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现代人

现代化与现代人
　　陈小红
　　政治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人的素质(1999)论文集
　　1999.12
　　页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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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文化失调　多元社会　理性化　模式变项　群我关系　民间社会
　　一、台湾现代化过程的迷思
　　世纪末的台湾社会弥漫着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媒体每天报导的坏消息似乎比好消息多得多。由小学生质问教育部长「老师是否该下十九层地狱」，大、中学生受不了课业压力而接连跳楼或上吊自杀，夫妻不和而携子女投河或自焚，产业恶性倒闭置劳工生计于不顾，黑金政治泛滥不仅恶质化了我们的议坛更扭曲了民主政治的真谛。凡此在在令人感叹这是否就是世人钦羡的所谓「台湾奇迹」。
　　有云台湾社会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然社会乃由个人与群体所构筑，回顾过去半世纪以来的台湾发展道路，除了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政府强而有力的领导外，「人」的因素更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不仅反映在技术水平不低的劳动力层面，更充份体现于几乎全民胼手胝足、努力打拼的「工作伦理」（work ethics）上。今天一万三千美元的平均国民所得，九百亿美元上下的外汇存底，排名全球前十五名的贸易量，可以说无一不是过往岁月中全民淬励奋发的结果。遗憾的是，八○年代中期一场金钱游戏下来，重组了台湾的产业和社会结构，更大大冲击了社会的价值体系。急功近利、物欲横流为台湾赢得了「贪婪之岛」的封号。加以1987年的解严，各种社会力的出笼与释放，固然多元并丰富化了我们周遭的生活，而在社会新游戏规则未及建立之际，价值体系的紊乱着实已令我们付出了相当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公权力」在一次又一次社会运动中的难以穿透，严重折损了政府的「公信力」。「民间」力量蓬勃发展后争食社会有限资源大饼的结果，各种合纵连横自难避免。又逢各项政治选举活动适巧提供了国人「逐渐升高期望」（rising expectation）的发抒管道，从国会殿堂中的全武行到结合各种「权」与「钱」而浮现的巧取豪夺，政商勾结也就不足为奇到连甫卸任的御史大夫王作荣先生都忍不住要发出「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叹息了！
　　二、重经济轻社会的现代化历程所导致的文化失调
　　诚然，过去半世纪来的国家现代化历程不全然尽是负面的。经济快速的成长提升了全民的生活水平，教育机会的普及改善了国民平均的素质，相当开放的社会允许快速的社会流动，因之不易形成僵化的社会阶层均为明例。然而，无可讳言地，近半世纪来台湾的现代化过程在各个层面上显然是不太平均的。走过了经济挂帅的岁月，到解严后逐渐开始关注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以至其后因各类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多元社会」概念方得以挤进国家现代化的议程。至于精神境界事务虽不乏高层的倡导，「文化建设」在现代化过程中却似乎始终聊备一格。这种重经济轻社会、文化的发展模式是学者们公认导致国内近年来脱法、脱序「文化失调」的主因之一。
　　换言之，台湾的现代化尚未完成；盖因「现代化」的标竿乃是多方面的，经济成长不过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除此之外，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社会的多元化、福利化，文化的生活化与精致化均为现代化目标。西儒威伯（M. Weber）所称的「理性化」（rationality）（Weber:1947）与帕森思（T. Parsons）和席尔斯（E. Shils）所提出的「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Parsons & Shils: 1951）更具体而微地点出了现代化的理想范型。据此，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除同时须为一法治社会外，更被认定系一具备与达成了包括功能专业化（functionalspecified）、平权导向（egalitarian orientation）、普遍主义或宇宙观（universalism）、成就取向（status achieved）、自我取向（self-directed）等特性之社会。反之，强调功能普化（functional diffused）、权威取向（authority orientation）、特殊主义或地域观（particularism）、崇古取向（status ascribed）及他我取向（other-directed）的社会则被视为较传统的社会。
　　三、过渡型台湾社会的群我关系
　　若以此检视台湾的社会，则不难发现时下大多数的台湾人其实是自主性相当高的，尤其是年青一辈者。此由现今流行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说词中充分表露无遗。自主性的增高绝对有利于独立思考，唯于个人主义抬头的同时，若缺乏尊重体制的文化素养，则个人的自由主张便极可能侵害或影响他人的自由。「己所不欲，常施于人」的例证在台湾社会中可谓比比皆是。如非法占用公用停车位，侵犯他人著作权，盗采山林、砂石，任意倾倒废土等。换言之，自主性必须与法治配套，社会的秩序方得以维系。此外，自我意识的抬头并不应意味个人可变得更加自私自利或自我中心到冷漠的地步。也即强调自我与个人取向的同时，个人对周遭的社会仍然须存有一份关怀。唯其如此，个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方有发挥大爱可能，社会正义因此也才有衍生希望，「管闲事，抱不平」的力量方足汇聚，社会对「生命」、「环境」、「人权」的判准也才易建立起来，个人「隐私权」及对社会真正「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尊重与被尊重也才有了机制。
　　四、政治挂帅下扭曲了「成功」的定义
　　若进一步对照Parsons和Shils的「模式变项」在台湾实际的运作情形，则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会确实已由过去权威取向渐渐转成「平权取向」。唯于普遍主义、成就取向向度上则仍有待努力。「普遍主义」的反面为「特殊主义」，特殊主义发挥到极致就成了「特权主义」。而「成就取向」的反面为「崇古取向」，也即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系根据他的出身而非后天努力获得的成就来决定的。此两因素若共同作用，则个人社会（身份）的流动几无可能，社会的真正正义公平亦难期有成。相反地，社会上的各项资源将由一小撮人所垄断和把持。大陆的「太子党」及「权贵子弟」，台湾的「世家后代」或盛行于中国大陆的「关系学」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而想在此一环境下生存的更好，就有许多人镇日奔忙于找寻「关系」而不一定强调「本事」，如此社会分配的机制将被扭曲，致努力者不一定得到奖赏，不努力的人非但往往不会遭受惩罚反而有机会「成功」，于此是非颠倒，善恶不分前提下，社会的进步自然会受到戕害。
　　另一方面，若社会风气鼓励大家搞特权、走后门、钻营关系，则社会对成功的定义极可能与权力划上等号。著名的心理学家David C.McClelland就曾说过，大凡任何社会不外有三种典型的人，一种是追求权力型，一种是追求成就型，另一种则是趋众型。（McClelland: 1967）一个进步的社会最好是能多一些追求成就型的人物而少一些追求权力者。此乃因「权力」为稀有资源，有时而尽。过多的人追求权力的结果不免会产生冲突，折损彼此元气，消耗社会力量。而过多的趋众型的人，社会固然可能呈现一片祥和，但因多数人安于现状，不拟求新求变的结果，社会将难期进步。只有当大多数人以追求成就为志向时，因各人岗位的不同，彼此成就的追求河水不犯井水，社会反而会因大量创新、冒险力量的出现而迈向进步之途。由此对应台湾的社会亦不难看出，目前我们社会中许多的行为判准几乎都以政治人物马首是瞻。「成功」几乎成了「从政寻求高位」的同义词。遗憾的是，大多数政治人物为年青人作了不当的示范，即「以最短时间和力气，寻求权力及利益的最大就叫成功。」终日汲汲营营，追逐名利，表面上已理性化的现代人自然也就不在意踩着他人的肩头向上爬。「目的理性」于焉常被「工具理性」所取代。政坛上流行「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的信念更强化了人们追求快速短利的思维方式。现代人的焦虑与其盼望「速成」、「走快捷方式心态」不无关联。表现在人际关系上的固然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股票市场中的短线操作，对外投资的「打、带、跑」心理，政府决策的短视自然亦皆不令人意外。
　　五、亟待建立的新价值体系与社会共识
　　前瞻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台湾果仍期向现代化标竿迈进时，则我们的社会究竟应该竖立怎么样的价值体系与社会共识？徘徊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现代人又当如何自处？
　　首先，不论是个人或社会都需培养「自省」的功夫。一个没有「反省」能力的社会是无法奢言进步的。在社会愈来愈开放与鼓励参与前提下，个人自律的要求可谓愈形殷切。
　　其次，基于中国人「等待果陀」或称「仰望权威」的心理，迄今政治人物仍居动见观瞻地位之际，彼等的自律显得格外重要。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社会的移风易俗自然有赖「子帅以正」。
　　再次，尽速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意识型态判准」实已刻不容缓。多年来台湾总体环境不确定的处境使人人常抱「自求多福」心态。故政府有义务让人们安心，领导阶层更有责任标举出社会的精神走向。诚如世上任何主义必定有其欲体现境界一般，如理性、创新、冒险、效率为资本主义社会信守的信条，但其达成需秉持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社会主义则以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为依归，期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其社会支柱则来自于无私无我精神的发挥。台湾社会共同的意识是什么呢？优质民主？成熟经济？关怀社会？（引自总统府新闻稿：1999.1.4）实有待尽速建立。
　　此外，教育内涵的改变自然也颇重要，除现代化法治精神的灌输和强调外，有系统的整理民俗、民德以作为社会化的素材，教化国人「目中有人」，尊重优良传统的重要，不至作出「无法无天」行止来。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伦语：为政篇）也就是这个道理；且一切应从日常生活教育作起，如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礼貌的训练，像是养成说：「请、谢谢及对不起」的习惯。总之，现代化过程中吾等所需要的道德伦理内涵乃属针对周遭生活的需求与困境而设计的，决非系距现实生活遥远且可望不可及的传统礼教。
　　六、结语
　　总之，在迎向廾一世纪之际，台湾未来现代化的历程势仍将布满着各式挑战。产业升级的压力在经济日趋明显全球化的今日益形迫切，而环保、生态、福利需求、生活质量的提升在在均有赖清明的政治，富而好礼的国民以及经济、政治、社会多元化后新的相互尊重伦理的建立。诚如连副总统于最近一次与民间社团负责人的聚会中所指出的，为台湾永续经营计，在政治、经济现代化后更必须注重人文社会关怀。可喜的是，迩来台湾「民间社会」蓬勃的发展己然汇聚成一股逐渐庞大的社会力量，于环保、教改、弱势族群关怀和小区营造等诸多方面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此一力量的茁壮为国家长远现代化过程注入了新的希望。倘吾人不乐见「政府继续无能，政客继续无耻，社会依旧无知，百姓仍然无助。」（引自联合报1999.2.8日第四版经济专题尤克强先生专栏之标题）的情势衍生下去，那么善用与扶持这股新兴的社会力毋宁是每位参与未来现代化历程的我们所责无旁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