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恶论 (上)

　　性善恶论 (上)
　　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有的说人之初性本善，有的说人之初性本恶，已经争了至少有两千多年，至今未能有一致的结论。其实，人类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究竟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我们之所以要旁及性善性恶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对伦理学关系重大。
　　人称孟子(孟轲)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从性善论方面较系统论述人伦和施行仁政的哲学家，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人性善恶之争的引发者。有道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１]荀子（荀况）提出了与孟子对立的“性恶论”人性主张。凡人都是“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2]康德说，“上帝的事业从善开始，人的事业从恶开始。”黑格尔和恩格斯说，恶是“推动历史发现的杠杆”。从善开始，是伦理绝对主义，即伦理主义；从恶开始，是伦理相对主义，即历史主义。东汉荀悦对性是善是性恶作了精辟论述：
　　“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孔子曰性无善恶，扬雄曰人之性善恶浑，刘向曰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性善情恶是桀纣无性而尧舜无情也。性善恶皆浑，是上智怀惠而下愚挟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为然，韩子三品之说有类于此。”[３]
　　我们便得知，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他们都说了人本性的一半。人的恶善时常被参半地表现出来。那么，荀悦提倡的“性善恶皆浑”，不得不引起我们关注的。西汉扬雄也提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４]意思是说，人性内的善和恶是一体的，混在一起，难以分离。如果向善的方面培养，那善就出现，恶就消失。如果向恶的方向去培养，那善的因素就不存在，成为恶人。宋儒朱程等主张祛“人欲之私，存天理之正”，此儒家各宗，论心术之大要。但修行皆未得其法，而本性均未得其真也。
　　春秋战国时代的学者们曾经提出过另外一些精彩的理论，可惜由于后来出现独尊儒家的传统，这些理论没有得到重视，成为鲜为人知的非主流学派。现在，当我们看到了“性善”和“性恶”这两种理论都有缺陷后，有必要看看在这些非主流学派中是否存在更好的理论。除性善和性恶这两种理论外，第三种理论是荀子提出，他的学生战国告子发扬的“性不善不恶”说。荀子一直被人视为中国古代性恶论的代表，是因为荀子曾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是，有学者认为，荀子其实主张的是“性不善不恶，是中性的。”性是一团泥巴，塑造成怎样，就是怎样。(陈修武《人性的批判——荀子》)告子认为，性无善恶。“性无善，无不善。”善和不善，不是先天而生的，而是后天学习而能的。
　　最后要讨论的是战国世硕的人性观。把他放在最后，因为从各方面考虑，他的学说应该是对人性的最正确的解释，符合历史和社会现实，而且正是我们要找的能够统一中西文化在人性观上分歧的新思维。世硕的理论是“性有善有恶”说(以下简称性善恶论)。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以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王充：《论衡?本性》) 人自从有了智能、情感，有了语言与文字，便具有了善的能力，也有善报的诱惑，有乐善好施的满足的引诱，更因为有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当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得到满足，自我实现需要得到弘扬，善的本性就会更多地呈现，导人向善的动力是人类的本能。但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动物界里的弱肉强食、乱伦、生存竞争的基因还残留着，很多动物的本性还是保留着、潜伏着，只要生存条件重返险恶环境，恶的本性就会重新呈现，个体求生存的本能将导人向恶。由此可知，人性内有善有恶，培养善，善就会增长，培养恶，恶就会增长。郝懿行曰：
　　“性恶篇末自‘繁弱、钜黍’以下，皆言身有美质，亦须师友渐靡而成，然则性质本恶，必资师友切靡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恶皆执一偏而言，若就浑全而论，自当善恶并存。所以孔子语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恶存焉尔；又言‘相远’，可知善恶分焉尔。故曰‘群言淆乱衷诸圣’也。”[５]
　　性善恶论基本上是对人性的最贴切的描述。因为人性论讨论的是有无的问题，所以只要能够简单地证明善恶的存在，问题就解决了。简单地说，人性本来就共生着善和恶的因素和观念。一个人初涉世事，他因具有了善的能力，在亲情的熏陶下，觉得这世界充满阳光、充满了爱，他会用善来回报这个世界，这就是日后变恶的人们在回忆当初时所谓的“太单纯”。到了三十岁左右，因直接参与了生存竞争，体验到了现实的残酷，他的善不但得不到善的回报，而且还会被人利用，在这时人性就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始终能坚持自己的信念，继续善的一面，这时，人类的本能占优势；另一部分人弃善变恶，参与了弱肉强食的混战，这时个体本能占主导。前者造就了一代伟人，后者使本已进化的人类返祖沦为凡人。你看那些贪官或绑匪，一生横行霸道，作恶多端，到了受法律制裁即将送上断头台的时候，人性又发生重大转变，即所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６]，个体即将死亡，恶的本性已不能再为个体谋取利益，故恶被抛弃再现善的一面，他会痛苦流涕，悔不当初，并且还会千叮咛万嘱咐，告诫别人不要步他的后尘。可见人性有善也有恶，是环境造就善恶，是信念决定善恶。善与恶是人性的二元属性，就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充分利用人性善的本性吧，你的一生将会是伟大的一生。
　　纵观生命界，动物互相残杀吞食，我们能用人类的道德标准去说吞食者恶，被吞食者善吗？当然不可能。因为对于动物界来说，不存在是非与善恶，只存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法则，弱肉强食是他们的规律,因此它们的互相吞食与残杀都是对的，合理的，没有对与错。而只有人类，当第一念的善、第一念的良知从人类的脑海中诞生，人类的灵魂也就诞生了，而灵魂的诞生则意味着人类超出了动物界。又如，婴儿看到父母就会笑逐颜开，这就是知恩报恩的一种善的表示。但是当他看到生人就会哭闹，这就是恶的表示。人是有求生的本能和欲望的，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就会损害别人的利益。就像一个动物，它吃饱了，猎物走到跟前，它连爪子都不会抬，什么都不会碰。但是饿的时候，就会拼命地追捕猎物。对于动物界而言，生命的欲念并不是恶。姜太公有一句名言，“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六韬?文师第一》）意思是，凡是人，都会厌恶死亡而热爱生命，总是感恩戴德而又追求利益。这就是善恶共存的最佳描述。确立了善恶共生并存的认识后，许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性善恶论避免了“性善论”只看到好的一面的缺陷，同时也避免像“性恶论”那样，仅看到坏的一面的另一个极端。性善恶论也确定了人性内善恶的内因，因此避免了“无善恶论”缺少内因的问题。性善恶论也避免了“善恶一体论”那种否定善恶并列共生性可能的缺点。
　　同“性善”和“性恶”这两个片面强调某个方面的极端思维来比较，性善恶论代表了一种中性的理论，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中庸的特色。它既包容了“性善”的观点，也包容了“性恶”的观点。而且弥补了两者各自的缺陷，同时也把两者有机地结合成为一个完善的整体。这样就给融合中西方文化提供了可能。所以，“性善恶论”正代表了人性观上的第三条道路。
　　当我们用性善恶论来分析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它的独特魅力。这个被传统主流人性观排斥压制了数千年的一种历史智能终于发出其耀目的光彩。首先，性善恶论肯定了人性中“善”的因素存在，因此也就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但是，性善恶论也表明，人性中也存在“恶”的因素。因此，仅靠道德教育，就难以遏制恶的因素。所以，既要扬善，也要抑制恶。这就显示法制的重要性。所以，孔子前面的话如果改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有耻且格。”对此句的进一步发挥就是荀悦如此阐述，
　　“或曰善恶皆性也，则法教何施。曰：性虽善，待教而成。性虽恶，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恶交争，于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恶，得施之九品，从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数，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７]
　　“凡圣人之教，论人心底的善恶，决无其事。……守先王之礼，处事用先正之义，外具君子之仪容者，是即为君子，并不问其内心之如何也。夫圣人之道，心中虽起恶念，倘能持守礼法，使其恶念不滋，身弗行不善，亦即谓之君子。故虽萌恶念于心中，亦不以之为罪……。”[８]
　　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中国古人曾有“惩恶而扬善”(《左传》)和“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汉书?古今人表序》)的名言。
　　孟子讲人性本善，荀子讲人性本恶，扬雄主张人性是善恶混合，公孔丑主张人性无善无恶，而中国佛教除在宗教立场上教人们明分善恶外，还以善恶业报轮回思想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从而使佛教伦理在信众中产生信仰力量。佛教的善恶果报论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思想相合拍，便以“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所为是”的三世两重因果说，使人们既立足于现实，又相信前途光明而非绝望，努力积累持续发展的道德资粮。
　　注释：
　　［１］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之《孟子集注?腾文公章句上》，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361页。
　　［２］ [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上》荀子卷第二??荣辱篇第四，第63页，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第4版。
　　［３］［７］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上中下卷）之卷中《申鉴》（【汉】荀悦撰【宋】黄省曾注）卷第五之杂言下第五，北京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913页～914页。
　　［４］ 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上中下卷）之卷上《扬子法言》（【汉】荀悦撰【宋】黄省曾注）卷二之修身篇，北京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739页
　　［５］[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下》荀子卷第十七??性恶篇第二十三，第444页，中华书局出版，1997年第4版,第448页。
　　［６］宋?朱熹集注《四书集注》之《论语集注?泰伯第八》，第148页，岳麓书社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
　　［８］《圣学问答?辨道书》九，第195页。