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教法史上的汉族高僧

格鲁教法史上的汉族高僧
　　当然，我的意思并非刻意地强调种族差异：）但藏传佛教史上确实有过不少其他民族的“血液”，较多地象蒙古族、土族。其中亦不乏汉族高僧。就目力所及，略述一二，民国以后的高僧因为大家多半熟知，就一并不收录了。
　　（一） 拉仁巴格西
　　说起汉族拉仁巴格西，大家多半会以为密悟格西是唯一的一个（什么“珍珠”就不谈了吧），其实在这之前至少还有一位，并起还建立了转世系统。
　　据《安多政教史》P124记载：
　　“……当时还有……色拉寺的汉族格西罗桑吉美等许多著名格西。汉族格西罗桑原为拉卜楞寺的僧人，是色拉寺麦扎仓拉仁巴。被东科尔呼图克图带至安多，定居在东科寺，有转世化身。”
　　（二） 夺舍转世的东科尔活佛
　　格鲁派中，夺舍记载似乎不多见，这是一位，而且非常有名。从这世起，这个转世系统成为朝廷“驻京呼图克图”。
　　第四世东科尔：多居嘉措，1621-1683。
　　凉州汉族。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三世东科尔“圆寂”（1639年）后，“遗体”运往喀木东科尔本寺，形至苏曲河畔，遇一刚“死”的19岁汉族青年正送往墓地……该青年“死”而复苏，自称是“东科尔”！（咣当——夺舍转世，见过吗？！汉人？！藏人？！可见“藏”、“汉”、“男”、“女”……都没太多真实意义）该青年遂同三世“遗体”一并送往喀木东科尔本寺，途中，由一世却藏南杰班觉剃度出家，授名嘉央嘉措，是为第四世东科尔！
　　1646年入藏朝拜，从四世班禅大师罗桑确吉坚赞受比丘戒，法名多居嘉措。在藏极受“伟大的五世”及固始汉等人的器重，受“五世”指派赴安多弘法。
　　1647年，于天祝天堂乡创建天堂寺，曾为该寺寺主。
　　1648年，于青海湟源县建东科尔寺，次年被召至北京，授予“诺门汗”之名号。康熙初年返乡，调解当地格鲁、宁玛派系纠纷。1665年奉旨回京，康熙授予“蛮朱什利禅师”（即“文殊师利禅师”）印、封，自此历世都作为“驻京呼图克图”，任职京师。
　　《安多政教史》里还记录了这一段话：
　　“一般来说，虽值得思考，但也很有必要。圣·噶丹充分于以肯定，说道：
　　密乘乃是佛教之精华，以此慈悲顺利夺舍者，具祥多居嘉措来转世。”
　　《安多政教史》说“45岁圆寂”，那是从“转世”那个时候算起的。
　　（三） 大吉活佛
　　第四世：降央吞珠: 1853年生于江西计安府，二岁时父亲到康定做官，随父到康。一天家里人抱其上街，在街上看见上一世的管家阿旺扎巴，他就喊了两声：“ 阿旺扎巴”， 阿旺扎巴回头一看，只见一大人抱一小孩，等他反应过来，大人已将小孩抱走，未让阿旺扎巴与小孩说话。后来管家慢慢了解到这个小孩是当官人家的，他去要求，这家人不给，管家回庙求问护法，活佛能不能找到，护法叫不要去找，以后会回来。8岁时，他家附近来了一位西藏客人，客人回藏时，他就悄悄随客人走了，到拉萨在客人的帮助下，住在色拉寺读书，后来考上了格西，十一世达赖说他是汉族里第一个格西，特赐了他一个堪布的名称。回康定后，父亲还在世，不让他远走，在安曲寺住，在安曲寺当了三年堪布，父亲去逝后，他就回南无寺，当了四年堪布后就坐静讲经、传法，于1921年(68岁)圆寂。
　　（四）章嘉活佛
　　二世章嘉活佛，大概是汉族格鲁僧人中最负盛誉的的高僧了。
　　章嘉系统驻京始于二世阿旺罗桑却丹（公元１６４２——１７１４年）。他出生于湟水南岩伊格沟的达秀村，疑在今青海省湟中县境内，父名张益华，系一移居海的山西商客，母名塔摩措，藏族，笃信佛教。出生不久，被当时任龙合寺法台的一世丹麻·崔臣嘉措（公元１５８７——１６６５年）选中，并禀报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认定为扎巴鄂色的转世。５岁时，即被送往龙合寺学习藏文，顺治七年（公元１６５０年）迎来郭隆寺学经，顺治十八年（公元１６６１年）去西藏朝拜，学经于哲蚌寺郭莽扎仓，３年后五世达赖喇嘛授给比丘戒，康熙七年（公元１６６８年）获哲蚌寺“林塞噶居”学位，然后转入下密院学习密宗，并于前后藏地，访拜大德名师，从而学通显密，成为一代名僧。二世章嘉在藏求学２３年，康熙二十三年（公元１６８３年）４０岁时返回郭隆寺。他在藏学经期间，阿旺罗哲嘉措是其主要经师。康熙二十五年（公元１６８６年），阿旺罗哲嘉措奉命去外蒙古调解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之间的纠纷，途经青海郭隆寺，因师徒关系，携二世章嘉同往。在外蒙古，经他们宣谕劝说，使两部和好如初。翌年，二世章嘉随师进京具奏，受到康熙帝嘉奖，是为章喜系统与清廷直接联系之始。康熙二十年（公元１６８８年），二世章嘉回到郭隆寺，任该寺第二十任法台两年。他与和硕特蒙古首领达赖洪台吉联系密切，曾亲往青海湖牧地授法、治病、禳灾、荐亡等，进行宗教活动。《卫藏通志》辑《御制语录后序》称：康熙三十二年（公元１６９３年），康熙帝以他“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西藏蒙古中外诸士之所扳依，僧俗万众之所钦仰”召来北京，尊为他的讲经喇嘛，驻锡法源寺。康熙三十六年（公元１６９７年），二世章嘉奉命去西藏向刚公开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送封文，道经宁夏、青海，顺路劝导达什巴图尔等青海蒙古首领内附清廷。第二年从西藏返回交旨。康熙四十年（公元１７０１年）多伦诺尔汇宗寺建成后，康熙帝授权他为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条之扎萨克喇嘛，住持汇宗寺。康熙四十五年（公元１７０６年），被封为“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赐金册金屯，印重八十八两八钱八分。康熙五十年（公元１７１１年），康熙的第四子拨款购习巴图咱那的房舍，扩建法源寺，维修各殿，翌年竣工，清朝赐名嵩祝寺，成为章嘉梵修之所。二世章嘉在北京、内蒙等地传教深得清廷赏识，雍正九年的《御制善因寺碑文》中说他“道行高超，证最上果，博通经品，克臻其奥，有大名于西藏诸部，蒙古咸所尊仰”，要蒙古各汗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对章嘉呼图克图“敬信无二”，“率其部众，听从诲导，胥登善域”。《蒙藏佛教史》载，康熙帝还面谕二世章嘉说，蒙古各族奉法，“均尔一人之力，黄教之事，由藏乐向，均归尔一人掌管”。自此，章嘉成为格鲁派在内蒙古地区的最高教主，与达赖、班禅和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并称为黄教“四圣”。乾隆五十一年（公元１７８６年），乾隆钦定驻京喇嘛班次，章嘉为左翼头班，位居各驻京呼图克图之首，赏御用金龙黄伞、黄车，地铺黄毡，可“乘轿车自由出入东华门”。康熙五十三年（公元１７１４年）五月二十六日，二世章嘉于多伦圆寂。年底，其遗体龛座运回郭隆寺。他一生著述７函，多为佛学著作，附于北京版《丹珠尔》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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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宋齐梁陈隋间，高僧求法离长安；去时成百归无十，后人焉知前者艰。
　　路远碧天唯冷结，沙河遮障力疲惮；后贤若未谙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