛化新家庭，撰写《建设佛化新家庭之商榷》一书，鼓励佛教居士要引导全家成员皈依三宝，在家庭中奉佛净修，厉行精勤，简朴素淡生活，反对参与世俗迷信活动。他直至耆耄之年，仍孜孜于兴教、宏法、利生工作。80年代末仍被选任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理事、福建省厦门市佛教协会副会长、闽南佛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20世纪20年代以来，厦门居土佛教的弘化活动吸引了厦门许多知识界、商业界、军政界的知名人士皈依佛教，成为佛教居士，加入居士群团活动。如著名侨领陈嘉庚胞弟陈景贤，皈依佛教后，勤修净业，力行护法利生诸善行。30年代，他曾与夫人拟捐巨资在万石岩筹办景贤佛学院。后因抗战爆发而停办。林藜光，原为厦门大学哲学系学生，皈信佛教后精修梵文，30年代往法国巴黎担任东方语言学院教授。1936年回厦门奔丧，曾在妙释寺佛教会开讲《欧洲人士研究佛学之一斑》，厦门佛教界缁素人士1000多人听讲，受到教益。其他如厦大学生蒋成坤，台北帝国大学毕业生林林，两江优级师范毕业生、省立中学教员关吉诚，禾山云梯中学校长黄碧峰，医生辛仁音、蔡慧寿，毕业于公立政学院的公安局卫生主任唐继华，原厦门实业银行行长许宣平、职员黄竹荪，厦门商业界知名居士有原厦门商会会长洪晓春与马乾骅(本为基督教青年会干事，30年代初皈依佛教后成为积极宣弘佛学的居士)、洪子晖、罗炳南、柳正松等。
　　柳正松本为中药行职员，20世纪30年代末皈依佛教后，除毕生勤修学佛外，还积极参加居士佛教的各项弘化活动，如组织参加念佛会，利用集会时间宣讲佛学知识，创办慧正学苑，组织居士学习经典，并编著《佛教信徒修学手册》，倡导改革居士修持法要和课诵规仪，推行“人间佛教”和佛化家庭建设，弘扬正信活动，反对世俗迷信和社会陋习。建国初，他又通过居士林组织，团结众多佛教徒，开展爱国爱教活动。80年代初，他再度组织恢复佛教居士林活动，担任厦门佛教居士林林长和市佛协会副秘书长职务，并积极倡议筹办佛教老人安养院。
　　由于有各界知识分子参加佛教居士活动，在厦门佛教界掀起了一个修研佛学的热潮。例如，居士界组织了佛学研究小组，开始修研佛学，传播佛学思想的活动。在其影响下，会泉法师在万石岩组织佛学研究会，虎溪岩组织虎溪莲社。
　　20—30年代，因为一些著名的高僧如太虚、弘一、圆瑛、大醒等诸法师相继来厦门宏法，更有力地推动厦门居士佛教的发展。特别是太虚大师革新佛教的佛化思想和弘一法师崇高的德学行仪，更得到广大缁素人士的尊崇和信受，纷纷归向正信佛教。当时，众多的佛教居士都积极地组织信徒参加佛教会举办的念佛会、讲经法会、使其受到深刻的教化。其中有众多原来崇拜杂神迷信的女信徒，参加各种法会活动后都自觉地放弃参与社会迷信活动。特别是有不少原来参加先天、龙华、金幢诸外道的信徒也纷纷皈依佛教，走向正信。这些活动，对改变社会迷信风气，扭转社会对佛教的误解，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厦门的居士佛教活动，也由此发展臻于高峰。
　　1938年5月，日本侵略者占据厦门，本岛居民扶老携幼奔涌公共租界鼓浪屿避难。一时弹丸小岛人满为患，除寺庙、教堂作难民收容所外，大部份难民不得不露宿郊野。本岛许多居士如马乾骅居士等亦逃向鼓浪屿，他们与当地居士善友联合起来，遵循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念佛不忘救国”的教导，开展爱国救亡活动。日军南侵时，弘一法师在厦门佛教界倡导“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并写成条幅分送佛教界人士。厦门沦陷前夕，弘一大师与会泉法师同住万石岩，并写下“殉教应流血”誓言，并匾其居室曰“殉教室”。后在诸善信再三请求下，方与会泉法师暂避于鼓浪屿日光岩。日光岩清智法师在大师的倡导下，集中厦鼓居士及诸善信在岩中举办七七四十九日药师法会，祈祷世界和平，超度抗战阵亡将士与死难同胞。此后，鼓岛居士纷纷创办以念佛救国为主的小群团组织，如蔡善解居土组织“晃岩念佛会”(后改称“晃岩精舍”)，马乾骅居士组织地藏法会。诸居士除组织念佛讲经外，还募资救济难民，开展施医义诊及收埋死难难民等义举。在整个厦鼓沦陷期间，两岛居士纷纷组织念佛持修小群团，开展佛化宣传，如开展佛教家庭调查，组织街头宣传队、篮球队、演剧队等多种弘法传教活动。
　　抗战胜利后，佛教居士除调整扩大组织(如李鸿功居士组织妙香精舍等继续修学)外，还于1948年由许宣平、蔡吉堂、罗丹、虞愚等恢复战前佛学会组织，每逢星期六集会研习佛学理论。
　　建国后，50年代初，厦门居士佛教再度活跃发展起来，在家居士除坚持奉佛弘法的正常佛教活动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1951年，厦门佛教界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示威游行，佛教居士发动全市信徒5000多人参加，队伍阵容的壮伟和庞大，居厦门社会各界游行队伍之冠。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众多居士都踊跃捐献，在短时间内就捐献1000多万元(各寺院捐献共2000多万元)。
　　1952年，厦门佛教居士以妙香精舍为主，联合晃潮精舍等居士小群团组织，成立厦门市佛教居士林，开展有组织的学佛修持弘化活动。从1952年至1958年间，参加居士林活动的居士达1000多人。在居士林统一组织下，还设有莲池法会、同戒会、地藏法会、晃岩念佛会、西庵莲社和莲修助念团等10个助念组。居士林的主要活动为每星期集会诵、修、学。结合讲习经典；举办佛诞法会和其他普利法会，组织参加政治学习，协助居士组建佛化家庭，破除迷信和爱国爱教等活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中，许多平时参加宗教活动比较突出的在家居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如蔡吉堂、柳正松家藏的佛教经典和佛像、法器均被没收或销毁，但他们大都能坚持个人的持修不辍。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并全面落实宗教政策。随着宗教活动的恢复，厦门居士佛教也再度活跃起来。开始，由于集会场所缺乏，只在厦门佛教协会的统一领导下，依附寺院；参加各种持念法会和各项社会活动。1989年养真宫回收后，由佛教协会调拨给佛教居士作为恢复组织居士林的会址，开展居士活动。
　　二、厦门市佛教居士林
　　厦门市佛教居士林是佛教居士修研佛学、弘传佛法的群团组织。创建于1952年，居士林建立之前，厦门市佛教居士界曾有几个大小不同的群团组织，比较著名的有闽南佛化新青年会、中国佛学会厦门市分会、晃潮精舍、妙香精舍等。
　　(一)闽南佛化新青年会
　　该会组建于1924年2月，会址设在厦门鸿山寺，是厦门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佛教社团组织。
　　佛化新青年会是秉承北京中华佛化青年会的组织而创立的。北京佛化青年会于1922年春创立时，原为北京各大学研究佛家哲学的20多个青年大学生组成的，总干事是北大学生张宗载，原称为“北京平民大学新佛化青年团”。是年7月，张宗载和该会《佛化旬刊》总编辑宁达蕴两人去武昌佛学院向太虚法师求教，并在武汉开展宣传活动，受到广大佛教界人士的欢迎。后正式改名为“中华佛化新青年会”。
　　1923年，厦门佛教界抵制地方政府征收“迷信捐”，交涉无效。释会泉、转逢和尚乃会同厦门佛教青年居士蔡吉堂、叶青眼等联名电请中华佛化新青年会派人支援。当年年底，张宗载和宁达蕴亲自赶来厦门，协同厦门佛教界人士向思明县政府一再交涉，终于获得豁免迷信捐的胜利。事后，在张、宁的极力鼓励下，闽南佛化新青年会于1924年2月2日在厦门鸿山寺成立，参加新青年会主要居士有蔡吉堂、叶青眼、庄汉民、王拯邦、陈得禄、黄廉六、杨振仁等人，僧众中释会泉、转逢、转道、性愿、会机、觉斌等也积极参加他们的佛化宣传活动。
　　青年会的骨干分子叶青眼、庄汉民、王拯邦，曾在南洋参加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前，他们先后回国在厦门、泉州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叶青眼在美华书院任教，并以美华作为革命党人集会的地点。不久又回泉州活动。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成立。叶青眼认为素志已酬，遂功成身退，仍回厦门担任中华中学教师。袁世凯窃国称帝时，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叶青眼由廖仲凯介绍，受孙中山亲自委任为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他即在厦门设立总部，纠合同志，分赴各地活动，组织讨袁起义，后因事机不密，泉州、同安等地起兵先后失败，厦门起义没有成功，叶青眼在军阀的缉捕中出走菲律宾。1922年回国，仍就教于中华中学，并就南普陀寺亲近会泉和尚学佛，后皈依当代高僧印光大师，并成为闽南佛化新青年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青年会另一发起人王拯邦，祖籍南安，早年随父在厦门开设王慎斋药局，后往南洋行医，在新加坡由汪精卫介绍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厦门进行革命活动，在厦门，他借一所挂外籍商牌的万成客栈为秘密的革命据点，物色同志发展组织，筹措革命经费，全力策划厦门光复。厦门的光复，拯邦是主要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厦门光复后，他却不求名位，洁身而退，在厦门开设天福堂制药社，继续他的行医制药。
　　庄汉民也是一位从热诚的革命者转向皈依佛教的居士。汉民原籍泉州，1900年15岁时即往新加坡谋生，后在一艘往来东南亚各埠头的客轮上任职，认识了孙中山和黄兴，加入了同盟会，并转入新加坡《兴中日报》工作。辛亥革命前奉党组织派遣回泉州工作，曾谋刺泉州知府未遂。泉州光复后，汉不愿为官，来厦门经营对外贸易，但仍与革命组织保持联系。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二十一条件，全国掀起反日高潮，汉民与傅振箕等革命青年开展反日宣传，并组织戏剧宣传演出，募集救国基金，汉民饰演《卖花女》剧中女主角，曾轰动一时。庄汉民生性耿直，看到辛亥革命后，许多革命党人蜕化变节，争权夺利，国计民生无人过问，列强侵略仍然不息。于是壮志消沉，心灰意冷，一度曾拟投五台山削发出家，没有实现。就在厦门同叶青眼等人皈依佛教，参加组织佛化新青年会，积极宣传大乘佛教的救世精神，要以之来净化人间，改造社会。青年会一开始便把宣传正信佛教列为首要的任务，设立讲演会，出版《佛音》月刊。创办经书流通处，组织“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等。
　　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其所标12"世界”的因由，是在青年会初建立时，叶青眼等革命青年曾立下宏愿，要像当年宣传革命一样，立足厦门遍及闽南，面向全世界，首先着眼于南洋群岛。开始，宣传队除在厦门本岛进行宣传活动外，释圆瑛、张宗载、宁达蕴等还到泉州、漳州等地深入宣传。
　　根据1925年《中华全国佛化新青年会小史》文中记载。全国除北京的佛青总会外，只有6个地方有佛化新青年会的组织。这就是福建的厦门、惠安，还有武汉、太原、绥西、四川，6个中闽就占了两个。再就《小史》中报导的各地佛青会的组织和活动来看，其中会员的数量和质量最高，活动规模和成果最大，组织最健全，均推闽南为首。如佛青世界宣传队，在全国佛青中是惟一的组织。1925年，张宗载曾与释会泉和叶青眼等居士联系，要求能带闽南佛青世界宣传队出国到日本、台湾以至南洋各地宣传佛化，后因经费和会员的组织未能解决，难以成行。
　　闽南佛化新青年会成立后，经过一年多轰轰烈烈的活动，至1925年，有些主要的骨干会员如叶青眼、庄汉民、王拯邦、庄希泉等均先后离开厦门，会务活动开始疏冷下来，活动范围也缩小在厦门本岛内。至1931年，思明县佛教会成立后，佛化新青年会即并归佛教会统一领导。原青年会成员都成为佛教会骨干，如蔡吉堂、虞愚等均被选为常务委员，负责秘书工作。
　　1934年太虚续任南普陀方丈期满，离开厦门，随太虚南来推行佛教改革的大醒、芝峰等一批法师相继离去。同年，佛教会换届改组。由释妙寺等诸山长老主持会务，所有在佛教会任职的在家居士全部落选，离开佛教会。离会诸居士，乃于1935年组织中国佛学会厦门分会。
　　(二)中国佛学会厦门市分会
　　中国佛学会厦门分会，1935年开始筹备，发起人蔡吉堂、许宣平、辛清波、虞愚等居士，暂借大同路蔡吉堂府中为聚会所，每周集会一次，以讨论研究佛学理论为主。1936年，佛学会正式成立，推选许宣平、蔡吉堂为正副会长，主要成员有虞愚、罗丹、辛清波、黄秋生、黄子翬等，并迁会址于寿山岩，扩大组织，领导全岛佛教居士开展念佛诵经活动。
　　学会筹备初期，曾借厦门《华侨日报》副刊版面出版每周一期的《佛学周刊》专栏，在佛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
　　学会成立后，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申请登记，出版会刊《人间觉》(半月刊)，获准登记证号为“警字伍陆陆肆号”，这是厦门多种佛教刊物中获取内政部登记批准的惟一刊物。登记发行人为辛清波，编辑有释募笳、蔡慧诚(吉堂)、黄秋生等3人。首期创刊号在1936年8月5日问世。该刊曾得英国皇家博物馆索求作为该馆收藏刊物。
　　佛学会创办一年多，至1937年末，因抗战爆发，厦门时局紧张，有部分会员离开厦门，学会和会刊同时停办。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厦门佛学分会在全国佛学总会迂回南京复会后，于1947年初恢复组织，设址在寿山岩，仍以许宣平为会长，学会成员以旧会员为主、每星期六集会念佛讲经，邀请妙香精舍诸居士参加，有时也请其他法师或居士来讲演佛法。1948年，曾先后请丰子恺居士和法航和尚来寿山岩讲演。法航法师讲经后，佛学会和妙香精舍50多名居士，举行集体皈依法航和尚的仪式。1948年，佛学会发起集资在寿山岩侧建造太虚大师纪念塔，安奉特意迎来的大师舍利数颗(后迁建于南普陀寺的太虚台)，以资对太虚在厦门弘化的永久纪念。
　　1950年，佛学会再度恢复，并与妙香精舍相互配合活动，仍以寿山岩为会所。1952年厦门组建佛教居士林，学会部分会员并人居士林。
　　(三)晃潮精舍
　　晃潮精舍在鼓浪屿，主要负责人蔡善解居士，创立于抗战时期。
　　(四)妙香精舍
　　妙香精舍创立于抗战时期，设在厦门妙香路。抗战胜利后，一度与厦门佛学会在寿山岩承合修持佛法、讲演佛学。精舍主要负责人为李鸿光和柳正松。1951年迁址丹霞宫，每逢星期二集中修学。
　　此外，在鼓浪屿还有居士苏谷南、何仰潜等于厦门沦陷期间组织的“地藏法会”，定期集中持修地藏经典；以及廖瑞崇、陈毓贤等居士组织的“莲池助念团”等。
　　以上诸群团组织于1952年并归居士林统一领导，纳入市佛教协会的组织系统，并以妙香精舍为主体，联合全市佛教居士及其原组织组建“厦门市佛教居士林”；全市会员总数将近2000人，通过第一届会员代表会，讨论通过居士林组织《章程》。选举理事，建立理事会，推选李鸿光、柳正松为首届正副林长，同时聘请名老居士周幼梅为名誉林长。居士林活动场所，最初租用周宝巷民房，后迁至外清虞朝巷，因会员众多，居址狭小难以容纳，每周日集体活动改在丹霞宫举行。此外，又分成10个助念组，还有部分居士林会员分出组织活动，如王兆丰、廖碧谿居士于1953年在新华路设立西庵莲社，每星期五集会念佛；王水树于福茂宫成立福茂净业社，后来福茂净业社又与莲修团、莲谊团合组同戒会，有会员200多人定期集会修持念佛。这些分散的小集体，原则是在居士林统一领导下进行的独立修持活动。
　　居士林的宗旨，是团结全市在家奉佛的男女居士，遵循佛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导，发扬爱国爱教的精神，坚持正信佛教，认真修学佛法，以建设“人间佛教”、“弘法利生”为己任。1952年居士林成立时，正当厦门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居士林积极发动会员教友参加。如当年“三·八”妇女节，发动1400多名女佛教徒参加游行，人数之多居全市各单位之首。此外，历次爱国示威游行，参加的男女居士都在2000人以上。其他如为抗美援朝献金、为救济灾民捐款，在家居士均能各尽其力，踊跃捐献。
　　推行“人间佛教”建设，是居士林主要工作活动之一。宣弘正信佛教，革除迷信陋习，提倡建立“佛化家庭”。在家庭中，不搞迷信活动，如不做普渡，不拜鬼神，不相信算命卜卦、风水阳宅，不参与外教邪道扶乩，跳神等活动。提倡居家奉佛行善，生活朴素勤俭，爱国守法，多行善事。
　　组织在家居士修持学佛。除每星期二集会诵经念佛和讲演佛学外，还经常举办各种法会，如息灾法会、普利法会、佛诞日的礼忏、拜千佛、打佛七和孟兰盆会等?
　　随着居士林活动的发展和会员的增加，1954年3月进行第二届改选换届，充实理事人选，除正副林长连任外，增聘李博用老居士为名誉林长。1957年，居士林又进行第三届改选，但不到一年，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活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居士林组织活动因而停止。
　　厦门佛教居士林自1958年以来，停顿30多年迄未恢复。直到1989年，由老居士蔡吉堂、柳正松倡导，召集郑子兴、杨少如、陈善琛等10位居士为发起人，着手筹备恢复居士林工作。经讨论研究，制定《章程》和《工作细则》，拟定具体规划。佛协会决定拨出养真宫作为居士林林址，并委托柳正松负责修建。在修建过程中，得到南普陀寺、普光寺、虎溪岩、妙清寺、天界寺、普愿堂等寺院的大力支援，又得到海内外诸善友热烈地捐资和捐献法器等设备，使得养真宫得以修葺一新，并将神庙改建成为庄严的佛教道场。养真宫改建整修完善后，于1990年9月向海内外佛教界宣布，厦门市佛教居士林正式恢复组织活动，受到海内外佛教界缁素人士的称誉和祝贺。
　　居士林恢复组织后主要的工作活动，首先是重新登记会员及吸纳新会员。至1990年，登记会员总数达500多人，分成10个助念组，推选小组负责人，平时以助念组为单位，组织集体修持活动。居士林本部，每星期日集会进行念佛、诵经和宣讲佛学。
　　居士林开始恢复活动时，以原来10位发起人为领导，进行改选和建立理事会领导机构。经过几年来的组织活动，至1993年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会，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会议选出委员9人，并推选出正副林长：
　　名誉林长：蔡吉堂
　　林 长：柳正松
　　副林长：郑子兴 杨少如
　　秘 书：郑梦星
　　委 员：许炳辉 黄奕全 张茂植
　　陈善琛林嘉景 陈丽婉(女)
　　代表会还通过了修订《章程》，提出建立3个办事组，即事务组，法务组和财务组，以健全组织，更好地开展工作。
　　1997年，市佛协会指派僧人进驻养真宫，另批拨废旧的内武庙作为居士林的林址。时内武庙仍被工厂占用，在市宗教局大力协助下，由居士林出资赎回产权。
　　内武庙肇建于明初，与厦门建城并古，为厦门首庙，祀关圣帝君。佛家以关圣曾皈依佛陀，奉为伽蓝护法尊神。今以佛教居士林而得关圣护法，当是因缘殊胜。惟庙宇殿堂，几经拆改失修，早已颓败倾危，翻修拓建已成当务之急。
　　居士林迁入内武庙后，常务副林长杨少如从筹集资金，以至设计施工全面负责，分期进行翻建，首期为主拆建圣殿，又曾翻建殿后层楼林院。楼院以大雄宝殿为主体，顶层设经院讲堂，中层为办公厅及套间宿舍，下层立功德堂与餐厅、伙房等生活设备。殿堂金装玉塑，大小诸佛菩萨圣像30多尊，其他钟罄鼓乐法器以及一应生活器具，无不一一置办无缺。凡此基建及诸设施，自1四7年冬启动，19四年末全部完成，为期两年。总耗资数约近300万元。起废庙而成崇殿杰阁，空四壁以实镂玉雕金。工期之短，耗资之省，识者均赞为白手创业之奇迹。
　　自工程启动时，林中历年粒积资金不及所需十之二、三，诸执事毅然决策，采取边建边募同步进行。圣殿拆建，殿堂暂迁后院，法务与募资并举，因而深得海内外诸方善信发心乐助捐施，多则上万，少则百十，涓滴汇注，积源成流，终使资金源流不绝。主理基建执事，更是珍惜众善涓滴所需，精打细算，分毫不滥，务使纤厘所施尽化为基建砖瓦。如是开源节流，是艰苦创办佛教事业得以快、省而优之基本保证。
　　基建初成，开创鹭岛首座居士道场，结束了厦门居士数十年来有林无居的历史。为引导林众清修净行，特敦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南普陀寺方丈圣辉大和尚，以及厦门佛教协会会长理文法师为传法导师。圣辉大和尚还亲临林院，为居士众开授“三皈五戒”。在诸导师亲切指导下，林居诸众，除坚持每天早晚课诵外，还经常举办定期或佛诞节日等不定期的宏法利生法会，恭请法师来林开设讲坛，讲经说法。又组织助念团，为林友送终助念，此外，还多次组织林友赴诸名山进香，朝圣参学。
　　“慈济社会，利乐众生”，是居士办林主旨之一。在艰难建林中，仍多次发动林众捐资献物赈济灾区灾民。每年春节，还为近邻六、七十家贫困户，发送粮食、年货、棉被和过年费等。林院建成后，又同发宏愿筹建慈善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