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与民国前期佛教组织

　　太虚大师与民国前期佛教组织
　　作者：黄夏年

　　太虚大师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领袖，也是一位佛教改革者。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努力的践行者。在中国佛教处于最低谷的时期，太虚大师开始佛教改进运动，宣传佛教革新思想，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大主张，对当时的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他的“人间佛教”思想又为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粮。在太虚大师的佛教改进活动中，佛教组织的建设是太虚改进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重视与总结。
　　一
　　民国佛教组织可以分为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清末光绪三十四年的僧教育会开始，到民国十八年中国佛教会成立时为止；第二个时期从中国佛教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本文讨论的是第一时期太虚与民国佛教组织的关系。
　　太虚大师在佛教改进运动中，看到了成立佛教组织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他“深感尊重三宝，调融四众之诚愿，实为复兴中国佛教之精神要素。盖今后佛教之建立，须托命于四众──或七众有秩序之和合组织，不和合不能有秩序，无秩序亦不能成和合。” 于是，他把成立佛教组织看作是他的佛教改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在民国初年，中国随世界各国走上了民主立宪的阵线，所以中国大众都共认为要建立一个民治的国家，就可马上复兴起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到了民国七、八年至十三、四年间就不然了，新的主义纷纷抬头，如苏联则为共产主义国家，意大利则有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德国、日本也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趋势，中国则被各种不同的政见牵动了，有主张改采共产主义的，有主张仍行民主主义的，也有主张采取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政治既然随着世界各国政治的趋向而飘摇不稳，想改进佛教，自然也找不着一个适应的办法。”
　　应该指出，成立佛教组织是当时整个佛教界的一项重要活动。约与太虚同时，已经有了佛教会的组织，太虚说：“革命进展得很快，辛亥年末，就进占江、浙；不久，孙中山先生回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宣布废除农历改用阳历，于元旦成立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成立后，佛教徒曾分头发起组织各种事业，如李证纲、欧阳竟无等人发起组织佛教会，佛教会上并无中国或某省等范围，曾拟有章程，主张政教分离，呈请总统承认，得到总统表示赞同的覆函。同时、谢无量亦发起组织佛教大同会。”李证刚即是李翊灼，与欧阳竟无同为江西宜黄老乡，曾在支那内学院随欧阳学习佛学。他和欧阳竟无组织的佛教会，是一个居士组织，主要以金陵刻经处的居士为主。欧阳竟无看不起出家人，曾经说过：“中国内地，僧尼约略总在百万之数，其能知大法、办悲智、堪住持、称比丘不愧者，诚寡若晨星。其大多数皆游手好闲，晨夕坐食，诚国家一大蠹虫，但有无穷之害，而无一毫之利者。此如不整理、不严拣，诚为革命时之一大遗憾。” 欧阳对出家人的态度，决定了佛教会与出家人是不能合作的，同样出家人也与欧阳的佛教会不来往，佛教会受到了出家人的冷落，结果最后不得不垮掉了。太虚对李证刚的印像不好，专门写文批评，认为“清季民初从杨仁山游，于佛学研究敷讲无虚日。民元，（李证刚）与欧阳竟无等七人，发起佛教会，倡政教并峙之说，欲设世界佛教会总会，与各国政府对抗，诟厉僧徒，意势甚盛，俨若以佛教主自任。会袁世凯当国，专尚政权，格不得逞。逮袁氏帝图渐隆，李以重张儒说可迎合袁意，遂舍佛教主不图而改图儒教奴。又以其未婚妻桂伯华之妹，以学佛守不嫁主意，使之久不能遂室家之好，由此求遂婚宦之情欲冲动于内，乃悍然一反其十余年所学，假讲佛学之名，毁佛誉儒。迹其所为，乃一急功名、恣情欲，而外假博大豁达之旨以自文饰，盖伪君子真小人之流也！此其人诚不云也！惟其才慧亦殊可喜，窃冀其不远而后，早发悔悟以涤前愆也！” 太虚虽然对李证刚多有垢词，但是他对欧阳的评价甚高，认为欧阳与李证刚两人是一白一黑，不可混淆。欧阳曾经和太虚同在杨仁山门下同学三月，但这并不是太虚说欧阳好话的原因，因为欧阳也曾经做过“诟厉僧徒，意势甚盛”的举动，可是太虚并不以为然，太虚之所以认为欧阳人品尚可，是从欧阳的学问方面来看的，太虚认为“至于欧阳竟无则不然，昔者尝师杨仁山‘教宗贤首’之说，研习华严疏钞，其书往往须通唯识法相乃明者，乃转究法相唯识诸书。久之，入唯识愈深而弃贤首益轻；又久之，则专宗法相唯识矣。然此正其探源溯本之功绩，未可厚非。观其最近出之唯识抉择谈，于楞严、起信、贤首、天台批评处未免过当，而对于貌似之净土及宗门，虽有批驳，亦注云‘指不到家之净土宗门言耳，若真净土宗门，与唯识是一贯之学’，立言未失其正。要之，欧阳不过于佛法大体中稍有小节出入，而李则已完全反佛而投降顺世外道者也。予恐世人将李及欧阳二人并论，黑白混淆，乃藉洪州无名氏来函略附及之。”
　　二
　　在中国佛教会成立前已经有过一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重要的佛教组织，特别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各种佛教组织，都有太虚的参与或策划，有的则是由他本人来组织实施的。
　　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僧教育会，太虚曾经参与过。他自述：“我在当时也曾参加过几处的僧教育会。宁波在八指头陀──寄禅老和尚领导之下，在光绪三十四年也把僧教育会组织起来，该会管辖的范围包括宁波府──除定海县──所属各县。在光绪末年，我因为上来所说种种关系，也就热心参加这种活动。入冬、在江苏有个比较有系统的省僧教育会的组织，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会，八指头陀与我代表宁波去列席参加。江苏因为有全省组织的缘故，力量比较雄厚，除各县办有僧徒和民众小学外，并筹办全省僧师范学校。同年、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磨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底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该舍的主要科为国文、佛学、英文。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历史，因经济不继而停办。初办的上半年我未参加，我是第二期才进去的。我在祗洹精舍的时候，已有普陀山定海县教育会的成立，该会办有：在定海县城的慈云小学──国民小学，至今尚存；在普陀山上纯沙弥的化雨小学，下半年因华山法师辞职，遂请我去当佛学教员。这就是我参加僧教育会、佛教学校、祗洹精舍的经过。” 又说：“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变政兴学之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会而办学堂之僧领袖。笔者亦适于距今三十年之秋，随寄禅长老参预宁波及江苏各僧教育会之成立。时所办学堂，大抵为国民小学一所及僧徒小学一所，例如普陀僧教育会在定海县治立国民小学曰慈云，今犹续办，并于普陀立僧小学曰化雨，初由华山及笔者相继主持，延续至民二十，改为普陀佛学苑，不二年停止。然江苏僧教育会独在南京开办一所僧师范学校，月霞、谛闲等相续主持，约经二年，至辛亥革命军达到南京而停办。此于后来所办之僧教育，亦稍有关系。”
　　寄禅长老在宁波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太虚也是参与者之一。太虚说：“经过金山风潮后，江、浙诸山长老于上海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由八指头陀商量将佛教协进会并入中华佛教总会，因此中华佛教总会成了全国统一的佛教最高机关，辖有省支会二十多个，县分会四百多个，佛教会、大同会等组织亦自行解散。总会办有《佛教月报》，由我负责主编。”
　　中国佛教协进会成立，是太虚亲自策划的。他说：“我在辛亥之冬的民国元年，也到了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在毗卢寺设立筹备处。当时僧师范学校学生领袖仁山法师，也是我在祗洹精舍时的同学，因欲以镇江金山寺办学校，亦来京请愿。我遇见仁山法师后，对他这种举动，认为只是应办的一件事业；我就把我的佛教协进会向他说明，希望他参加发起。他很乐意地接受我的意见，并主张会所虽设南京，成立大会则在金山寺举行。我们就积极地草了宣言和章程；我曾请了一位广东朋友介绍，谒见了临时总统──那时的政府是很平民化的，每日规定了时间，会见民众，接纳民意──，我报告佛教协进会的计划，孙总统指定马君武先生和我接谈。这佛教协进会，就是我对改进佛教具体的实际的表现。” 又说：“在南京临时政府初成立，笔者与释仁山等先于南京及镇江，有教协进会之设，以教理、僧制、寺产三种革命为号召，曾引起极强烈之保守与改进的斗争，后因寄老及亚髡之调解，协进会自动解散，共同加入于中华佛教总会，由笔者任《佛教月报》编辑，从此中国佛教会乃并含一种改革僧寺制度之因素。” 又说：“先时，我既接受了仁山法师底意见，就履行佛教协进会成立会在金山寺举行的诺言，到金山寺上仁山法师剃度的观音阁，进行筹备开会的工作。在开会前，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会中主要的人物，除了我同去数人之外，就是仁山领导的僧师范同学们──他们从前在僧师范学校时，曾与扬、镇诸山长老发生过很大的磨擦──。金山的僧众，虽不愿意此会在寺内举行，惟处于当时革命浓厚的气氛中，亦无可如何，唯有暗中勾结诸山长老，作非公开的抵抗。开会时，到有会员和各界代表诸山长老约六七百人。我以和平态度报告筹备之经过，并宣读通过章程。接着，仁山法师就作了一番演说。当时即有扬州的寂山和尚起立，拿出长老的资格，以老和尚训诲小和尚的态度，对这位新进的仁山法师，加以严厉的驳斥。由此引起了血气方刚的僧师范同学们底剧烈反抗，全场空气极度紧张，从唇枪舌剑式的辩战，几演成‘全武行’的惨剧。幸得赴会各界代表底排解和制止，把章程上负责的人提出通过后，草草散会。会期终结后，我仍回南京策划全国会务的进行。仁山法师和同学们，仍留金山，依照会中计划，在寺内划出一部分房子来作会所及开办学校，积极进行。讵料在辛亥十二月二十外，金山寺暗中进行破坏的工作成熟，由库房、客堂的职事为领导，率着三四十个工役，在半夜里打进了佛教协进会会所；人少的僧师范同学，大半受了伤，仁山法师就是受重伤的一个。这场风波闹得不算小，监院、知客、副寺和许多任务役都被法院逮捕拘押。我事前毫无所闻，后来在报章上看到这种消息，佛教协进会受了这个打击，无形中陷于停顿了。”
　　佛教正信会也是太虚亲自策划成立的。他曾经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附有佛教正信会的纲要。认为“僧伽制度的整理，是在改组出家佛徒；而正信会纲要，是在组织在家佛徒。这纲要的提示，为依着人乘正之法的理论去实行，目的是使在家佛徒对佛法由真正的理解，而起正确的信仰──对三宝起清净的信德，明因果业报，实行五戒十善。这不仅应用于个人，而且应用于家庭乃至社会国家之间，建立人与人间的道德能力，以这道德能力改造社会国家──，构成佛化的伦理、政治、经济的新社会。这就是以极普遍极广泛的人群为对象，依着大乘菩萨精神的组织──佛教正信会。” 他还撰写了《汉口佛教会创始记序》，曰：“一事之成莫非果也，而果必有因，但因远而缘众，即其发端之简且微者，乌知不先有极赜之因，至繁之缘在乎其中哉！《法华经》有无数菩萨发心于末劫中宏宣正之法，观于汉口佛教会成立之速，信徒之众，洵乎灵山乘愿而来者欤？忆予民国七年应李隐尘、陈元白居士请来汉口开讲起信论，常听者仅七人耳。至九年，讲《楞严》于武昌，曾至汉口讲演三日，时有信心者三四十人。遂即发起佛教会，因主持得人，继续从事于建设，乃有今日之结果。但因果重重，化行无尽，愿不懈精进，俾有以维持其已成者；而广修万行，圆成万德，与法界众生同证无上菩提也！” 此外，太虚还说过：“民七秋，予始来汉皋。民九之春、之冬、第二、第三于武昌讲《起信》、《大佛顶》。是冬、在汉讲演三日，汉口乃有佛教会并设。自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遂成今日之盛，且继长增高，方兴未艾！王森甫会长，谢铸陈理事等，念缔造之维艰，期持续之能久，请为辞以铭其壁，即说偈曰：户枢南北，筦钥西东。四民超敏，物阜德丰。道声一树，天下响风。觉济今世，唯佛大雄。慧日破暗，法雷振聋。建佛教会，拯灾恤窘。书报刊布，经像流通。亦修净业，亦习禅功。增高继长，岁有不同。爰发文采，焕烂虚空。云蒸霞蔚，垂之无穷！”
　　中华佛教联合会是太虚提倡而成立的。他说：“我在北平讲经时，提倡组织中华佛教联合会，即进行章程备案，江、浙、赣、鄂、川、湘等省，亦起而组织省联合会，但未能每省都有，故不能全国整齐划一。”
　　世界佛教居士林也得到了太虚的支持与参与。太虚说：“民七、沪上初有居士林之发起，推长者为副林长，与余所组觉社同为沪上最初之居士讲修团体，而居士林发展为世界佛教居士林，自建大厦，并办图书馆、学校、医舍、书局等。”
　　太虚还组织了中国佛学会。他说：“十七年春，我就把住持不久的厦门南普陀寺与闽南佛学院交由芝峰、大醒代理，到夏间就放洋去外国了。在那时候，国内经国民革命之后，佛教时在风雨飘摇中。出国前，蒋委员长约我到南京会见，由他介绍的关系，访过党国当局多人，我觉得全国应该有个佛教会之类的组织。但当时的蔡元培先生等，认为民初的信教自由，此时已失其效，对于宗教不便提倡，以先设佛学会为宜，因为佛学会是研究学术的机关。我在南京许多要人提倡中，讲了三天佛陀学纲，乃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并设立佛教办事人员训练班，……” “由是可知在中国佛教会以外另有中国佛学会来研究探讨真理，适应潮流，树立佛学，实是实现人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基础的运动。因为现在要建立佛教，不是浮泛不切实际的举动所能胜任，奏效，是要向人群中从事实际工作，然后纔能实现人间净土的！负有此等重大责任与使命，故不是向来旧有的残余无精神的佛教团体所可做到，须有健全的新组织，集合健全的知识分子，认真地共同来探求得佛法的真理，然后随时代潮流而宣扬发展，使佛教成为人类所适宜所需要的佛教，故有佛学会的产生。由此、可知佛学会之责任重而且大了！”
　　此外，太虚还提议组织其它的佛教组织，如“又我于二十年，根据寺庙监督条例，曾提议过组织‘僧寺联合会’，而‘佛教僧寺会’的名称亦是我提出的，但这些皆未曾实行组织过。” “二十二年春间，曾提出‘佛教青年护国团’办法，以赴救严重之国难，即提及出家僧众办救护看护等事。后来请训练总监部，免僧普通兵役，另受救护等训练，即为现今各地僧众救护队的滥觞。” 太虚还组织了世界佛学苑的工作。他回忆说：“（民国十六年）在法国巴黎时，发起世界佛学苑，发表宣言书及组织计划，在英、德、义各地都设有通讯处。法国朝野人士颇热心赞助，在德国柏林时，法国电邀我回到巴黎，商议在巴黎送一地皮与我作世苑的苑址，建筑和开办费等由我担任筹集。当时因经济尚无把握，声明待返国后再作接收与否之决定，遂由法而渡美。……民国十八年回国后，曾为世苑筹备经费之规划，因机缘相左，经过数年，尚无头绪。于是把巴黎的捐地辞却，想先在中国建立世苑的中心，将来慢慢才推广欧、美去；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经济问题。……”
　　三
　　正是由于太虚有了组织各种不同形式的佛教会组织的经验，所以他能够把握全局，知道当时佛教的动向，同时也看到了各种佛教组织的缺陷与不足。例如，他对僧教育会就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僧教育会组织的性质，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培育僧众的人材；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补助国民教育。但大都是各省各县各自为政的设立，谈不上有系统的组织。僧教育会的组织成功，虽然是由各寺院长老的联合，但僧教育会的会长却有两个：一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出家长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热心教育的绅士，而绅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组织，又有绅士在中协助，故能与当地的官厅发生密切的联系。经费由各寺院分担，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学的行为，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强迫入学。这些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拥虚名，实际由绅士主持，或随新潮流趋向，失却佛教立场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勾当。这种组织不健全，办理不完善的僧教育会，和当地非佛教徒的乡绅会长，任用私人操纵会务以图中饱分肥，有着莫大的关系。”
　　他对中华佛教总会和中华佛教联合会也有看法，认为“八指头陀逝世于民国元年冬，其‘中华佛教总会’在民元春组织，承清季各省分立之僧教育会联合改组之，设会所于上海静安寺，办事处于上海清凉寺，及北京法源寺。至民二春，在沪正式成立，省支部达二十二，县分部达四百余，实为上海有中国佛教总团体之最隆盛时代。虽因八指头陀之逝，会得增强确立，而继续主持乏人：民三、复由清凉寺清海为会长，改称‘中华佛教会’，各省解体。民四、袁氏颁布寺庙管理条例三十一条，取销佛道教会之组织，则清凉寺之中华佛教会，更成一空招牌；但此空招牌，清凉固至今悬在清海寺门前也！民十四、余在北京发起‘中华佛教联合会’，各省有承风组织者，如湖南佛教联合会，及上海之江浙佛教联合会等，然未普遍健全。” 又说“当时的佛教总会，确为中国空前所未有的全国统一团体。除了北京一隅另有一北京本地和尚所组的中央佛教会对抗着，其省支部有了二十余省，县分部有了四百余起，也可算中国当时一庞大的人民团体了。本来大可以有为，乃冶开、熊希龄的挂名会长既全然不问，实权及经济全操持和仰赖于静波──即清海、应干二人。中枢没有领导计划的人才，加以民三后袁政府以摧残解散各种民众团体为能事，故入民三由静波改为‘中华佛教会’后，仅留存得清凉寺门口一铜招牌了。”
　　对中国佛教协进会，他事后总结说：“我对于佛教协进会所定的章程及宣言，虽极和平，然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当时的佛学丛报曾加反对。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这些主张，在章程上都没有明显规定，但实含有此种趋向，可待时议决施行，惜该会不久即遽行夭折！”
　　对佛教正信会，他指出：“今各处佛教团体纷纷设立，名目繁多。或一地有数个佛教团体，各不相顾或反相挤。或数省无一个佛教团体，全无所知或无所为。故速当和合为一个佛教正信会，以同以真正信佛法僧为根本故。至别团体之四项：甲、佛化教育社所属之佛学研究院，今设在南京之支那内学院，颇有规模；而武汉佛教会设佛化小学、弘化女学等，亦为设立小学、中学、大学之见端(按此类学校，仍依国家教育方针所设立之普通学校，不过由佛教正信会以办之耳)，特尚无钜大之成效可言耳。乙、佛教护持社，前者上海程雪楼等之佛教维持会，亦略有举动，特尚未有固定组织耳。丙、通俗宣讲团，则佛化新青年会与汉口佛教会，如皋佛教利济会，上海居士林等，亦颇能略为少分。丁、救世慈济团，则北京佛教筹赈会及前之日灾救济会等，亦不无暂着之效。诚能各各捐弃其情见名执，合全国之佛教团体而成为一个同以真正信佛法僧为根本之佛教正信会，向全国各地方为普遍之设施，则前表所列种种事业之成就，殆非难事。此吾欲掬其极诚恳之意，以请愿于全国曾受三皈以上之在家佛子前者也。”
　　总之，太虚对民国时期的佛教组织的成立与失败作过深刻的分析，看到了其得其失。他进一步勾勒出民国佛教组织的分期，并分成不同的时代，认为“入民国后，由寄禅长老领导全国僧教育改组成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寄老虽因护教于民元示寂北京，而此会则民二已于各省县设支分会三四百起，实为中国佛教团体有全国系统组织之始。……盖自僧教育会演变之佛教会，初不过为护持寺产而已。逮民四、中华佛教总会为袁政府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所取销，北京觉先等虽断断续续先后反对，至民九、曾将条例一度修改，民十四、笔者且曾发起中国佛教联合会之组织，亦散漫未着效力；故此十余年间，遂又为全国僧寺无有系统组织之时代。”
　　四
　　太虚还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佛教大师，他曾经就中国佛教的衰败情况与日本的佛教做过深入的比较，同时也世界各地，特别是日本、南亚和东南亚等地的佛教国家亲自做过考察，这些学术考察不仅为他开阔了眼界，而且也对他考虑建设佛教组织提供了借鉴与思考。他说：“民国六年出关后，下半年有人请我到台湾讲学，我顺便往日本考察佛教，大概一个多月。所到的地方，只有神户、大阪、和京都──京都是日本的西京，明治维新前的京城──，虽然没有去到新都的东京，但佛教的中心仍在西京，故考察的结果，觉得日本佛教很多与我的僧伽制度论吻合之处。日本佛教各宗都有一个严密系统的组织，一宗有一宗的宗务院，管理全宗的行政；寺院分成大小等级，某种事应该是某种人去办理，都能‘人尽其材’去分配工作。各宗同样办有佛教教育，小学、中学是普通的，大学则专属某宗，是某宗所办；社会的文化慈善等事业，皆有多方活动。这些都和我的僧伽制度论所拟的计划不谋而合。但日本虽有各宗系统严密的组织，而没有全国佛教最高的整个管辖机关。那时有一个佛教联合会，可是在草创时期，且有几个专尊自宗的宗寺反对参加。因为、日本佛教是各宗各自为政的，故力量分布在各宗的身上，形成了宗派的信仰，没有整个佛教的信仰可言。关于分宗，各宗有各宗的宗寺等，我在僧伽制度论中亦有论及，但我主张有行教院和持教院及佛法僧园的总团体；且在家组织的正信会，对佛教要有统一的信仰，绝不能和僧寺一般的分宗，应以三宝为唯一信仰的对象。日本虽有佛教联合会的组织，但甚松懈，未见健全，实不及我计划的佛法僧园组织的严密。故觉得我的僧伽制度论，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信仰力量的短处。”
　　太虚看见了日本分宗自立的分散信仰所造成各自为政的“没有整个佛教信仰可言”的不利于佛教传播的情况，因此更觉得中国的佛教亟有必要组织起来且统一的需要，乃至最终形成统一的信仰和统一组织的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以从根本上杜绝佛教在组织上松懈与制度上不健全的缺陷，由此吸取日本佛教的“分散信仰”的短处。太虚还认为，有统一的中国佛教组织，就会充分发挥中国是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作用，甚而可以改变世界佛教的情况。因为中国佛教与世界佛教是相互一体的，所以这也是世界佛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说：世界佛教运动，即是佛法救世运动。这种运动，是我佛教运动中一贯的宗旨，在前二期中早就有这种趋势，不过当时我想先把中国的佛教复兴起来，用作世界佛教运动的中心和基础。到了民国十三、十四之后，我的思想上有点转动，觉得中国革命了十多年，政局一点也不能安定下来，因此政治没有一定的轨道，社会没有一点的趋向；中国的佛教之设立团体，也不过做些应付当时环境的事情，没有确定实际办法可以建树；所以民国三四年间造的僧伽制度论，已经不适用于当时了。由于国家没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可依据，想复兴中国佛教，整理中国僧寺，是不可能的。中国各派政治的兴仆，都是受了国际思潮的迁动，故我当时有应先着手世界佛教运动的理想，先使欧西各国优秀人士信解于佛法，把他们做人立国的思想和方法都有所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才可安定，中国的民众亦因欧美的信仰佛法而信。如果这个从大处着手的运动成功，那么建立中国的佛教就有办法了。”
　　正是在太虚世界眼光的影响下，太虚从日本回来后，实施了佛教改进运动，中国佛教在组织建设上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全国各地的佛教学术与讲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林立，盛极一时，佛教文化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太虚追求的佛教改进运动也在这个局面的影响下，再次开始复活，并且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正如事后太虚总结所说：“从日本回国后，民国七年我在普陀山宣讲佛学，由黄葆苍──大慈、蒋作宾、陈裕时等听讲之结果，到上海联合王一亭、章太炎、刘笠青、史裕如、张季直等，创办觉社，刊刻关于我的著作，如《楞严经》、《摄论》等；并编发觉社季刊，作文字的宣传；一方面又随时开会，演讲佛学。而我的改进佛教运动，也就从此复活起来了。当时欧战未停，很多人都感到科学愈昌明，物质愈进步，侵略者屠杀人类的利器亦愈猖獗，世界人类真正的和平幸福更得不到保障。觉社是以佛法来作救人救世的和平运动为宗旨；这样以佛法作口头和文字的宣传后，各地设会讲经或讲学的，盛极一时。民国七、八、九年，我在武汉、北平、上海、广州等地讲经讲佛学。在这种风气和提倡之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和讲经会的设立，而许多佛教团体的组织，如上海佛教居土林等，亦乘时出现。”
　　五
　　成立佛教组织是太虚佛教改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太虚对这项活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此他在民国成立的前几年，倾注了满腔热情，参与各地的佛教组织建设，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把佛教改进运动推向高潮，但是当时中国佛教积弊太深，太虚的想法又太超前，特别是没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使他的改进运动最终陷于失败，以佛教组织为改进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想法，伴随着太虚的改进运动失败而停顿下来，表明了太虚佛教改进运动的失败。正如太虚所说：“（民国）元年冬天，八指头陀为保护寺产入北京请愿，事未竟而圆寂，会长由冶开挂名，静波、应干等办事不力，佛教月报仅出至四期便即停刊。佛教总会于民国三年被静波改为中华佛教会，自任会长，会务无形陷于停顿。我于佛教月报停刊，早不预闻会务。到民三欧战起后，遂至普陀闭关，我的佛教改进运动，在此暂告一段落。至民四，由预备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公布内务部所制寺庙管理条例三十明令取销了佛教会，全国便没有佛教改进运动可言。” 虽然太虚的佛教改进运动失败了，但是他所参与的各种佛教组织的建设与推广活动，无疑推动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时也给他后来组建中国佛教会积累了许多有益的得失教训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